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在美國圍堵中國與制裁俄羅斯的兩大逆全球化潮流下,供應鏈和能源市場發生根本變化,西方投資界對此擔憂。中共二十大謀求穩中脫圍,寬鬆貨幣政策但穩定食物能源價格,通脹率低至百分之二點八,讓龐大基層生活有保障,保護社會基礎消費,發揮攻彼顧我、補強自身以待機而動的戰略思維。政府發債刺激新基建,推動新一波技術與產業革命,很多高科技產業開始市場化,包括新能源、新基建和5G智慧應用。
全球經濟下行,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很難找到短期的投資應對之策。世上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管理約一千六百億美元資產)創辦人達利歐(Ray Dalio)縱橫宏觀投資界五十年,認真研究大國興衰之百年大變局。他綜合世界過去五百年的領導國家與挑戰領導地位者的社會結構,分析八大社會與經濟指標,包括教育、創新力、競爭力、軍事、貿易、經濟產出、金融地位以及儲蓄貨幣地位,指出可從中窺探世界經濟變局,協助投資者衝破短期迷霧,理解長期趨勢。
依此「大週期」分析方法,達利歐指出中國正迅速崛起,而美國正步向衰落(見「國家興衰一五零零年至二零二一年」圖表),因此他長期挑戰美國傳媒抹黑中國的聲音,身體力行表達對投資中國信心。他(以及他設計的電腦分析)看好中國高教育水平、基建投資、貿易大國地位、高教育水平、科技創新力以及人民素質。他身體力行投資中國高科技產業,包括網絡平台、新能源和人工智能。
達利歐的投資方向與中國在二十大中重新強調的「高質量發展」不謀而合,他更支持「共同富裕」政策帶來的社會穩定。而在歐美制俄、圍堵中國等全球不確定性下,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與實業家也看到投資中國高科技、高技術的前景。他們不追求金融投機的短炒短賣,而是將投資事業、高新產業遷入中國。即使在短期不利的因素之下,他們都看到中國各種新興產業在未來的巨大市場價值。
全球經濟因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危機、美聯儲加息導致的資金缺乏、美國單邊主義打斷供應鏈三大因素,在過去一年一直低迷,在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按年跌了一成八、標普五百指數跌了兩成三、納斯達克指數跌了三成三,在中國,上海證券指數按年跌了一成五、滬深五百跌了兩成一、深圳證券指數跌了兩成四。全球兩大經濟體皆陷入了股市困境,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續下調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並警告可能出現衰退,全球投資者為此擔憂。
上海證券指數按年跌了一成五,全球經濟都受烏戰、美聯儲加息等影響
但在美國投資界舉足輕重的「華爾街意見領袖」、世上最大的對沖基金創辦人達利歐對此卻是經驗十足,他發明多種投資策略,包括風險平價(risk parity)、超額回報管理(alpha overlay)、全天候投資法(all weather portfolio),改變全球投資界,在過去多場經濟危機中成功為客戶保護資產。即使是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橋水基金的平均資產上升了百分之九點五以上,為此他獲得不少名聲和掌聲。
達利歐指出,很多的投資者也不知道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如何生存,但他認為,萬物背後皆有「原則」(principle,同時也是他三本暢銷書的書名),人們可從研究歷史中的「原則」,理解在自己有生之年未經歷過之事。他根據研究過去五百年大國興衰之循環,提出過去十四年的超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三大主要貨幣體瘋狂印鈔、帶來高債務等問題,正表示世界迎來大亂之時,也是經濟社會危機、戰爭、內戰或是革命等新舊秩序交替的時刻。
投資中國實體企業
而在眾多危機之中,達利歐此刻仍對中國的實業充滿信心。他在今年大幅拋售多家科技公司的股票,包括阿里巴巴、嗶哩嗶哩、京東等,卻買入同等價值的中國電動車企業蔚來、小鵬和理想,以及網絡平台百度、拼多多和貝殼找房等十種股票。而他對中國經濟的基本判斷,與最近中國提出的經濟措施,很多地方在邏輯上不謀而合。
中國共產黨近日舉行二十大,重申基本經濟政策,在國內穩定基本經濟、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可以觀察到中國人民銀行在近月一直執行貸幣寬鬆政策,廣義貨幣(M2)增長一成二、人民幣貨款今年首三季增加二萬五千億美元,其中用來投資新基建的資金約一萬億,包括新能源、特高壓(「西電東送」計劃)以及水利工程。「三農」問題亦是中國重點政策,農業發展基建基金投放三百五十億,共計項目逾一千六百個,涉及總投資逾四千多億。政府政策保護基礎經濟,讓中國通脹率壓至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百分之二點八(九月份數據,八月份為二點五),穩定國內「內循環」的基本結構。
「西電東送」特高壓白浙線:中國重點投資特高壓(圖︰新華社)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
而在「外循環」方面,中國堅持繼續對外開放,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百分之二十。外國直接投資(FDI)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二(其中歐盟對華投資增加了一成五),集中在高科技產業(增長三成四)、高技術製造業(增長四成三)和高技術服務業(增長三成一),主要增長來自韓國(增長五成九)、德國(增長三成)、日本(增長兩成七)和英國(增長一成七)。新能源產業的兩三大支柱,鋰電池、電動車和光伏產業出口亦相繼分別增長七成五、九成七和一點一倍。中國經濟與美國仍然深度融合,供應了美國所進口的近四分之一的貨品。今年前三季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三成三,進口增長四成四。中國九月份的出口亦打破歷史紀錄超越三千億大關,同比增長兩成八。
上述多個國家投資中國高科技實業,與去年(二零二一年)中國嚴打大型科企時,形成鮮明對比。當時西方很多評論家稱中國的自由市場正在消亡,在中國投資的風險很高,表示中國是一個經濟上不自由、不遵守市場規律的國家。
贊成中國整頓科企
可是在那時,達利歐逆流而行,指出中國政府正在做對的事情,因為金融市場被大型科企搶佔市佔率並不是一件好事,長遠來說更會影響創新能力和經濟上的競爭力。達利歐自二零一八年便將橋水基金的事業拓展到中國,組成橋水全資子公司「橋水中國」,自那時起,他就一直支持將考核中國長期經濟的重心放在實業之上,認為這是在技術創新的革命之下,保持貿易大國地位的不二法門。
這與二十大提出「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有相似的邏輯。加上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壓低通脹、增加流動性,讓龐大基層生活有保障,保護社會基礎消費。地方政府發債刺激實體經濟,推動新一波技術與產業革命,很多高科技產業開始市場化,包括新能源、新基建和5G智慧應用,整體朝著「科技強國」的目標邁進。而這個發展受到西方投資產業界的青睞。
中國政策長期穩定,國際市場對其產業政策可預期性高,使到外資敢於當地設廠。比如電動車產業,特斯拉上海工廠佔該公司全球三成至五成產能,梅賽德斯奔馳的北京工廠也佔該公司全球三成產能,寶馬計劃也將MINI電動車生產線遷移至中國,還有德國福斯汽車(Volkswagen)近日也投資了二十四億,與汽車智慧芯片製造商「北京地平線機器人公司」合作研發自動駕駛技術。又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有「顧問界的高盛」之稱的麥肯錫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在該領域吸引的私人投資佔了全球的五分之一,其核心技術的投資回報在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間。
奔馳北京生產線:半年內,德國產業在中國投資達到一百億美元
而在俄烏戰爭帶來的歐洲能源危機底下,歐洲資金大量出逃,其中一大部分去了中國。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IW),單是今年前半年,德國產業已經在中國投資了破紀錄的一百億美元,集中來自德國四大工業巨頭。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稱,即使有些歐洲公司今年沒有對中國重大投資,但他們也完全沒有要離開中國的意思,而歐洲十大公司對中國供應的稀土、藥劑材料以及光伏材料均非常依賴。
因此,當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堅持對華採取強硬貿易路線的時候,德國產業界群起反對。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施特拉克批評指出,德國政府提出在經濟上與中國脫?不符合國家利益,他說:「在中國這個關鍵性增長市場上的適當存在十分重要,不僅對個別公司,而且從整體經濟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另外,德國金屬和電氣行業僱主協會主席沃爾夫也在近日表示,德國在短期內幾乎無法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若跟隨美國對華發起經濟戰,將「導致德國工業癱瘓」。
縱使在戰爭、疫情、制裁的衝擊之下,今年全球對沖基金資金在中國的投資淨流出三十六億,但是這跟上述實體產業對中國的投資規模來說,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以全球對沖基金市場觀之,單是俄烏戰爭以後的第二季度,其淨流出就高達三百二十億。加上美聯儲連環加息,全球缺乏流動性,這一結果似乎是難以避免。
用這個宏觀的角度看,或許就更能理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因為金融服務業在強美元之下定必向美國傾斜,這是美元作為全球儲蓄貨幣的霸主地位的權利,因此中國要在長時間下穩中突圍,就必要集中在高科技實業的基礎之上。
除了達利歐以外,另一位支持中國的投資者包括「量子基金」前合夥人羅傑斯(Jim Rogers),他與巴菲特和索羅斯齊名為世界三大投資人。前陣子羅傑斯接受中國大陸媒體訪問,表示自一九九九年環球投資旅行時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戶投資B股後,就持續投資中國二十三年。他說:「在我看來,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成功的國家,中國有大量人口,有儲蓄和投資,關注教育。」
中國地質科學科研人員:高科技實業是中國發展重點
教育是國家強盛的指標
羅傑斯對中國的教育的重視,同樣也是達利歐在其《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支持中國的主要論點之一。在達利歐對過往成功崛起成為世界第一的強權的分析中(見「國家興衰循環」圖表),教育水平提高,是一個文明或國家能成功發展的最早期指標之一,而同時,教育衰落也是一個強權步向衰落的最早期指標。
在「美國與中國教育過去四十年之比較」圖表中可以看到,中國在教育方面的各種指標在過去四十年不斷進步,根據亞洲週刊所獲得的橋水基金的電腦生產報告(computer generated report)中指出,該機構認為中國在教育方面已排列全球第二。這是指中國有龐大的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數(過去四十年增加三十九倍至一億兩千萬人),是促成高技術型經濟的「勞動力大軍」,亦即是成就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最主要基礎。
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理工畢業生人數高達兩千一百萬、在全世界佔比為百分之三十一(以橋水的標準計算,其他統計各有不同,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沒有出版關於中國教育在這方面的數據),遠高於美國的百分之十一。比較之下,美國在一九八零年的理工畢業生人數佔了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九,這足以見得兩者之間此起彼落的大趨勢。
該橋水基金報告同時表示,中國在達利歐所分析的八項社會與經濟指標之中,最強就是貿易,其「Z分數」(以統計學中「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計算)為一點九分,而美國的一點一分僅排在世界第三,符合大眾所認為,中國在第一階段的發展把國家打造為製造業強國的印象。而緊隨其後的就是中國的教育,其Z分數為世界排名第二的一點七分,落後於世界第一的美國的二點零分。如果按照達利歐對於過去五百年文明崛起的社會發展次序推論,中國現時最應該要做的就是繼續加強訓練科研人才,並且設法為他們帶來就業去發揮這個正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的優勢。
無獨有偶地,這與中國共產黨現時提出的發展方向十分相似,而且這除了是教育的問題,還是就業的問題,即是國家需要扶持高新科技的產業政策去發揮這些理工人才的經濟價值。這背後就是現時的新興科技,包括新能源和5G應用,所需要的新基建、數字基建和智慧能源的硬件,包括電動車的充電樁和各種充電基建、大型光伏場、風電場、特高壓、大數據中心、智慧物聯感知網等。
甘肅的小學:中國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圖︰新華社)
投資看長期
而建設上述的東西,除了是大量投入金錢以外,就是需要時間。建造下一代新科技的硬件需要時間、訓練人才需要時間,也不會太快就可以將科技發明的概念轉化成為GDP可以算得到的經濟成果。而這或許就是為甚麼像達利歐這樣的投資者願意暫時忽視(overlook)中國短期的不利因素,包括防疫政策、被打斷的跨省物流、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等。因為在「大週期」、「長歷史」的發展之中,中國在科技產業政策、高科技產業所吸引的外資和教育人才培訓等重要指標,正走在對的方向與發展順序上。
中國央行與美國逆向而行 金融與實體經濟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