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亞洲週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0/10/5
印尼九三零大屠殺五十五週年，「真相與和解」仍遙遙無期。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軍方事變，蘇哈圖取代蘇卡諾掌政後，允許軍人與平民大規模屠殺共產黨及左派人士，估計五十萬人遇害，包括不少華人。印尼雖然已民主化逾二十年，「九三零事件」仍是敏感禁區，現任總統佐科威雖被視為「進步派」，但需面對國內強大保守宗教勢力，有關「九三零事件」的「轉型正義」仍充滿懸念。
一九六五年印尼反共人士銷毀共黨標誌
一九六五年發生的印尼「九三零事件」（印尼大屠殺）是印尼近代歷史無法迴避的轉折點，是國家暴力對人權的嚴重戕害，大規模殘暴殺害印尼左派，當地華人也受到池魚之殃，是印尼歷史上極黑暗的一頁，更是印尼由親蘇走向親美的分水嶺。時隔五十五年，印尼已由軍政府年代轉向文人政權，自一九九八年後漸漸走向民主化，「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召開過兩次，但都未觸及歷史的「深水區」—「九三零事件」。現任的佐科威政權以「進步派」自居，在他任內，相關歷史禁區有一定程度開放，五年前，半官方組織「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就在印尼破天荒舉辦了「九三零事件」的民間研討會，佐科威也下令徹查當年屠殺的地點。
然而，事件從未獲得真正平反，佐科威的「進步派」形象也引來是「共產黨」的謠言，更在一年前的選舉中險些被軍方拉下馬，使佐科威的改革如履薄冰，還有重重障礙需要跨越。「九三零事件」雖然時隔五十五週年，然而歷史卻未曾遠去。平反？不平反？依然是印尼政治走向的重要分水嶺，也是印尼民主能否立基於「真相與和解」之上的奠基石，假如一個民族不能真誠地面對歷史，也難以昂首挺胸地走向未來。
儘管時隔五十五年，九三零事件許多細節仍然未曾清晰，光是有多少人被無辜殺害就眾說紛耘，死亡人數在十萬至三百萬人之間的估算都有，一般認為屠殺人數在五十萬之譜，是印尼建國後最嚴重的屠殺事件，是大規模針對左派的屠殺行動。直至現在，九三零事件如何發生、幕後主事者為誰，由於缺乏「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追尋，許多細節仍然不明確。
讓我們回到一九六五年，蘇卡諾身為印尼國父，當時確實有明顯的親蘇跡象，蘇卡諾在一九四五年領導印尼獨立，其創辦的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引發無數第三世界國家舉起槍枝進行獨立戰爭、擺脫殖民地，對帝國主義打擊甚大。蘇卡諾甚至親自接見中國總理周恩來，和他共同建立了「和平共處五原則」，是實踐上完成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所以說蘇卡諾「親（中）共」也實不為過。
蘇卡諾一直主張「大印尼主義」，把馬來亞、新加坡、沙巴及砂勞越都視為印尼的一部分，更支持砂勞越以當地華人為主的共產黨游擊隊，而在外交上也參與領導「不結盟運動」。在美國當時方興未艾的「圍堵」戰略中，印尼更是位處一九五一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的「島鏈」戰略的重要一環，更可能通過「大印尼主義」，把作為第一島鏈的「馬來西亞」收歸旗下，蘇卡諾的外交戰略無疑是美國無法接受，也在印尼國內引起巨大爭議，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在蘇卡諾親蘇的背景下發展迅速，是世界規模第三大的共產黨，成員有三百多萬，而共產黨的發展無疑也抵觸了印尼民族主義者、穆斯林的情緒。在「九三零事件」前，兩方積怨已深，隨時就爆發大規模衝突。
印尼軍警大規模搜捕懷疑共產黨人
九三零政變的五種可能
關於「九三零政變」的起源，至今仍是眾說紛耘，印尼國內外相關論述有二十多種專著及數百篇相關文章，莫衷一是。市面上至少有下列五種說法：第一，由印共所導演，也就是印尼現時的主流說法；第二，由蘇卡諾導演，或至少他事前知道翁東（溫東、Untung Syamsuri）中校將綁架及殺害右翼將領的計劃；第三，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導演，旨在把蘇卡諾拉下台，八十年代解密資料顯示，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英國首相麥米倫就曾在六十年代初達成要「除去蘇卡諾」的密約，因為他被認為對東南亞穩定不利；第四，政變是因為軍中右翼將領與左傾中級軍官之間矛盾所引發，蘇卡諾本人也相信這種說法；第五，由蘇哈圖所導演，持這種觀點的除曾遭到迫害的印共及其支持者外，也有多位西方學者同意此說。
「九三零政變」由誰導演仍未知，五種說法都有漏洞。但顯而易見，印共仰賴著蘇卡諾的保護，沒有動機也沒有理由推翻蘇卡諾政權。然而，政變中，共產黨員翁東中校綁架及殺害右翼將領卻是事實，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的凌晨，翁東中校指揮襲擊了陸軍司令雅尼中將和納蘇蒂安等七位將領，並將雅尼中將為首的六名將領殺害。而政變的結果則是蘇哈圖掌管軍權，並下令民眾可以任意殺害懷疑潛在的親共分子和印尼共產黨員，其中大量女權主義者、在爪哇島的阿甘班人以及華裔被集體屠殺。
大屠殺針對左派不只華人
在華文世界中，九三零大屠殺經常都會被說成是排華大屠殺。但是這不完全是史實。實際上那場瘋狂的民間械鬥，是針對任何潛在的親左派人士，而剛好華人和紅色中國的聯繫較深或是單純比較富有而已。所以實際上九三零事件是針對所有潛在「左派」，而不是只華人，相反華人被殺的在整場屠殺中只是少數，專門研究印尼華僑、東南亞政治的馬來亞大學東亞研究學系高級講師、曾著有《後蘇哈圖時代的印尼華人：民主化與少數族裔》《Chinese Indonesia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Democratis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的鍾武凌，援引Robert Cribb & Charles A. Coppel在《不曾存在的種族清洗：解釋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反華屠殺的迷思》（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說道：「嚴格來說，『九三零事件』並非一場排華運動大屠殺，這是因為在高達二百萬名被殺害的印共黨員和左派人士中，土著佔了大多數，而華人只佔大約兩千名。」華裔印尼籍社會學家陳玉蘭（Mely Tan Giok Lan）也有著作支持這個說法。然而，這當然都是根據現有資料整理的答案，倘若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全面調查，數字可能會有出入。總體而言，九三零大屠殺是針對左派，而非針對華人的屠殺則基本上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這場滅絕人性的民鬥大屠殺之中，鄰居們對仇人手起刀落，以「反共」之名進行「私了」，而這一切恰恰都是被政權允許甚至是鼓吹的。這場大屠殺由「九三零政變」的「震央」雅加達開始，然後逐漸蔓延到共產黨勢力強大的中爪哇，再到峇里島，也有零星的衝突事件在蘇門答臘島發生。
這場大屠殺學界普遍估計有大約五十萬人直接死亡，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間則有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萬人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而被捕，許多人在獄中受折磨而死亡，前後受害人數達到兩百多萬。而在一九六五年的印尼，人口也僅有一億人左右，這是印尼史無前例的人道浩劫，百分之二人口被殺或關押，放在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
一九六六年三月坦克車進入雅加達：蘇哈圖取代蘇卡諾掌權（圖：法新社）
成為美國在亞洲衛星國家
蘇哈圖亦在清算左派以後成功奪權，開始了獨裁統治長達三十二年，也開始了印尼成為美國在亞洲的衛星國家的時代。金融上，蘇哈圖馬上飛去紐約參加「印尼投資大會」，出售天然資源；產業上，印尼成為了日本汽車業的代工廠，恰如一個新殖民地。直到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印尼時還引起千人暴動、焚燒日製汽車的馬拉爾事件（Malari）。蘇哈圖奪權、印尼變色，是美國「圍堵政策」重要的一環，作為圍堵紅色世界的「第二島鏈」．
可是，以上敘述在印尼的教科書或是國家檔案中從未出現。在國家的表述當中，他們單純的描述「九三零政變」然後就假裝之後的大屠殺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對於印尼的八零後、九零後來說，他們唯一知道歷史的線索就是十月一日的「神聖獨立日」（Hari Kesaktian Pancasila），當天學校會升旗慶祝國家「打敗了共產主義」。而對於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屬，這算是最卑微的一種悼念方式了。有一些家屬會煞有介事的在家門前揮揚印尼的國旗，以最低調的方式向死者致敬。可以說整個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大屠殺在印尼依然是一種不能言說的禁忌。
長期傳播「印共」假消息
在蘇哈圖掌權的三十二年間，他馬上開始打造一個印共嘗試奪權而被他成功英勇救國的神話，大量的傳播有關「印共」的虛假消息。每年的十月一日，都會強行在學校、在國家電視台中播放共產主義惡行的影片。
政治立場左傾的印尼文化總監助理Nila Utami說到：「即使是當年的自己，看到共產黨人的惡行都會深惡痛絕，在學校看了一次影片後回家再在電視台上再看一遍。簡直覺得蘇哈圖就是救國英雄。」
一九六六年，蘇哈圖還將共產黨定為非法政黨。這樣的「政治清洗」活動至今都還沒有停止，也沒有人勇敢走出來挑戰這個五十多年的禁忌，更沒有人願意提到五十五年前那場血腥大屠殺。彷彿這是印尼民族一層不能揭開的瘡疤，背後就是赤紅色的印記。
就算偶爾有學者勇於站出來挑戰官方的歷史，如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受災之靈》（Kehormatan Bagi Yang Berhak）和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黃自達傳：蘇卡諾的助理》（Memoar Oei Tjoe Tat: Pembantu Presiden Soekarno）嘗試為蘇卡諾辯護和提出美國有份參與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證據，但是很快就被印尼總檢察長禁印。類似的案例在八、九十年代的印尼也有數宗，證明蘇哈圖政權是嚴格的管制有關一九六五年事件的任何詮釋的，為的就是保持他在一九六五年成為「救國英雄」的形象和其政權的管治合法性。
直到一九九二年，Iwan Gardono Sudjatmiko才出版了首份關於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論文，但是印尼文化總監希爾瑪．法里德（Hilmar Farid）稱：「這份論文之所以可以獲得出版，是因為它認同了蘇哈圖政權的敘事。它認為民鬥『私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印尼共產黨在歷史上是失敗和錯誤的一方。」但是，這份論文依然是重要的，因為此前從來沒有官方許可的敘述承認一九六五年曾經發生民眾「私了」屠殺的行為，這份論文雖然是認同這些行為，或認為其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它承認了有這樣的行為發生過。
前總統瓦希德曾道歉
二零零零年，大概是「九三零大屠殺」最接近「平反」的一年。時任總統瓦希德公開向受害者的家屬致歉，並承認大屠殺的存在。他同時允許人們對一九六五年的事件進行歷史研究。但是，他的道歉並非是官方的，僅僅是他個人的聲明，因此對於很多家屬來說是不足夠的。但即便是這樣，對一些曾經參與過屠殺「共產黨人」的宗教組織Nahdlatul Ulama(NU) 來說，這樣的道歉已經是超越了它們的底線，引起強烈反彈。
同年，人民協商會議草擬了一份「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法案，該法案直到四年後才獲得通過，因為委員會成員委任的問題一直爭持不休。直到二零零六年委員會要成立之時，又有NGO提出司法覆核，因為委員會規定了對於加害人不可以作出任何刑責，只需要道歉即可。國家憲法法院此時介入，取消了整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事件又重新歸零回到起點，可見重新打開這個話題對印尼來說是相當敏感的一件事。
當一九九八年蘇哈圖政權和他的反共「新秩序」崩潰，民間討論「九三零事件」漸漸解凍。除了有現任執政黨克服災難部主任里卡（Ribka Tjiptaning Proletariyati）的《成為印共孩子是我的榮幸》，還有現任印尼文化總監希爾瑪．法里德（Hilmar Farid）搜集的口述歷史《永無止境的一年》。
紀錄片方面，還有Chris Hilton導演的《Shadow Play》。至今約有十一部關於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影片曾經面世。驟眼看來，這好像說明一九六五年歷史已經「解封」，但其實不然。由於「新秩序」禁令仍在，所以即使國家允許民間討論大屠殺，但是違反國家歷史主線的作品仍不得出版。例如不可以質疑印共是否有意策劃軍事政變。其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羅薩（John Roosa）出版的《大規模屠殺的借口》(Pretext for Mass Murder: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就因為提供了另類假設，說一切都有可能是蘇哈圖自導自演的奪權戲，而被禁止在印尼販賣。
另外，跟台灣的白色恐怖一樣，其「平反」大多集中於「冤假錯案」的問題，也就是說被誤以為是共產黨人而遭到「私了」。但是對於真正的「印尼共產黨內」成員呢？這樣的殺害他們是否公允？大部分的作品都不願意提及，避之則吉。其實說白了就是國家願意在維持反共的大前提下，分化受害者之間的相聯性，只為冤假錯案平反，而無視大多數被殺的印尼共產黨成員，忽略了國家暴力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若對於苦難的根源從來沒有正視，那麼苦難並沒有真正遠去。
美國與中國的幕後角色
隨著近年美國國務院越來越多解密檔案，尤其是二零一七年通過「國家安全檔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二零零九年成立的「國家檔案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將三萬頁資料解密，當中三十九頁與印尼「九三零事件」有關，皆是一九六四至六八年間美國駐印尼大使館傳回美國的機密資料。根據《紐約時報》的解讀，美國官員沒有進行過任何公開反對「九三零事件」的行為，甚至為這場屠殺的背後勢力鼓掌，而當中部分電報直接指向蘇哈圖下令大規模處決懷疑共產黨的人。而事實上在「九三零事件」前，美國就曾秘密資助印尼反蘇卡諾政府分子，希望滲透到印尼的陸軍系統當中，而在事件發生後，美國中情局（CIA）也為印尼陸軍提供了一份長達五千人的印共領袖名單，可見美國至少在事件後積極支持蘇哈圖政權，台灣東海大學教授顏永銘也指出，客觀上「九三零和美國全球戰略是吻合的，美國和蘇哈圖政權可以合作」，但是否「勾結」、「共謀」，仍待進一步檔案的解密。
至於中國大陸，出於紅色革命的友誼、不結盟運動的夥伴關係，中共一直對印尼蘇卡諾政權提供援助，直到一九六五年。而在「九三零政變」事發前的八月五日，根據中國外交部檔案，印尼共產黨領袖艾地也向毛澤東透露了這次政變行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周陶沫在《中國與九三零運動》一文中提到，中國一直鼓勵印共以武裝奪取政權。由此可見，在九三零事件中隱約可見大國博弈、冷戰對抗的影子，儘管仍沒有確切證據。
蘇卡諾（中）與蘇哈圖（左）：立場相左（圖： 法新社）
「蘇卡諾主義」
對於像一九六五年這樣的大屠殺的官方敘事，正是今天印尼左翼極力爭奪的一個戰場。印尼文化總監希爾瑪．法里德曾經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以他多年的社運經驗，不無感慨地說：「印尼之所以無法成為一個國家，依舊是活在殖民體系之中，除了是它欠缺對未來的構想以外，更是因為民族解放的想像遭受到清洗。」而這個清洗，指的當然就是「九三零」大屠殺。因為共產黨人和他們結盟的「蘇卡諾主義」遭受到全面的清洗。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印尼總統辦公室特別顧問Oji（Noer Fauzi Rachman）的說法，印尼左派今天為了避諱已經很少自稱是左派或是共產主義者了，取而代之的是「蘇卡諾主義」：一個象徵民族統一的信念。尤其是在萬隆，大大小小的文化場所之中都會印有國父蘇卡諾的圖樣，因為萬隆是他的發跡之地，也是今天「蘇卡諾主義」最盛行的地方，日經新聞網曾經報道，佐科威現在的外交政策是在奉行蘇卡諾主義。當今印尼政壇，事實上主要力量就包括蘇卡諾之女創立、佐科威領導的「鬥爭派民主黨」以及軍事強人蘇哈圖女婿普拉博沃領導的「大印尼行動黨」，兩人兩度在總統選舉對壘。
每週四集會盼轉型正義
「九三零事件」後長達三十二年的蘇哈圖時代，相關悼念活動都不能舉行，直到一九九八年蘇哈圖秩序崩潰後出現改變，包括「九三零事件」、「一九九八學生運動」相關的受害者和家屬這些年來，固定發起週四集會（Kamisan），每週都在總統府對面、民族紀念碑的廣場，帶著黑色雨傘和罹難者照片靜默遊行，要求政府調查國家暴力對人權侵害的歷史，至今已集會六百多次，現時因為疫情就轉向網上集會，都反映民間一直具有尋求「真相與和解」、「轉型正義」的盼望。
「真相與和解」曾經是佐科威競選連任總統的應許，但隨著疫情驟起，以及佐科威險勝的教訓，似乎重啟「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進入「真相與和解」的深水區│「九三零事件」、「九八印尼排華」變得遙遙無期。印尼在佐科威執政前，就曾兩度召開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分別是在二零零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佐科威的努力限於國家暴力對人命虐殺的層次，但不見得具有重啟「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嘗試，除了去年年底路透社報道印尼官方有這樣的意願外，及後疫情至今都不見有相關的動作。軍方代表多次強調相關殺戮具有必要，佐科威第一屆任期的國防部長雷亞庫都（Ryamizard Ryacudu）在二零一六年的亞洲安全會議上發言時表示，相信五十萬被認為是親共人士而被殺的，都是理應被殺（deserved to die）。
現任總統佐科威為了折衷管治，在二零一九年連任後也把蘇哈圖前女婿普拉博沃吸納到執政聯盟當中，並給予國防部長之位。對於佐科威第二任期會否推動「轉型正義」呢？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顏永銘、馬來亞大學東亞研究系高級講師鍾武凌都異口同聲不表樂觀。
不會觸及軍方舊政治勢力
顏永銘說：「佐科威當初競選時，開出的菜單琳瑯滿目，但一路跌跌撞撞，邊做邊學，他連任之後把精力放在遷都上，對這些抽象的價值不是很在意，第二個任期他應該根本不會做這些事，而是把自己視為拼經濟的工程師。」馬來亞大學東亞研究系高級講師鍾武凌也說，「總統佐科威為了穩住自己的勢力，肯定不會觸怒軍方或親蘇哈圖的政治舊勢力，而重啟有關和解委員會肯定會牽涉到揭露軍方或政治舊勢力涉及『九三零事件』」，因此認為佐科威不具有推動印尼「轉型正義」的決心。
推動「轉型正義」不樂觀
今年同樣也是印尼建國七十五週年，在六月份舉行的七十五週年建國紀念活動當中，佐科威展望印尼在二十五年後進入「已發展國家」的行列，而現代文明國家無疑需要建立在對「人道價值」的尊重之上，對於過去國家暴力對人權的侵害予以糾明，儘管佐科威政權之下相關禁忌漸漸有解凍跡象，但「九三零事件」雖然過去了五十五年，「轉型正義」恐怕仍遲遲難到，「真相與和解」的陽光仍難照耀「千島之國」的土地上。
亞洲週刊 2020年40期 2020/10/5-10/11
|
|
|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