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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5
我生長在台灣嘉南平原靠海邊的一個非常小的農村，按行政區劃，是台灣省嘉義縣太保鄉（現在的太保市）的一個小村子，因為村子太小，必須跟鄰近的另一個小村子合併成一個行政村。我們村子沒什麼文化，我小時候的印象，全村沒有人講日語，雖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為本島人設立了公學校，但全村好像沒人到公學校讀過書，因為村子的人非常窮苦，不可能想到要讀書。在我的印象裡，村子好像也沒有設過私塾，可以讓小孩讀一些最簡單的《三字經》和《百家姓》，所以我小時候也沒有看過任何漢文書籍。沒想到後來我會從這個村子搬出來，先搬到嘉義市，再搬到台北市，並且接受了國民黨政府最完整的小學、中學、大學教育。最後我居然拿到了中文系的博士學位，成為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後來還當過系主任，在1980年代台獨派日漸崛起以後，毅然決然的加入當時台灣唯一的統派組織“中國統一聯盟”（1992年）。我的經歷讓很多人深感意外，甚至許多中國統一聯盟的盟友都不太能理解，我這麼一個地地道道的台灣南部人，閩南話講得好，國語（普通話）講得結結巴巴，竟然會這麼堅定的認同中國。有一次參加宴會，同桌有一位同鄉突然問我，“呂教授，你不是跟我一樣是嘉義人嗎？”我說，“是啊”，“那你怎麼會說你是中國人呢？”我有一個學生畢業多年後見到面，也跟我說，我們老闆說，“呂老師明明是台灣南部人，怎麼會是統派呢？”在那個統獨分裂的關鍵時期，常常會出現這麼荒謬的現象。
1960年我們家終於在台北市最老的城區萬華落戶，當年我才十二歲，我父親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城市打工仔。我父親的故事值得一講，我以後也許會為他寫一本書。我從小學六年級起就在台北讀書，比起鄉下小孩，我算是有比較好的教育環境。因為我父親的個性，我們家一直過著窮苦的日子。跟一般小孩不一樣，我從小就很喜歡讀書，不怎麼跟小朋友一起玩，只要有書讀，我什麼事都不計較。班上也有一些較有錢的同學，但我從來沒有註意到同學間的貧富差距。
上了初中以後，我特別喜歡讀地理和歷史課本，老師還沒教到，我自己就先讀了。我們的地理課本是一省一省講，因為按國民黨的行政區劃，中國有三十五省，每省有一幅地圖，讀每一省時，我就會把這一幅全省地圖攤在窗玻璃上，用一張白紙照描一遍，包括主要的河流和城市。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從初中開始，我就對中國的山川非常熟悉。我對中國的感情，是透過一省一省的地圖描繪出來的。對於中國歷史，則是經由背誦每一個朝代，一代一代連接起來的。還不到初中三年級，我就會背誦“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別人讀歷史，常常會不記得衛青、霍去病、岳飛、文天祥是哪一個朝代的人，對我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考歷史時，我從來不會把任何歷史人物的時代搞錯。我並不是只喜歡地理和歷史，但是這兩個科目從小就讓我牢牢記住，我是中國人，中國有五千年曆史，有廣大的版圖，包含三十五個省，十二個院轄市（這也是國民黨的行政區劃），還有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四大河流。自小學開始，我就和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緊密的連繫在一起了。很多人小學一讀完，歷史地理基本就忘光了，但我跟他們完全不同。
但是，我從初中地理、歷史課本所學到的“中國”，卻存在著一個重大問題。這個中國，現在卻只“剩下”台灣省（再加上福建省的“金門縣”和“連江縣”），其餘的只能算“匪區”，正被“共匪”竊據著，等待我們去“拯救”和“光復”。老實講，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很難真正理解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處境。我只記得，從初中二年級開始，每年每到一個時候，報紙上都會喧騰著一個話題──又到了聯合國表決“中國問題”的時候了（因為我住在台北，我才知道有這個問題，如果我一直住鄉下，也許我根本就沒感覺）。對於這個問題，當時才十幾歲的我，也是無法真正理解的。從初中二年級，一直到大學畢業，整整“熬”過十年以後，才終於“熬”到一個我勉強可以理解的結局──聯合國里的中國席位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喪失了中國的代表權。老實講，現在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都還無法理解1971年聯合國這一次極為重大的表決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但是，我當時就了解了。
1971年我已讀完中文系本科，以我對中國歷史熟悉的程度，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正統”之爭。國民黨說，共產黨雖然佔據了整個中國大陸，但他們只是“匪幫”，國民政府才是中國正統，雖然現在退守台灣，還是有資格代表中國。但現在，經過聯合國每年一次的反复投票，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會員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資格代表中國。1971年的決議，說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已經完全改變了。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時，“中華民國”自然就喪失了代表權。按照中國歷史的正統觀念，雖然國民黨還統治著台灣，但從法理上來說，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台灣人民當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當時我已完全了解這個決議的真正意義。
1971年的決議通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噩夢”，我夢見滿山遍野的紅旗飄揚在台灣島上。在此之前，國民黨一直宣傳，“共匪的統治是多麼殘暴”，這個“噩夢”表現了我潛意識中對共產黨統治台灣所具有的“恐懼感”。我知道這只是個噩夢，是國民黨長期惡意的宣傳所造成的。一個統治中國全部大陸領土已超過二十年的政權，怎麼可能是“非法”的呢？我的理智是這樣告訴我的。一方面感情上對共產黨還殘存著恐懼感，另一方面又知道共產黨統治有其合法性，我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從1971年到1992年（這一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成為公開的統派）這二十多年期間，我內心存在不為人知的心理掙扎，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不然我怎麼作一個中國人？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解決。因為我不只對中國古代史有興趣，同時我也極為關切中國現代史。我高中讀的是建國中學，建國中學的隔壁就是牯嶺街舊書攤，我常到那裡買舊書。那時候有一本雜誌叫《傳記文學》，每期都會刊載國民黨重要人物，如西北軍將領劉汝明、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等人的回憶錄。過期雜誌便宜得多，我不知道買了多少。透過《傳記文學》及其他一些雜書，我高時代已累積了許多的現代史知識，這些知識和國民黨教給我的現代史並不完全相合，日子久了，我也會懷疑國民黨告訴我的那些歷史。到了1971年這個關鍵時刻，我從讀過期雜誌和舊書所累積的歷史知識就開始發揮重大的作用。
從此以後，我就有意識的對比各種書中有關國、共兩黨充滿矛盾的各種敘述。最關鍵的時刻是從孫中山的“容共”政策到蔣介石的“清黨”，真是異說紛雲，讓人無所適從。當時國民黨官方出了一本《從容共到清黨》的“名著”，我一再的翻閱，就是無法理清頭緒，連基本的是非都無法判斷。現在再加上1971年聯合國所通過的有關中國代表權的決議，我終於知道：必須弄清楚國、共關係，必須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誰能代表中國，有一個是非判斷，才能確定“我是中國人”這一句話的真正意義。1971年到1983年我從碩士讀到博士，研究對像都是唐詩，但我主要的業餘精力卻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是否應該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我只能拋棄“中華民國”。這十幾年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沒有任何一個朋友了解我內心在想什麼。
因為在當時，這是一個攸關生死的問題。在1987年國民黨解除戒嚴令之前，如果你敢於宣稱你認同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你就是“叛亂犯”了，至少要抓到綠島關十年，嚴重的話還會被判死刑。譬如，就在1971年成功大學破獲了一個“共產黨案”，因為有一群大學生組織了讀書會，“研究”毛澤東思想。他們買了葉青──即任卓宣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只閱讀書中大量引述的毛澤東的文字，而完全不理葉青所寫的“批判”。其中的主犯吳榮元（現任台灣勞動黨主席，是著名的統派）最初被判死刑，後來改判無期，最後減刑釋放。1977年，還有一個“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從案名就可以知道也是親共的。這一次因為蔣經國下令縮小打擊範圍，只有三個人被判重刑，後來也都減刑出獄。
我加人中國統一聯盟後，先後認識了這兩群人中的幾個。我跟他們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是一群人，彼此交換讀物，而且有了初步的組織，對大陸的社會主義相當嚮往。我是一個人默默讀書，默默思考，而且考慮的主要是中國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前途，雖然讀過一些國、共鬥爭時的書籍，但對共產黨還沒有深入的理解，那時候我主要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信徒。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後，認識了不少1950年代被捕的中共地下黨人，才開始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中國的革命為什麼會走上社會主義這條路？”
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人，生性內向，只喜歡讀書，不善於交朋友。如果我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也許就會捲入“成大共產黨案”、“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及其他類似的小團體，最後被判刑，無法完成學業。我家一直非常貧困，我又是獨子（因為父親一輩子好賭，我知道將來全家的生計只能靠我），因此我全心全意的讀自己的書，不參加活動。我就這樣讀到博士，找到大學教職，並且在研究上得到學界初步的肯定。因為有了這些條件，解嚴之後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就沒有了政治上的危險性（起碼已經沒有叛亂犯了）。在統一聯盟的盟員中，屬於“成大共產黨案”、“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的人，或者和我同一個世代（如成大共產黨案），或者比我小幾歲（如人民解放陣線案）。和他們比起來，我是比較特殊的，我已經有了學術地位，有了不錯的專職，而那兩案的涉案者根本就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坐牢出來後都要為生活奔波，比我辛苦多了。我比他們幸運得多。
我因為太喜歡讀書，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我對中國的認同感自然就形成了。1971年之後，我只是把認同對像從“中華民國”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已。我絕對不可能是獨派，也不可能再繼續認同國民黨這個政權，這樣我自然就成為統派。這樣的認同過程，和“成大共產黨案”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的朋友是有區別的。他們一開始就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我並不是這樣。我是從讀書出發，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再從這裡，進一步認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認為，一個人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而不認同已經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人民共和國，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有些台灣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相信國民黨教給他們的才是真正的中國歷史文化。這樣就會造成一個非常怪異的結果：他們相信中國的歷史文化，而不認同現在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認為，這種“文化中國派”是一個更大的矛盾，它已經脫離了整個中國大陸，而只存在於想像的虛空中。我不可能接受這種想法。我是經過二十年的閱讀和思考，才完全落實我的政治認同，這是我自己走出來的認同道路。
1992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的時候，剛從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事實上這是一種“表態”，表示從此以後我決心當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加入統盟只是“開始”，此後我還需要走一段更長遠的路。這只是探索的開始，我必須把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才能真正了解“我是中國人”的深刻意涵。
其實早在1989年7月初我就第一次到大陸了，那時候我急切的想要踏上這塊土地，我不知道我的祖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就當時的情境而言）。當飛機的輪子接觸到北京首都機場的地面時，我內心無比激動，因為要不是蔣經國在1987年宣布開放兩岸可以探親，我還以為我這輩子不可能踏上我從小就在地理、歷史課本上非常熟悉的這一塊大地。
此後，我每年都要到大陸去，剛開始是一年一次，後來次數逐漸增加，有時候多達四、五次。我盡可能的把握一切機會── 1995年我當選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擔任兩年，此後我就有機會帶領台灣的大學生和中學老師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有時候也利用兩岸開學術會議之便，到我最想去的地方。舉例來說，單單云南省我就去了四次，最遠到達中越邊境的騰沖，黑龍江省我也去了至少四次，最偏遠的農墾局（即以前的北大荒）就去了兩次，新疆去過兩次，還到達中、哈（哈薩克）邊境的喀納斯湖，最後還去了最南邊的海南省。中國所有的省區（包括自治區），除了西藏，我全去過。當然，很多時候是搭飛機，連走馬觀花都說不上，遠比不上古人所謂的行萬里路，但至少暫時滿足了我“走遍祖國大地”的初心。我生長在中國東南海邊的台灣省，卻能夠遊歷這麼多地方，讓我對祖國的山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這是我初中時代在窗玻璃上描繪中國地圖時作夢也想不到的。我終於有機會從課本上的中國走出來，走進那個蒼茫廣闊的大地，那個從小就念茲在茲的中國。
這只是地理空間上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我把在大陸各地的親身經歷，和書上所學習到的中國歷史相互印證。當我到過的地方越來越多，我對中國各地語言和習俗的差異之大，感到非常驚訝。我知道自秦漢以後，中國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但如果就各地的差異來看，這哪裡算得是“大一統”？那不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千米都生活在同一種模式之下的大一統，那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形容為“多元”而“一體”的大一統。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對此完全誤解。他們以為，“大一統”是鐵板一塊，是長期的專制統治人為地造成的，是“不民主”的極致表現。這是從來沒有在中國各地生活過的人，“想像”出來的“專制”國家和“專制”文明，這根本和中國的現實毫無關係。
（中國統一聯盟遊行）
所以，就中國的歷史而言，與其說中國境內所有的少數民族最後都被“漢化”了，不如說中國文化是境內所有民族共同融合、塑造出來的。就以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來說，所謂的“漢族”根本就是融合的產物，不然它的人口數不可能會這麼龐大。秦漢以前暫且不論，就從“五胡亂華”開始說起。所謂的五胡，包括匈奴、鮮卑、羯、氐、羌、在隋唐時代中國再一次進入大一統以後，這些民族的後裔基本上都融入了漢族之中。在這之後進入中原地區的契丹人和（金朝的）女真人也是如此（這裡也暫且不說元、明、清三代的變化）。在這個時候，我們能說“漢族”是個血統上的民族嗎？因此，我們不能頑固的抱持國民黨自以為是的正統史觀。因為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再加上我又到過少數民族眾多的雲南、東北、新疆、青海各地，我終於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近代西方特別強調的“民族國家觀”，認為一個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或者反過來說，一個國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這樣的理論根本不合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因為，中華文明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在中華大地上所有的民族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發展成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我們的歷史經驗就是如此，所以我們會形成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大一統國家。相反的，整個歐洲的面積也就和中國差不多，但自從近代歐洲各個國家形成之後，各國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最後終於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這種慘不忍睹的局面。
作為一個台灣的統派，我在四十歲以後終於能夠跨越過海峽，走進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我所走過的、我所看到的、我所重新學習的，讓我的中國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關於世界文明的知識結構也隨之而大為改變。我四十歲以後的生活遠比我的前半生要豐富得多，我相信隨著中國文明的不斷發展，我的生命也會越來越充實，並將在未來十多年內達到我人生的最高峰。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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