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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日，一份某全國政協委員的《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引發熱議，教育部門也作出了回應。人們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陽剛之氣喪失、性別歧視等焦點上，卻不曾注意到這個問題背後真正的隱憂：身體弱小、缺乏鍛煉、精神萎靡、心靈嬌慣等現像似乎越發普遍。朝氣蓬勃曾經是青少年的代名詞，這種特質為何悄悄在流失？

本文作者指出，類似問題並不僅僅存在於中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開始關注教育中的問題：享譽世界的常春藤名校中的天之驕子成為“垮掉的一代”。這一現象背後，是美國新中產教育的“過度保護”和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繭房“對青年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諸如父母焦慮、學校辦學市場化、所謂素質教育理念盛行、社交媒體全面侵占、社會生活出現階層隔離等現象，在美國社會已經氾濫，而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也有不同程度的感受。我們有必要反觀高度發達的個體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對青年成長的可能傷害，並以此為前車之鑑，思考中國的青少年發展和教育問題。 

文章發表於《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刊，原題為“新中產的孩子們——讀《嬌慣的美國心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今年暑假，我在翻譯一本2018年的美國新書時，同孟老夫子這段久違的名言不期而遇。

這本書叫《嬌慣的美國心靈》，從始至終，整本書都在關注美國當下的精英青年，不斷追問他們怎麼了，常春藤名校裡的天之驕子何以成為“垮掉”的一代，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還會有明天嗎，但在全書開篇第一章的引語處，卻惊現孟子兩千多年前的古訓。

更奇妙的是，這段作於戰國時代的論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穿越到今時今日的大洋彼岸，讀來竟毫無違和感，反而有畫龍點睛之妙。由此足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人生經驗並未過時，只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在新的時代語境裡求索古訓的新意，從經典中理解我們當下的處境，叩經典之門是為了喚起門後的我們自己。

一本書的誕生，背後都有故事可講。這本書是兩位作者的合著，第一作者是言論自由專家盧金諾夫，書中提到他曾是重度抑鬱症患者，數次瀕臨自殺邊緣；第二作者是任教於紐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海蒂特，他著有多本探討美國社會政治心理的專著，中譯本讀者眾多。2018年的這本書，脫胎自2015年兩人合作的同名文章，刊發在當年8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上。文章上線後，即成為社交媒體的爆款，躋身《大西洋月刊》網站閱讀量最高的歷史前五，數週後，總統奧巴馬也在演講中提到此文，認為青年大學生不應當“被嬌慣，被保護起來，不去接觸不同的觀點”。

刊出後，文中的觀察和判斷也得到歷史進程的驗證，所謂“好的不靈，壞的靈”，美國校園的沉淪甚至比作者預想得要更快、更壞、更徹底。2016年，特朗普在世人眾目睽睽下當選總統，讓作者感嘆這是政治史上的異象年度；經由社交媒體的動員，身份政治風起雲湧，社會抗議此起彼伏；校園裡，青年學生的怒火一觸即發，打砸搶成為家常便飯，校方則一味縱容，常春藤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於是才有兩位作者繼續聯手，在2018年秋季開學之際推出了這本書。

我們可以由此切入新一代美國精英青年的焦慮和憤怒，打開他們的精神長卷，理解美國社會各階層當下的心態並追踪在歷史進程中的心靈變遷。

▍常春藤校園來了新年輕人

美國法學院的刑法教授已經無法在課上講授強姦罪了，因為學生總在抗議，甚至通過評教系統投訴，理由是關於性侵犯的課程材料會觸發不安的情緒，甚至喚起了某些同學的童年創傷。“在講授有關強奸的法律時，組織學生討論，挑戰並質疑不同意見，已變得寸步難行”，2014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格森教授在《紐約客》上撰文表示。在這篇題為《講授強姦法的麻煩》的文章中，這位哈佛法學院歷史上首位亞裔女性終身教授開篇就寫道：“設想一位醫學院學生，將來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但在學習時卻擔心會因看到或碰到血液而變得抑鬱。這時，他的指導老師應該怎麼做？刑法教授現在面臨著類似的問題，法學院學生害怕學習強姦法。”

又一則，2015年，哥倫比亞大學四名本科生在校報上撰文，把矛頭對準學校的一門必修通識課“西方文學和哲學經典”。文章聲稱，西方傳統經典中“充斥著以排斥和壓迫為主題的歷史和敘事”，許多學生在閱讀課程材料後，心理受到創傷，這“在課堂上會導致某些學生身份的邊緣化”。為了保護這些容易受傷的年輕人，“觸發警告”的機制就應運而生了：顧名思義，只要課程材料有可能“觸發”學生的情緒，教授就有義務給出事先警示，提醒孩子們前方有危險。

美國精英大學的青年到底怎麼了，為什麼總是一副弱不禁風的孬種樣子，不再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或未來的主人翁，反而成為容易受傷的“廢青”或“巨嬰”？這是兩位作者所提出並嘗試回答的問題。盧金諾夫是致力於校園言論自由的公益人士，但他怎麼都無法理解這屆年輕人。翻遍美國歷史，大學生從來是為言論自由而鬥爭的，是進步青年，但近年來，他們動輒以情感安全為由要求校方取消演講安排，消費者永遠是對的，結果總是校方讓步，抗議學生把他們不同意的觀點清理出校園，聽不見為淨。

海蒂特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內建樹頗豐，尤其擅長立足於專業的公共寫作，作為大學教授，他也在教學第一線眼見著學生一年比一年更嬌貴，甚至呈現出一種“脆弱學生”的模式。原本還以為只是太陽底下的兩三件新鮮事，但短短不過三五年，這一屆的年輕人是否將模式化為失敗的一代，已經成為嚴肅的問題了。

所謂心靈的“嬌慣”，在作者看來，是父母、學校和社會“過度保護”所致的後果，是上一代人好心卻辦了壞事，因為他們錯誤地相信人生而脆弱，又認定成長路上危險無處不在，所以教養之道，就在於把孩子密不透風地保護起來。尤其是中產階級及以上的美國家庭，父母讀過大學，自然要走精心栽培的教育路線，在一個高度競爭的不平等社會，基於績效的資源分配模式佔領幾乎全部社會領域，放養子女，那是想都不敢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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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用孟子古訓後，作者緊跟著就講了一個花生過敏的故事：為了保護孩子，讓他們遠離過敏源，美國幼兒園禁止堅果類食品進入校園，但一代人過後，反而是患有花生過敏的兒童比例大幅增加。原因很簡單，人體的免疫系統需要得到微小劑量的刺激才能得到鍛煉，從小接觸不到花生，反而更易對花生過敏。花生過敏只是一例，它示範了作者在書中所講的“進步帶來的問題”，進步為何會造成問題。此處不妨腦補中文網絡世界流行的袁隆平表情包：“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讓你們吃得太飽了。”吃飽當然是最大的進步，但也讓我們失去了“餓其體膚”的鍛煉機會。

保護是必要的，但凡事不可過度，人類衣食足的日子其實沒過多久，生於安樂很可能已經剝奪了我們發展某些能力的機會。在衣食無憂的年代，中產階級父母的精心栽培，很容易就變成過度保護，遺忘了孩童就其本性而言是反脆弱的。面對著生活中的風浪，孩子們到底是一支蠟燭，風一吹就滅，還是一團火焰，火借風勢？“反脆弱”學說的態度很鮮明，不能把我們的孩子變成蠟燭，“你要成為那堆火，渴望著風”。

從前，孩子們的經典讀物是各種“歷險記”：擺脫大人看管，獨自一人在流浪途中結識朋友，解決問題，增長見聞，打怪升級。在這種童年文化中，“險”是要去“探”或“歷”的，經過鍛煉就是成長。現在則是安全主義當道，書中提到“臉書”（Facebook）上流傳的網文，比如“70年代孩子早該死光的八條理由”，就是用標題黨來嘲諷當今為人父母者對孩子的寵溺。

大學也慫了。漢娜·霍爾本·格雷，從1978年至1993年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此前還做過耶魯大學教務長，並短暫代理校長），是美國歷史上男女兼收大學的第一位女校長。談到教育，她有一句名言：“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讓學生感到舒適；它意在教會學生如何思考。”學習從來不是雲淡風輕的事，快樂教育的表述本身即包含不可調和的矛盾，難以成立。但現在是公司化辦大學，資本主義模式管科研，行政管理的邏輯首先要免責，而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永遠是對的，享樂學習已經成為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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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指出，美國大學近年在生活設施方面的開支大增，遠遠超出對科研和教學的投入增長。許多學校已經不再是學術的修道院，而成為豪華的“鄉村俱樂部”。安全主義當道，有教授甚至發明並不斷推廣“微侵犯”的概念，把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或碰撞解釋為他人的侵犯，放縱年輕學生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身邊的人和事，但問題在於，當你戴上了“微侵犯”的眼鏡後，你就會發現這種侵犯如影隨形，安全主義在此意義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正是感覺著校園危機四伏，校方才開始大張旗鼓地建設“安全屋”，專門闢出一塊空間，配置專業人員，把牆壁塗成粉色，裡面放上甜點和玩具，播放著舒緩的音樂……在作者看來，這些近來搞出的新花樣，壓根就不是教育的進步，而是大學的墮落。作者引用了美國進步派名士範·瓊斯送給青年的話，這段話非常精彩：

我不希望你們在意識形態上平穩如故，也不祝愿你們在情感上安然無恙。我想要你們變得強韌。那可是不一樣的。我不會為你們披荊斬棘，鋪平道路。披掛上陣，去學習如何應對逆境吧。當你們經受錘煉時，我從不准備承擔起你們全部的負重；這就是訓練場的全部意義所在。這就是訓練場。

▍在社交媒體時代長大成人

我們能否側寫出當代青年的人生剪影，從他們共同的成長經驗歸併出一代人的生活簡歷，追溯個體的成長過程同哪些普遍的歷史進程交疊在一起？進而反思：這一代青年，是不是有史以來的“嬌慣”第一代，自此後，嬌生慣養才是正常操作，反而是我們在這裡用“嬌慣”去標籤化年青一代，才是出於一種未經反思的陳年偏見呢？再則，作者關切的是美國青年，但在他們的成長背景中，我們能否分辨出哪些是美國特有的，哪些又是無分西東的普遍，是否可能用書中的美國故事來反觀我們自己？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同一年，2000年出生的千禧寶寶開始進入大學。如何給這一屆美國大學生在社會結構和代際譜系中找到位置？根據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的研究，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稀缺的社會資源，以它在美國同齡孩子中的分配方式，非但擔當不了社會流動的通道，反而成為社會分層乃至身份固化的工具。所以，在這一年讀大學的美國青年，雖有寒門子弟，但大多是中產階級的孩子。他們往往不是家族裡的第一代大學生，父母甚至祖輩就已接受過高等教育，中產家長奉行精心栽培的育兒之道。在虎爸虎媽的管教下，如書中指出，他們大多都有一個“備考的童年”，早早加入“履歷軍備競賽”的行列，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者，拿到了哈佛、耶魯的錄取通知，成為“優秀的綿羊”。

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正在加強社會階層固化

朱莉·海姆斯女士，任斯坦福新生學院院長多年，曾出版有《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這一暢銷全美的書。在同本書作者交流時，她就說過：“假設這是數學課。如果孩子在六年級的數學課上拿不到'A'，就意味著他們掉隊了，到中學後就沒法進入數學的第一方陣，而這就意味著他們進不去斯坦福大學。”

書中多次提到紐約女作家麗諾爾·斯科納茲，因推廣“放養孩子運動”而獲得“美國最惡毒媽媽”的封號，她也曾告訴本書作者，美國父母“經歷著雙重的恐懼，一是怕他們的孩子會被綁架，二是怕孩子進不了哈佛”，“某件事如果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那就是十足的危險”。由是觀之，蔡美兒教授當年以“虎媽”之論挑起中西文化之爭，某種意義上模糊了問題的焦點，育兒方式之別，雖然文化傳承的因素在所難免，但歸根到底在於父母階級地位之分。近期就有納入長時段歷史的多國比較研究證明，當一個社會處在不平等加劇的歷史週期時，精英父母就會選擇增加在子女教育上的資源投入，以此應對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社會以及一種無確定性可言的未來。

社會學者將1995年界定為互聯網世代的起點，按照這一分期，如今的大學生就屬於“互聯網世代”，他們生逢互聯網，是網絡世界的原住民，青春期就可以把互聯網裝在口袋裡。

假設約翰出生在1995年，那麼到了2006年，也就是他11歲那年，“臉書”做出一項重大變革：從前，註冊者必須證明自己是在校大學生，而現在，任何聲稱年滿13歲的孩子都可以註冊社交網站。又過一年，也就是約翰12歲那年，iPhone問世，自此後的五年，搭載著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推特”（Twitter，2006）、“湯博樂”（ Tumblr，2007）、“照片牆”（Instagram，2010）、“色拉布”（Snapchat，2011）。2013年，18歲的約翰進入大學，到了2016年秋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獲勝時，美國四年制大學剛好完成了代際輪替，全部由互聯網世代的孩子所組成。

作者在書中指出，幾乎同期，精確地說是以2011年作為時間的拐點，美國大學生的心理狀況，以焦慮、抑鬱和自殺率為指標，出現了大面積惡化，安全主義也突如其來地降臨校園。也就是說，從互聯網世代進大學，到校園政治風起雲湧，相關性既已一目了然，那麼背後是否存在某種因果機制，具體而言，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是否導致、催化，或加劇了青年的心理問題？作者在書中引用大量的社會科學研究，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筆者在這裡簡要轉述。首先是大數據使得信息量身定製成為可能，社交媒體從設計上就貫徹了人以群分的社會慣習。青年人自以為在網上沖浪是自由的，但這“自由”卻無往不在“信息繭房”或“過濾氣泡”之中。網絡信息看似紛亂雜多，一鍵可得，但都難以逃脫算法這只“看不見的手”，既然無法接觸到那些可能刺痛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就會堅信自己一貫正確。文化內戰不僅是這一代孩子的成長背景，而且構成了他們日常卻無法自覺的生活方式，於是政治極化、“揭發文化”“微侵犯”應運而生。

其次是社交媒體改造了青少年用戶的“三觀”，不限於心理方式，甚至深入生理層次的改造。如作者所言，“社交媒體之出現，可以說是繼人類發明語言以來，進行人際關係之進犯的最大利器”，從一出現，社交媒體就無時無刻不在改變著我們周圍的社會關係。投射在網絡平台上，我們的“生活”有了美顏和濾鏡，雖然在某些方面強化交往，但社交媒體也經常讓我們更孤獨，總是擔心自己不合群，或害怕自己“錯過” ，研究者所說的“被遺忘的恐懼”一直困擾著我們，遭遇社交網站上隱藏的隔離和社會攀比，青春期女生尤其容易受傷。“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唾手可得之後，傷人只需動動手指，而受傷者卻往往插翅難飛”，我們在近年出現的網絡凌辱事件中也能看到其中的可怕。

在商言商，社交媒體從設計上，如“臉書”首任總裁所言，是要“最大限度消耗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必須時不時給你一點多巴胺的刺激”，用點贊和評論誘發更光鮮的生活秀，“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確認的反饋循環”，“這對我們孩子的大腦會造成什麼，只有老天知道”。一言以蔽之，結論如下，小時候屏幕使用時間越長，青少年患上心理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美國的青年問題及其語境，是否可以構成反觀我們自己的一面鏡子，而在這面“鏡子”中，我們又能看到些什麼？美國是否是一個前車之鑑的案例，由此暴露出一個高度發達的個體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對青年成長的可能傷害，讓我們在為時未晚之前，早一些發現問題，激發討論，凝聚共識，貢獻方案？

回答這些問題，既非本文所能做，也不是譯者的分內事。但之所以翻譯這本書，初心在於回應我自己的焦慮和困惑，作為一位在課堂內外面對同齡孩子的老師，也是為人父母者，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別能感受到教育問題在當下所承載的重負，不僅消耗著中產家庭的經濟資源，也隨時聚集起整個社會的注意力。中美之間國情不同，但也有很多具體的相似：父母的焦慮，學校辦學的市場化，所謂素質教育理念的盛行，社交媒體的全面侵占，包括不平等在擴大以及社會生活陷入某種階層隔離。

希望本文能以另一種方式激起我們對青年問題的關注，不僅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而且就當下而言，理解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也是認識這個社會秩序構成和時代變遷的一把鑰匙。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原標題為《新中產的孩子們——讀<嬌慣的心靈> 》，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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