臺灣經濟學教育先驅、臺灣大學名譽教授施建生老師，於今年7月18日安詳辭世，享嵩壽103歲。施老師生於民國6年，為國立中央大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曾受教於經濟學大師熊彼德（Schumpeter）門下。

施老師於民國45年至臺大經濟學系任教，民國48年至56年兼任法學院院長。施老師所著的「經濟學原理」，是早期重要的經濟學啓蒙書籍，而他也被公認為臺灣經濟學教育現代化最重要的推手，桃李滿天下。

施老師曾自述其生活就是讀書、教書、與寫書；他在高齡80多時仍筆耕不輟，連續出版八本評介熊彼德等經濟學大師的專書，為吾輩後進難以超越的典範。

施老師生前嚴謹低調，家屬謹遵遺願完成身後事，辭謝各界探訪。

第四件大事，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0月1日創立。不待言，這是對我國影響最大的。

從以上簡略的說明可知我這一生處在一個戰爭與革命頻仍的時代，是一個破壞與建設交替的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偉大壯烈，但我個人所經歷的生活則是平淡無奇的。

我在1950年來到台灣。在此以前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大陸渡過，在此以後的三分之二的生活則在台灣展開。在大陸生長的30餘年，除了兒童時期外，都是在求學。高中畢業前都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些二流學校廝混，後來才在北京（時稱北平）重考時考取了兩間一流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北京大學，我選擇了前者攻讀。當時沒有聯合招生的製度，但重要大學在重要地區都同時設有考場。數年後赴美哈佛大學進修，當然也是一流的。但是一流的大學，也可能有二流的學生。我人生前三分之一，除了求學外自然也有些就業經驗。但都是片段性的體察，沒有實質的收穫，只是感到以我這樣的個性與素養絕不宜參與政治，只能以教書為業謀生。所以，簡單地說，我在大陸渡過的三分之一的生命完全是為我以後三分之二在台灣生活作準備。

在台灣展開後2/3人生

1950年來到台灣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台灣大學謀一教職。但沒有成功，因為據當時校方的答復是「沒有名額」，結果就設法到另一新成立的行政專科學校任教。到了1952年，當時台大經濟學系主任林霖先生主動前來探詢，問我是否可以擔任「經濟政策」一課而來校任教。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也就欣然接受了。時間過得很快，一晃眼已是64年。這期間，除了先後有7年之久應邀赴美國各校擔任客座教授外都在台北渡過。1979年，我提前退休，因為那年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校區（University ofWisconsin-LaCrosse）已教了兩年，該校仍要我繼續一段時間。鑑於台大規定出國任教以兩年為限，就遵照規定提前退休，而改聘為名譽教授。到了1984年返國，曾應張其昀教授（1901-1985）之邀，到他創辦的文化大學任教。到1992年我75歲時，又按該校規定辦理退休。所以，我在名義上是一退再退，但實際上除了少教幾小時，後來甚至都不教了，一切仍照常。簡單地說，60多年在台灣的生活就是讀書，教書與寫書，離不開一個「書」字。現在儘管多年不教了，但仍是在讀書與寫書。到了2015年4月10日我的《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一書完成後就真的擱筆不寫，真正退休了。

常常有人對我說，「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從我親身的體驗，這完全是確實的。所謂「教」，在我看來與「學」沒有多大差別，要「教」得好，首先就要「學」得通。「學」得通了，自然也就「教」得好了，所謂教學相長，確是真理。教了這麼多年，同時也學了許多年，使我對於我所「教」的主題有了較透徹的理解，你說這不是快樂的事嗎？也常常有人對我說，「你的桃李滿天下。」這我也接受，也是切實的。就以今天集會的場所論，「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梁國樹是我在台灣大學第一批的學生之一。到今天我還記得，他主持一個歡迎我來校任教的集會。他那時是經濟學系四年級班代，後來學有成就逐漸成為金融與學術界的鉅子，為了回饋母校的培植乃有此一會議廳的設立。你能說梁國樹不是桃李嗎？不是英才嗎？再擴而言之，以今天在座的以及不能前來參加的同學論，你們的或他們的造詣或超過梁國樹或者相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獻出自己的才能，幫助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誰又能說他們不是社會的棟樑？

說到這裡又讓我想起高中畢業時的一段回憶。大約在上一世紀的30年代，當時有一部電影非常叫座，稱為《桃李劫》，主題曲「畢業歌」（孫瑜作詞，聶耳作曲），我還記得片段詞曲。它是這樣寫著：「我們今天是要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歌弦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是何等的豪放雄渾，教我如何不為成為其中的一分子而自傲。這60多年來，我彷彿每年都在這種歌聲中渡過，又如何教我不為自己生逢其時適逢其盛而慶幸與滿足？不但如此，更使我有這些感懷的是近百年來中華兒女不僅僅是能如此引聲高歌而已，而且還能認真地「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現在就讓我舉出3個顯著的事實，作為明證。

見證中國的蛻變

第一，中華兒女已從東亞病夫蛻變為世界健兒。我在中學階段，老師們常常提醒我們世界上有二個病夫：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是近東病夫；另一個就是遠東的中國，是東亞病夫。現在土耳其於2016年7月間還發生政變。今天的中國則不然。她的子孫不再是病夫，許多已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裡可舉最近在巴西里約舉行的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為例。這種世界盛會在1936年以前，我們是沒有能力參加的，直到那一年，中國終於派出短跑名將劉長春組成一個「一人隊」前往柏林參賽。我還記得當時在電影插播的新聞片中（當時還沒有電視），看到劉長春穿著深色上裝、白色下裝，單獨一人高舉著國旗走入會場，站立在由大會指定的各國選手應該站的位置上。他是何等的榮耀，能代表他的祖國參與盛會，但他又是何等的孤寂，只是孑然一身單獨站立著，結束時也沒有從比賽中得分。接著不久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每4年舉辦一次的奧林匹克盛會也就停辦了，直到1960年代才又開始。到了那時，我們就有楊傳廣的10項亞軍，與紀政的女子短跑銅牌的獲得。2000年奧委會時，中國獲得勝利積分的總數已居世界第三名。2004年時的總分提高到世界第二名。2008年是該會第一次在中國舉辦，會場在北京，最後所獲總分為全球之冠。2012年退居第二。今年里約又後退一名。但如加上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的台灣所獲金牌，就可與英國平分秋色，同列為全球亞軍。由此可見，台灣對中國的邊際效用的巨大。

第二，這塊過去為東亞病夫所居住的土地，現在已由貧窮落後轉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早年曾聽到長居在鄉間的奶奶說由於有不速之客的光臨，鄰居特來商借一斤米的故事，真是人無隔宿之糧。現在則不同了，不要說台灣，就是大陸許多人都有電話、電冰箱、電視機、計算機設備、行動產品，乃至住所與汽車了。這是天淵之別，又豈是數十年前的人所能想像的？！

第三，我國至1840年代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就常受到帝國主義者的侵犯，每逢有此類事件發生時，一般人都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示抗議，結果也都是忍受了事，帝國主義者依然仍在身邊。我這一生就不知高呼這種口號多少次。後來帝國主義者果然不來了，但這不是高呼打倒口號而造成的，是經過8年浴血抗戰而獲得的。又經過了一段時間，鄧小平（1904-1997）於1974年做為重建的新中國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領導人就曾宣布中國絕不稱霸。後來其他領導人亦曾不斷地如此宣稱。最近習近平在杭州舉行的20國集團（G20）高峰會中針對外界對「中國崛起」的質疑再次響應，大陸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的道路，永不稱霸。這是如何輝煌自製的抱負。這說明了這個號稱有5千年曆史的文明國家確能秉承其濃厚豐富的經驗，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為整個人類的燦爛前途的拓展而努力的。

的確，中國在最近百年來能從東亞病夫脫胎換骨而成為世界健兒，能從貧窮落後地區辛勤耕耘而躍進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以洩怨恨的弱小民族而致力成為一個宣稱永不稱霸的強盛國家，是經過多麼艱辛奮鬥的歷程而成就的，身為其中的一員何嘗不感到欣慰。這就是我一生的縮影，我的確感到為自己慶幸。那麼，我又如何能有此一生呢？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你們能給我以寬容，使我有機會得以傳輸一些粗淺的學識；能給我以支持，使我能在這種傳輸的工作中減少若干謬誤；能給我以協助，使我能提供微薄的貢獻。是的，你們對我的恩情是無限的，我對於你們的感激也是無窮的。今天承諸位厚愛，有此聚會的舉行，真是愧不敢當。最後，讓我誠摯地向諸位一鞠躬，以示我的謝忱於萬一，謝謝諸位，祝大家身體健康，其他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