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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處於世界前沿，可以充分利用，處理社會公正與資源分配問題，解決異地社保、戶籍問題等死結，處理弱勢群體問題出現後發優勢，讓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名副其實，而不是在國家資本主義框架中，沉迷於資本狂歡，忽略底層百姓福祉，也違背共產黨「不忘初心」承諾。
三月底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集體罷工的消息，引起不少關注。起因於一家環衛公司發出通知，調整該公司工人早晚上下班時間，正好錯開了上海市規定可以請領早晚班津貼的時段，每個月減少了五百六十元人民幣（折約八十九元美金）的收入。此舉對於本來就處於經濟弱勢的環衛工人來說，造成了生活上不小的衝擊，因此工人們連日聚集在上海市容管理局前維權。最後在政府介入下，罷工停止，工人接受環衛公司的條件，但每月工資依然減少二百六十元。類似情況不久前也在陝西咸陽發生，有二百多名環衛工人被拖欠三個月的工資。
工人權益受到剝削的情況層出不窮，廣州白雲機場最近也出現工人維權請願，負責擴建工程的公司未按合約支付工資，最後由機場管理公司介入支付工資擺平事件。其實近年中國各地工運此起彼落，也受到國際勞工組織的關注。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越來越熟悉以商業邏輯來處理政治與社會問題，將原來政府承諾擔起的職能外包給民間公司，一旦產生糾紛，政府又無法有效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此次上海環衛工人事件就是一例。政府在公共事務上的推搪與退縮，甚至是行政失靈，也會累積出更多的民怨，對社會穩定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例如去年北京大興區強拆，宣稱驅趕「低端人口」，就被譏諷為中國內部的階級歧視，北京市政府在處理的手段上更為人詬病。這導致後來習近平亮出整頓利劍，將難辭其咎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調職，才稍為消弭民怨。
從北京的違建戶到上海環衛工人，大部分都是從農村走進大城市謀生，在快捷的網購與叫餐服務背後，騎著電瓶車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送貨小哥亦是如此。在戶籍制度下，他們無法取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機會與待遇，尤其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都缺少了由當地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檢討這套僵化的戶籍制度，部分城市將放寬「暫住證」轉為「居住證」的限制，二零一六年北京則是宣布將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不過由於歷史因素所積累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已在社會內部劃出一條隱形的分界線，反而使得階級流動停滯。中國大陸大城市裏的「學區房」現象，就排擠了理應雨露均霑、機會平等的教育資源。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方面的研究都處於世界前沿，都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新的高新科技突破，來處理社會公正與資源分配的問題，解決異地社保、戶籍問題的死結。如果中國在處理弱勢群體方面可以出現後發優勢，彎道超車，那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就可以名副其實，而不是在國家資本主義框架中，沉迷於資本狂歡，忽略了底層百姓福祉，也違背共產黨「不忘初心」承諾。
過去中國視自己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以現在的發展成就來說，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領頭羊，如同習近平所說的「不忘初心」，更應該堅守原有的社會主義理念與理想。一般認為台灣與新加坡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地區，但它們不約而同在社會體系之中都存有社會主義的成分，例如台灣於一九九五年開辦的全民健康保險，以及新加坡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的公共組屋制度，對於人民的醫療或住房有均等的保障。中國大陸在強調以市場競爭提升經濟成長的同時，或許也可以放下身段，看看台灣與新加坡的正面經驗。
不久前結束的中國兩會，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將「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事實上，大陸內部的維權運動基本上是群眾對生活權益與保障的訴求，並非西方媒體塑造出來的反政府運動，說明中國人民要求的不過就是安居樂業，眼前小事可以獲得重視與解決。誠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所言：「我們也要求競爭的起點越來越公平、公正，我們還要求生命的終點越來越有同等的尊嚴。」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在「強起來」之後，更應該共同「好起來」，把先進性展現出來。
二零一七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有段經典的論述，他認為中華民族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飛躍到「強起來」三個階段。這套對於中共歷史任務的理論，其實與過去一般認為近代中國要解決「挨打」與「挨餓」，進展到現在要解決「挨罵」這三座大山的說法是一致的。
中國全面的提升國力，不僅是總體財富的突飛猛進，還要突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瓶頸。近代中國歷史的苦難確實形塑了當代中華民族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認知，基本未脫清末以來「救亡圖存」的框架。西方漢學家史華慈曾用「尋求富強」來解讀嚴復，但「富強」不只是富人之強，而是在於全面之強，以及如何照顧弱勢群體，如何落實社會公正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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