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9

本文原刊於《文化縱橫》2019年2月刊，原標題為：全球變局下的公共知識危機——《文化縱橫》十週年論壇綜述。

2008年以來的十年間，世界形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單一線索、單一原因的，而是多條線索並發。西方各國的金融運作、政治信條、社會凝聚全面出現危機，而中國則以蓬勃的朝氣一步步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與此同時，這十年也迎來了以互聯網、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波技術革命，它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認知方式。在這兩大背景下，中國自身的價值建設、制度探索和道路選擇都需要被重新思考。面對這個加速陌生化的世界，各國學者都發現啟蒙時代以來的認知方式與知識框架已經開始缺乏解釋力。當社會的知識生產無力解釋新的社會現實、無力回應社會公眾的焦慮時，知識就喪失了公共性，成為封閉在像牙塔里的話語遊戲。這一公共知識的危機終將導致社會共識的崩塌、價值爭論的混亂與文化自信的缺失。出於這種問題意識，《文化縱橫》雜誌社於2018年11月30日在北京舉辦了“價值重建論壇”暨創刊十週年活動，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嘉賓共同探討當下的全球變局與公共知識危機。戴誌康、潘世偉、強世功、王立勝、張平、曹錦清、房寧、韓少功、林炎志、渠敬東、楊平等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本文基於會議內容整理。特此刊發，供諸君參考。

▍ 理解中美貿易爭端：一個地緣政治的視角

觀察2008年以來的一連串經濟、政治、科技、國際關係方面的變化，可以看出其背後一個整體性、結構性的蛻變，那就是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所奠定的一整套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及與之配套的世界秩序已經開始走向崩潰。強世功認為，對於這場全球變局，尤其是當下的中美貿易爭端，一個地緣政治的視角會給我們新的啟發。

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其1904年宣讀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從地理空間維度重新梳理了世界近代史。他將人類歷史分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是地理大發現以前的時代，這是世界歷史的亞洲時代，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亞洲游牧民族借助草原和沙漠的機動性，把歐洲人壓縮到狹小西歐地理空間中；第二個是地理大發現時代，這是在歐洲國家借助航海技術的發展進行快速擴張、爭奪海權的時代；隨著歐洲國家瓜分世界完畢，世界秩序進入到一個封閉的系統，世界歷史進入第三個時代，即1900年後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爭奪全球統治權、建立世界帝國的時代。

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的兩種組織形式，也是現代化的兩條道路。英國、法國、美國等海洋國家信奉的是商業自由與資本主義價值，而德國、俄國等大陸國家則推行強有力的組織、戰略與規劃，比如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這兩種力量在全球的擴展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衝突。地理大發現以來，資本主義是隨著海洋道路從英國、法國興起的。緊接著，德國以大陸國家的道路崛起，爭奪發展權力，最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此後，俄國作為另一個陸地大國崛起，與海洋國家抗衡，以社會主義反抗資本主義，最終在冷戰中失敗了。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這樣一種對立，是我們討論20世紀以來資本、德性、價值轉換、社會發展模式等所有議題的主線。直到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正是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這兩種力量的又一次對抗，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突圍。我們對貿易戰的理解應該超越具體的政策層面，認識到地緣戰略在中美關係中的基礎性地位。

▍ 從物質自信到理論自信、道路自信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大量湧入中國，而中國則以學生的姿態虛心向西方學習，以西方作參照來尋找自身的缺陷，用西方的經驗來改造自身的現實。中國的學者在“拿來”西方理論之外，缺少自己要“給出”——即創造新知識、新理論、新話語的責任感。這是近40年來整個中國上升期的一個階段性的集體心態或潛意識。但今天，西方理論已經現出重重危機，西方人自己都在不斷推翻過去的理論，中國的發展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西方理論所能預測和解釋的範圍，這時我們如果還捧著西方七八十年代的理論進行教學、研究、爭論，就貽笑大方了。在新的歷史階段裡，中國人和中國學者需要改變過去一個半世紀裡的“學生”心態，將自己與西方放在平起平坐的高度來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和挑戰，因為我們已經無師可鑑，必須自己擔當起知識生產、理論創新的重任。今天的中國，已經以自己的方式達到了與西方接近的物質文明，建立了物質的自信，但理論和道路的自信還在探索中。雖然黨中央已經提出了“四個自信”，但在大的綱領下面還沒有理論化的深入闡述，知識界和社會各界也還沒有真正形成自信，在立場和主張上比較混亂。

對中國理論、中國道路的探索，是近代以來中國歷代執政者和精英始終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潘世偉指出，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話語和理念中，資本主義是和現代化劃等號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要完成國家的現代化，就必須採用資本主義的道路和製度。在現代化這樣一個強勢話語中，後發國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主體性、獨立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找到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沒有論述太多現代化的內容，而今天社會主義卻發生在落後國家，落後國家就要解決現代化的問題。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一個挑戰。近幾十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逐漸在思考一個問題：人類的現代化除了歐美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有沒有其他的道路？人類社會的現代化原來只有一種模式，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所有後發國家想要現代化必須模仿、複製這個範本。但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再通過殖民、征服、販奴來重複西方的現代化。因此，對現代化自主道路的探索、對現代化理論主體性的探索是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而在現在看來，我們的理論構建還遠遠沒有完成。

曹錦清就“語詞問題”指出了中國知識界深層的被動與不自信。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也包括知識、觀念上的西方化。西方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知識進入中國後，帶來了大量的翻譯詞彙。外來詞彙進入現代漢語有其必要性，但也帶來問題：許多從西方語言直接翻譯過來的語詞，沒有得到充分的解釋，從而導致表達混亂；西方一些含有特定價值指涉的語詞進入中國以後，以西方的話語霸權扭曲、改造著中國的歷史與當代現實。但是如果沒有這些語詞，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表達思想了。可以說，語言是一個文化最深層的基因，而現代漢語中大量的西化成分已經形塑著每個中國人的認知方式與價值觀念。因此，中國要重新建立理論自信，就必然要建立自足、自恰、自信的中國話語系統，一方面對外來語詞按照中國的經驗重新進行解釋，如“革命”、“自由”；另一方面也要復興中國傳統的一些語詞，尤其是一些與價值相關的概念，如“仁”、“德”。

強世功引用麥金德的政治地理學說明，一國的社會經濟模式深受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的塑造。歷史上德國、俄國均以集體主義、強國家組織的方式走上現代化道路，這與它們陸地為主的地理環境有著深刻的關聯。因此，中國作為最後一個陸地大國，其重新崛起不能照搬海洋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將社會規范建立在商業自由和資本邏輯上，工具理性盛行而缺乏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今天，中國要想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不僅要在技術上赶超美國，還要敢於超越資本主義的價值，把我們現有的儒家文化、社群主義、共產主義等寶貴傳統進行傳承、融合，從而實現價值重建，樹立道路自信。

▍ 理解當今世界需要“用腳底板做學問”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做學問的方式。今天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一個時代，所以應該多用歸納法、觀察法，從現實中出理論，“用腳底板做學問”。然而韓少功指出，目前中國的教育學術體制出現了重大的“知識脫離實際”的問題。

在前現代社會，知識與實踐很難脫離，因為人們的知識主要都是直接知識，間接知識基本只局限於知識分子，老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但是今天教育水平的提高與學術產業的發達，使得間接知識的積累量太大、傳導鏈條太長。一個人要傳承前人海量的書本知識後才能成為一個碩士或博士。從學前班到博士後，今天許多學術研究者幾十年的生命都在浩瀚的間接知識裡暗無天日地求索，無需了解現實，他們生產出來的學術知識也必然是與現實脫節的。而由於互聯網、多媒體技術的深入影響，間接知識對下一代人的滲透尤其嚴重。有些年輕人聚餐相互不說話，各自看自己的手機，放棄直接溝通來獲取間接知識。有的孩子到鄉下，看到松樹說是聖誕樹，看到鴨子來了說唐老鴨，他們已經不認識真實的松樹、真實的鴨子，只知道電視裡的松樹和鴨子。知識脫離了實際。

除了教育學術體制自身的問題，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是在深刻地重塑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認知方式，加速淘汰前人的書本知識。張平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在生產領域的大量應用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而且改變了我們思考經濟的方式。過去的技術進步，如紡紗機、蒸汽機，是以人力勞動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來衡量的，即“勞動生產率”。而現在AI技術進入生產領域後，勞動生產率這一概念就失效了，因為人力勞動的“人”沒有了。今天，人工智能技術的衡量標準變成了“能量物質轉化率”，即消耗的能量與產出的物質之比。可見，在這個越來越陌生的世界，我們必須要有拋開書本的勇氣，用現實拷問思想，才能使思想與時俱進。

▍ 教育的專業化與公共知識危機

教育與學術的專業化在導致知識脫離實際的同時，也帶來公共知識的危機。中國的高等教育自90年代以來，越來越強調西方的學術規範，不斷建造學術的門檻，越來越專業化、學科化，但是也越來越非人化、教條化，與中國快速變遷的社會現實脫節。今天中國的學術成果沒有多少知識可以提供給公眾，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只有本學科的人才會看、才看得懂。渠敬東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這三四十年來中國學術的成長越來越美國化。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一套基於理性選擇的行為科學，遵循一套假設檢驗的思維方式：學生從書本里學到一些理論，針對研究問題設想可能有什麼答案，提出假設，然後收集材料，用統計學來驗證一下對不對。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基本都是用這套美國范式來做研究的。美國的這套研究範式在美國有道理，但拿到中國就沒有道理。中國傳統上不是這麼理解“學問”的。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在現實的生活裡，以內在的體悟和親身的踐行來做學問。但在美國化的影響下，現在的學問與生活越來越沒有關係了。美國今天的社會學家，大都是20世紀60年代末學生運動的主力，這些人心裡沒有經典的崇高感，學問的背後都是一些簡單化的政治正確的觀點。這種學術可以在形式上做得非常複雜，但腦子卻是簡單的。跟著這一套學術訓練下來，人很容易會變傻。這其實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國際學術界的問題。

美國式的定量社會科學，實質上是一套福特主義的流水線生產體制。這種高度專業化、標準化的教育和科研體制不僅缺乏面對現實的深刻洞察能力，而且以簡單化的知識生產流程將復雜的現實進行裁切、處理，然後以科學話語包裝，這樣產出的知識與公眾的距離越來越遠，已經可以用“危機”來形容。今天，表面的知識、與世界無關的知識、與實際生活無關的知識，構成了我們的知識泡沫。這一局面如果不改變，將來中國在各個意義上，還不止是知識意義上，甚至在政治、戰略層面上，會深受其害。

▍ 結語

我國在工業化時期曾經存在普遍認同的主導性價值觀，但在步入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原有的主導價值觀已大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離散、異質化的價值圖譜。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步入中產社會，人們有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意願和權利。另一方面，新興的互聯網技術也助長了社會意見的極化。在Web2.0時代，網絡輿論平台的出現大大降低了公共發聲的成本，每個人都可以發言、留言、做自媒體。海量的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產的內容）取代了原來有限的幾十個電視台與報刊，不同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與立場選擇不同的信息，並由各個平台的算法學習，從而作出更多的內容推薦。長此以往，不同群體便活在了由算法為他們編織的不同的“信息繭”（Information Cocoon）中，難以也不願意與其他“繭”裡的人交流，公共討論與公共知識越來越缺失。這樣的時刻，更需要知識界對混亂的社會輿論起到引導作用。

然而，今天中國的知識界不僅對社會公眾缺乏影響力，自身內部也時常陷入分裂與爭吵，各種“主義”之間爭執不休。韓少功認為，知識界的爭吵是因為學者們接受的教條太多，對事實的關注太少，很多主義之爭都是書本上來的，而在實踐前沿的工人、農民、商人、基層幹部則沒有那麼多知識上的包袱。他們天生對各種教條有免疫能力，談問題不談主義，懂問題不懂主義。因此，對共同事實的關注才是公共討論的基礎，停留在學理上的爭辯會損害知識的公共性。今天，世界秩序的動盪使世界與中國的未來都充滿未知，技術革命的來臨使我們的觀念一次次被顛覆。在這個撲朔迷離的歷史關頭，囿於陳舊的教條只會帶來更多的困惑與紛爭，而無助於辨明事理與達成共識。只有當我們跳出專業化的教育體系，拆掉書本築起的思維定式，才能在鮮活的經驗世界中重拾公共知識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