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曾經叱吒香港政壇風雲的公民黨走到了生命的終結。該黨曾被視為民主派與北京的橋樑，後來與社民連為伍，走進香港政治裏最激進的一翼，在二零一九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更活躍在最前線的示威者群眾裏。但曾經是泛民主派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公民黨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的兩年，走到了政黨生命的終點，宣布解散，結束了十七年的歲月。

公民黨創立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九日，主要成員來自「《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該關注組的宗旨是以爭取香港普選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為目標，更早期的前身組織「二十三條關注組」則是誕生於二零零三年，關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表達對二十三條影響言論自由的憂慮。經過三年的壓力團體醞釀，「《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於公民黨成立前，就在二零零四年參與立法會選舉，並獲得四個議席，當時「《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屬於泛民主派陣營，但也和中聯辦保持密切關係，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後，就與時任中聯辦副主任鄒哲約見四名當選的成員，討論雙普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向民主派人士發還回鄉證等話題。

公民黨創立時被稱為「大狀黨」（大律師黨），創黨百名成員都是香港社會的精英分子，尤其是以大律師為多數，深受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影響的大學教授關信基擔任主席，律師、立法會議員余若薇當黨魁，其他成員還包括吳靄儀、梁家傑和湯家驊等大律師，在創黨之初主席關信基也把公民黨定位為「社會裏的政黨」，「扮演社會活動協調人及催生者的角色」，希望走出議會，有系統有組織去發展民間基礎，並將人民的聲音帶回議會。

同時，關信基希望北京可以多點了解公民黨，公民黨亦有誠意與中央政府多溝通，公民黨的創黨成員毛孟靜當時也認為公民黨溫和及理性的形象突出，會盡量爭取中央的信任，並希望成為北京認為可溝通的民主派對象，不像民主黨那般「反共」、創黨元老李柱銘與外國勢力關係密切。創立的初心良好，但公民黨的發展卻漸漸走到創黨元老的反面，甚至創黨成員最終也背棄了當初的想法。

希冀公民黨具有溫和及理性屬性的毛孟靜率先在二零一六年退出公民黨，理由是自己一直關注本土、少數族裔及動物權益等議題，但公民黨甚少跟進。隨後，她自己也走到了與北京拒絕溝通的道路。

公民黨變「反共先鋒」

更具里程碑意義的是二零一零年「五區公投」事件，公民黨和激進民主派社民連組成同盟推動「五區補選，變相公投」，以獲取民意授權向特區政府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兩名公民黨議員梁家傑和陳淑莊分別辭職參選香港島和九龍東，但另一個民主派旗艦民主黨則沒有參加，原本定位溫和的公民黨與較「反共」的民主黨完成了立場的對倒，民主黨在元老、「黨鞭」司徒華的鞭策下走入中聯辦討論政改方案，最終促成政改方案通過。及後公民黨不斷激進化，成為佔中和雨傘運動的中堅，比民主黨走得更前。

在雨傘運動後，二零一五年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就說，「人人都要有被感召的準備。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要想像它（威權政府）倒下來」。

參與創立公民黨的成員湯家驊也因此在二零一五年退黨，他認為自二零零九年底，開始察覺公民黨所走的路線與當日創黨的理念日漸偏離。他原期待公民黨可吸納更多政治傾向較為中立的港人及能成為與中央建立關係較為正面的首個民主派政黨，但這個理想最終幻滅。

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裏，公民黨積極參與，時任主席楊岳橋及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期間多次赴美，到訪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參與建議《香港政策法》終止，以反制香港政府。末任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也在反修例期間曾說，「暴力有時可以解決問題」，支持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最終公民黨大批成員在反修例運動後被捕，部分涉及「港區國安法」，因此最終走到解散的結局。

在公民黨通過清盤解散的會議上，梁家傑說，「公民黨已走了應走的路」，就走向解散。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五月二十九日點名批評梁家傑日前交代公民黨通過清盤，態度輕佻，清楚記得梁家傑曾說「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導致很多學生使用暴力被捕，認為梁家傑應該向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