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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9
一九五零年美軍登陸仁川助韓國李承晚政權攻打朝鮮（圖：路透社）
韓戰爆發七十年，但戰爭傷痕依然尚未撫平。韓戰期間，韓國政府的國家暴力對人權有極嚴重的踐踏，隱沒最久的是「保導聯盟事件」，屠殺人數最高達二十萬；「濟州四三事件」前後逾七年，屠殺了兩萬五千至三萬名居民，佔濟州島人口十分之一。直到近十年，歷史真相才漸漸重見天日，受難者漸漸獲得平反，近五年，國家對受害者賠償，真相、和解、過去史的清算終於看見曙光。
保導聯盟成員遭槍決
韓戰（一九五零至五三年，又稱朝鮮戰爭）是大韓民族現代史上最大的傷痛，造成民族長達七十年的分斷。兩韓因為意識形態，戰爭期間針對異見者犯下無數屠殺罪行，其中相當部分歷史在韓國經歷民主化之後，才重見天日。韓戰期間，韓國被白色恐怖籠罩，針對親北韓分子、左派，許多無辜國民慘遭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前後七年七個月，屠殺了兩萬五千至三萬名居民，佔濟州島人口十分之一，比較欣慰的是，二零零三年總統盧武鉉就為事件致歉，亦有根據特別法成立的「真相糾明委員會」。更大規模的「國民保導聯盟事件」則屠殺了六萬至二十萬人左派以及懷疑是左派的人士，直到二零零八年一月，進步派總統盧武鉉卸任前，才為事件致歉，得到官方正式平反。但事件訴訟、正義的追討仍未結束，直到二零一五年，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首次判決對「保導聯盟」巨濟島、昌原市受難者，給予國家賠償，及後訴訟不絕，最新的是針對蔚山四十三個受害家庭的訴訟，才宣判國家應予以賠償。時隔七十年，許多慘遭「保導聯盟事件」的倖存者家屬，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追討他們未竟的公義。
華文世界提起韓戰，多強調在國際地緣政治的價值，強調中國以輕步兵與世界頭號強國的對抗，並提升國際地位，對於大韓民族分斷的歷史傷痛則較少著墨。對於韓民族來說，這是永遠的傷痛，是一代人的分斷，過去十數年，金剛山兩韓家屬團聚時刻，落淚的場面不斷，更不用說韓戰期間被國家公權力屠殺的數十萬人民和家屬，他們仍舊年復一年尋求公義。除了韓國政府，朝鮮政府以至以聯合國軍名義參戰的美國，同樣在韓國犯下眾多戰爭罪行。
歷史的正義往往遲來，也往往沒有人記得歷史的慘劇。時隔七十年，韓戰世代基本上都已凋零，即便在韓國國內提起「國民保導聯盟事件」，所知的人亦很少。「移行期正義」（即轉型正義）在韓國的焦點也放在八十年代的光州事件、自由民主化的抗爭。七十年前的事，「濟州四三事件」也遠比「保導聯盟事件」更廣為人知。首爾大學國際韓國學中心所長朴泰均對亞洲週刊說：「事件除了受害者家屬以及專家之外，已被多數韓國人所遺忘。」由於《國家保安法》針對親朝鮮、左派人士，事件在韓國左派依然諱莫如深，很少公開討論，韓國左派學者也不願接受記者採訪。韓籍學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法學院副教授、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成員白泰雄曾經是韓國社會主義勞動聯盟的創辦領袖，因左派政見被指觸犯《國家保安法》，入獄六年多，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被釋放，他對亞洲週刊說：「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左翼形態的討論在韓國都被視為禁忌，保導聯盟事件帶來的傷痛仍未完全解決，韓國仍需要切實措施，調查當年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保導聯盟遭屠殺者遺體：慘絕人寰
被隱沒的「保導聯盟」
韓戰期間，韓國李承晚政權犯下許多戰爭罪行，規模最大的就是「國民保導聯盟事件」（一九五零年夏天）、「濟州四三事件」（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其他還有「江華島大屠殺」（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至九日）、「漢江大橋爆破事件」（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等等，死者由數百至一千不等。
「濟州四三事件」事發地點集中在濟州島上，濟州當地人的平反鬥志較強，還在全斗煥專政時期的一九八七年，濟州大學總學生會就對「四三事件」舉行首次慰靈祭，之後每年四月三日大學都舉行追悼集會。「四三事件」後，即使事件導致四千餘濟州人流亡到日本，仍心懷故土，竭力為故鄉慘劇爭取平反，一九七八年作家玄基榮所寫的小說《順伊三寸》（伯母），是韓國第一部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小說，在韓國國內被查禁，但日文版在旅日韓僑中廣泛流傳。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仍有在日濟州人於東京YMCA舉行紀念集會。相關平反、賠償工作也較順利。二千年一月，金大中政府就通過有關事件的《濟州四三事件真相究（糾）明與犧牲者名譽恢復特別法》，成立相應委員會，經過兩年調查完成相關報告書，並由時任總統盧武鉉正式道歉。同樣在二千年，開始構思建設紀念事件的「濟州四三和平公園」，並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完工。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亦在今年四月三日出席在和平公園的追悼儀式，是十五年來第二位總統到現場致祭，可見受到進步派的重視。
相較之下，屠殺規模範圍、人數大數倍至十倍的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則沒有那麼幸運。不同於濟州事件，至今沒有《特別法》加以處理，國立政治大學講師朱立熙對此表示：「部分受難者家屬可能擔心作證、提供證據，會受到有反共條文的《國家安全法》懲處，家屬都不太敢出來。」曾任忠清北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朴文順也在二零零七年表示：「由於缺乏主謀的證詞，揭示真相有很多限制。」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法學院講師安德魯．沃爾曼（Andrew Wolman）曾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他關心道：「儘管和解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部分，但『和解』對於韓戰罪行來說已不是主要目標，不同於九十年代的南非，韓戰犯下罪行的人多已不在人世，又或者是耄耋之年。而暴力又由於是政治正確的動機，而非因為種族、民族考慮，從現實角度看，和解的必要性也低了不少。」因此，「保導聯盟事件」受到的重視少很多。
李承晚殘暴鎮壓左派
血案如何煉成？
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因「保」與「輔」在韓文同音，因此相通。現時在華文圈，國民保導聯盟事件較為通用，故用簡稱「保導聯盟事件」稱呼。顧名思義，「保導聯盟」本來是李承晚政府用作「保護」、「輔導」、「導正」共產主義、左翼分子，使其「改過自新」。據長年在韓國擔任記者、現為政治大學講師的朱立熙了解，保導聯盟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反共檢察官吳制道，他對於起訴、掃蕩左派不遺餘力，由他向李承晚提議「對接觸左翼共產人士進行思想改造」，朱立熙說：「反共檢察官吳制道發現，南逃避難的人當中，有不少人曾經是共產黨員，或潛伏到南韓的間諜。因此成立了一個『國民保（輔）導聯盟』，讓這些共產黨員能夠自新，給他們申告的機會。」於是在韓國各地設置登記所。到了晚年，吳制道非常後悔，公開反省、道歉：「國盟屠殺了太多無辜人民，我感到非常後悔。」
「國民保導聯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這政治任務經過官僚階層的執行，演變得極為荒謬，官僚為求達成登記所人數目標，提供各種誘因，例如送米、送麵粉等糧食或日用品，許多鄉下農民因戰爭沒有飯吃，就被物資吸引，糊里糊塗成為「保導聯盟」成員，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共產主義」、「共產黨」，經過一年發展，到韓戰爆發前的六月，對於聯盟總人數，學界已有共識，認為韓國各地已有近三十萬保導聯盟成員，分散在包括現時的大田廣域市、蔚山廣域市、慶尚南道首府昌原市、濟州島、江華島等地。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揮軍南下，一路勢如破竹，將李承晚政權壓縮到釜山一角。韓戰爆發三天之後的六月二十八日，朝鮮軍隊就佔領當時的漢城（今稱首爾），據多個執行命令的軍人、警察回憶，屠殺源於李承晚在六月二十七日下達的《總統緊急一號命令：緊急情況下懲治犯罪者的措施》（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考證為六月二十八日頒布），為了防止保導聯盟成員與朝鮮勾結，因此進行「預防性屠殺」，同時間發生的還有「濟州四三事件」、「江華島大屠殺」，但規模都遠遠不及「保導聯盟」相關的大屠殺。
時任韓國內務部治安局長（現稱警察廳長）、後來曾在朴正熙時代任首爾市長、內政部長的金泰善（Kim Tae Sun）甚至以自己殺害共產主義、懷疑共產主義者為榮，他自己就不諱言處決了一千二百名相關人士。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曾撰文《反「內患」之戰》（The war against the "enemy within"）考證出，金泰善就是早期包括「保導聯盟事件」在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金泰善公開承認他曾在首爾及其市鎮在內的戰區，處決共產主義者，當時美國駐韓國大使穆西奧（John J. Muccio）亦回憶道：「金泰善下令殺害朝鮮『間諜』。」韓國反間諜部門（CIC）頭子金昌龍也是屠殺執行者之一，積極捕殺「南勞黨」成員，李承晚甚至稱讚金昌龍是他理想的左右手（The ideal right hand man），讓他直接掌握整支韓國國軍。屠殺之殘暴、不公義連美國人穆西奧也看不下去，曾要求李承晚和國防部長申性模停止未經審訊的處決。
金泰善自稱殺了逾千人
血案累累難以估算
根據當時憲兵第六師師長金文植在二零零七年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證詞，第一波大屠殺在江原道、忠清北道和慶尚北道發生。第一場屠殺於六月二十七日在江原道橫城發生，同在江原道的清原市倉庫裏，則屠殺了三百七十名保導聯盟成員，忠清南道瑞山市附近則屠殺了八百人，忠清北道陰城郡、鎮川郡則屠殺了七十人。同時，第六師又在慶尚北道的慶州屠殺三百五十人，並在尚州、聞慶市屠殺四百多人，而在忠清北道，就合共五千八百人被屠殺。而單一集中營，最大規模的屠殺則在首爾附近的大田刑務所（監獄），「保導聯盟」共有一千八百人遭屠殺並集體掩埋。
其他已知的屠殺場所還包括在慶尚南道昌原市，包括保導聯盟成員在內，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一名平民在一九五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間未經審判，就被憲兵殺害。而在蔚山廣域市，根據二零零七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大約一千人被屠殺，受害者遺骨在一九六零年才被發現。釜山地區在二零零九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中，也顯示有一千五百名保導聯盟成員被屠殺。「保導聯盟事件」屠殺人數人言人殊，由於年代久遠、材料不足，沒有統一的說法。較通行的說法有兩個，一是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椿估計，有六萬至十一萬人死亡；最高是韓國延世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朴明林估計，有二十萬人死亡。
第二共和：短暫放鬆
「保導聯盟事件」相關悼念運動，曾經因為短暫的「第二共和國」（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三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時期，短暫開放過。李承晚在多次選舉舞弊之下，一九六零年初春，掀起了學生領導的「四一九運動」（又稱「四一九革命」、「四一九學運」），四月二十五日，韓國國軍、警察拒絕攻擊示威者，四月二十六日李承晚就下台、流亡夏威夷，隨即成立第二共和國。有關韓戰期間屠殺事件的悼念、調查隨即放鬆。一九六零年五月，七名濟州大學學生就組成「濟州四三事件調查同志會」，五月二十七日家屬要求進行調查。保導聯盟事件也有類似情形，以慶尚南道昌原市為例，一九六零年曾有悼念活動，蔚山市倖存者也曾在白羊寺建造了聯合墓地，並建造紀念碑。但一切隨著軍人朴正熙在一九六一年發動「五一六政變」，政治風向再度收緊，蔚山白羊寺的墓地都被拆除，悼念活動也被禁止，濟州四三事件的調查、悼念也告中斷。
從李承晚年代到民主化之前，左派人士都受政府歧視，韓國檀國大學教授金珍鎬說：「朴正熙年代，韓國有『連坐體制』，政府一直管制左派人士，左派很難找到工作。」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鄭根埴亦曾撰文指，「一九六一年軍事政變之後，連坐制被更加強化，連坐制是剝奪這些人的政治社會生命，導致『社會性假死狀態』，這群人被隔離在公領域之外」，相當於是社會上的「活死人」，長期的連坐體制窒礙韓戰裏屠殺事件的記憶傳承。「連坐體制」之下，討論朝鮮、社會主義、左翼意識形態當然都是被禁止，直到民主化「連坐體制」才被廢止。金東樁對亞洲週刊說：「時至今日，一般而言，普通韓國人都知道屠殺的存在，但因為提到保導聯盟事件，就必定涉及韓國的保守派系以及軍方，因此，一般韓國人知道，但不會公開提及。」
文人政府金泳三政權任內，對於國家暴力、人權的概念漸漸被重視，一九九五年光州特別法制定。金泳三打下的基礎之下，一九九八年，韓國首次迎來政黨輪替，民主黨的金大中具有濃厚的進步派背景，家鄉就是光州所在的全羅道，在朴正熙、全斗煥獨裁年代，他在獄中六年，十年被軟禁、流亡。上任之後，對於韓國歷史清算更加重視，同年濟州「四三事件」的真相開始被調查，執政三年的二零零一年，成功制訂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法」、「腐敗防治委員會」，大幅推進韓國政治體制現代化，同年，也通過《民主運動紀念事業法》，光州事件等民主化過程中犧牲的家屬開始活躍，可以公開追尋真相與公義。二零零三年，同樣是進步派維權律師出身的盧武鉉繼任為總統。
二零零五年，根據《真相、和解過去史整理基本法》，成立「尋求真相、和解過去整理委員會」，首屆委員長是盧武鉉和現任總統文在寅的政治啟蒙導師宋基寅。三年一屆，合共兩屆的委員會到二零一零年結束，調查範圍包括韓國軍隊、美軍，也包含敵軍造成的犧牲問題，當然也包括了民主化運動期間的人權侵害。「保導聯盟事件」也在這個時刻浮現在韓國公眾視野之中。未待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有成果公開，盧武鉉即趕在總統任期屆滿、政黨輪替前的一個月，公開就「保導聯盟事件」代表國家致歉，正式為事件公開平反。第一宗的國家賠償則在二零一五年，韓國最高法院也首次判決對巨濟島、昌原市受難者，給予國家賠償。但檀國大學教授金珍鎬強調：「這些公道問題，不是給予朝鮮任何善意，而是民主發展後，針對過去國家公權力對人權的問題。」
歷史清算與悼念
有關保導聯盟事件，向國家提出的訴訟則在「委員會」兩屆任期結束後開展，以蔚山為例，二零零七年，確定了四百零七人是保導聯盟事件的受害者，一二年則確認了四百八十二名倖存者的平反。在二零一六年提出訴訟、申告，一審、二審法院根據民法「五年的追溯期限」，否決他們要求賠償的權利，但憲法法院的二審留了尾巴：「根據民法規定，針對平民集體受害、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應具有進行全國性賠償的權利，適用期應從法定代表人知道受害人和犯罪者三年起……但在長期操控和隱瞞之後，有些問題很難得出有效結論。」韓國最高法院「大法院」因此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宣判，再確立了憲法法院的說法，並補充：「判決日才是確定真相之日。」因此由六月九日起三年內，蔚山保導聯盟事件的受害者可以向國家要求賠償。
二零一九年，慶尚南道昌原市馬山的「保導聯盟事件」中被處決的六人重審，在今年二月十四日由昌原地方法院宣判，法院判斷寫到：「沒有證據顯示保導聯盟成員在一九五零年曾和朝鮮軍隊勾結，因此他們是無辜的。」釜山的「保導聯盟事件」兩名遇難者也在六月一日由釜山地方法院重新宣判無罪。
二零零八年以來，韓國各地仍為保導聯盟事件犧牲者舉辦聯合慰靈祭。以慶尚南道昌原市為例，在二零零九年恢復中斷四十九年的追悼會，在今年，韓聯社亦報道，今年六月十三日昌原市也舉行了海上追悼會，一百五十多名倖存者戴著口罩從昌原碼頭出發，在海上舉行追悼會。
韓國於二零零五年成立「尋求真相、和解、過去史整理委員會」，但為了和在野保守派合作，仍作出相當多妥協。首爾大學教授鄭根埴說，「將韓國民間人的『虐殺』改為『犧牲』，並以『整理』代替『清算』」，在修辭上作出了不少讓步，但韓國民間仍然習慣以「過去史清算」稱呼相關行動。儘管限制重重，委員會仍作出相當大的貢獻，曾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委員五年之久的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對亞洲週刊說：「委員會的目標達成了一半，成功的一半是，恢復受害者名譽、對個人死亡真相的還原；未竟的一半是，整體歷史真相和解仍未達成。」
金東樁認為，委員會最大的限制是「法定調查權力」：「最重要的執行者，例如軍方和警察都不願提交相關文件，重要數據仍沒有完全公開。」由於政黨輪替，保守派再度執政，相關調查、成果也不易被政府信納。金東樁亦說：「李明博、朴槿惠不願意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所以保守派執政後，就很難有真正的進展，但二零一零年後，地方政府仍有資助相關調查。」
時至今年，第一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委員長宋基寅神父倡議的《真相與和解、過去史基本法修正案》在五月二十日獲得通過，將會繼續對包括「保導聯盟事件」在內的政府屠殺平民事件進行徹查，有望重啟委員會。朱立熙說：「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到任期限制，許多內容仍未展開，調查也未完成。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也沒有逮捕權。」預料未來數年，會有更多國家暴力的歷史未挖掘、重見天日。首爾大學教授朴泰均亦說：「如沒有過去史的真相，國家創傷、衝突依然會持續。」
平壤女子追思在韓戰中陣亡的父親：民族傷痛（圖：路透社）
轉型正義進行時
歷史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也不會無緣無故被記住。二零二零年是許多韓國近代史重要紀念的時刻，包括「韓戰」七十週年、「光州事件」四十週年、「四一九學生革命」六十週年。今日風光亮麗的「韓流」娛樂背後，也有著先輩血淚、奮鬥的足跡，若無先輩嘗炎涼，後人亦難續春秋。同為冷戰分斷體制的受害者、身為使用中文的亞洲人、華人，我們又當如何去記憶韓民族的慘劇？台灣人是看到「二二八」的自己嗎？中國人看到的是「三反五反」運動？馬來西亞人會想起「五一三」事件嗎？香港人會想起「雙十暴動」、「六七暴動」嗎？去記憶「國民保導聯盟事件」、「濟州四三事件」，通過他者的苦難，未嘗不是亞洲人面對當下、未來的動力，通過這些歷史的視界，我們也許能找到希望、失落、惆悵，也能找到新的動力向前。
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左）、政治大學學者朱立熙（中）、首爾大學學者朴泰均（右）
亞洲週刊 2020年26期 2020/6/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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