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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硝煙已起，特朗普發難背後是經濟民族主義，以增強連任機會。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衝撞。美國的國家利益曾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合作無間，都是美元國際流通一環，受益於全球化；然而如今美國憂慮北京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在貿易戰的博弈中，中國具備反制手段。然而中國擔心會引發不可控的對抗，錯失「重要戰略機遇期」。
中美貿易戰箭在弦上，硝煙可聞。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會議期間，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之前，作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席智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以特使身份訪問美國，希望化解中美貿易糾紛，改善兩國關係，結果卻未獲美國總統特朗普接見，鎩羽而歸。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二月二十八日向國會提交年度貿易報告，聲稱中國的國家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務必還擊。特朗普更在三月二日發推文聲稱：貿易戰是好事，能輕易取勝。
美方發動此次貿易戰的動因既有經濟考量，更是出自政治戰略。特朗普的助手們認為，中國並沒有誠意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向美國的產品和投資開放市場，所謂談判只是為了拖延時間。事實上，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如今幾乎普遍持有類似看法。《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三月一日刊文《西方如何誤判了中國》（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宣稱，西方國家一直下注於中國可以走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這個賭局已經輸了。
因此，此次中美貿易戰不能與當年純屬經濟範疇的美日貿易戰同日而語，而是應視為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前奏。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為美國和台灣的官員互訪解禁，該法律極有可能在近期獲特朗普簽署落實，從而顛覆作為中美建交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中美或將陷入接近「冷戰」式關係的邊緣。
特朗普推動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也是為了爭取連任，也爭取中期選舉的勝利。美國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切以美國利益為先，重回二十世紀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老路。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假定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競爭對手納入國際經濟秩序，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而經濟民族主義否定這一假定，認為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對美國不再「自由、公平、互惠」，美國需要打破不公正的貿易體系（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轉向雙邊貿易協定談判。
經濟學家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關鍵人物。他基本立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經濟造成了毀滅性影響，中國故意降低環境標準，使用廉價勞工，操縱貨幣，竊取知識產權，提供非法的出口補貼，等於對美國進行全面貿易戰，讓美國消費者為中國崛起買單。美國必須設立保護性關稅政策，重新奪回製造業。
中美是否會出現「新冷戰」？中國為何數十年來兜兜轉轉一直未能建成美國所期待的市場經濟模式，以及美國為何會祭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招，不惜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打一場極有可能「雙輸」的貿易戰？
三月一日，美國宣布將無限期對進口鋼鐵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對進口鋁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在美國進口鋼鐵的一百一十個國家（地區）中，中國排名第十一，名列加拿大、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國之後，但是，中國的大量鋼鐵是通過第三國進入美國，這個排名並不說明問題。事實上，中國鋼鐵產量幾乎佔全球一半，中國的鋁產量也幾乎佔全球一半，因此中國無疑是這項政策的首要目標。而這僅僅是開始。據悉，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正計劃在未來數月推出一連串針對中國的措施。
從美國國內的反應來看，製造業對此次貿易戰比較贊成，金融界則普遍反對。不過，金融界在當下並不能為美國中低收入群體創造就業，不能提供特朗普政府所需要的政治支援，因此也就難以影響其決策。
面對美國揮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中國其實具備不少反制手段。從美國的小麥、棉花、大豆等農產品，到波音、蘋果手機、汽車等工業品，中國都是大買家，一旦採取報復行動，美國相關產業行業將會頗受損害。中國還可以選擇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拋售部分美國國債、限制公民赴美旅遊等等。
然而，中國並不想同美國打貿易戰，因為擔心會引發不可控的中美對抗，從而錯失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二月二十七日劉鶴抵達美國當天，中國終止了原定持續至二零二一年的對原產美國的白羽肉雞產品所徵收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以求營造氣氛。雖然劉鶴無功而返，中國媒體依然宣稱他此行「打開共識空間」。
但是，在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如此激昂、北京當局對於「大國崛起」的宣傳已經如此密集而深入的背景下，倘若在貿易戰中退讓求和，多少對中國政府的形象造成嚴重傷害。如果採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視野，可以說，在當下「修憲」的時間點上，北京正在從法理型的支配結構過渡到超凡魅力（Charisma）型的支配結構，又如何能夠高掛免戰牌，自損顏面？
此次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與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衝撞，在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衝撞是必然的，也可能是致命的。在以「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石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曾經是美元國際流通的一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主導全球化秩序的美國合作無間。然而，時移世易，如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角色是中國「鑿空」新型國際秩序的排頭兵，美國也轉向了經濟民族主義。劉鶴的上升和特朗普的上升其實是同時發生的。
迄今為止，劉鶴一直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在公共領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恰恰是在劉鶴所倡導的「供給側改革」的推動下，變得更加「我武維揚」。事實上，從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五年，如果中國的金融化進程能夠成功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和海外投資難的「金融抑制」問題，本來可以成為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有力對沖，也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與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對抗。但是金融化進程迅速走向了無序和泡沫，原因既是源於過量的貨幣寬鬆（由「債務貨幣化」的內部因素和全球貨幣超發的外部因素共同引發），也是源自陳舊金融體制的「監管缺位」，更是來自黨國權貴集團的上下其手。而當國家資本主義再度成為經濟結構中的主角，作為政治配套措施的威權主義升級也就水到渠成，
在當今世界，美國還可以遏制中國嗎？事實上，在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遏制政策當然是美國決策者可供考慮的選項。或許有人認為，美國在朝鮮問題上有求於中國，所以不能太過分。
但是最近幾個月以來，朝鮮問題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明顯淡化，美國認為朝野領導人金正恩是理性人，擁有核武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合法性，不會主動對美國及其盟國動用核武。當前朝鮮和韓國開始新一輪修好，金正恩對韓國特使表示，願意就放棄核武器與美國展開談判，並會在談判期間暫停所有的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這意味著朝鮮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槓桿作用已經顯著弱化。
拋售部分美國國債，是中國應對此次貿易戰的選項之一，但是，如果認為中國可以把拋售美國國債當成迫使美國就範的「核武器」，實屬大謬。人民幣國際化的停滯，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必須保匯率、保外儲，以維護國內經濟穩定。而且，中國的「一帶一路」資金迄今為止主要來自官方的美元儲備，人民幣的國際流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特朗普政府的減稅政策必然會給美國留下鉅額財政赤字，從而進一步削弱美元霸權，但對中國來說卻是遠水難解近渴。
中國曾以美為師
美國曾經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效仿對象。一九八八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與來華訪問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會談，探討如何實現「價格闖關」，兩人互表欽佩。雖然弗里德曼對趙紫陽的建議無法在中國落實，但是當時陪同弗里德曼訪華的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一九九零年代朱鎔基制定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經濟理論影響。
社會學家酈菁在其就讀於紐約州立大學時撰寫的博士論文《馴化職業：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經濟學家與國家》中指出，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中國政府出於合法性等考慮，支持或至少是默許了接受美國科班教育的「主流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話語佔據不斷生長的公共空間，彼時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彷彿就是那個時代的「良心」。
酈菁進而指出，雖然「主流經濟學家」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在公共空間一度壟斷話語權，但他們對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影響並沒有想像的那麽大。政策研究主要由官僚體系內部的專業研究者承擔。而且，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套政策組合是可以拆開的，一九九零年代的中國在某些政策領域採用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但在另一些方面與之背道而馳，國家的控制力並未削弱，反而加強了。
酈菁所說的拆分「新自由主義」，主要體現在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抓大放小」，即重點扶持大型國有企業發展，培植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中小國有企業則放任其自謀生路。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和宋錚的研究都表明：關閉虧損國企所釋放的資源被私有企業利用，獲得了更高的利潤；同時，減少冗員和加強國企之間的競爭，也顯著提升了國企效率。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興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從二零零二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國進民退」的時期。二零零三年國資委成立，其角色相當於央企部門的控股公司。延續「抓大放小」的邏輯，國資委及央企控制了幾乎全部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並且集中度越來越高。這一經濟模式在學術界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
政治學家蔡欣怡（Kellee S. Tsai）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具有兩個看似矛盾的特徵：其一，國家獨佔戰略性產業的資產並制定產業政策加以保護，同時以央企人事任命權強化對這些產業的控制；其二，國家對戰略性產業的運營又是市場導向，並與全球經濟融合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大型央企在海外上市、擴張、收購、兼併，二零零三年，名列世界五百強企業的中國央企有六家，零八年增至二十四家；零三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不過二十八點五億美元，零八年則高達五百億美元，大型央企在其中佔據了主要份額。
這一波全球化的原則是提倡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為何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會大蒙其利呢？政治學家吳國光二零一七年出版的《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學》（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一書對此有精闢分析。他指出，全球化翻轉了傳統政治經濟學關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依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有效管治的威權國家可以依靠強力壓低成本，幫助資本取得超額利潤，因此資本會向威權主義有效管制的國家流動。換言之，恰恰是由於中國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受到國家的控制和保護，使得有關央企在國際市場獲得了強大的話語權。
秉持「新左派」立場的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宗智（Philip CC Huang）則於二零一二年在《開放時代》雜誌撰文指出，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無可厚非，削弱國有企業將會嚴重削弱而不是強化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他批評由資本佔主導地位、以盈利為目標的「國家資本主義」，主張回到改革開放最初的理想——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其實，這一波全球化的底蘊並非意識形態掛帥的「華盛頓共識」，而是號稱「新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是由德意志銀行的三位經濟學家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在二零零三年提出的概念，其基本特徵是美國過量發行貨幣，新興市場國家通過調控匯率低估本國貨幣來推動出口，促進經濟增長，造成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然後它們再用從貿易順差中積累的大量美元購買美元資產（例如美國國債等），彌補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從而實現美元在國際流通中的平衡。
中國是「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中堅力量，對美國存在鉅額貿易順差。由於人民幣是非自由兌換貨幣，外資引入後需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入流通使用，因此銀行一手收購外匯，形成外匯儲備，一手投放人民幣，形成外匯佔款。從一九九五年到二零一二年，外匯佔款佔基礎貨幣的比值越來越高，成為央行投放貨幣的主要渠道。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提出將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土地金融」由此興起，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用房地產市場來吸納外匯佔款帶來的過量貨幣，避免一般商品通脹。
然而，「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石在於，美元是純粹意義上的信用貨幣，各國之所以持有美元是基於對美元價值的預期。而隨著美國債務的不斷累積，美國利用美元作為霸權貨幣的優勢，通過多印鈔票「賴賬」，使得「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石趨於動搖，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標誌著歷史性轉捩點，美國實施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美元貶值和國債收益率降低，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選擇減少美元資產以避險。「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此走向解體。
在「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中美經濟通過赤字美元的迴圈而獲致了一種不甚穩定的平衡。而當這一體系趨於解體，中美經濟遂走向失衡。
四萬億投資計劃功與過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實施了總規模四萬億人民幣（約六千三百億美元）的投資計劃。當時中國出口急轉直下，沿海地區出現失業潮。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迅速吸納了二千多萬失業勞工，還導致整個中低端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其工資價格亦快速上漲，化解了高失業危機。
但是「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弊端也是極其顯著的。中央政府當時要求地方政府上報項目，盡快開工，並在執行過程中以行政干預的方式，要求銀行給地方政府和企業放貸或購買債券，導致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比「四萬億」危害更大的，是當年十二月中國政府發布的「金融三十條」，要求加強和改進信貸服務，爭取零九年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百分之十七左右，由此引發信貸規模急劇膨脹，零九年M2同比增長高達近三成。在製造業產能過剩且需求惡化的條件下，大量「被迫」借貸的企業不得不投資地產，以減輕還息壓力，導致房價暴漲。「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使得央企可以憑藉廉價的資本大肆收購兼併，令「國進民退」益發加劇。中小企業融資卻深受擠壓，舉步維艱。
由「四萬億」所衍生出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成為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李克強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除了對存量債務採用債務置換等經濟手段之外，新一屆政府還以反腐的霹靂手段，對地方政府、商業銀行、影子銀行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進行圍剿，遏制增量債務。這對中國的政治生態產生了巨大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使命與挫折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提上了日程。從政治角度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挑戰美元霸權，增強地緣政治話語權，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重要標誌。從經濟角度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直接好處是解決貿易順差所帶來的高額外匯儲備問題，避免外匯佔款在央行貨幣投放中的高比重，從而減少通脹風險。
在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還有一層更加微妙的使命，就是推動中國的匯率和利率市場化，以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 Of Stiglitz）。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一九九八年所提出的概念，意指新興市場國家將貿易順差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然後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投資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接受這些美元之後，又將其以證券組合、對沖基金等形式，投資新興市場國家的高成長市場以獲取高額回報。在「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斯蒂格利茨怪圈」堪稱一個擾動項。而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美聯儲大肆印刷鈔票的條件下，美國熱錢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套利就成為一種常態。
這種套利之所以可能，有兩個關鍵原因：一是流動性投放和通脹之間存在時滯，在一國之內一般為九到十八個月，在全球範圍內時滯更長，因此先下手為強，越早獲得流動性就越能獲益。二是在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出口部門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國家堅持對資源價格的管制和對匯率的低估，因此熱錢可以享受到投資品價格低估和匯率低估的雙重好處。
換言之，要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貨幣政策部門就要獲得凌駕於出口部門利益集團之上的話語權。這也是中國央行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時不便明言的重要考量因素。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中國分部部長的經濟學家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在二零一七年出版的《贏得貨幣：人民幣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the rise of the renminbi）一書中，將人民幣國際化稱為「特洛伊木馬」，原因正在於此。人民幣國際化的使命不僅是為了實現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目標，同時也是為了推動國內的結構性改革。
二零一六年十月，人民幣國際化實現了階段性目標，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成為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之後的第五種入籃貨幣，大幅提高了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吸引力。然而，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卻面臨挫折，被迫停滯。原因是人民幣升值預期逆轉，貶值預期和持續資本外流相互強化，中國政府為了保匯率和保儲備，動用政策手段收緊跨境資本的流動空間，跨境人民幣結算也受到影響。而貶值預期和持續資本外流，則是源自中國越演越烈的金融亂象。
中國貨幣寬鬆與金融亂象
二零一五年春天，中國經濟出現了兩大熱潮。一是《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為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發揮作用。二是爭先恐後的股民在官方媒體的號召下「為國護盤」，令股市飆升。兩大熱潮結果都是煙花易冷。從一五年六月到九月，中國股市急跌將近一半，大量股民財富灰飛煙滅；而互聯網金融在「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局勢下，出現了難以計數的龐氏騙局。
中國有關部門將一五年股災定性為「經濟政變」，事涉權貴集團的暗箱操作，至今尚無充分的公共信息，姑且不論。互聯網金融的亂象，則是直接源於中國金融體系的「監管規避」（regulatory avoid），在根本上源於中國一五年開啓的新一輪貨幣寬鬆政策。
這一輪貨幣寬鬆具有國內國際的雙重原因。就國內而言，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在從以前的融資平台債和貸款置換為新型債券之後，利息大為降低——這是為了降低地方政府還債壓力——且流動性低，商業銀行不願購買，因此最後還是通過政策上的特殊安排來實現。央行一方面以外匯儲備曲線注資國家開發銀行，由其出面運作新貨幣工具，解決地方債務置換問題，另一方面又向多家銀行提供低息再貸款。此即所謂「債務貨幣化」，在當時被業界驚呼為「中國版量化寬鬆」。
就國際而言，自從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央行都採取了相當進取的貨幣寬鬆政策，出現了全球範圍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壓力。中國貨幣政策相對保守，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性的同時，卻也令國際需求由中國產品轉移到了外國產品，對中國的國內需求產生了相當大的抑制作用。
在上述條件下，貨幣寬鬆就成為當時央行的必然選擇，但其後果卻始料未及。由於實體經濟回報率每況愈下，在貨幣寬鬆造成的貶值壓力面前，拋貨幣搶資產，拋本幣搶美元成為投資者的理性選擇。而中國金融體系的監管缺位使事態急劇惡化。
自從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李克強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在改革的旗幟下，中國金融體系發生了劇變。各類理財、基金、投資和金融創新產品湧現，進入資產管理時代。大型金融集團實現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租賃等多種牌照的融合，混業經營。互聯網巨頭憑藉強大的入口優勢，涉足金融服務。狂飆突進的「加槓桿」成為主旋律。而傳統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體制完全跟不上時代，對於跨領域的金融創新互相推諉，導致監管缺位。互聯網金融層出不窮的龐氏騙局，就是直接後果。
更重要的是，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共十九大之後表態時所言：「少數金融『大鱷』與握有審批權監管權的『內鬼』合謀，火中取栗，實施利益輸送。」 這些深具黨國權貴背景的金融大鱷乃是中國金融體系超級「加槓桿」和資本外流的主力。
貨幣寬鬆和監管缺位所引發的金融亂象，令習近平決意將國務院人馬投閒置散，由其首席智囊劉鶴設計中國經濟戰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央提出劉鶴首倡的「供給側改革」，實際上用「去產能」政策替代了此前以做大股市盤活企業融資的「債轉股」政策。當年十二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槓桿」、「防風險」，啓動了金融政策的重大轉型。
供給側改革與威權主義
一六年五月，社會學家張躍然撰文評析供給側改革。他指出，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推動產業升級、淘汰勞動力／資源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這實際上是一種階級再分配政治。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紅利，只是給一小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供了高薪工作的額外機會；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薪階層只能轉入更為低端而不穩定的服務業，或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
張躍然進而指出，中國之所以採取這種階級再分配政治，是因為意識到中產階級是維持政權穩定的關鍵。中共執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經濟高速增長，而在經濟下行時期，低收入群體往往首當其衝、受害最多，最有可能發起集體行動、增加政治不穩定因素。因此，「將改革開放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中高收入群體——牢牢抓在手裏，對中共來說不失為一種避免合法性危機的手段」。
二零一七年底，習近平的親信、十九大以後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蔡奇在北京發起了一場驅逐「低端人口」的運動，堪稱驗證了張躍然的判斷。前文提到的黃宗智念念不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謂徹底式微。
從產業結構而言，供給側改革其實再度推動了「國進民退」，這或許並非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但是在淘汰過剩和落後產能的過程中，行政命令再度扮演了關鍵角色。大批規模和環保不達標的中小民營企業被限產關停，而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卻可以擠佔利潤。一六年十月，經濟學家晏智傑撰文質疑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論述。他指出，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誰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市場？與體制改革相比，結構改革是從屬的。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倡導者聲稱，政府應當從過去主要抓「需求側」，轉變為實施「理性的供給管理」，包括以行政手段實施「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那麽，這是要深化體制改革，還是要堅持和強化舊體制？
一帶一路的經濟面考量
與供給側改革相呼應的，是習近平力主的「一帶一路」戰略。拋開地緣政治的考量不論，僅從經濟層面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投放過剩產能、利用過剩資本的關鍵。中國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龐大產能，在工業化、城鎮化步調放緩，內需減少的情況下，需要新的境外投放空間。而隨著金融體系「去槓桿」、「防風險」的政策轉型，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在國內的業務量銳減，需要找到新的收益來源。發達經濟體的低利率環境無法與中國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相匹配，只有高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才能提供適合中國對外資本輸出的高收益資產。
顯然，「一帶一路」必須由國家出面，與相關國家雙邊談判確定建設運營管理模式。相關建設的還本付息周期也相當漫長，充滿不確定性，只有國家才能承擔風險。也只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或是拓展與相關國家央行之間貨幣互換的人民幣使用，才能保證其金融後盾。所以，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再次成為主角，但這和二十一世紀初有很大區別。當時國家資本主義是在「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框架下，以利潤導向行事；如今卻是在後全球化時代充當中國「鑿空」新型國際秩序的排頭兵。它與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衝撞，乃是歷史命運的必然。
威權主義升級的宿命？
二零一八年，以「修憲」為標誌，中國政治啓動了威權主義的升級，令海內外為之側目。如果相信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述，那麽，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如此威武凌厲的背景下，這種升級幾乎就是無可避免的宿命。但是，如果相信韋伯關於「意識形態權力」的論述，那麽，這一輪威權主義升級，因其「意識形態權力」的短板，實屬未定之數。
此次貿易戰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這種政治上的對華敵意不僅為特朗普政府所持有，而且幾乎是當今西方國家政治精英的共識。因此，貿易戰一旦啓動，其深度、廣度和後續反應，可能都是難以預料的。
比起相關產業行業的利益得失、通脹和資產價格的起起落落，更為重要的是，此次中美貿易戰將會急劇推動國際秩序的解構與重構，在造成巨大動盪、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將會在國際和國內催生新的社會空間和權力網絡。也許，歷史的邏輯就是不斷用新的錯誤去破解上一個錯誤，從而使得上一個錯誤不至於成為固化的常態。作為歷史中的行動者，似乎只有將錯就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