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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光頭警察劉澤基獨家專訪:下雨一樣的磚頭‧未開的槍‧葵涌之夜 ☆作者:謝夢遙

♦ 本篇文章轉載自亞洲週刊第 33 卷 40 期。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19/10/13

香港光頭警長劉澤基的舉槍瞄準照片在網上瘋傳,香港及大陸的輿論場上,有截然不同的對待,一些香港網民及媒體視之為警察粗暴執法,但在中國大陸他被熱捧為果敢執法的英雄。劉澤基接受獨家專訪,還原七月三十日葵涌之夜那未開的槍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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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澤基(左一)舉槍戒備(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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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澤基:手持布袋彈槍(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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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網民為光頭警長設計的海報 
 

那幾張照片在網上瘋狂流傳,無論香港還是有著「信息防火牆」的中國大陸,都引發熱議。畫面中,一個光頭警察神情緊張,舉起長槍,做出瞄準姿勢,他的頭部有傷痕。事發在七月三十日葵涌警署外,這位名為劉澤基的警署警長,與同袍遭到數十名示威者攻擊,頭盔被打掉,舉槍是自衛行為。

只是在兩地輿論場,劉澤基收穫到截然不同的對待。在香港,他的舉動被很多網民和媒體視為警察粗暴執法、無視他人安危的最新一則例證。在大陸,他被熱捧為果敢執法的英雄,開通新浪微博半個月,就成了有著超過六十萬粉絲的網紅,還受到北京邀請參與國慶觀禮。

幾張照片不是故事的全貌。劉澤基從他個人角度,復盤當時事發經過,回顧反《逃犯條例》抗議裏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還講述了警察生涯裏一些重要回憶。

採訪九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與警察體育遊樂會進行:

談事發之初:我們七十個警察拘捕三百個示威者

六月九日那天,反修例第一次遊行,我被派去地鐵站附近巡邏。因為已經收到情報了,遊行示威的那些人可能有武器。

其實那天白天是沒有任何衝突發生的。搜查完那些青少年,我就問他們,是不是出來示威遊行?他們就說不是不是。我就說我又不是不讓你們遊行示威集會,合法的話就沒有關係了,你可以有你們的權利。他們承認了。我說那你們為了什麼去遊行?他們就說,我們要去「反送中」。我說為什麼要「反送中」呢,聽聽你的意見。

我平常去外面巡邏,做截查工作,不是太趕的時候,我很喜歡跟別人聊天的。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想法,他們又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告訴我。別把自己擺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因為警察執法,如果不清楚民情的話,你的執法都可能會有一些配合不了他們的需求。

他們就說因為中共要將異見人士全部都清洗了。我說不是的,比如說,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七年以上監禁,又經過法庭的法官允許,你才能用這個東西的。他們就說,警察先生,你被人騙了,只要以後改了法律的刑期,比如你亂過馬路,都說你的刑期是七年,這樣就抓你回去大陸了。

我就說你們這樣是基於不信任了,怎麼會這樣誇張呢?他們就對我很不服氣。接著我就轉了一個方向,談別的事情,你們怎麼看逃犯修訂條例?什麼逃犯修訂條例?他們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說反送中都是你們那班民主黨說的,其實那個真正的名字叫做逃犯修訂條例。

這個片段令我覺得挺深刻的,是我現在唯一一次他們不會那麼抗拒我,跟我聊天。但是原來發覺,他們根本就不清楚真正事件的發生,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那些小朋友讓人給誤導了呢。

那天示威者在立法會下面衝擊警員,造成我們一個同事的眼睛爆了(打破縫針)。我們收不了工,就接著上班。示威者霸佔道路,到凌晨我們去清場。到了六月十日兩點四十五分,清到灣仔舊警察局那裏。當時我那隊加上另外一隊人加起來有七十人左右,決定一定要抓他們,很強硬。因為你已經犯了法,不會給機會你們反抗。他們是想反抗的,七八個人在前面跟我們打,當時他們就是扔磚頭,還不會用火。我帶隊,跟我們的同事一起衝過去,馬上就開(警)棍打。我們叫道,全部跪下,不跪下的話,全部都是反抗的,全部都打。前面那些人被我們打完後,後面的人全部都害怕了,全部都跪下了。誰一動,我們就拿警棍打手。接著,我們就找支援來。

所以因為你強硬執法,他們就害怕了。七十個人都可以抓三百個人。

去到當天早上六點,抄下他們的身份證後就全部放走了。我說為什麼要放他們?長官解釋不是放,是先抄下身份證以後,到時再看那些視頻,如果他們有犯法,再抓他們。

我覺得這樣是種下禍根。他們全部犯了法,堵塞道路,襲警。擱在以前的處理是,全部抓回去警察局,一個一個打指紋,一個一個錄口供,接著立刻將他們帶上法庭。如果法官判了,他們就馬上坐牢。你可以透露信息給這些小朋友,你犯法,警察果斷執法,不會姑息。

以我個人的立場來說,政府和警察部開始的策略都是錯的。你不抓不鎖不檢控,第二天也都是差不多這樣,這樣令到他們覺得我們出來犯法是沒關係的,抄身份證就可以走了。那時他們的膽子就大了,演變到了七月一日,他們就大膽打砸立法會。他們跑出來衝擊警察,由剛開始只懂得扔磚頭,越來越大膽,之後就是鐵棍靠近來打,用那些很厲害的彈珠,接著現在就是放火,用汽油彈,用氣槍。

而我們是去幫他們練兵,陪他們做教練,那你打吧,打吧。那他們的兵就越來越厲害,越打就越凶狠。他們買的裝備越買越好,其實現在貼身肉搏已經沒有什麼優勢了。你用一支小棍子,他們就用一支鋁球棍。

談事態變化:每天上班超過十五個小時,不准用布袋彈我還是開了三槍

最開始有變化是六月十二日。整個香港開始嚴峻了。

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外面,施加壓力,說要給一個限期,讓特首林鄭月娥回應他們。我們就在立法會那裏布防保護。本身我們是上早班,接別人夜班,誰知道我們早上七點跟別人交接的時候,突然之間那班人封住了所有通道。我們H大隊只有兩個小隊進去了。他們的意思是想不讓任何立法會議員進去開會。這樣導致了夜班的人也走不了。

那天早餐也吃不了,一直挨餓。因為食堂很早就已經知道他們包圍立法會,所以食堂關門走了。但是我們幸運,他們離開之前,我們就衝上去,無論如何,你就將冰箱裏面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吃。自己買,大家湊錢,五千多塊港幣(約合六百四十美元)買了七十個飯盒,接著我們幾百人在那,一人分一點東西吃。它很貴的,七十塊錢一個飯盒,但是只有這麼少的一點東西。

我在裏面做防守。其實當時已經看到他們在拆地磚,在工地偷東西,偷那些鐵棍出來。但是這樣都是OK的,我跟他們談,他們都說不會衝擊的,我們等下午四點林鄭回應。誰知道,下午兩點左右吧,毛孟靜那幾個立法會議員走進人群當中,講完一大堆以後,那些示威者就全部瘋了一樣,開始拿石頭扔向我們,拿一些鐵枝衝過來打了。不是說了四點嗎?那一刻大家才反應過來,其實我們太過天真了。原來他們提前了兩個小時,開始襲擊警察。他們的理由就是不信警察,不信政府。他們都不等了,就打。

其實我們上面的指揮中心講了不准用催淚煙,不准用布袋彈,只能用盾來擋,當時連手腳的護具都沒有的,所以很慘的。因為你什麼都不准我們使用,這樣就光被那些人打了。我們被他們逼到了立法會的「煲底」(圓形示威區)。下雨一樣的磚頭,四方八面就那樣扔過來。

我們已經有很多人受傷了,沒有辦法了,我開了三槍。我是警署警長,我這個職位全部都是布袋彈。你不得不用槍,你不讓我們用,我們都一樣使用了。其實布袋彈威力很差的,但是那些聲音就很厲害,轟轟轟轟,好像是大砲一樣。他們就一窩蜂散了。我們開完槍了,上面才說你們現在可以用槍了,真是氣死。

我只中了兩塊磚頭,都算厲害的了。腰上中了一磚頭,衣服都破了,那些磚頭的鋒利處好像是刀。還有膝蓋也中了一塊磚頭,內傷,沒有流血,我最初只是以為肌肉疼痛。六月十九日才放假去看醫生,一照X光,右邊膝蓋有一塊碎骨,一點二厘米。

我們下午四點左右才吃上飯,因為示威者一散的話,馬上就衝進來一些貨車,將那些杯麵運進來。我們可以用開水泡麵吃,這樣杯麵都變成了特別好的美食。

那天沒有回家,我們進去立法會圖書館防守,一直防守到第二天。那天上了二十二小時的班,睡覺輪流,一半人去防守,一半人去睡覺,戴著頭盔睡在地上。裝備不拆的,隨時要起來的。隔幾個小時調轉過來,到你起來了,我又去睡覺。也沒有洗漱。

那天以後,他們就開始有很多罪名給警察了。其實那天從頭到尾都是示威者突然之間襲擊警察,我們有人已經被打倒了,流血了。反擊回去的時候,他們就說警察是黑警了,打他們了。

之前正常我們一天三班,上九個小時三十六分鐘。那天以後直到現在,都是每一更上十五個小時以上。十五個小時是最基本的,要看看當時你做的工作是在幹什麼,是不是已經有衝擊了。如果是的話,你就不用走了。七天裏面有一天是休息的,那期間我差不多七八天沒有回家。我住得很遠,住在元朗。有時凌晨下班就沒有車坐,就不回去了,第二天繼續上班。所以我們買了很多的地毯,買了充氣枕頭那些,在地上一打開就睡覺了。其實睡都不是很久,你睡四五個小時就要起來了。

我六歲的女兒很久沒有見過我,就打電話來問,爸爸你在哪裏?還沒有回來?我有一次是凌晨回去,回到家門口,有一張紙貼在那裏:爸爸,回來快點按門鈴,你們工作辛苦了。

我看到很想哭,但我沒有叫醒她,所以她不知道我回來了。第二天我五點就走了,其實我回來只有兩三個小時,將髒衣服放下去洗,拿一些換洗的內衣褲,都還沒有睡過覺,就起來走了。

之後終於有一天,我上完夜班,早上下班了,我一看時間,恰好可以接她放學,我馬上跑去幼稚園。她不知道我來,本來是等工人姐姐接她的,但是突然之間隔著窗戶看到我了,她就驚呆了,睜大眼睛,馬上衝出來,一衝到我這裏,接著就狂哭了,完全講不到話。老師以為她受傷了,跑來問我。我說不是摔倒,她看到我激動了,老師就說是的,她在教室裏面經常講,很久沒有見過爸爸了,爸爸受傷了。我一個勁地安慰她,爸爸沒事,爸爸沒事。

談葵涌之夜:原本是去外面救人,不得已舉起了槍

七月三十日那晚的所有遭遇,回想起來真像電影一樣。那天我們的任務是保護葵涌警署,因為兩天之前,有四十四個示威者在西環那裏被抓,全部關在葵涌警署。網上的人就說,要去聲援他們,要去圍堵葵涌警署,正常應該是整個PTU(機動部隊)大隊一起行動,但那天因為是不夠人用,示威者要去機場搞事,所以我們就分散了,我們就不是四隊人一起了。兩隊去機場,兩隊去葵涌警署,兩隊PTU加起來有八十二個人,還有葵涌警署的一點點人,總共有一百多個警察。

我們早上七點多就去到那裏,一直相安無事,但是黃昏的時候,很多人可能是下班了,真是幾千人圍著葵涌警署。如無意外,我應該是夜晚七點已經走了,但是已經包圍成那樣了,我們就沒有辦法,走不了,下不了班。

晚上十點二十分,我看On.CC新聞(東網),警署外面大約四五十米,有一個男人因為政見不同,被人打到昏迷,我們向上級反映看到的這個視頻,我們要出去救人,不救他會死的,上級考慮以後,同意了。一定要向他們匯報,如果我不向他們匯報就出去的話,就變成了我擅離職守。

其實應該是兩隊人出去,我們前面出去的九個人都不知道,示威者拿東西堵門了,警局的人出不來了。幾千人圍著我們。我就告訴他們,我們是救人的,不是「搞」你們的。那天好像是跳Disco一樣,那些紅光、藍光,什麼光都有,每個人都拿鐳射筆射著你的樣子。一路向前,去到一半,他們看到我們人這麼少,開始打我們,開始推我們。他們將我們衝散了,我跟「杰仔」在一個位置,另外七個人就在後面。

那個畫面你看到的是,我們被人推倒了,連續推了幾次。我一跪在那裏,他們衝過來,抱住我的頭,可能是想把我抱到地上打,我的頭盔有一個扣,是安全裝置,如果有人這樣扯我頭盔,那個頭盔就自己掉了。頭盔一掉,他們當我的頭是足球那樣踢,砰的一聲,踢到眼睛這裏,短短的那個時間,我想是七八十棍這樣狂打。我差不多要暈了。

突然之間,有人搶我的槍,我整個人就清醒了,我馬上用力扯回來,一扯那一刻,我就看到杰仔站在那裏在打。他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不是他幫我擋住,沒有一個空間讓我衝出來,我不能把槍搶回。如果是很多人壓著我,我就扯不回,接著我用棍子掃開那些人,但是他們都繼續衝過來打。那一刻,我沒有辦法了,我馬上舉起槍,喝令他們散開。他們看到我舉槍,就全部跑了,所以你在電視畫面上看到我在轉圈,一路轉圈,一路走。

我身上有手槍,但那把槍大一點,他們以為這把槍最厲害,其實那把是布袋彈,不會穿人,打到你痛,但是你用這把手槍,一打就死人了。

這樣的情況都做不到救人了,所以我就打算回去警署,但是警署前面圍住上千人,杰仔就問我,怎麼辦?我就說跟著我走,向著最少人的地方走。那時周圍已經看不到任何的警察了。我就帶著杰仔,一路向著葵芳地鐵站那裏走,一路且戰且退,一路都有石頭、鐵棍、硬物飛過來,不斷地躲避。我本身都挺大膽的,不害怕,杰仔從頭到尾都跟著我,他永遠在保護我的背後。

去到葵芳地鐵站下面,我就看到另外三個警務人員又在被人打,他們原來是衝鋒隊的。我就叫他們過來,我有這把槍在這裏,我們就安全一點了。我問他們在這裏幹嘛,他們說,我們接到一個報案,說那邊有個男人被人打暈了。原來他們的目的都是跟我一樣,都是救那個男人。

我問他們的警車在哪裏,他們說我們的警車在巴士站那裏,我就跟他們一起,你保護我,我保護你,慢慢一路打回去警車那裏。誰知道警車也在被人打,打到玻璃都碎了,那個司機的臉被玻璃碎渣弄到臉上都流血了。我們保護警車,退後,退後,退到一個安全位置可以用來轉彎,接著我們就馬上全部一起上車,這樣就離開了。

其實我們並不認識,那一刻有一種互相保護的感覺,我跟我同事一兩個人,始終都有一些空隙的地方會被人扔到,但是如果我們有五個人,大家就安全一點。

之後我就去仁濟醫院看醫生,看到兩點多,眼睛傷得最重,不能夠看清楚,看東西有兩個影子。醫生看到我的紀錄,說這是我第二次受傷了,等著去做手術吧,寫了一個病假給我,十月四日做手術。我想十一月底應該可以回前線了,整班兄弟一起訓練那麼久,我很想快點跟他們一起。

我持槍,被傳媒拍了很多照片。傳媒會整天到處拍,但是你發現他們都不是為了報道事件,他們就是為了拍一張很漂亮的照片。當晚還有記者跟記者打架,他們會搶位置拍照,我都管不了他們了,你們打架就慢慢打吧,我都管不住自己。我想他們原本很渴望我開槍,很希望我打到市民,拍到了開槍的那一瞬間,他們就想著值錢了。他們想不到我從頭到尾都是舉槍,沒有開槍。但是都沒有用,他們都照寫黑警。

對於用槍,剛開始有些同事替我擔心,上級會不會調查我,但是事實上是沒有的,總部方面也都有一些長官來我家看望我,慰問我的傷勢怎麼樣,他們都認為用槍是用得對,用得好,沒有問題。當時如果你不用的話,你根本就脫不了身。

我覺得放任何一個同事在那個場景,發生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同事都是盡力而為,每一個同事都是無名英雄。對我個人來說,只不過是派給我一個行動,讓我去救人,這個行動被暴徒阻撓,完成不了,但能夠全身而退。後來我知道,原來那個男人被人送去了伊利沙伯醫院看醫生,最後都安全。

談傷害:示威者在街上貼我孩子的照片,我取消了他們的興趣班

杰仔十三、十四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他參加了少年警訊,恰好那時候我當警長,就是我帶的他,他很早就已經告訴我,他想做警察了。

他讀書的成績是上不了大學的,就像我一樣,他中五出來之後,就考警察了。他的體能差,達不到標準,第一年就體能不行,第二年又是體能不行,我就馬上訓練他了,他跑步不夠快,我就訓練他怎麼樣跑步夠快,終於他能跑到「爆表」了,引體向上我們要求七下,他現在能做二十下。考到第三年,他考上了,到現在,他當警察三年了。

他從警察學校培訓出來後去了上水(駐守)。但是這次這麼巧,他一進來機動部隊訓練營時,我打開那個本子,有一百多個警員,我選哪一個呢?我可以選擇的,我看到杰仔在那裏,我就選他了。因為杰仔不是很會說話的,他很安靜的,他跟人相處的時候,可能就有一些詞不達意,我想他在我身邊,我可以慢慢教他一些東西。

這次他也有受傷,手被打傷。他那些傷全部都是腫傷。他休息了四天就上班了,他說如果沒有這次經驗,是一個損失,能夠跟我一起經歷過這件事情,他反而覺得是榮幸。

杰仔也都有跟我講過,他有些朋友,包括他的中學同學,一看到他受傷,竟然發Messages給他:你該死。他姐姐都因為政見不同,經常跟他吵架,杰仔的姐姐會質問他,為什麼警察打人?其實你明知道杰仔根本就沒有在場,根本就解釋不了給妳聽。那些片段,都是剪頭剪尾的,他們明知道問了是沒有結果的,為什麼還要問他呢?其實他們是想發洩吵架,這樣就會導致杰仔那時候也會有一些不開心。

我都有擔心,那些同事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持續這麼久了,士氣低落?會不會有一些情緒上面的問題?但是發覺是沒有的,反而倒轉過來,(士氣)更加的堅固了。可能因為看到家裏人的時間很少,看到自己的同事一天十六個小時,所以變成了親人一樣,有時眼神看一下,拍一拍肩膀,就已經知道大家下一步想幹什麼。默契全在那裏,情誼全在那裏。

我太太也是警察,我受傷了,她都沒有哭。但是,當她聽到說葵涌那個同事下班後被人砍傷的消息,她哭了。她很激動說,為什麼現在的香港變成了這樣?你竟然可以找一個不認識的人來砍。我相信她是因為心痛香港的情況,可能是有一點點幻想,同樣的事情會不會在我身上發生呢?之後她都叫我,不戴著帽子,不戴著眼鏡,你就別上街了。

但是最主要的影響不是我,是小孩。一個六歲,一個九歲。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以前可以學很多的課外活動,他們會去學游泳、打鼓、手工班、畫畫班,現在就全部取消了。因為那些班以前是我們上班的時間,工人姐姐去接送他們,媽媽很擔心工人姐姐不能保護他們,所以就先停止了,別玩了。免得他們上街多一次就多一次危險。

我家的街道上面,示威者有貼我兒子、女兒的照片。這樣到處貼,貼了就希望有其他的人去做(傷害他們的事)。街坊看到這些情況,都會幫我撕掉,那些街上的老闆、商戶,他們很疼我們的,因為我兩個子女也都是他們從小看到大的。他們經常都說,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記得叫你的子女衝進我的店鋪找我。

現在上街玩,媽媽拉著兩個小朋友,往前走一點,我就在十米、八米後面,自己一個人走,因為很擔心他們跟我一起走,被人認出了,很容易傷害了他們。

我現在剛剛好是病假,我就自己用車送他們上學,放學了,學校就將他們特別放在另外一個房間,直到我去接他們為止。學校都知道我這樣的情況,都特別安排了,所以就不會讓別人接觸到他們。

其實就算我沒有曝光,只要你住在那個警察宿舍,都是一個不安全的環境。只要認定你是警察的子女,他們都可能會隨時襲擊。

我們打算把兩個小朋友帶去大陸讀書,前幾個禮拜我已經去深圳看過一些國際學校了。這個想法最強烈最強烈就是現在,因為我不相信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因為現在在外面示威的那班,全部都是中學和大學的人,你還怎麼樣去相信他們?

一直以來我都有這樣的想法,香港的教育太過高壓了,小學一完成了,中學的時候就帶他們過去新西蘭讀書。但是現在經過這次的事件以後,為什麼會想到回去大陸讀書,不是去新西蘭呢?其實也都聽到有些消息說,外國看香港這件事,完全相信了香港的傳媒,就算是過去那邊,也都不代表他們不會被洗腦了。這樣不如是調轉過來,我們大陸又不是沒有學校。那我們自己去大陸讀書是一樣的,第一我起碼每天可以看到他們,第二起碼是我們大陸自己的教育,起碼是像一個中國人。你教了一個不承認爸爸媽媽、不認你是中國人的人出來的話,這樣就當失去了這個孩子,這個已經當是廢人了。那我就不希望他們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談警察往事:我曾拔槍對峙過持刀拒捕的悍匪,也處理過韓農抗議

我十九歲做警察,已經做了二十六年。其中我做過九年的衝鋒隊。我最喜歡的是衝鋒隊,每個進取的軍裝警務人員,都想去衝鋒隊。內行是叫做軍裝重案組,相對嚴重的案件,就找衝鋒隊去做。衝鋒隊是裝備好一點,有一些輕機槍,防彈頭盔那些。那些保護裝備全部在車上,我們因應事件的不同,就用不同的裝備去處理,每一個同事都是進去了PTU訓練以後,才可以再去衝鋒隊的。

我從未開過實彈,再上一次拔槍,是一九九六年了。

那是年初一,我們接到消息說有兩個可疑人士出現在打鼓嶺,當時我是衝鋒隊,我跟另外兩個隊員去找他們,那兩個同事跑得很慢,還在下面,我跑得快,跑到山上。與此同時,我聽到耳機裏面說,原來下面的村裏有一間店鋪被人打劫了,全家被人綁起來,錢全部拿走了,那當時我就想不是這兩個人嗎?我們只有三個警察一起上山,因為不知道他們是悍匪,以為只是兩個普通人。最終找到他們兩個人,在墳頭那裏坐著等,不知道在等什麼,他們聽到草聲,起身要走,我自己有點衝動,直接衝上去,從後背將其中一個打倒在地。

本身我自己十二歲就練柔道,我有參加過香港代表隊,待過三年,打一些小型比賽。港隊的要求是,(星期)一三五就跑一萬兩千米,二四六你去玩柔道,所以我對於自己(體能)很有信心的,兩個人我不怕的,我照樣打。但是想不到考慮還是少了,原來人家有刀的。

還有另外一個人,他從背後拔出一把刀,衝到我前面想砍我,因為我是便裝的,我這樣一拔槍,那把槍就卡在了我的衣服,槍就飛出來了。時間好像停頓一樣,我看著那把槍在空中,把它抓住,單手指著他。我對他說,你放下刀。他叫我放下槍,放走他的兄弟,兩邊都在大喊。我同事追上來,看到這種情況就馬上拔槍,指住那個賊。

他們(我同事)慢慢在我手上拿走我的槍,接著就幫我鎖住了下面那個人,接著跟他說,我已經放下槍了,你放下刀先。他就放下刀了,我立馬衝過去按倒他,這時候才知道,他還有一把刀,他們有兩把是自己的刀,有兩把是打劫的時候,在那一家人那裏拿的,我想不到他們會把兩把菜刀放在背上,他從背後拔了出來想斬我。我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隻手馬上拔槍,我把槍指著他的頭,他的那把刀幾乎要指到我的頸部,如果慢一點的反應,就可能被刀捅了下來。他已經沒有力氣了,不敢再動了,接著慢慢放下刀,就抓住他了。

這個事件沒有上新聞,發生在山裏面,沒有人知道。其實當時我是可以開槍的,但是不需要就不要了,因為開一槍打死一個人,背負的壓力很大。

如果這樣的情況在美國發生,我相信那兩個人都會死了,應該身上有四十個洞。香港的警察一向來講的話都是很克制的,我認識的人裏面沒有開過實彈的。

二零零五年WTO開會韓農示威,造成了一次很大型的暴動暴亂。他們一樣放火,用鐵珠,也都有用鐵棍,那時候是扔硬物,他們不會挖地上的磚頭來扔我們,也沒有利用燃燒彈。

我也有參與處理,那時候沒有水砲車,我們都有用胡椒噴霧,都有用塑膠子彈,都有用布袋彈,都有用催淚煙。暴力跟現在一樣的,但是當時是全香港、全世界都讚香港做得很好,很快就平定了,很快就將那一千多個人全抓了。當然之後我們知道有一些有參與但是沒有使用暴力的,我們就放了他們。

但換了今時今日的香港,香港人自己搞事,我們警察用的武力都是一樣的,但是就會被傳媒說成是黑警,殘殺市民。為什麼我們處理韓農事件用這個方法,你會覺得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的警隊,最有效率。但是處理你們自己的親身利益的時候,你們的標準就這麼不同呢?

以前韓農的時候,記者是不妨礙我們工作的,他們會在部隊兩邊、後面跟著我們。現在的記者是在我們前面,擋著我們,很明顯的是他們想阻礙我們,不想讓我們推進,不讓我們抓人。有些記者會用鏡頭捅我們的頭盔,拍我們,或者是拍我們的號碼,這些其實是令到我們很沮喪的。

談家庭影響:父親是一名普通警員,我以第一名成績從警校畢業

我是今年一月進入機動部隊,那之前我在屯門巡邏小隊,別人打九九九,就是我們去處理。因為案件都不多,你可能會有百無聊賴的感覺。這是我第三次去機動部隊了,我自己報名的,因為我很喜歡。

每個PTU小隊編制四十一人,我輔助兩個上級,他們年紀輕一點,只有二十多歲,因為他們一進來就是督察,我就年紀大一點,需要經驗的工作就由我幫他們做。每個小隊只有一個我這樣的警署警長,雖然位置少,但是有時都找不到人的。年輕的警員很多都愛做PTU,但是如果年紀大一點的,好像我一樣四十多歲的,他們就未必會這麼喜歡。進去PTU前三個月的訓練很辛苦,我們早上七點就到,訓練到夜晚七點到八點才放你走,有時九點到十點都還沒走。

訓練完了以後,要去總部服務三個月,那三個月專門是做一些遊行示威集會的工作。過了三個月,我是新界北的,我就回去新界北,但現在我還是在總部。現在這麼動盪,所有的人都不調動了,原本我應該是在來年的二月,離開這個部隊,但是現在應該是延長到六月。

我們清場時,隊形有四排,每排八人,第一排用長盾去保護,第二排用棍子,第三排可能是用噴霧等的東西,或者是一些催淚煙,第四排就用布袋彈,或者是塑膠子彈。工作的時候,我會走得比較前一點,其實我自己心態裏面,我當那些年輕警員是子女,我有責任安全帶著他們工作,安全帶著他們下班。

我老家在香港的龍鼓灘,我祖先是兵,三百年前從大陸移居香港的,我們可以算原住民了,我們已經有十幾代人住在香港了。

八十年代香港很流行一套警匪劇,叫做《新紮師兄》,梁朝偉演的,這個劇集當時在香港很厲害,青少年看到以後,個個都想當警察,我都被影響了。

我父親就是警察,他是開警車的。我們香港警察有一個運輸組。如果你去到運輸組,就等同你以後都不能升級了。其實運輸部上班的時間比較穩定一點,他考慮到我們有五兄弟姐妹,這樣他就寧願穩定一點去做,一下班就回家。他是以家庭為先的,所以我爸爸當時自己選擇很早就進去運輸組,選擇不升級了。我小時候已經能分辨了,看電視就是電視,現實就是現實,不應該混在一起,不會覺得梁朝偉、成龍的那些人飛來飛去,就會投射到爸爸就是這樣工作的。

我爸爸始終只是一個警員,他經常覺得自己連一官半職都沒有,經常都說自己沒有用。爸爸以前問我想不想做警察?我都不是很敢回答他,就覺得自己好像也都不是很足夠。我爸爸就鼓勵我去投考,他說,如果你想做的話,你就當一個有用的警察。你別好像爸爸這麼差勁。

其實在我的眼裏,我不覺得我爸爸差,我們五兄弟姐妹,他掙錢養大我們,每一個人在他的範疇裏面都可以發揮不同的功用,為什麼你階級低,你就說自己差呢?我覺得爸爸是很厲害的,但是我那時候小,我又不會講這些話。當然現在會講了,但是他去世了。我爸爸是五十二歲還沒有退休就死了,癌症。

我中學一畢業就去考警察。他們說我什麼都不懂,警察要面對市民的,你一畢業就來,你不知道別人的生活、民情那些,你遲兩年再來吧。我這個人很簡單的,當時那個考官說我不合格,遲兩年再來,可能只不過是跟我閒話一句。OK,兩年就兩年。那兩年我做了一些餐廳、工地的工作,又去裝修,什麼都幹的。一到時間兩年了,那我就又去考了。這次考上了。

黃竹坑警察學院同期三百多個同學,我是考第一出來的。體能我是第一,槍法是第二,法律也是考第二。總之我全部是在第一、第二,我爸爸其實沒有跟我說什麼,因為我們老一輩的爸爸媽媽,跟我們不是很說話的,但是你看到他的樣子,就笑到不會停那樣的,你就知道他很開心。其實那時我就很想告訴他,爸爸,這個獎是你的。

我妹妹也是警察,她在警察駕駛學校當教官。

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我會訂立一些很簡單的條件給自己,別懶,有工作就要做,有人犯法就一定要抓。其他的事情就別想了。你越想得多的時候就越複雜。你要公正地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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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学政论网站郑重呼吁海内外华人:共同敦请习近平主席能于一年内亲自访问宝岛台湾,向台湾朝野解诠释「何以海峡两岸未来选择统一」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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