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漆海霞，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來源：本文摘自《指揮信息系統與技術》雜誌，20l7年第8卷第4期。原標題為《周邊環境與風險評估》。

 

隨著中國的崛起​​，當前面臨的周邊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日益受到國內外關注。針對中國與美國、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5個國家的外交關係，評估了周邊外交環境和風險。首先，分析了2007—2016年中國與這5個國家的外交關係變化；然後，為了判斷短期內是否有衝突風險，比較分析了最近1年​​中國與這5個國家的Negative events曲線；最後，為了探究不同雙邊關係背後的深層影響因素，對中日、中韓、中越和中印的雙邊關係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中日關係矛盾關鍵在於中日間經濟權力轉移。因此，周邊環境中，短期內危機升級可能性較小，但中長期的中日關係可能存在安全困境升級的風險。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崛起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與此同時，美國經歷了反恐戰爭和全球金融危機，遏制中國強勁的崛起勢頭成為美國決策圈的戰略重心之一。因此，美國選擇了亞太再平衡戰略。２００９年７月，在泰國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美國要重返亞洲。２０１０年１月，希拉里在夏威夷正式表達了重返亞太的外交轉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使中國周邊安全壓力相應上升。在中國當前面臨的東海和南海問題中，美國軍事介入的徵兆愈加明顯。例如，南海問題中，美國海軍雙航母編隊於２０１６年６月在菲律賓海域展示武力。２０１６年７月，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的裁決不利於中方。同時美國的盟友也加強軍備，韓國於２０１６年７月宣布將在駐韓美軍基地部署薩德防禦系統。因此，需對中國周邊外交環境和危機風險加以評估。

 

對於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與周邊問題，文獻依據權力轉移理論加以分析,並認為中美之間權力轉移加大了兩國之間爆發戰爭的風險；認為美國已處於衰弱期，需要戰略收縮，避免在外承擔過多責任；從維持盟友角度解讀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態度，並認為南海問題攸關中美兩國的權力消長，如果美國降低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則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可能倒向中國，使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削弱。以中國國家領導人出訪次數為指標判斷中國是否是挑戰當前世界秩序的國家。從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角度出發，認為中國追求海權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在南海問題的立場和中美關係的爭端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以上諸多研究對中國,美國和周邊各國進行了詳盡分析，然而這些判斷多為定性分析，難以判斷在中國周邊環境中，何處風險更大，何處風險更小。為了定量評估中國周邊環境與風險，本文展開了以下研究。

 

1外交關係的變化

 

為了評估中國周邊外交環境，需固定量化指標以便比較與衡量，本文選擇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對外關係預測組數據來分析中國與美國、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５個國家的外交關係。因缺乏中國與菲律賓的外交關係相應資料，故本文未加分析。為能反映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來的外交關係變化，本文分析了近１０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國與諸國的外交關係變化。

 

對外關係預測組數據原理是：將中外關係發生的每月外交事件轉化成雙邊關係的數值，由於不同類型的外交事件對於雙邊關係的影響程度不同，如首腦訪問對外交關係的影響顯然重於外長訪問，因此該數據對不同類型事件賦予了事件分值。在匯總當月事件分值後，根據影響力公式，得出當月雙邊關係分值。該影響力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Ｉ為該事件在兩國關係位於Ｐ０時的影響力分值；Ｎ為兩國關係分值變化範圍絕對值，兩國關係分值的變化範圍為［－Ｎ，Ｎ］,本文為［ －９，９］；Ｐ０為事件發生時兩國關係的初始值，如需考慮２０１７年５月某事件的外交影響，則初始值為２０１７年４月時兩國關係分值；Ｉ０為該事件在事件分值表中分值。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曲線如圖１所示。由圖可見，自從美國採取重返亞太戰略,中美關係分值長期保持在［０，２］區間；但最近１年中美關係曲線持續下降，表明這一年中美關係急劇惡化。與中美關係不同，中日關係在２０１２年明顯惡化，雙邊關係分值最低降到－４以下；而最近１年中日關係趨於平穩，顯然，釣魚島爭端使中日關係難以緩和，但兩國實行危機管控，避免危機升級。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越、中韓和中印關係如圖２所示。這３對雙邊關係變化幅度均在（４，７）區間，故一併比較。從變化趨勢看，中越關係呈現出與其他雙邊關係不同的走向，呈下降態勢，這與越南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的爭端有關；在美國重返亞太以來，韓國作為美國盟友，並未立刻表現出對華關係惡化的態勢；印度作為不結盟國家，其對華關係也大體呈現穩中有升的走向。

綜合圖１和圖２，可以發現以下疑惑：１）同為美國盟友，日本和韓國在對華關係上呈現不同特徵，如何理解這一現象？２）中國面臨的周邊安全威脅中，需根據變化曲線冷靜判斷，何處危機風險較高。為解決以上問題，下面將進一步展開分析。

 

2Negative events

 

為了判斷中國與各國的衝突風險，本章主要分析各對雙邊關係中的Negative events。圖１與圖２中，雙邊關係曲線是綜合考慮兩國之間發生的正面事件與Negative events而得出的分值。下文將主要考慮Negative events的發生頻率和嚴重性，從而分析衝突風險。可以認為，當某對雙邊關係在固定時期內頻繁發生Negative events，而且其中多為性質較嚴重事件時，則存在一定的危機升級風險。

 

２．１中美

 

由於本文旨在評估東海和南海危機狀況，因此在分析完雙邊關係變化後，需對中外關係的Negative events加以分析。雙邊關係中Negative events可幫助更靈敏地判斷並分析危機與衝突。例如，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ａｄｅ－ｆａｕｘ試圖根據新聞報導建立每周風險指數，認為新聞報導可以有效傳遞信息，且在衝突即將到來時有關衝突的新聞報導會急劇上升。該思路也可同樣運用於本文，在危機或衝突時，之前數月的Negative events明顯增加。

 

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中美Negative events曲線如圖３所示，具體數值是每月發生的Negative events之和。由圖３明顯可見，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朝鮮戰爭前後、１９８９年冷戰結束前後和１９９９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前後，Negative events分值均處於極值點,中美關係也惡化到極點。其中，朝鮮戰爭時期是戰爭狀態，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９年處於衝突邊緣。因此，從曲線看，２０１０年以來，儘管中國承受來自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的壓力較大，但目前中美關係尚未達到衝突邊緣。

２．２中日

 

圖４給出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中日每月發生的Negative events曲線。由圖４可見，最近數年中日關係Negative events是１９５０年以來最惡劣時期，２０１０年中日撞船事件和２０１２年釣魚島爭端均使中日關係接近衝突邊緣。從Negative events分值看，２０１２年釣魚島爭端的Negative events分值一度達到－１５左右，遠遠超過中美朝鮮戰爭時的Negative events分值（－１０）。因此，可以認為，如果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處理不善，存在衝突升級風險。

２．３中越

 

根據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中越Negative events曲線（圖５），可以發現，２０１０年以來中越關係Negative events發生得比較頻繁，但不算太嚴重，月度Negative events分值未超過－３。而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中越戰爭時期，中越Negative events月度分值嚴重時達到－３０。顯然，當前中越關係無明顯的衝突與戰爭預兆。

２．４中韓

 

圖６展示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中韓Negative events曲線，可以看出，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朝鮮戰爭前後，中韓之間出現大量Negative events，此後兩國間Negative events較少。而２０１６年以來，隨著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中韓之間出現較多Negative events，使得Negative events情況近些年來較為嚴重。但根據曲線，當前中韓圍繞薩德系統出現的紛爭遠遠未達到朝鮮戰爭時期的烈度。

 

２．５中印

 

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中印關係Negative events如圖７所示，可見，在中印邊界衝突期間，嚴重的Negative events密集爆發，但此後兩國間Negative events較少發生。自２０１６年以來，雖然Negative events偶有發生，但並無明顯的衝突風險。

3最近１年Negative events分析

 

上文根據負面關係曲線得出直觀判斷，下面將根據數據特徵進行詳細分析。本文旨在分析衝突風險，下文將對最近１年的雙邊關係Negative events曲線與歷史上發生衝突時的Negative events曲線進行對照。

 

３．１歷史上戰爭前１年Negative events變化趨勢

 

在以上分析的各對雙邊關係中，中國與之發生戰爭的情況有：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國志願軍赴朝參戰，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中印戰爭爆發,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國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戰。因此本文將分析這３次戰爭前１年的中國與該國發生的Negative events變化曲線。由於本數據庫起始時間是１９５０年１月,因此對於朝鮮戰爭之前的中美和中韓關係，只能選擇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９５０年１２月的事件數據。

圖８給出了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中美和中韓Negative events曲線，為便於觀察變化趨勢，本文在圖中繪出了藍色線性擬合的趨勢線。由圖可見，朝鮮戰爭爆發前Negative events頻繁發生。在此期間,中美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的斜率約－０．６３７，中韓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的斜率約－０．４９２，顯然中美之間發生的Negative events比中韓之間的更嚴重，這也與朝鮮戰爭主要衝突方為中美雙方的實際情況相符。由於戰爭於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爆發，根據數據，在戰前１個月（即１９５０年９月），中美Negative events分值為－６．９。因此，可以認為，若某對雙邊關係在某個月低於－６，則戰爭風險較高。需要提醒的是，由於當時韓國是美國盟友，中國在參加朝鮮戰爭前主要施加的信號是針對美國，因此戰前１個月（１９５０年９月）中韓Negative events的分值並未明顯下降，到戰爭正式爆發時才開始急劇下降。

圖９繪出了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中印Negative events曲線和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９７９年２月中越Negative events曲線。其中，中越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的斜率約－１．４７１，而中印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的斜率約－０．５２９。顯然，中越Negative events下降更明顯，而中印關係下降較慢，可能因為中印邊界衝突前預兆較少。在戰前１個月，１９６２年９月的中印Negative events分值為－０．４，但此前於１９６２年７月中印Negative events分值達－５．９；１９７９年１月的中越Negative events分值為－８．４。與圖８相比，圖９的戰前下降分值比較接近,因此可以初步斷定，當某個月Negative events分值下降至－６左右時，未來數月發生衝突或戰爭的可能性較大。

 

３．２當前中國與各國Negative events曲線

 

為了分析中國與各國外交關係的風險，下面將繪製中國與美國、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近１年內Negative events曲線。由於撰文時數據庫最新數據時間為２０１７年３月，因此本文繪製了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３月的雙邊關係Negative events曲線。

圖１０顯示了最近１２個月（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３月）中美和中日Negative events曲線，並對曲線進行了線性擬合。由圖可見，中美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斜率約０．０１７，呈改善走勢，中日Negative events曲線的線性回歸擬合線斜率約－０．０１５，雖然為下降走勢，但下降幅度較小。因此，可以判斷，儘管近期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中Negative events較多，但從變化趨勢看，短期內無迅速惡化的風險。從具體分值看，中美在２０１６年７月的Negative events分值達－４，顯然南海仲裁案對雙邊關係有明顯影響。中日Negative events則多在－２．５範圍內，可見，儘管中日圍繞釣魚島發生爭執，但兩國在進行風險管控，避免形勢惡化。

 

圖１１繪出了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３月中越、中韓和中印Negative events曲線。根據擬合的線性公式，近１年來中韓Negative events分值下降速度最快，斜率達－０．１２１；中印曲線次之，斜率為－０．０４９；中越曲線的下降速度最慢，斜率僅為－０．０１２。該結果比較出乎意料，因為中越在南海問題上存在爭議，人們可能會下意識認為中越之間存在較多Negative events，但從兩國的外交事件看,近１年來中越雙方均避免出現嚴重的Negative events，可見中國與越南的衝突風險不算高。中韓之間圍繞薩德系統出現了較多Negative events，導致雙邊關係明顯惡化，但每月發生的Negative events性質不算嚴重。中印近幾個月圍繞印度核問題、達賴問題和阿魯納恰爾邦問題出現一些紛爭，導致中印Negative events曲線呈下降走勢。

上文分析了近期內與各國危機升級的風險。從具體分值看，中美與中日之間Negative events較嚴重，但從趨勢看，中美與中日的Negative events逐漸減少。因此，可以判斷，在最近３個月內，中國與周邊各國出現衝突的可能性較小，但從中期看，即未來１年左右，由於上文圖３和圖４中顯示中美Negative events和中日Negative events在近幾年內比較集中，因此，這兩個國家與中國存在一定的危機升級風險。下文將集中分析影響各對中外關係變化的具體原因。

 

4雙邊關係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前文分析，可以發現，在釣魚島問題上，Negative events的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超過南海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兩者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南海問題雖然涉及領土爭端，但主要受到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影響，各國是否採取強硬立場取決於美國的背後支持。換言之，如果美國的支持力度減弱，則南海諸國可能未必有決心使危機升級。與南海爭端不同，早在美國重返亞太之前，中日關係就已明顯惡化，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只是加強了日本與中國對抗的決心和程度，而不改變中日關係變化方向。即使沒有美國的支持，日本與中國的對抗仍將持續。因此，下面將分別分析中日關係與中越關係的影響因素。

 

４．１中日關係

 

觀察中日關係曲線，可以發現一個特殊現象，即中日關係近３０年來的轉折點就出現在小泉任期內。小泉是２１世紀以來日本歷屆首相中任期較長的首相，在他的任期內，中日矛盾包括靖國神社、釣魚島、東海石油、台灣和教科書等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持續至今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問題。而且當前日本首相安倍與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也存在對抗,其任期也較長，顯然日本內政對其外交有顯著影響。

 

本文認為，可以從執政合法性角度進行解讀。在小泉上台前，日本經歷了經濟泡沫破裂。而在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獲得民眾支持的方法就是經濟高速增長，當１９９０年後日本經濟難以取得成就時，日本政府就面臨執政合法性危機。日本經濟危機後歷任首相難以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就，遭到百姓質疑而迅速下台。小泉則另闢蹊徑，把日本民眾的關注重心由經濟領域轉變至政治領域。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本在東亞的經濟地位相對下滑。小泉對華的強硬立場容易獲得民眾支持，其主要策略是在經濟領域不排斥與中國合作，但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盡量牽制中國崛起，同時力圖迅速提升自己的政治大國地位，這就造成中日“政冷經熱”現象。從這個角度看，當日本國內合法性危機未解決時，未來的日本領導人仍可能採取類似於小泉和安倍的這種借助對華強硬提升國內支持的政策。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針對中日關係提出以下假設：１）當中日之間經濟權力轉移有利於中國，即中國經濟水平距離日本經濟水平的差距逐漸縮小時，中日關係容易惡化；２）日本是美國盟友，中日關係受中美關係影響。為了檢驗假設１），以ＧＤＰ差距為自變量，判斷中日在經濟領域是否出現權力轉移，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數據，指標為以當前美元衡量的ＧＤＰ（ＧＤＰ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由於ＧＤＰ變化幅度較大，因此對兩國ＧＤＰ分別取對數，即中日ＧＤＰ差距採用指標（ｌｎ（日本ＧＤＰ）－ｌｎ（中國ＧＤＰ））。為了檢驗假設２），採用的另一個自變量為中美關係分值。本節研究對像是中日關係，因此中日兩國外交關係的年度變化為因變量。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數據來源均為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對外關係預測組數據。由於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是月度數據，而ＧＤＰ是年度數據，為了保證數據單位的一致性，使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進行線性回歸擬合時選擇每年１月的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分值，使得實際數據與擬合直線的誤差比與其他任何直線的誤差均小。本文使用軟件是ＳＴＡＴＡ１２。

表１為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中日關係回歸模型。其中，ｐ為統計顯著係數；Ｒ２為判定係數，是回歸平方和除以總平方和的商。根據輸出結果，可以發現：

 

１）中日ＧＤＰ差距的係數為２．２７２，是正數，且ｐ＜０．０１,表明中日兩國ＧＤＰ差距對雙邊關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日本ＧＤＰ高於中國ＧＤＰ時，雙邊關係可能較好，反之，則兩國關係較差。

 

２）中美關係係數為０．２１２，但不顯著，表明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可能存在同向變化，但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可能不大。

 

３）從模型角度看，Ｒ２為０．６２６，調整後Ｒ２為０．５９２。若Ｒ２＝１，則表明觀測到的樣本點均落在回歸直線上，因變量的變動全部可由自變量解釋。

 

因此，Ｒ２越接近於１，表明回歸方程擬合效果越好。然而多元線性回歸中，自變量數量越多，Ｒ２也越高，為消除自變量數目的影響,往往採用調整後Ｒ２。在表１中，Ｒ２和調整後的Ｒ２均較高，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根據表１，可以印證關於中日關係的２個假設。中日ＧＤＰ差距的係數為正數，這與前文分析相同，即當日本經濟遠遠高於中國時，日本對於中國較少不滿；而當中日在經濟領域出現權力轉移時，日本難以接受中國經濟超過日本的事實，因此政府可能會傾向於對華強硬。另外,中美關係分值對中日關係也有同向作用，但影響不顯著，可以認為，儘管由於日美為同盟關係，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影響日本對華立場，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下，中日關係改善空間較小，但是日本對華政策主要受內政因素影響，受美國影響不明顯。

 

４．２中越、中韓與中印外交關係

 

下文繼續分析中國與越南、韓國和印度的外交關係。由於這３個國家與日本情況不同，不存在與中國的經濟權力轉移問題，因此下文將主要分析這３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和中美關係對這３個國家與中國關係的影響。

 

對於這３個國家，本文首先分析自變量中國與各國的雙邊貿易數據，以此來判斷中國與這３個國家的經濟依賴程度，貿易數據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數據來源是ＣＯＷ數據庫,指標為進出口貿易總額。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數據來源是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由於ＣＯＷ數據庫中貿易額的單位為百萬美元，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貿易額單位為萬美元，為了統一計算，本文采用統計單位為百萬美元，具體指標是ｌｎ（貿易額）。第２個自變量是中美關係，以判斷中美關係變化對這些國家對華政策的影響。因變量是中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數據來源均為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對外關係預測組數據。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中越、中韓與中印外交關係回歸模型如表２所示。統計結果也驗證了本文的設想。具體如下：１）各國與中國的經貿往來有助於雙邊關係。自變量中外貿易額的係數均為正數，且均顯著。中韓關係中貿易額的係數為２．２６９，中印關係中貿易額的係數為１．１３２，中越關係中貿易額的係數為１．４１７。可見，雙邊貿易對中國改善與這３個國家的關係有正向作用。２）中美關係對各國對華關係的影響不同。其中，中美關係與中韓關係同向變化,係數為０．２８８，影響不顯著，可能與韓國是美國盟友有關；中美關係與中印關係也為同向變化，係數為０．０４１，影響也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使中印關係不太受中美關係的影響；越南情況與韓、印不同，中美關係變化與中越關係變化呈反向變化，係數為－０．１５９,影響也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於越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不一致，美國與越南的越戰歷史也使越南不會輕易追隨美國。因此，可以判斷，韓國、印度與越南３國對中國短期內發生危機升級的風險不大。

綜上，中日發生危機的風險大於中韓、中印和中越。儘管日本與韓國均是美國的盟友，可以看到中美關係對這２個國家的對華政策均有影響，但是中日之間經濟領域權力轉移的矛盾是中韓之間不具備的，因此中日矛盾更為劇烈。

 

5結束語

 

根據本文分析，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在東海發生衝突的風險高於南海。中日關係中近幾年的Negative events較嚴重，而且頻繁發生；與中日關係相比，中韓、中越和中印關係近幾年雖然發生一些Negative events，但衝突風險不大。在以上諸多矛盾中，中美關係起到主要影響作用。儘管美國也不希望局面失控，但是根據中美兩國間近些年來爆發的Negative events，兩國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美國可能在南海爭端中捲入衝突。因此,有必要與美國、日本溝通危機管理事宜，避免安全困境的升級。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很容易遭到來自其他大國的敵意，需要明確崛起戰略與目標，崛起如果能夠對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正面幫助,則可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順利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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