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經濟諾獎三位得主阿傑姆奧盧、約翰遜及魯賓遜的研究近卅年來以各國的「制度差異」解釋全球貧富懸殊成因，成果高度總結在其中兩位得主二零一二年出版的《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暢銷書中，其中分辨出「包容性制度」與「榨取性體制」的差異，指「包容性制度」確保了如「知識產權」等私有財產，有效鼓勵創新所帶來的財富積累，成為推動創新並帶動增長的重要驅力；而「榨取性體制」則會讓惡性壟斷結構滋生，社會資源被權力遊戲操縱，最終，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為了延續自身領導地位，扼殺創新與創意，阻撓進步，牽制國家發展。由於榨取性制度被認定為發展失敗的原因之一，因此榨取性制度亦被稱為「政府失靈」。

當年此書甫出版就在第三世界膾炙人口，因為當時這些全球南方國家剛經歷了由美國主導世界銀行及IMF推行的「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他們發現，華盛頓共識雖以各種「自由化」政策（市場自由化、貨幣自由化、金流與人流自由化）面對「市場失靈」的問題，可是現實上他們仍然處於世界貧窮位置，因此開始懷疑市場失靈並非發展失敗的主因，並致力尋求另一個可以解釋他們國家發展失敗的說法。

在此背景下，「政府失靈」在輿論市場上非常搶手，亦與冷戰終結後一波波的民主化運動的論調完美契合，加上二零一二年時值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也在全球遍地開花，反政府、反體制的情緒高漲，將《國家為何失敗》一書推向各大暢銷書榜單的前列。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在此之前的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曾任職IMF的首席經濟學家，對於這些機構從關注「市場失靈」（作為發展失敗原因）到「政府失靈」的過渡發揮了重要影響。

然而，現實的諷刺則是，在此書問世後十年間，一些國家透過民主化運動推行「政府改革」，卻迎來了史詩級的失敗，包括阿拉伯之春的主角之一埃及，貨幣從二零一零年起先是斷崖式急挫至剩下三分之一的價值，至今更只僅剩下約一成，從「失敗國家」變成「更失敗的國家」。突尼斯的人均GDP亦在革命後跌了兩成，至今未完全恢復。歐洲方面，歐債危機後希臘左翼政府上台，一度被認為是改革的希望，但亦迅速下台，經濟至今未見復甦，烏克蘭在二零一四年「尊嚴革命」後一年多爆發經濟危機，貨幣早已跌至剩下約三分之一的價值。「政府失靈」在理論上看似分析力充分，但現實層面上難以直接翻譯成為發展的方針。

另一邊廂，同期間世界經濟經歷了中國崛起的巨變，最近中國更在AI、電動車、綠色電力等領域成為了世界創新中心，部分領域超越西方，對於《國家為何失敗》書中強烈暗示的「民主制度乃創新的強烈先決條件」有顛覆意味。今年獲經濟諾獎的阿傑姆奧盧近至去年仍預測，中國的制度會傷害科技創新，然而，當他今年談及AI的最新發展時，他亦不得不承認「中國證明了（在政府高度監管之下）其政策是可行的」。

因此，在今年經濟諾獎頒布時，在全球南方引起爭議。如曾為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經濟系主任的印度裔經濟學家Sanjay Reddy就說，諾獎得主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幾乎就相當於支持知識產權等私有財產，這種包容性僅是對財產的包容性，實際上是一種「排他的包容性」（exclusionary inclusion），它雖然是發達國家累積財富、鼓勵創新的重要工具，但是同時為窮國造成技術鴻溝，成為了壓制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工具。

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列昂惕夫經濟學獎得主馬來西亞經濟學家Jomo Kwame Sundaram更嚴厲地批判，此屆經濟諾獎的頒布背後是「英語世界中心主義」，這種把制度粗糙二分成「好制度vs壞制度」的做法毋寧是一種政治操作，既是無視了殖民與侵略為被殖民國至今發展匱乏的一大原因，亦無視了（如中國）這樣的國家正在挑戰西方過往技術霸權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