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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9
王曉波歷經兩次白色恐怖，中年時期仍然英姿勃發。（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炎炎夏日，父親節，王曉波的海葬紀念日。
兩年前（二○二○），父親節當天，他的骨灰放在一紙白色小船，長女「娃娃」遵照他的遺願，親手將爸爸漂葬在台灣海峽，「希望您守護海峽兩岸和平」，並灑下與他相伴大半輩子的高粱酒。
兩年後（二○二二），今年父親節前四天，中共向台灣海域發射十一枚導彈，其中四枚飛越台灣上空，戰機在海峽上空來去超過一百二十架次、艦艇有十四艘次。
共軍海空繞台，成為海峽兩岸新常態。王曉波若魂靈有知，「一樽還酹江月」之餘，他應會哭。
他酒後經常痛哭。他一生為他的所愛所苦。
他七十七歲去世，九歲、三十一歲歷經兩次白色恐怖，五十多歲才平反，他們家上下四代都受影響。
即使同是家人，各有政治認同，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當年卻可能為全家招來災殃。王曉波的媽媽章麗曼在台灣被認定是共產黨，遭政府槍決；大陸章家人在中共主政下，卻因與國民黨淵源甚深，死的死，坐牢的坐牢。王曉波一家就是中國現代史可悲的縮影，而他一生致力的就是「我家悲劇絕不可在任何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重演」。
令人百感交集的是，這樣的心願也使他寂寞一生。
一九五○年，王曉波(右一)與媽媽章麗曼(左三)、爸爸王建文(左一)、外婆陸佩蘭(右二)、兩個妹妹合影。（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匪諜兒子」是生命的刺青
王曉波家的第一次白色恐怖，發生在民國四十二年，他們奪走他母親，他九歲，媽媽章麗曼二十九歲。那一天，元宵團圓夜，他們家的斷腸日，王曉波父母先後被捕，媽媽才剛坐完月子不久，抱著吃奶的么女一起入獄，半年後在馬場町被處決，父親則被控「知匪不報」判刑七年。平反時，九江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文藝知青章麗曼變成一罈骨灰已四十八年了。二○○一年，近六十歲的王曉波替媽媽辦了一個遲來半世紀的追思會，會後，他抱著尉天驄大哭：「我終於替我娘開弔了」。
只因政治信仰不同，章麗曼的燦爛青春即在槍下轟然終止，不能陪四個幼子長大、替老母送終，她的一生誰能還她？王曉波一夕間再也聽不到把抗戰歌當搖籃曲唱的媽媽歌聲，他忍悲含辱、「只想像野狗一般活著，但竟不如一條野狗」的童年，滿是創傷，誰能還他？
王曉波的外婆一口江西南昌土話，不懂國語，也不會說閩南語，突然失去在台灣唯一的女兒，而且必須獨力撫養四個外孫子女，方寸大亂下，被騙光僅有的陪嫁首飾，擦乾眼淚後，毅然帶稚孫撿食市場爛菜葉，加上育幼院每人每月十七元的補助，總算可以活下去。但是，營養不良的孩子容易生病，王曉波永遠忘不了，外婆拉著他跪在地上給醫師磕頭，請求院方收治發高燒的大妹，最後仍被砰地一聲關在門外，幸好里長伸了援手。
王曉波的大妹能詩能文，多病多愁，二十多歲自殺。二妹也身體不好，在四十多歲早逝。王曉波愧疚萬分，認為自己終究辜負了媽媽所託。媽媽在獄中跟他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好好照顧三個妹妹」，一個九歲男孩如何挑得起這個重擔？他常到無人的河邊大哭。
「匪諜兒子」是他的生命刺青，他在學校飽受霸凌，一度自組幫派，幾個弱勢的叛逆少年相互取暖。他兩度被勒令退學，但在父親不絕望、不放棄的愛之下，他終於在高二收起拳頭，剃了大光頭以示決心，用功讀書，每天睡不到五小時，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哲學系。
一九七一年，海內外保釣運動如火如荼，台大洞洞館高掛羅家倫的五四宣言。（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學運、社運的靈魂人物
他遇到的第二次白色恐怖，發生在民國六十三年，那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第二年，他們奪走他工作，他三十一歲，當時他是台大講師。二十三年後平反，他重回台大哲學系任教時，已五十四歲。
他從學生時代就是學運、社運的靈魂人物，他那一篇成為保釣運動文獻的文章〈保衛釣魚台〉，劈頭就引用羅家倫的五四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引爆海內外青年沸騰、壓抑、沒有出口的愛國熱情。烈火青春，可以載舟，可以覆舟，國民黨曾在大陸學運吃了大虧，對台灣大小學運始終不能以平常心視之。
海外保釣運動在中共總理周恩來邀請幾位學生代表參訪「祖國」後，留學生分裂成左右兩派。台灣的保釣後來也分成統獨兩派。參與這個愛國運動的熱血青年，許多人在幾十年後都成為各領域翹楚，有知名學者、導演、媒體人，還有人成了總統，但當時「保釣」卻被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指為「為匪唱和」。面對愛國人士的分裂、釣魚台主權始終在爭議中，王曉波在保釣四十周年時感慨「我們是失敗的一代」。
除了學運，他也積極參加社運，為受災礦工家屬募捐，替飛歌女工怪病爭取注意力，為雛妓、烏腳病患、台西麥寮農民大聲疾呼。他誓言替工農底層發聲，但在歷史脈絡裡，這些運動、語言，正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共產黨爭取人心的方法，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又見到這種論述，加上王曉波是「匪諜兒子」，自是深懷戒懼。台大校長閻振興把他從警總保釋回來後勸他：「你們主張自由民主就罷了，還開口閉口什麼『基層民眾』，人家會說你們思想左傾」。
「左傾」在當時就是一頂沉甸甸的大紅帽，王曉波義正辭嚴回擊：「我出身貧賤，我不替這些貧困的老百姓講話，誰替他們講話？」他永遠記得自己小時去番薯田尋找農人遺落的番薯給妺妹充飢，卻被地主一腳踢翻在田裡，他匍匐在地，回頭望天，那一刻，他的宿命與使命就此注定。
七○年代，他參加保釣、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八○年代他投入「黨外」民主運動，與黃信介、江鵬堅等人都是好友。九○年代他成為中國統一運動的積極人物，並促成政府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一九九一年〈懲治叛亂條例〉終止，他終於可以公開說出自己身世。
這個「小太保」帶壞了寶貝女兒？
他的妻子宋元（天心）是台大知名學生刊物《大學新聞》社長兼總編輯，與王曉波剛開始交往時，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世，後來他用點點滴滴的方式告訴她，反而讓她更喜歡他的「天生反骨」。他窮，念台大時因為買書太多，有時不得不節制伙食費，忽胖忽瘦，也令天心不忍。王曉波一百七十五公分，最瘦時約五十公斤。
在他被警總約談之後不久，一九七三年「一二三自由日」他們訂婚，四月結婚，新婚一年，他即被台大停聘。嫁給一個政治犯，壓力如影隨行，有一天早上，天心出門去教書，在巷口看到一輛吉普車，以為警總又要來抓他，她奔回家緊緊抱住仍在床上睡覺的王曉波，放聲大哭。
天心早已自北一女教職退休了，但有時仍然覺得有人在監聽家裡電話。王曉波曾安慰她：「我們沒有那麼偉大，何勞人家監聽？」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可能被監聽，完全不放心上，「我王曉波就是打明牌，不來暗的，我無一事不可告人」，他的友人也都知道，「他人前人後都一樣，不必監聽」。
他參加學運時，一度風聲鶴唳，他的未來岳父曾大膽「窩藏」他在自己住處。從事公職、寫一手好書法的岳父對他的家世不很介意，認為「戰亂時期，不免如此」，他欣賞王曉波「有筆有書有肝膽，亦狂亦俠亦溫文」，但從事教職的岳母覺得他「犟頭倔腦」，這個「小太保」帶壞了寶貝女兒。天心直到上小學都還要爸爸幫忙穿衣服，升學路上北一女、台大一帆風順，這個未讓父母操心的大家閨秀，認識王曉波後，竟偶爾會口出不雅，讓媽媽痛心疾首。有次天心回家太晚，挨了生平第一回打，媽媽不准她進臥室，那夜她睡浴缸。
天心被王曉波吸引的還有他全身洋溢的「浩然正氣」。與王曉波在台大從學多年、一直以弟子禮侍之的張鈞凱、黃裕宜，和王曉波一起在世新大學教書卻自認是他學生的喻蓉蓉、韓嘉玲，他們提到「曉波老師」，都說是被他的「正義凜然」所折服。
愛的究竟是哪一「國」？
他以理、以德服人，不畏權勢，常告訴學生和女兒，要對權勢說真話，「說大人則藐之」，「見官大三級」。他也不怕民粹，他曾為了課綱問題上電視與名嘴論戰，但談話性節目不是可用理性論述的場域，他才說幾句就被主持人卡掉換人講，讓他顯得零碎、狼狽。他的小女兒回憶此事非常痛心：「現在根本是表態政治，站好角度，調整姿態就好了」，這不是論辯與溝通。但她對爸爸更感尊敬，「他認為正確的事，萬箭穿心都會做。他這一輩子的精神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課綱之爭時，他已近七十歲。那些圍剿他的名嘴可能不知道，王曉波在戒嚴體制、強人政治下，二十八歲的他第一次面見蔣經國，就已桀驁不馴地當面跟蔣經國辯論：應該「在安定中求進步」或「在進步中求安定」？兩人嚴重分歧，不歡而散。在台大總教官張德溥安排下，蔣經國又約他再談一次。
王曉波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工作、出國幾度受阻，甚至連投稿都曾被政工人員羞辱：「叫他跪在地上求我」，但最後都有貴人相助，讓他在黃金年華沒有中斷學術研究。那些拉他一把的人固然是惜才，但蔣經國應也是背後主要的助力。
蔣經國曾對張德溥說：「王曉波是有良心的愛國青年」。
「愛國」，愛的究竟是哪一「國」？這可悲的問題不自今日始，只是現在更複雜。對日抗戰時期，中國軍力遠遠落後於日本，當時的愛國是生死問題，全民一心築起「血肉長城」，讓中國沒有滅亡，但每一吋血肉長城都是一條條人命、一個個家庭。對日抗戰結束，立刻接著國共內戰，信仰共產主義的、服膺三民主義的，相互敵視，你死我活。中共建政之後，兩岸分治，愛「國」更變成誓死不相往來，你愛的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愛不同，相互稱「匪」。而你我本是同胞。
現在，愛「國」的爭議，除了兩個不同名字的中國，還有未曾建國卻儼然存在的「台灣共和國」，甚至因為台灣戰略位置重要，日本、美國也各找宿主附身，「愛國」更複雜了。平心而論，誰會不「愛國」呢？只是，你我愛的是哪一國？而你我愛的方式是真的愛嗎？還有，你我願意為自己愛的國，去戰、去死嗎？若有，那個願意殉國的人，都值得尊敬。
血海深仇化為大愛
王曉波的媽媽為她所愛的國而死。章麗曼像當時許多對政府灰心的人一樣，被充滿理想口號的共產主義吸引，她一腔熱血、滿懷浪漫，「我生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是一個清清楚楚的鬼」，在被槍決前，她拒喝高粱酒壯膽，也拒絕下跪受刑，「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當時她不會知道共產政權後來用階級仇恨鬥死千萬人民，許多知識分子不堪凌辱而自殺。這些受害人包括她在南昌老家的全家人。
章麗曼父祖輩不少人是老國民黨。她的祖父章紫昆是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好友，父親章壯修是國民黨地下黨員，三叔章益修曾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代主委，來台後是國大代表。章麗曼在台為共產黨犧牲，祖父卻在中共「土改」時，被活活打死在鬥爭台上，祖母被掃地出門，一九六○年餓死。她的父親被土共擄走，飽受酷刑，放回不久病死。她的大弟章夢濤在對日抗戰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勝利後考上北京清華，中共建國後，他因抗戰時是「國民政府」軍官，下獄十八年。小弟章仲禹也因出身不好，被以「特嫌」惡整。
章麗曼的兩個弟弟都沒被政治擊垮。章夢濤近五十歲重新回到大學，是中國大陸工程力學、採礦工程的著名學者，是世界採礦協會委員、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章仲禹是世界知名的鋼鐵連鑄專家，他做出中國第一台「微引程反推式銅合金水平連鑄機」，並在一九八六年讓中國第一台雙流水平連鑄順利拉出兩根火紅的鋼坯。
王曉波與媽媽娘家取得連繫，已是兩岸隔絕三十年後，他在寫給大舅章夢濤的第一封信裡，提醒他們和自己：「社帝（按，社會主義帝國）不可靠，美帝（按，資本主義帝國）同樣是不可靠的；可靠者唯我們自己的人民與真實的知識。」
他對國共兩黨與他家的血海深仇，那時即已化為大愛：「我們不怨天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不強大、自己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重演」。
王曉波(左二)、馬英九(左一)在蘆洲李宅與長女娃娃夫婦、外孫一起參加抓週活動。（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一生懸命是「統一」
當生命危在旦夕，你最放不下的是什麼？財產？事業？愛侶？或親愛的孩子？二○一八年底，王曉波中風，在進入開刀房之前，意識已朦朧，他冒出一句話：「兩岸還沒統一……」
「統一」是王曉波的一生懸命，他也因此在台灣飽受罵名。
王曉波一談到兩岸問題就慷慨激昂。「曉波老師有獨特的『民族主義』情感」，曾當過他的助教、論文是由他指導的台大哲學博士黃裕宜說：「曉波老師常告訴我們，這一百多年來，中國太辛苦了，中華民族不能再讓列強欺負，自己要團結。兩岸絕不可開戰」。
王曉波鼓吹和平統一，是因為他認為這對台灣有最大利益：「兩岸和平是台灣同胞最大的安全保證，兩岸貿易是台灣同胞最大的經濟利益，兩岸交流是台灣同胞最大的文化利益，兩岸統一是台灣同胞最大的政治利益。」
跟王曉波一起創辦《海峽評論》雜誌、共事甚久、知他甚深的方守仁說：「曉波老師常常強調，『兩岸不可以因為治權的分裂，而讓主權分裂』」，王曉波主張「一國良制」，看兩岸誰的治理比較好，讓對方服氣。
不要以為王曉波主張統一是代表他支持哪個政權。他認為「一切的政權在民族大河中，不過是百代之過客而已」。
王曉波放眼的是歷史，是民族，他明確指出：「我的愛國，絕不是什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宋、元、明、清，中國人民綿衍不絕的民族大河。」
二O一一年，王曉波(右一)把父母骨灰送回江西安葬，與妻女孫一起向父母拜別。（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自稱「永遠的反對黨」
二○○七年底，王曉波寫信給他的統派朋友，唇敝舌焦說明為什麼他放下與國民黨的殺母之仇，支持二○○八年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對他來說，那是民族大義。
那時，台灣在李扁主政二十年下，兩岸關係緊張、經濟不振，王曉波認為馬英九只要維持現狀、不搞台獨，就能讓兩岸和平。只要和平，就能「為中國爭取建設時間」，中國即可強大，可與列強平起平坐，否則兩岸只要發生戰爭，就是「提供帝國主義介入的機會，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無噍類矣（「噍類」指存活的人）。」
那是他二○○七年寫的，現在的俄烏戰爭不正是以血淋漓的實例印證他的邏輯？
他痛恨戰爭。王曉波曾跟黃裕宜說，他還沒隨大人避難來台之前，「我在上海看過小孩餓死在路邊，太慘了，那都是因為戰爭」。
王曉波說服統派人士支持馬英九，他說了一句名言：「大夫無私交，亦無私怨」，這成為王曉波蓋棺論定的金句，他的兩岸論述、做人處世，幾乎不違此九字。
他常說：「我只有同志，沒有朋友」，他幫助朋友、提攜學生，都是因「公」、理念相合，而不是因「私」，誰若因為受助而謝謝他，王曉波毫不領情：「我沒有幫你」。
王曉波自稱是「永遠的反對黨」，他總是「非主流」。他在台灣是爭議人物，紅帽子一直緊緊箍在他頭上，他也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但台灣「左統」的人始終認為他太「右」，對岸的中共也覺得此人彆扭。
方守仁說，有一次與王曉波一起去大陸參訪，中共統戰部的人向他示好：「哈哈哈我們是自己人」，王曉波回敬對方：「誰跟你是自己人？」他在面見江澤民時，表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本質上，是中共中央先出問題，學生上街頭只是現象」，他並希望中共公布六四死難者名單、撫卹遺囑、不追究海外參與民運的大陸學人。
中共官員曾用「耿直於兩岸」形容王曉波，翻成白話文就是：兩岸都不喜歡他這尊大砲。正因為他有自己的是非準則，他雖一生關心政治，卻終生不以政治為職業，維持自己的獨立性，始終扮演一個「他者」，言所當言，行所當行。
一九八五年，王曉波主編、出版《二二八真相》，上市即被禁，二OO二年才重新面市。（圖／王曉波家屬提供）
「台灣史」的拓荒者
王曉波旗幟鮮明的反對台獨、主張統一，很多台灣人覺得他不愛台灣，卻不知道他是「台灣史」的拓荒者，一九八六年率先成立「台灣史研究會」。「台灣史」現在是顯學了，王曉波卻是在用「台灣」兩個字都很敏感的時代，就以一己之力跨國在美、日蒐集台灣史料，尤其是二二八文獻，並在戒嚴時期即推動平反二二八，他匿名出版的《二二八真相》上架不久即被查禁。
二二八紀念館首任館長廖繼斌說，「包括我家在內很多的台灣人故事，是王曉波給發揚光大的」。王曉波替一些因抗日而被誣為「地痞流氓」或台共的先賢烈士翻案，這些人有賴和、王敏川、林少貓、李友邦、楊逵，甚至替賴和成功爭取入祀忠烈祠。
廖繼斌認為，「王曉波是最愛台灣的中國人」。台灣人幾乎都不知道，北京和廈門的「台灣會館」，是因王曉波力爭，才保存下來。這些台灣會館很有歷史價值，在科舉時代，台灣學子渡海趕考，人生地不熟，就是台灣會館提供他們庇護、住宿。王曉波為了爭取留下北京前門大街的台灣會館，那時推土機都已開到牆邊了，他急切之餘，猛打電話給中共官員，回台灣又急請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設法，後來爭取到原地重建，新館是原會館七倍大。
他投注在台灣史心力甚深，也鼓勵學生、同事研究台灣史，世新退休的歷史教授喻蓉蓉深受他影響，學生也在她的啟發下，到田野「閱讀台灣」，讓歷史跟腳下的土地連結。她的世新學生作品「台閩婚喪習俗」曾赴美展覽，不僅牽動了中華民國僑胞的思鄉之情，還有大陸華僑在現場拚命作筆記，因為當年台灣比他們保留了更多中華文化。
王曉波也曾在參觀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時，抗議沒有台灣人民抗日史，後來中共從善如流，在各抗日紀念館闢台灣展廳或專區。
方守仁說，曉波老師很重視台灣人民地位，曾對中共官員說：「你們若不把我們當人民，我們為什麼要把你們當祖國？」
一介不苟到有時不近人情
王曉波在離開台大之後，曾研讀「國父思想」，寫過好幾本著作。也許因為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有暗合之處，王曉波曾告訴方守仁：「我比國民黨還孫中山」，他連替長女取名時都用了中山先生「孫逸仙」的「逸」字。
台大政治所碩士張鈞凱則說：「我個人認為，曉波老師信奉的是『讓中國人過上好生活』的主義」。只要餓過肚子、看過蒼生連基本生存條件都達不到的人，就知道這是多麼心痛的悲願了。
多少人了解他？王曉波支持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有人質疑他是為了求官。廖繼斌很為他抱屈，「馬英九當了八年總統，王曉波有一官半職嗎？」廖繼斌說，「馬英九什麼好處都沒有給他，只給了他一個帶進棺材仍被罵死的課綱修訂任務」，他說，「這就是馬英九！這就是王曉波！」王曉波要矯正李扁時期的日本皇民化課綱，力戰各方圍剿，他曾跟媒體說：「我頭可斷、血可流、理不可屈。」廖繼斌很佩服他：「王曉波做他所相信的事，不為名，不為利。」
王曉波的小女兒很感慨：「滿朝權貴都是有名有利的人，卻去批評一個不求名不求利的人。他做的事對他個人不僅是當前沒有好處，甚至放眼一輩子，都看不到個人好處，有沒有人想過他到底求什麼？」
王曉波小女兒低調而充滿批判性，她認為「台灣將出現人格分裂的世代，這些人知道台灣經濟要靠中國大陸才能壯大，一方面卻又習慣性的以刻板式的西方民主、人權概念鄙視中國大陸」。中共當然有可批判之處，她認為有意義的批判應該要放在歷史脈絡裡來看，「不能要一個瘦骨嶙峋的人穿西裝，又批評他穿起來不夠筆挺」，何況人類不是只有「西裝」才是唯一標準服裝。
台灣經常爭論「主體性」，或自認主體性被打壓，甚至為了強化主體性而「去中國化」。王曉波小女兒一針見血：「很多人不是媚日就是媚美，這是主體性嗎？台灣現在奉為主流的主體性，是台灣當朝者的主體性，還是台灣真正的主體性？」
她對兩岸敵意也有銳利的觀察：「兩岸政治對立，很多都是虛假的對立，是誰在營造這些刻板印象？營造的目的是什麼？獲利的是誰？」
時間會證明很多事。很多所謂的統派、喊著民族大義，也有很多打著獨派大旗、在台灣吸選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都在兩岸奔走，其中不少人汲汲營營的是自己的利益或事業，而王曉波這個知名的大統派，一介不苟到有時不近人情。
願終身做真理的僕人
方守仁說，王曉波一再提醒他們「比槍、比錢、比勢，我們都沒辦法與人公平競爭，只有靠知識與道德才可以公平競爭」，不論國家、個人，不都如此？他也曾以其他組織為例，嚴厲的耳提面命同仁：「帳目不清就是貪汙」。
王曉波去大陸開完會，第二天立即搬離主辦單位提供的高級酒店，也不參加什麼會後旅遊，韓嘉玲說「他不願意浪費人家公帑」。
他關懷孤苦。一九八八年，韓嘉玲與他一起去福建鄉鎮企業紡織廠參觀，王曉波看到裡面有十歲的童工，忍不住當場淚下。
方守仁也曾與他去廈門參加研討會，晚上朋友拉他去唱KTV，才剛進包廂，一群小姐走進來，據說是陪唱，王曉波臉色大變，當場大哭，一直說「孤臣孽子，孤臣孽子啊」。朋友趕快把他送回飯店。
還有一次，在北京開會，有人帶他們去北大附近茶館，裡面有坐檯小姐，王曉波立刻走人，出來後淚流不止：「解放以後不是應該沒有這種行業了嗎？」他第二天就打電話給相關單位反映。
三十年前，韓嘉玲剛去北大讀書，一方面看到大陸開始進步，一方面也看到很多問題，她充滿困惑，王曉波寫信給她：「我們沒理由哭，那是苦難的祖國」。韓嘉玲一直記得他信上的話：「看看八億農民是如何卑微、屈辱又強韌地活下去，我們要承受一切，並改造一切。」
「我願終身做真理的僕人，永遠為中國苦難的良心」，王曉波把這話刻在黑色大理石紙鎮，這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台大畢業紀念冊上的留言，也是他奉守超過半世紀的自我期許。他的追思會手冊封底就印著這話。
在還有人過苦日子時，王曉波個人沒辦法過好日子。他去世前幾年，已幾乎沒有娛樂，抒壓的方法就是喝一點酒。承繼家族事業有成的黃裕宜，看他喝的都不是好酒，有時送他一兩瓶名酒，幾次之後，王曉波婉謝了，他說「我受不了」，因為那些酒「太資本主義了」。
他也從不去「足療」，方守仁說，「他受不了有人這樣『服侍』他，他說大家都是人……」
以最大可能做到身為父親的義務
他滿腦子「國」，即使在家，也是與人電話會議，他是一個經常缺席的丈夫、父親。但他骨子裡極愛家，只是不擅表達，以幾乎包辦燒飯做菜的方式，表示他的愛。他極力維護家庭的完整，兩個女兒後來都理解他，也心疼他：「他以最大可能做到爸爸的義務。他從小家庭破碎，就算受盡委屈，他也絕不讓自己孩子家庭破碎」。
他不跟女兒說自己身世，娃娃直到國中，才在《中國時報》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她的老師對她家故事可能比她知道得多，有一位高中老師主張台獨，夫婦倆曾兩度家訪，與王曉波暢談，各抒己志。娃娃高中時期在台大附近打工，老闆也支持台獨，當她知道娃娃的父親是王曉波時，睜大眼睛告訴娃娃，她聽過他演講，對他的熱情澎湃印象深刻。
「雖然他們跟我爸政治立場不同，但他們都敬佩我爸，讓我知道人與人之間可以立場不同，但是人格可被尊敬。」娃娃說：「他們都是我一輩子的朋友」。
她回台照顧爸爸的同時，也在宜蘭「華德福」上師資培育課，第一年的期末報告，她決定說出爸爸的故事，並以楊祖珺的歌〈美麗島〉作結，那歌是爸爸和當年的「黨外人士」常常一起唱的，她從小跟著聽，非常熟悉，她妺妹當年結婚時也用這首歌，蔡英文也拿這條歌做競選歌曲，「歌的話語權變了，但是，我們原來唱的是同一條歌」。
她那天的報告讓很多同學落淚，與她擁抱。十天後，王曉波過世，她唱著〈美麗島〉送爸爸出家門。王曉波的追思會除了《黃河協奏曲》，就是〈美麗島〉這首歌。
當年「其爭也君子」、一起攜手突破戒嚴體制的「黨外人士」，凋零的凋零，淡出的淡出，還在聚光燈亮處的人連一樣的歌都唱出不一樣的腔調了，王曉波沮喪嗎？小女兒認為不會，「我爸爸爭的是歷史，一時沉浮都是過眼雲煙。」
王曉波女兒曾在爺爺告別式對爺爺說：「來生做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她們送別爸爸時，說了一模一樣的祝願。他們父子不幸未生在太平盛世，王曉波歷經劫波，他一生致力的是：中國人不再挨打、挨餓、挨罵。
他至死仍在挨罵。「來生做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女兒的祝禱，滿含巨大的心痛與不捨。什麼時候中國人才可以不再互打、互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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