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亞洲週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7/5 

中共建國後的權力繼承往往出現驚濤駭浪，甚至掀起腥風血雨，劉少奇、林彪、四人幫、胡耀邦、薄熙來、孫政才……關鍵是權力繼承無法透明化與制度化，有太多人為操作與偶然因素，讓中共權力繼承容易蒙上「政治不確定」的陰影。

權力繼承自古以來都是政治制度有效性的試金石，中共建黨一百年，也是建國七十二週年，建國後的權力繼承往往出現驚濤駭浪，甚至掀起腥風血雨，使國家前途籠罩在血色迷霧裏，關鍵還是權力繼承無法透明化與制度化，有太多人為操作與偶然因素，讓中共權力繼承容易蒙上「政治不確定」的陰影。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經濟成就過人，治理能力有了顯著改善，權力繼承卻仍然是大問題。二零一二年，不足十年前，從胡錦濤過渡到習近平時代，就爆發「薄熙來事件」，背後暗藏危機。二零一二年候任領袖習近平曾經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十一天，引起了很多的猜測。

習近平執政九年，就打破了「七上八下（六十七歲續任，六十八歲退任）」的政治傳統，他修改憲法，打破了鄧小平定下的慣例，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是兩屆，共為十年。如今習近平的統治，肯定超過十年，可能會延伸到二十年，即是執政到二零三二年。但之後的接班人是否順利？都為中共的繼承體制帶來隱憂。

胡耀邦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之一的孫政才也於二零一七年因為「清除薄王餘毒不力」下馬，最後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權力繼承的陰影仍籠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中國在近數十年取得世界矚目的經濟發展、抗疫成果，但權力繼承則是中共弱點的罩門，也是西方所說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繼承自蘇聯的「蘇維埃體制」，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時由全國人大常委行使職權，政府施政則由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行使。理論上蘇維埃體制奉行「集體領導」，政治局常委之間平等相待，都是「正國級」幹部，召集會議的總書記只是「同儕之首」（First among equals），並非領導各常委的「上級」。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集體領導」缺乏效率，如江胡時代九個常委，「九龍治水」，各自分管一塊，使事權分散，無從協調。

因此就出現了「領導核心」，「集體領導」就在一定程度演變成「個人領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毛澤東時代」，以至今日的「習近平時代」，都可以被視為「個人領導」的時代。不論蘇聯，還是中國，高層政治總在「集體領導」、「個人領導」之間徘徊，使得權力交接容易發生政治危機，綜觀中國每次權力交接，幾近都驚濤駭浪，法定「接班人」更有不少未克接班，又或者接班後中途下台，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定國家主席劉少奇，就被紅衛兵批鬥至死，其中一次批鬥，劉少奇無奈地手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紅衛兵們抗議道：「我還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證公民的人身自由。」結果國家憲法也無從保證國家主席的權利，被紅衛兵批倒下憂憤交加，只能以「劉衛黃」的名字死去，使人嘆息不已。

林彪則是另外一個悲劇，他是被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還寫進憲法，但最後還是在「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出逃，死在異國的空難。

權威的代際遞減

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經常被理解為「新權威主義」，包括蕭功秦等學者曾主張中國要走過「新權威主義」的過程，及後才能作進一步政治改革。威權政治無可避免仰賴於領導人的個人權威，又或者像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歷史學家唐德剛就歸納出了「權威代際遞減定律」，意指第一代打江山的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及後「魅力」則逐代遞減，需要在「魅力」以外建立新的「合法性」，更仰賴於政治傳統以及法理基礎。

綜觀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二年歷史，也大致符合這個發展方向，接班模式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自一九四九年起毛澤東時代至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接班人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高層密室政治鬥爭決定。第二階段是鄧小平設立「隔代指定」、江澤民時代則加上「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的政治慣例，這些規則沒有寫在法律裏，但都是心照不宣的政治傳統，使得接班模式漸漸制度化。第三階段則是習近平時代，打破了上述由「魅力」轉向側重政治傳統、法理基礎的路線，重回魅力型權威領袖，既打破了「七上八下」規矩，可以終身擔任領導人，亦把原本「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孫政才拉下馬，舊的政治傳統被打破，新的政治傳統、法理基礎則未建立。

幾近中共每次權力交接都會發生政治風波，能成功接班的中共領導人甚至不超過半數，尤其是共和國前三十年以及八九民運前，即便擔任國家最高職務國家主席、總書記，也有很大機會被打倒，直到八九民運後，權力交接有了政治慣例可循，才較順利。以下以毛時代、鄧時代分為八九民運前後三部分繼續剖析。

毛澤東是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處於國家草創初期，國家法治未立，初期官員選拔皆以打天下功勞分配，中共八大後，受外國衝擊，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停滯，到十年文革期間，更沒有立過一部法律，法治不彰，靠「政策」治國。權力繼承更是充滿隨機性的「宮廷鬥爭」，第一任指定接班人劉少奇在一九五三年開始就負責主持「一線工作」，已確立他的接班人地位，及後大躍進時期，毛澤東承擔責任「退居二線」，劉少奇在一九五九年正式接任國家主席，執政前後八年，但毛澤東始終想運用各種方法重新奪權，先是發動「四清運動」（「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發動「社會主義教育」，意圖重新在基層奪權。

「四清運動」被壓下去後，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打倒，及後劉少奇就被幽禁起來，送到河南開封軟禁後死亡。劉少奇之後，第二個接班人就是林彪，林彪協助毛澤東打倒彭德懷、劉少奇有功，在一九六九年第九大，確立林彪為接班人，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但旋即在一九七一年發動「九一三事件」失敗，墜機死於蒙古溫都爾汗。

毛時代密室政治隨意性

毛澤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是華國鋒任總理、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聯合汪東興、葉劍英等發動「懷仁堂政變」，打倒四人幫，及後鄧小平復出。隨後華國鋒因「真理標準大辯論」失勢，向中共中央請辭軍委主席、黨主席，中國進入「鄧小平時代」。毛時代權力繼承具有高度隨意性，往往在密室政治中處理，使得政變頻仍、政治運動頻繁。

告別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數年的華國鋒管治，就進入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一九八零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確立了「三駕馬車制」。「三駕馬車」源自俄文，即三個領導分工，鄧小平自任軍委主席；胡耀邦先任黨主席，再任總書記；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最高元首先是葉劍英擔任人大委員長，李先念則擔任榮譽性的「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以及國務院總理構成新的「三駕馬車」。「三駕馬車」的權力結構也不穩固，黨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之間，就常出現爭奪經濟權力問題，更致命的是在這之外，還有被戲稱為「元老院」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黨內民主生活會」更有時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總書記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鄧小平家裏召開的「黨內生活會」被元老輪流批判，元老中只有習仲勳指出這種逼迫不合黨規，斥責這是文革手段，政治局於一月二十六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但這不尋常下台情形引起廣泛不滿，埋下日後八九民運的伏線。一九八九年胡耀邦之死，引發八九民運，中央對八九民運處理手法起分歧，主張溫和解決事件的趙紫陽因此失勢下台，連帶當時最年輕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失去潛在接班機會。

八九民運前的兩任接班人、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都因為政治事件下台。及後，鄧小平把接班人之位交給在上海處理學潮有功的江澤民，一改「三駕馬車制」的形式，把軍委主席、總書記都交由江澤民擔任，國務院總理則主責經濟事務，變成「雙元首制」，也確立了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三權合一同樣由最高領導人擔任的慣例，與此同時，也確立「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制度。江澤民任內則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再加上「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超過七十歲的政治局常委不得再連任，使權力繼承模式更有慣例可依。

接替江澤民的胡錦濤就是由鄧小平隔代指定，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則由江澤民隔代指定，走進了韋伯所說較仰賴政治傳統、慣例確立合法性的時代，鄧、江、胡三代的權力交接也較為順利，儘管從鄧到江出現了「楊家將事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重新恢復改革開放勢頭，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之弟、實質掌握軍權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率先在軍中提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引起不滿，楊尚昆及楊白冰因此在十四大被免去軍權，楊尚昆在十四大後退休，但總體來說權力交接則較為穩固。

從江澤民交棒予胡錦濤，就沒有像之前出現政治風波，接班過程極為順利。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交出國家主席、總書記職位後，江澤民還續任軍委主席兩年，軍權在手，監察胡錦濤施政，其親信曾慶紅也擔任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仍具有相當實權。胡錦濤年代九常委也被民間稱為「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事實上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權力極為有限，自然政治交接較為穩定。

胡錦濤執政十年，始終受制於江澤民派系，胡錦濤因此在十八大之際決定裸退，不像鄧小平、江澤民那樣留任軍委主席，實際監督新任領導人施政。在權力交接的十八大前爆發了「薄熙來事件」，表面上是因為貪腐把薄熙來拉下馬。但直到五年後的二零一七年十九大期間，才正式把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以及徐才厚等被稱為「新四人幫」的集團定性為「篡黨奪權」，是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以「篡黨奪權」形容黨前高層行為，也說明在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權力交接期間，曾有政變陰謀發生，十九大的圖片展也說查處「薄、周、令、徐、郭（伯雄）、孫（政才）」六人是消除了「重大政治隱患」。

習近平新政打破慣例

習近平在十九大裏打破了自鄧小平、江澤民建立的政治慣例，十九大前把政治局最年輕政治局委員之一的孫政才拉下馬，打破隔代指定的政治傳統，在十九大也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並改變了「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的慣例，目前習近平很有機會打破做兩屆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習慣，繼續執政下去。習近平的政治改革把舊有的權力繼承慣例打破，卻還沒有建立新的繼承制度，使未來權力繼承前途蒙上陰影。

習近平通過反貪腐、全面扶貧，重新建立一部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合法性，這全仰賴於習近平的政治手腕以及他的個人魅力與威信「奇里斯馬」（Charisma），在他有生之年能維持這樣權威型領導，問題只是在他身後的接班人問題。

蘇聯經驗警示中國

參考蘇聯的經驗，當國家由個人領導轉向「集體領導」，也曾再轉向，回歸到傾向「個人領導」的情形，繼赫魯曉夫後，勃烈日涅夫就從一九六四年起擔任總書記，執政至一九八二年死亡為止，前後執政十八年，在勃氏任內，蘇聯國際影響力達到頂峰，「灰衣主教」蘇斯洛夫推出以「有限主權論」、「大國責任論」、「國際專政論」等理論為核心的「勃烈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曾風靡一時，成為蘇聯老大哥控制衛星國家的合法性來源。

但在勃烈日涅夫逝世後。他的老同志們也垂垂老矣，老戰友蘇斯洛夫早於勃氏不足一年去世，較年輕的安德羅波夫六十八歲接班，儘管力圖改革，但在位僅一年就去世，及後七十四歲的契爾年科接班，在位一年亦去世。政治局逼於無可奈何，最終選出年輕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但個人威望、政治能量則遠遜勃烈日涅夫了，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教訓至今仍警示中國。

蘇聯、中國兩共產黨的高層權力繼承往往出於密室政治，接班人被打倒者有之，不少更劇烈地顛覆前任的政治遺產。反觀歐美民主政治，表面上有民主選舉，確保權力交接穩妥過關，但在近年來受到極右民粹力量興起的挑戰，也使這個過去被視為具有「法理正當性」的交接體制受到挑戰。過去歐美權力交接穩固，也在側面說明民主國家往往沒有真正的「權力轉移」，不論表面上在那個左傾、右傾的政黨手中，如美國的情形，分別只是被「新金錢」（New Money）的深層國家控制，或是被「老富人」（Old Rich）的深層國家控制，最終還是由極少數的資本家操弄，政治學者王紹光把這種被選舉篡奪的民主稱為「選主」（ Electocracy），只有選舉的形式，卻沒有實現民主真正的內涵，帶來政治穩定性、賦予政權合法性。今年年初美國就出現了「國會山莊暴亂事件」，險些發生政變。

中國在七十二年裡經濟發展、近兩年抗疫取得長足成果，但在權力繼承問題上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甚至幾近每次高層權力交接都出現政變或政治風波，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把建立了近二十年的政治慣例悉數打破，也礙於內外風雨如晦，受制於中美貿易戰的強大壓力，未能建立新的權力繼承模式，預料未來權力繼承，仍如改革開放一樣「摸著石頭過河」。 

 亞洲週刊  2021年27期 2021/7/5-7/11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站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