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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2014年雨傘運動十週年,當年自詡要肩負時代使命的青年,其實只是朦朧地被時代推上浪尖,如今有的政見易幟、有的流亡海外、有的獄中服刑,皆黃粱一夢。
香港雨傘運動過去十年了,有人稱為佔中,但卻不甚精準,在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前,這場運動由佔中三子發動,目標限於佔領中環,但當天以後,運動並非三子所能控制,改為由「雙學」的學聯與學民思潮主導,佔領區也由中環擴及旺角、銅鑼灣,演變成全港性運動,再稱為「佔中」,未免失當,因此稱為「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更合適。「雨傘運動」當年,我只是十九歲的少年,如今已近三十,彼年參與運動的少年,已經都在三十前後,在運動裏嶄露頭角的新星,或繫於獄中,流亡海外,或改弦易轍,真是「此間非少年,人面也全非」,作為同輩人,總有一份責任,記錄我親身經歷的管見之愚。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這十年,是香港政治變化最大的十年,變化太快,隔數年政治生態已翻天覆地,十年前發生的事,已如白頭宮女話天寶。我是在二零一三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彼時學生政治風起雲湧,已有山雨欲來之勢,早一年是「反國教運動」,學民思潮乘勢而起,揭開中學生參與政治的風潮,到我入大學的時候,「學民仔」也進入大學,成為學生政治領袖。
從佔中到雨傘運動這段時間,我是中大論政社團國是學會的會長,一牆之隔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則是學民思潮的前發言人張秀賢,那時他與學民鬧翻,學力在「學民仔」中較佳,入讀中大政政系,及後參與學生會,成為會長也屬理所當然。雖是一房之隔,但我和他交集不多,只有在佔中商討日、學聯的會議上見過,交談過幾句,他不甚有魅力,說話有點結結巴巴,其實較適合居於幕後,但無奈政治人物要粉墨登場,一個幕僚型的人站到台前,及後一直在政圈浮沉,當過區議員,又欠下巨債,最終被頒令破產。一代學生領袖、政治超新星淪落至此,教人唏噓,但張秀賢近一兩年政治立場丕變,不再堅持「民主自決」,搖身一變,成為「基本法學生中心」的成員,擁護基本法,鼓勵香港「肩負國家任務和使命,參與國家各項建設和重大政策,與國家同步同向」,走到自己青年時代的對立面,不知是幡然醒悟,還是順勢而為了。
與張秀賢同期的政治人物,由本土派變成建制派的有《學苑》成員、《香港民族論》的作者李啟迪,欠下巨債的則有也是中大畢業、擔任過觀塘平田區議員的陳易舜。陳易舜在中大時擔任過校園電台台長,少我一年,也見過一兩面,數年後看新聞得知他沉迷炒股和賭博欠下七十萬港元(約九萬美元)債務,數目雖然遠少過張秀賢,卻也教人慨嘆。
張秀賢欠下巨債破產
運動發展超出學生預期
有人說雨傘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的陰謀,誠然,外國勢力參與其中是必然的,但影響有多大、學生是否知情並有意配合,曾身處其中的我不敢高估。在參加過佔中商討日、列席過「六二二民間全民公投」前的學聯會議,就我所接觸的「雙學三子」與學聯,他們都從未預計過佔中會變成雨傘運動,「佔中」本只是個恐嚇手段,沒有想過會弄假成真;學聯則早有準備,但也沒想過佔領規模會這麼大。至於「學民思潮」,我沒有太大接觸,沒有資格評論。
佔中商討日的運作,主要是分組討論,真的怎樣表達意見都可以,與其說是政治運動,個人感覺更像是大學裏的「導修課」,各種魚龍混雜的人都有,自然談不出甚麼政治方案,最終佔中搞個投票,選出三個最受歡迎的政改方案。至於「六二二公投」前的會議,那天在學聯總部,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一邊把手中的薯片往嘴裏送,一邊又慢悠悠地與大家開會,緩解緊張氣氛。與我一組討論的,有羅冠聰、張秀賢,當時羅冠聰是嶺南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狀甚戇直,他較為知名的事跡是當電競評述員,於電子遊戲方面有一手,會上也沒怎麼發言,完全看不出將來是政治明星。
那天會上談了甚麼,今天已然忘得七七八八,總的印象,是用搞大學迎新營的方式在搞社會運動,要通過運動實現甚麼政治訴求,哪些目標可以談判,哪些可以退讓,要有哪些談判技巧,都付之闕如。後來佔中期間,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說他們是「被時代選中的年輕人」,這句話無疑是脫胎自「九零後」集體回憶的動漫《數碼暴龍》(或譯數碼寶貝),當時坊間評論也認為岑敖暉的這番話,代表年輕人要肩負時代使命,為香港做一番事業。但今日回望,岑敖暉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們本來沒清晰的想法,要創造一個怎樣的時代,只是剛好時代把他們推上風口浪尖,而他們沒有充足的準備,只是見步行步,迷迷糊糊地懷著抽象的民主信念,一路走下去。
作為大學生,我當時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對自由民主的價值有著濃厚興趣與同情,但最終沒有參與現實的政治運動,一直是個「介入的旁觀者」。其中一個分水嶺是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見聞,在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落下的一刻,我在現場,心理上對這場運動產生了同情,但卻很抗拒叫口號;到十月中旬其中一次學聯號召集會,雖然當時人聲鼎沸,據說足足來了十數萬人,但除了叫口號和唱歌外,並沒有任何推進運動或獲得成果的想法。運動的訴求沒有改變,學聯作為運動領導,不敢擔當指揮的責任,進退失據。於是,在十月中旬後,我就沒去過運動現場。當時我朦朧地覺得:「注定悲劇收場的運動,還是少投入感情為好。」直到十二月中旬雨傘運動被清場,身邊的同學多少失落,甚至患上「創傷後遺症」,我才對這場運動有更多感情,直到結束,我才感受到這場運動的震撼。
岑敖暉自命天選小孩
學生分裂各展官威
在中大期間,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學生政客的風采,用周星馳的電影對白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官威」,中大一個小小山頭,學生約兩萬人,學生會就有十個,有一個代表全體中大的學生會,可稱之為「中央學生會」,另有九個書院,各自有學生會,可稱之為「地方學生會」,一個山頭裏,就有「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央學生會對地方學生會時有齷齪,當中「代表會」是最高立法、監察及民意代表機構,常被學生嘲笑為「人大」;其中的代表並非全由直選產生,還有書院代表等各種名目,而某次代表會的章程要罷免某位新亞的代表,最終演變成撕逼大會,涉及的新亞學生會幹事目前不在政圈,也就沒有必要透露名字,她作為新亞學生會幹事,被懷疑動用學生會資源為自己助選,成為中大代表,有利益衝突、瀆職之嫌,因此有代表會成員動議罷免該名代表,代表會內分成兩陣對圓,有崇基學生會的代表力撐那位新亞同學,另有代表支持罷免,兩陣對圓,吵得熱鬧,我當時列席旁聽,雙方動用章程幹架,言必有法理,最後聽聞那位涉嫌瀆職的新亞女同學鬧得要自殺,在蒙民偉樓天台來來回回,幾欲一躍而下,幸得友人相救,得保無事。
另一次,印象更深的,就是二零一五至一六年會期「代表會事件」,涉事兩人都是政圈中人,因此可敞開名字談談。當時中大代表會主席是李軒朗(最後一任學聯秘書長,當過土瓜灣南的區議員),他與司徒子朗有糾紛,李是所謂的左膠(左派),司徒是本土派,政見不同,加上個人恩怨,不得了也,二人素來不和。某次開會,司徒子朗拍案而起,大罵「狗賊李軒朗」,及後二人陷入罵戰,身為代表會主席的李軒朗居然急電找來中大保安組,要把司徒子朗抬出去。中大保安組的叔叔姨姨來了,也甚是無奈,心想,「代表會主席,又不是立法會主席」,哪裏有權限叫保安做事,勸勸架,也就不了了之。
及後李軒朗先流亡台灣,再到英國,司徒子朗則做過黃毓民的議員助理,如今不知道哪裏去了,但代表會主席的官威,今天也教我記憶猶新。
中大學生報諜影風雲
雨傘運動結束後,本土港獨勢力在香港迅速擴張,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裏更復如是。「雨傘運動」前中大就已有「本土學社」,召集人劉頴匡是我在善衡書院的校友,極度活躍於學生政治當中,當年會考以優異成績拔尖入讀中大中文系,最終因熱心社會運動無法畢業。沒有學歷,此君更熱心政治,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更多次發動遊行,也算風雲人物,及後由於參與七一立法會佔領被判暴動罪,在獄中服刑。
在「土獨」崛起的時候,我仍擔任國是學會會長,國是學會的宗旨是「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取自學聯七十年代四句口號裏頭「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有說是「爭取民主」),因此舉辦的活動少不了本土派前來挑戰。我對於港獨派素無好感,一來是對中國的感情,二來是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如黃毓民、黃洋達等都在品德上有爭議,校園開始出現「本土派」風潮的時候,當時我同樣身處范克廉樓,與學生會為鄰,自然對他們的舉止略有耳聞。
中大學生會「本土化/港獨化」的分水嶺是二零一六年的學生會選舉,第一次出現兩個內閣對撞,一個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左翼,第二個是本土派的「星火」,最終「星火」獲勝。隔年二零一七年的學生報選舉,同樣是兩個內閣對決,一個是本土派的「破駢」,另一個則是左派的「螢」,但這一次選舉還鬧出間諜風波,也教還是學生的我大開眼界。
本來「螢」獲勝,但「破駢」申請選舉呈請,認為是現屆學生報干預選舉,屬選舉不公,於是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即時接管中大學生報。隔一個月,「螢」的何正男自爆是「破駢」安插的兩名間諜之一,藏鏡人則是「星火」的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所謂的選舉黑幕也是本土派所一手策劃,由兩個「間諜」搜集材料,不惜一切要抹黑對手,但何正男良心發現,將事件本末公諸於世。
本土運動.黃粱一夢
雨傘運動過去已經十年了,及後演變成更加激烈、更加港獨的反修例運動,從後設視角去看,雨傘運動就是港獨派的「助產士」,本身並非「土獨」主導的運動,但最終失敗,本土派就乘勢而起,傳統民主派也失去了論述能力,成為「群眾的尾巴」,追著群眾的尾巴走,最終在二零一九年「攬炒」(玉石俱焚),都被掃出了香港政治舞台。
十年過去,這批活躍於「雨傘運動」的少年如今也非少年,約在「三十而立」的年紀,有些像張秀賢、李啟迪政見易幟,有的像周永康、李軒朗流亡海外,有些成為海外反華的青年人物像羅冠聰、張崑陽,有的還在獄中服刑,如劉頴匡。
一代活躍於青年反對派人物在香港已然全軍覆沒,但他們的故事還未結束,也值得後來者記錄,研究、思考為甚麼香港的民主運動,最終孕育出了港獨運動?
周永康如今流亡海外
亞洲週刊 2024年42期 2024/1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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