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行為的根源 ☆作者：劉小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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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行為的根源 ☆作者：劉小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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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4

《文化縱橫》2021年8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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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特朗普的一系列對抗舉措讓兩國關係一路走低，這種去合作化的趨勢並未隨著美國總統易人得到緩解，對華“脫鉤”的總體方針在拜登任上得到了延續。無論未來走向如何，這個歷史時刻都值得關注——美國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發出了瀕臨戰爭邊緣的警告。這無疑對我們重新認識美國提出了更深刻要求。放長視線看，從貿易爭端、軍力競爭、政治博弈到理念衝突，中美關係最終會以文明比較的方式呈現。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著眼於超越時政判斷和戰略分析的整全視野，通過基辛格這位深度參與中美關係建構的政治行動者的言辭與思想，展示了美利堅為構築強國而在“普世”理念包裝下“不擇手段”地損人利己的政治德性。進而，文章回到美國崛起的歷史時刻，聚焦作為當時美國政治生活擔綱者的兩位總統——羅斯福與威爾遜，審視他們的政治行為背後的支配性邏輯。在作者看來，以實現普世秩序理念為驅使的馬基雅維利之道，是美國崛起至今一以貫之的執政理念，也是它在世人眼中呈現為“矛盾角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紙質版發表於《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此處發布的是作者授權的完整版，原標題為“美國行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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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遏制中國而挑起的中美關係緊張正愈演愈烈。無論未來會有怎樣的走向，這個歷史時刻都值得關注——美國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經發出瀕臨戰爭邊緣的警告。

關於目前的局勢，時評家或戰略分析師或國際政治學專家們已經說得足夠周全了，只不過其視野無不基於晚近三十年來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若因此，要透徹理解這雖然極為困難，卻有必要一試，哪怕做不到周全。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學眼力，觀察歷史事件時，尤其應該關注同樣屬於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辭，它反映了一個政治體（更不用說作為個體的政治人）的倫理品質。因此，修昔底德的紀事書中出現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說辭——言辭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對於考察美國行為來說，這一史學原則尤為重要，因為，

我們還應該記住，修昔底德的紀事雖然展示了實力政治[強權政治]的現實邏輯，但他從未否認當然，修昔底德並沒有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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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立國第二年，就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爆發了長達三年的戰爭。美國越洋干涉朝鮮半島內戰乃至乾涉中國內戰是否正義的問題，迄今沒有得到澄清，甚至內戰狀態也因美國介入還沒有終結。人們有理由說，這是實力政治壓制自然正義的顯著證據。[1]

如果當時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海空實力，美國的干涉斷乎不可能發生——但歷史沒有“如果”。與“權威”這樣的東西一樣，“實力”既可用來行義，也可用來行不義。所謂“實力政治”（又譯“強權政治”“權力政治”）的含義是，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不顧正義與不義的區分，憑國家實力行使支配權。在十八世紀，“歐洲政治和強權政治是同義語”，因為“那時只有歐洲各國君王從事的一種強權政治，不存在其他強權政治”。[2]

事實上，“均勢政治”同樣可以說是現代“歐洲政治”的同義語。“野蠻人定居於[羅馬]帝國的第一個後果是分裂了羅馬強權所統一起來的那些民族”，隨著羅馬教廷的屬靈權力式微，“均勢概念就從意大利城邦體系一直展延至新興的歐洲國際體系”，而“強權政治”與“均勢政治”經常很難區分，“不僅接受均勢觀有時包藏著險惡目的，而且拒絕均勢觀也可能同樣證明是損人利己”。[3]

朝鮮半島戰爭暫停之後，中美關係一直處於冷戰狀態，差不多二十年後這年夏天當時，美國國內因深陷中南半島戰爭而出現大動亂，“一場被美國總統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高度的戰爭，現在被當成美國道德遲鈍的獨特證據”。尼克松宣誓就職總統時 [4] 基辛格經常不願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喜歡的修辭是：由於“當時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上陳兵42 個師”，新生的中國不得不尋求與維護世界均勢的美國聯手 [5]

新中國對美國文明的挑戰

出任國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 [6] [7]

會談開始時，周恩來總理對基辛格教授強調說：

我們是太平洋兩邊的兩個國家。你們有兩百年的歷史，我們創立新中國祇有22年，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基辛格，《論中國》，頁241）

在基辛格聽來，這句話沒有實質意義，不過是新中國政治家對美國客人表示歡迎的客套說辭。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場合的言辭以溫文爾雅著稱，基辛格若沒有聽出這話隱含著新中國與美國的立國對比的歷史含義，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銳。事實上，基辛格心裡清楚，中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他同樣清楚，當周恩來說“我們創立新中國祇有22年”時，這話實際隱含著世界歷史的現代視野。

美國是世界歷史進入現代之後因歷史的偶然而出現的新型政治單位，它的建立不僅基於現代文明原則，還植根於近代歐洲文明成長所經受的內在創傷。十六世紀西歐人的航海大發現及其殖民擴張開啟了現代世界的歷史，但直到兩百年後的十八世紀中期，現代文明原則才有了明確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杜爾哥 [8]

從杜爾哥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啟蒙哲學所說的普遍進步有三個基本標誌：科學技術進步、全球交往的經濟生活進步以及政體進步。十九世紀以來，這種普遍進步論屢遭理論挑戰，以至於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認為需要為之辯護。[9] 基辛格知道，“對於不同的民族，技術也好像有著不同的意義”，這取決於一個政治體“在什麼時候獲得它以及怎樣獲得”，而“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更是如此。[10]

杜爾哥在提出“建設新世界的計劃”時，自覺到自己有一種世界歷史使命，甚至帶有“與此使命相匹配的自信所激發的興奮感”。正因為如此，他不可能考慮到自己的計劃會引發同樣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生存“迷失感、挫敗感、絕望感和毀滅感”。[11] [12]

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週總理說新中國比美國年輕得多，明顯不僅指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進步，而是更多指政治體的進步，它實際決定了某個現代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倫理品質。科技發達和商業繁榮僅僅是現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因為它們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適度的同時，也給文明政體帶來倫理品質上的損害——甚至帶來人為災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業，使之受到必要的倫理約束，迄今是現代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14] [15]

周恩來總理心裡很清楚，新中國雖然年輕，尤其在科學技術和經濟能力方面還相當孱弱，但新生的中國有信心在這些方面取得進步後形塑倫理品質好的現代文明政體。換言之，他緊接著就向基辛格教授重申了新中國早就提出的有關國際秩序的兩項基本主張：第一，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主權]平等；第二，即便新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也不會加入“超級大國”之列爭奪世界霸權。第二項宣稱表明了新中國對這意味著，國際秩序的普世性原則應該是“和而不同”，而非“自由民主”，因為後者僅僅是極具爭議的文明樣式。

基辛格可能會說，週總理提到的第一項主張其實來自基督教西方——確切地說，來自十七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新政治原則：

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級制度被悄悄地拋到了一邊，代之而起的是主權國家無論強弱、無論實行何種制度都一律平等的體系。新湧現的大國，例如瑞典和荷蘭共和國，得到了諸如法國和奧地利等老牌大國享受的禮遇。（《世界秩序》，頁22）

基辛格沒有敢在周恩來面前這樣說，他心裡清楚，這種說法是彌天大謊，只能用來矇騙知識分子。基督教歐洲的政治單位在歷史上長期受封建王權親屬關係支配，從來沒有過什麼國家間“尊卑分明的等級制度”——相反，基辛格認為，古代中國建立的區域國際秩序才基於這種等級制度所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終結了“尊卑分明的等級制度”，純屬無稽之談。這次和會僅僅表明，羅馬教廷已經沒有權威調停基督教政治單位之間的封建式地緣衝突，一切都服從於“各方勢力不斷分化組合，結成敵友關係錯綜複雜的聯盟” 歷史事實表明，德意志“三十年戰爭”之後，基督教政治體之間並沒有出現實際上的主權平等，倒是實現了大國勢力決定秩序的馬基雅維利式[歐洲]國際政治原則。

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期間簽署的一份條約中，歐洲人首次使用“大國” [1 此文如今已成為政治史學的經典文獻，自此以後，“大國博弈”就成了描述國際秩序變化最為常見、也最為有效的視角，這無異於確認了“三十年戰爭”以來歐洲秩序變動的支配性法則。[17]

周恩 1974年，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 [18]

基辛格如何理解新中國

基辛格非常聰明，他看出周恩來總理所表達的兩項基本主張與儒家傳統的道德觀念有關，只不過被說成了來自共產主義思想在基辛格看來，新中國雖然身著現代意識形態觀念外衣，骨子裡卻是儒教文明國家。如果我們承認基辛格在這一方面的眼力比我們更具穿透力，那麼問題就來了：基於基督教歐洲的歷史經驗，基辛格會相信周恩來總理代表新中國做出的莊嚴承諾嗎？

聽了周總理的申明後，基辛格教授當時心裡是這樣想的：

馬基雅維利會說，如果一個國家想得到一項保證而又不願乞求，那它就應搬出一個概括性的提法，然後將它適用於具體情況，這樣做符合該國利益。這也就是周恩來這麼說的原因之一。（《論中國》，頁241-242）

我們很難設想基辛格教授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誨，但他看待周恩來代表新中國所表達的國際政治主張，不是憑靠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或西塞羅甚至托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誨，而是憑靠馬基雅維利按照這種政治理解，根本就沒有國家間的政治平等這回事，重要的是有實力的大國支配下的均勢。基辛格年輕時一度沉迷於康德和斯賓格勒，但在對現代歐洲政治成長過程中大國更迭的歷史做過一番研究後，他完全服膺了馬基雅維利之道。[19]

對基辛格而言，現在由歷史生成。現在的政治因此是由以往的政治塑造而成。事實上，後者“代表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最不可動搖的必需品”，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無情”。[20]

憑靠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國的國際關係主張理解為一種陰柔之道：新中國總理“向美國保證，中國不是個潛在的威脅”，不過是狡猾地想要美國“不必用軍力與之抗衡” 他曾評論說，斯大林“靠無情、多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統治方法治國” 連基辛格這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都這樣，我們若以為美國政治人會相信新中國的發展不會是“潛在的威脅”，如果不是一廂情願也只會是自己哄自己——文明德性品質的差異又會多了一個顯著例證。

（點擊上方圖片圖解8月新刊）

基辛格以馬基雅維利式的多疑心態繼續說：

中國不以炫耀武力為榮的國際行為準則源自孔子的學說。要考驗這種新關係，就要看這些準則在動亂壓力之下是否還能站得住腳。（《論中國》，頁242）

這一說法讓我們看到，基辛格的政治言辭在涉及政治道德時如何閃爍。因為，不炫耀武力與“在動亂的壓力之下”憑靠並使用武力克制動亂並沒有矛盾。用武力做正義的事情與做不義的事情，有倫理品質上的差異——美國憑靠武力把釣魚島交給戰敗國日本“託管”，就是再明顯不過的行不義。基辛格顯然不能說，當美國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時，新中國動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式的非法干涉有違孔子學說。

不過，基辛格的這一說法也讓我們看到，他多少意識到，新中國與美國這個從基督教歐洲的宗教叛亂衍生出來的新國家有倫理品質上的差異，而自己是在同一個並未與自己的古典文明傳統斷絕關係的政體打交道。雖然都基於科技和商業文明的進步論，新中國仍然出於文明本能地恪守自己的傳統德性。與此不同，美國的誕生基於近代歐洲文明與西方古典文明原則的決裂，它憑靠所謂新的“自然主義”原則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惡”，在實際政治中應該竭盡全力不擇手段地扼制機運——不擇手段成了一種政治德性。

但基辛格不會讓自己顯得公開服膺馬基雅維利之道，畢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傳統中，馬基雅維利之道也名聲不佳，難免招惹道德非議。1569年，“馬基雅維里主義”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一本英語字典中時，其含義被定義為“在權術或一般品行上耍陰謀”。[21] 如果基辛格在政治思想史方面下的功夫再深些，清楚斯賓諾莎與馬基雅維利思想的內在關聯，他就不會這樣說了。[22]

事實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馬基雅維利之道堪稱世界歷史的永恆法則。他在評說公元前四世紀摩揭陀國孔雀王朝大臣橋底利耶據說，橋底利耶“與馬基雅維利一樣”，“提出了務實的行動指南，而不是製約性的規矩”。正如法國崛起時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

由此可以理解，基辛格若要與中國這個從未與古典文明斷絕關係的文明政體打交道，就還需要另一套政治說辭。

基辛格如何解釋“世界新秩序”

1994，新中國的改革開放舉步維艱之際，已經73歲高齡的基辛格出版了一部政治史學大著——《大外交》。該書結尾時，基辛格這樣預測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

美國發現自身的處境十分近似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我們可以希望類似於梅特涅體制的某一體制能夠演化,藉由共同的價值觀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理念。[23]

基辛格這樣說的時候，正是“冷戰”降下帷幕之後，美國獨領全球風騷的歷史時刻。奇妙的是，僅僅二十年後——或者說當基辛格發現新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迅速崛起之後，他卻又重申，德意志“三十年戰爭”已經“徹底打碎了天下一統或同一信仰的人團結一致的假象”，而他所推崇的歐洲式均勢觀念“意味著意識形態上的中立和針對情況的變化不斷做出調整” 這意味著，即便為了“增強勢力均衡”，也不可能藉助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即便它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也罷。顯然，基辛格沒可能說，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不是一套意識形態觀念。

究竟是哪種情形？為了“增強勢力均衡”究竟需要還是不需要某種共同價值觀？如果的確需要，那麼，它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共同價值觀？顯而易見，這樣的問題迄今沒有定論。由於美國一向憑靠經濟和軍事優勢把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說成天下一統的共同價值觀，按照基辛格所信奉的馬基雅維利之道，他僅僅需要針對情勢變化提供不同的政治修辭。借用研究“冷戰史”的權威學者加迪斯的歸納，基辛格屬於歐洲人“大戰略”思維傳統的一種類型，這種人“謙遜有加，知道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有做出相應調整的靈活性，以及接受甚至讓矛盾為我所用的聰明才智”。[24]

政治史學家告訴我們，梅特涅 [2 [26]

儘管如此，基辛格追仿梅特涅仍然會讓人感到奇怪，因為梅特涅聯合歐洲的王朝國家重建歐洲秩序時，代表的是歐洲傳統的王權神聖的價值觀，而英屬美洲殖民商人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第三等級的《人權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權論與神聖王權論勢不兩立。革命軍人拿破崙 [27]

基辛格不可能拒絕拿破崙的普世共和主義，他至多只能批評拿破崙沒有致力於通過讓歐洲保持勢力均衡來維持法國的安全，而是企圖通過軍事行動讓法國成為歐洲霸主。基於美國利益及其戰略需要的立場，基辛格的聰明才智想到的問題是：如何將梅特涅與拿破崙結合起來，即採用梅特涅這位“歐洲的首相”所設計的體制來實現《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所宣稱的“共同價值”。這意味著，十九世紀的梅特涅憑靠馬基雅維利之道設計的“歐洲協調”

2011年，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基辛格教授應邀參加了一場題為“21世紀屬於中國嗎？”的國際性公開論壇。他在這個場合說，“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中國歷史上一直被一些較小的國家所包圍”，它們沒有哪個能單獨威脅中國，但如果它們聯合起來就不同了。[28]

基辛格繼續說道，“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被描述為'蠻夷管理'政策”，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國家與中國實力相當，中國從來沒有應對過這樣的世界”，這對中國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深刻的挑戰”。奇妙的是，基辛格同時又承認，“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中國在過去的20個世紀裡都沒有謀求過霸權”，可見他清楚知道，即便是“'蠻夷管理'政策”也與“霸權”政策是兩回事。既然如此，他何以可能說，“中國任何一個主導世界的企圖都會激起周邊國家的過度反應，這將為世界和平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人們能夠推想，基辛格實際上想說，文明中國從來沒有應對過從基督教歐洲尤其美國的政治成長中演化出來的世界。事實上，基辛格已經這樣說了，只不過他用某種“普遍觀念”掩藏了馬基雅維利之道。

作為我的結論，我認為，問題不在於21世紀是否屬於中國，而在於我們能否讓中國在21世紀接受一個更加普遍的觀念。（《舌戰中國》，頁20）

什麼是“更加普遍的觀念”？是他在《大外交》結尾時說的“類似於梅特涅體制”的均勢秩序觀念，還是“普世民主”觀念？鑑於基辛格在1994年就承認，“關於一般所宣稱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詞未必就一樣” 既然如此，

美國在歷史上根本未嘗遭到威脅其生存的外敵，當此威脅在冷戰時期終於出現時，又被徹底擊敗。美國的經驗因而鼓舞美國人去相信，美國在世界各國中是唯一無可撼動的強國，並且只憑靠道德和善行就能無往不利。（《大外交》，頁774）

如果美國是“只憑靠道德和善行”而“無往不利”的話，按照基辛格的政治言辭，那人們就得說，美國憑靠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式的“道德和善行”。既然如此，如果人們在今天說中美關係是一種“競爭關係”，那麼，這場競爭就並非僅僅關乎科技和經濟進步，而是更關乎國家的政治德性品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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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基辛格說，“美國的經驗鼓舞美國人去相信，美國在世界各國中是唯一無可撼動的強國”，我們就有必要認識美國人所相信的“美國經驗”的歷史特徵。

基辛格的《大外交》既是一部現代世界政治史，又是一部美國政治史，兩者緊密地交融在一起。人們不難看到，基辛格以描述美國在二戰後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開篇

雖然美國在十八世紀才立國，但基辛格把“美國秩序”放到了現代世界的大歷史中來看待，而十六世紀正是古老的中國與現代時刻錯失相遇之機的歷史時刻。歷史社會學家

在中古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和更優越。[29]

然而，在接下來的五百年裡，基督教歐洲越來越比中國先進和優越。肯尼迪講述了五百年來世界歷史中的大國興衰，中國在其中幾乎沒有佔據值得一提的位置——即便講到了二十世紀，肯尼迪也沒有給中國抵抗日本入侵長達14年之久的戰爭哪怕一個小節的篇幅。在記敘日本以“一種極為獨特的風格”“對現狀發起挑戰”的小節中，肯尼迪僅僅從日本的角度提到中國的抗日戰爭，篇幅不足兩頁對長達三年的朝鮮半島戰爭，肯尼迪也差不多是一筆帶過——他甚至說，“由於不使用原子彈，美國人被迫進行了一場類似1914-1918年的塹壕戰” 似乎美國若動用了原子彈，就會乾淨利索地贏得這場戰爭。在肯尼迪筆下，基督教歐洲崛起的晚近五百年曆史充分證明，馬基雅維利之道行之有效，它滌除了古老的文明中國在德性上的“先進”和“優越”。

從1898年到1919年的二十年間，是美國崛起的時刻，也是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得以定型的歷史時刻，這時的美國甚至出現了平民主義的進步運動。[30]

西奧多·羅斯福的言與行

荷蘭裔美國人西奧多·羅斯福比阿爾弗雷德·馬漢當時，結束“南北戰爭”後的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商界人士急於獲得海外市場，但一些政治人擔心，美國的海外商業擴張會導致與歐洲大國衝突。[31] 西奧多·羅斯福一生出版了18部書，每一部都多次再版，尤以這部軍國主義性質的書“再版次數最多、獲評價最高”，而且成了數代美國政治人的教科書。[32]

七年後，已經30歲出頭的西奧多·羅斯福開始陸續發表四卷本史著《贏取西部》西奧多·羅斯福“以他自己在前線戰鬥的經驗為基礎，用到了法律允許範圍內的所有資料，充分發揮了他個人的創造力”，津津樂道地“展示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時所使用的軍事裝備”。此書同樣獲得巨大成功，西奧多·羅斯福甚至因此贏得了“喬治·班克羅夫特的繼承者”聲譽，為後來被推選為美國史學家協會主席打下了基礎，而此書與《1812年的海戰史》一樣，“都在鼓吹美國做好戰爭準備”。[33]

西奧多·羅斯福相信，美國的擴張是“上帝賦予這個國家必然的道德使命”，這讓他對未來的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深信不疑，並“決心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這一目標”。[34] “新官上任才僅一周”，西奧多·羅斯福就提醒總統可能出現“古巴危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一個“最熱情的擴張主義者”圈子的念頭傳輸給總統。這個圈子中“既有參議員、眾議院代表，海陸軍官員，也有作家、律師、科學家及社會名流”，他們相信“美國有權且有義務擴張到整個北美大陸”，並“武力解放古巴，吞併夏威夷，讓星條旗在整個西半球升起” 半年後，西奧多·羅斯福向麥金萊總統正式提交了入侵古巴的作戰計劃。

西奧多·羅斯福主導的“美西戰爭”開啟了美國崛起的歷史時刻。出任美國總統在1904年底的一次國會演說其實，在提出這一“推論”之前，他“已先有行動”：1902年，他迫使海地解決與歐洲各銀行的貸款問題，1903年，他“煽動巴拿馬動亂，使之成為全面叛亂”

西奧多·羅斯福為實現美國夢而肆意霸凌美洲鄰國，“激怒了西半球的許多人” 不僅如此，為了壓制掌握世界霸權的英國和正在崛起的俄國，西奧多·羅斯福還積極涉足東亞。1905年7月，在西奧多·羅斯福授意下，時任美國陸軍部長的威廉·塔夫脫

兩個月後 [35] 作為康德的信徒，基辛格閉口不提，正是憑靠這份條約，日本吞併了朝鮮王國。

美國著名軍史作家米勒特寫道：

1882年美國和朝鮮簽訂第一個條約時提出在朝鮮設立“友好機構”，“如果其他列強不公正對待或壓迫朝鮮”，美國就向朝鮮提供幫助。但直到1945年9月，接著在1950年6月，當其他國家計劃吞併朝鮮時，美國才甘冒風險，迎接挑戰。[36]

米勒特羞於指出美國的虛偽，竟然幫助日本“不公正對待或壓迫朝鮮”。但譯文漏掉（或出版社為了顧及中美關係刪掉）了隨後一句——在朝鮮人眼裡，

朝鮮歷史上最大的美國壞蛋是西奧多·羅斯福，他因滿足日本1905年在朝鮮擴張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則不應該忘記，日本決心與俄國開戰，不僅意在吞併朝鮮，還覬覦我國東北，否則，即便奪取了朝鮮半島，仍然沒有打通向北擴張之路。西奧多·羅斯福懂得日本的心思，在日俄戰爭期間，他就“往往把朝鮮問題和中國東北問題相提並論”，“屢次向日本提及，日本應控制滿洲的一部分”，至少在南滿“獲取立足點，並在那裡保持一個相對不受挑戰的地位”，否則即便佔有朝鮮半島，也不可能實現對俄國的遏制。[37]

西奧多·羅斯福因促成日本與俄國簽署樸次茅斯終戰和約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基辛格眼裡，這並不是對現代西方的“和平”理念的一大諷刺。毋寧說，它證明了馬基雅維利之道的正確。事實上，日俄戰爭結束不到五年，美國當時的著名軍史學家科貝特 [38]

西奧多·羅斯福相信，“最講人道主義、最熱衷於國內進步的國家，與不顧及他人利益的國家相比，往往趨向虛弱”，因此他“謹慎果斷地平衡全球勢力，使事態朝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 這無異於承認，西奧多·羅斯福致力於建立勢力均衡的出發點是損人利己，而且不擇手段。按如今美國民調排名，西奧多·羅斯福的歷史聲譽僅次於華盛頓、杰斐遜和林肯，位居前四。據說，“他使美國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與繁榮”，“讓美國成了世界一流強國” 美國教育家為青少年撰寫通俗版的西奧多·羅斯福傳時，隻字不提他的帝國主義面目；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引進這樣的教本，用作高中生中英對照課外讀物，我們的青少年自然也看不到這樣的面目。[39]

西奧多·羅斯福奉行馬基雅維利之道，因為這符合他富有歷史使命感的衝動與情感，而他對上帝的虔誠同樣毋庸置疑。

在羅斯福看來，上帝已經在呼籲美國擔負起西方文明守護者和傳道者的角色，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在“擴張”文明的使命下，羅斯福還擴大了美利堅帝國的版圖，這讓其全球競爭對手心神不安。（艾利森，《注定一戰》，頁140）

馬基雅維利主義與虔敬的上帝信仰的奇妙結合會讓今天的我們感到費解，但按吉本

人的思想若頑固地死抓住一個目標，便會把一種一般的責任變成為一種特殊的使命；出於理解或想像中的熱忱的設想，會讓人感到似乎是上天的啟示；思索的過程將會在狂喜和幻境中消失；內在激情，那看不見的牽線者，將被描繪成具有上帝的天使的形象和屬性。從狂熱分子跨向江湖騙子的一步極易失足，十分危險；蘇格拉底的精靈為我們提供了難忘的例證：一個聰明人如何可能欺騙自己、好人如何可能欺騙別人、良心如何可能沉睡在自我蒙混和有意行騙的迷濛的中間狀態中。[40]

這段話用在西奧多·羅斯福身上固然合適，但用在他的繼任者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身上更為適合。

伍德羅·威爾遜的行為

1917年4月，威爾遜總統帶領美國跨洋介入歐洲戰爭，不是因為美國受到戰爭威脅，而是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理想：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與拿破崙馬背上的普世共和主義理想相比，威爾遜的普世民主理想因憑靠現代軍事力量而更俱全球化的戰鬥力。

在“一戰”爆發後的最初兩年裡，威爾遜一直宣稱對歐洲戰爭保持“事實與名義上的”中立和“思想與行動上的”公正，但私下里則“警告自己的心腹”，如果德國獲勝，“我們文明的進程將因此而改變，[41] 美國與歐洲戰場隔著一個大洋，地緣上與交戰地區沒關係，即便不保持中立，戰火也很難燒到自己身上。美國宣稱保持中立僅僅表明，美國與遠隔大西洋的歐洲大陸屬於同一個國際秩序——“保持中立”本身就是典型的歐洲國際秩序概念。拿破崙戰爭期間，美國想要保持中立，但無論法國還是英國都拒絕承認這種“中立”。畢竟，當時的法國和英國仍在北美洲爭奪勢力範圍，而英屬美洲殖民商人此前能夠“獨立”，原本就是英法衝突的結果。

1915年5月7 日，德國潛艇在愛爾蘭海岸擊沉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1152人喪身，其中十分之一是美國人美國國內隨即出現參戰呼聲，威爾遜趁機要求陸軍部提出備戰方案 [42]

與拿破崙戰爭期間一樣，美國在“一戰”初期所採取的中立政策就是與交戰國雙方平等地保持自由貿易關係。1916年夏季，英國加強了對所有中立國貿易的控制，以免敵對國獲益。美國的貸款對象主要是協約國，但也沒有放過與德國和奧地利做買賣的機會。英國為此十分惱火，“不客氣地施行海上封鎖，阻擋了美國把貨物運到德國和歐洲[其他]中立國”。[43]

為了說服孤立主義的腦筋，威爾遜在為爭取總統連任而發表的競選演說

美西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當這場戰爭結束之時，美國人已經發現[自己]成了古巴的監護人，擁有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美國的邊疆一下子越過7000英里到了菲律賓群島一些人跡罕至的森林地區，自此以後，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羅網之中。[44]

威爾遜並沒有把美西戰爭視為不義行為，而按照他的普世民主理想，他至少應該把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視為不義行為。因為，美西戰爭爆發之前，年僅28歲的菲律賓人阿吉納爾多這位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革命信徒未等取得軍事勝利，就模仿美國宣布成立“獨立自由”的菲律賓共和國

1898年5月1日，美國海軍亞洲分艦隊司令杜威準將派人到香港找到阿吉納爾多 10天后，阿吉納爾多頒布了地方政府機構組織法令（相當於臨時憲法）阿吉納爾多以為，崇尚“獨立自由”的美國理所當然會支持菲律賓人獨立，因此他在“獨立宣言”中寫到，菲律賓的“獨立”得到了“強大而人道的北美國家的保護”。[45]

美國陸軍分三批登陸菲律賓巧合的是，同一天，美國與西班牙在巴黎秘密談判，就媾和達成協議：西班牙放棄古巴，把波多黎各以及西印度群島中的其他島嶼讓給美國。協議沒有涉及菲律賓，因為登陸菲律賓的美軍和西班牙殖民軍指揮官已經達成秘密協定，由美軍而非菲律賓獨立武裝接管馬尼拉，以表明“解放”菲律賓的是美軍。[46]

第二天自1832 西班牙駐守馬尼拉的殖民軍正式向美軍宣布投降後，英國戰艦向美國國旗致敬，[47]

阿吉納爾多的獨立武裝包圍馬尼拉近兩個月之久，現在美軍卻阻止他們進入馬尼拉。[48] 1898年12月，氣息奄奄的西班牙王國與美國在巴黎簽署條約，將菲律賓割讓給美國，美國支付二十00萬美元——美國奪取菲律賓就這樣完成了國際法手續。1899年元月4日，美國占領軍發布《開明同化宣言》，正式接管菲律賓。阿吉納爾多隨之他原以為“美國曾經是一個為爭取獨立和廢除奴隸制度而鬥爭的民族”，萬萬沒想到美國竟然是這樣。元月21日，阿吉納爾多宣布成立共和政府，並聲明若美軍強行佔領當時最繁榮的米沙鄢群島，他的共和軍將對美軍開火

阿吉納爾多缺乏審慎德性，他以為美國人僅僅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做出警戒性作戰部署。兩週後

現在，菲律賓獨立戰爭的對像變了，敵人由西班牙人變成了美國人。美菲戰爭開打，歷時三年（一說“持續了五年”）。[49] 為了鎮壓菲律賓獨立武裝，美國不斷增兵，耗資三億美元，投入總兵力達12萬6千在整個戰爭期間，菲律賓獨立武裝“近二十萬人被殺”，“死於飢餓和瘟疫”的平民則高達二十萬

無數菲律賓男人、女人和孩童被屠殺，美國士兵用“水刑”（將水灌人喉嚨）和其他刑罰折磨被抓的菲律賓游擊隊員，摧毀一個又一個菲律賓城鎮和糧倉，1901年僅一周時間，就摧毀了100萬噸大米和6000個家庭，最後，美國強迫菲律賓民眾住在“保護區”。[50]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派出使團前往菲律賓，高唱“'和平''自治'和'開明同化'等海妖歌聲”，菲律賓知識分子和某些革命軍領導人被“深深地迷住了”

1899年初，美國兼併菲律賓的消息在美國各地雖然“已經廣獲人心”，但仍然在即將來臨的總統換屆選舉中成為論辯話題——這涉及美國憲法和美國的道德形象問題。最高法院院長認為，兼併菲律賓或夏威夷的手續一旦完成，在那裡“成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無須人民的同意，領土的轉移也無須人民明白表示向意”，國會可以自作主張美國第56屆國會在辯論是否兼併菲律賓時，有參議員宣稱：

哪個國家支配太平洋，也就支配了全世界，而由於取得菲律賓，美利堅合眾國將成為且永遠成為這樣的強國。[51]

還有比這更具雄心的公共言論。美西戰爭之後，前往巴黎與西班牙談判的美方代表團成員之一懷特洛·里德

擴大美國對菲律賓群島的控制是要在中國海峽上架起一道防線，確保美國在太平洋彼岸的統治地位——加大美國對太平洋地區的控制，擴大二十世紀美國對大洋彼岸貿易的控制。如果利用得當，它可以使整個太平洋地區成為美國的一個內湖。（轉引自卡明思，頁191）

威爾遜在1916年的競選演說中說，“美國的邊疆一下子越過7000英里到了菲律賓群島一些人跡罕至的森林地區”，作為自由民主信仰的忠實信徒，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過於偽善，除非他所理解的“自由民主”有美利堅式的獨特含義。所謂“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羅網之中”，聽起來似乎帶有那麼一點兒愧疚或迫不得已，其實，早在美西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

在近三百年時間裡，美國的增長都遵循一個單一的法則，就是擴張到新的領土上去的法則，這個偉大的過程形成了我們的國家，形成了一致的情感，形成了我們的政治制度，從大西洋沿岸穿越整個北美大陸向太平洋海岸挺進，我們歷史上的這一出偉大的戲劇已經上演到它的最後一幕。（轉引自任李明，頁130）

威爾遜在1916年10月的競選演說中用到“世界政治”一詞，這在今天的我們聽來太過尋常，但在二十世紀初卻並非如此。我們應該問：在威爾斯的心目中，何謂“世界政治”？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不難注意到，威爾斯心目中的“世界政治”與美國“邊疆”的擴展相關：自由民主的文明進步將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邊疆消失，首先是美國不再有邊界。[52]

1900年，歐洲人看到了美國人在美洲大陸上不可阻擋的擴張和殖民化進程，他們越過太平洋，把夏威夷和菲律賓也納入自己的版圖；在這同一張地圖上，大部分美國人卻只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廣泛傳播。（卡明思，頁84）

這樣的效果在很多程度上要歸功於威爾遜的兩面派行為。事實上，威爾遜曾希望通過與德國合作結束戰爭，在德國和英國之間斡旋，積極展開“致力於和平的極為秘密的談判” 隨著戰場態勢變化，英國越來越覺得自己勝算在握，最終拒絕了威爾遜的斡旋這讓威爾遜頗感失落，他在1916年的最後一場競選演說中再次表達了自己的美國理想：

世界將再不是以前的世界，美國也將再不是以前的美國，美國曾經陶醉在被她自己稱作光榮的孤立之中，3000英里的大西洋使歐洲事務遠離美國，浩瀚寬廣的太平洋使任何威脅都影響不到美國政治。但現在，跨過大西洋和跨過太平洋，我們已感到即刻的影響。（轉引自任李明，頁89）

一個月後但是，這需要通過即刻介入歐洲戰爭來實現。

這次演說後來以“沒有勝利的和平” 威爾遜充滿熱情地期許，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戰爭結束後有望實現國家間“沒有勝利”、沒有賠償和吞併的平等和平：

只有平等者之間的和平才持久。如果和平想要持久，必須是權利的平等，它必須既不承認也不暗含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差別。（轉引自任李明，頁133）

這話聽起來讓人振奮，尤其是小國和弱國的知識人——包括當時的一些中國知識人。與此同時，威爾遜還提出了迄今仍然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原則，即“大國共同體”成員必須是得到“被統治者同意”的民選政體。

在已經組織起來的國家中，還有比權利平等更為基本的東西（轉引自任李明，頁133，比較頁101）

這段話提醒人們，若把威爾遜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看作一種“和平主義”宣言，那就搞錯了。因為威爾遜宣稱，應該“持續地反對”不是以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的世界和平，這意味著威爾遜的世界秩序理想包含一項普世性的終極戰爭原則。這場終極之戰會持續多久，唯有上帝知道。至少，直到21世紀的今天，美國政治人仍然把這一戰爭原則視為“普世民主”價值觀的基本內容。

民主政治理論雖然在我們關於開戰正義和作戰正義的爭論中作用相對較小，卻為關於戰後正義的理論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則。這些原則包括自決、基於民眾同意的正當性我們希望在戰敗國掌權的政府是由它所統治的人民選擇的——至少是被該國人民承認為正當的——並且顯然致力於增進該國（全體）人民的福祉。[53]

威爾遜的邏輯是這樣的：世界和平以“大國共同體”為基礎，而這個共同體則以自由民主政體的正當性為基礎，否則，世界和平不僅“不能也不應該持久”。這一宣稱明顯來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並非是威爾遜的發明。問題在於，為了實現自由民主的世界和平，戰爭——哪怕是持久的戰爭——就有必要，因為這是結束一切戰爭的終極戰爭。因此，如有政治史學家已經指出的那樣，威爾遜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無異於“威爾遜式的大戰宣言” [54]

威爾遜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中宣示普世民主原則時忘了，就在不久前，他曾希望通過與德意志帝國合作來結束戰爭，而當時的德國還有皇帝，並不符合他的合法大國的政治條件。何況，在協約國陣營中，好些政治單位並非民主政體（俄羅斯帝國、意大利王國、塞爾維亞王國、比利時王國、羅馬尼亞王國和希臘王國）。由此來看，威爾遜的宣稱遠不止是一種謊言。

直到今天，美國政治人還把威爾遜的國際“和平想要持久，必須是[所有國家]權利的平等”這一宣稱掛在嘴邊，而在同一個演說中，既然威爾遜宣稱自由民主政體原則“比國家權利平等更加基本”，實際上他已經否定了國家間的主權平等原則——甚至否定了國家的主權本身：如果一個國家不是民選政體，那它就不配擁有主權。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中，威爾遜接下來還提出了關於建立普遍國際合作的三項具體倡議，其中第一條竟然是一個世紀前的“門羅主義”原則：

所有國家應自願將門羅總統的原則作為世界的原則 [55]

將這段說法與前面的說法加以對比，常識頭腦也會看出明顯的自相矛盾。既然“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威爾遜又何以可能宣稱，世界和平以普遍的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修昔底德若讀到這樣的演說辭，他會怎麼看待美國政治領袖的道德品質？

結束演說時，威爾遜不僅把他提出的世界秩序原則稱為“美國原則” 在他眼裡，所謂“人類”指“每個現代國家” 既然民選政體的國家才算得上“現代國家”或“已經啟蒙的共同體”，非民選政體的國家就屬於“野蠻”甚至“非人類”的邪惡政體——這樣的政治修辭，迄今還是美國政府發言人的口頭禪。

更奇怪的是，既然威爾遜宣稱，自由民主政體原則“比國家權利平等更加基本”，他又怎麼能夠宣稱，門羅原則是“美國原則”，並應該成為“人類原則”？他的普世民主理念難道沒有在阻礙、威脅每個國家“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我們再次禁不住要說，修昔底德若讀到威爾遜的演說辭，他會怎麼看威爾遜的人品，或他所代表的美國行為的德性品質？

美國總統的演說不是學術文章，有自相矛盾甚至混淆是非之處不足為奇。問題在於，威爾遜的這篇演說被視為現代國際政治史上的經典文獻，而他本人是美國名牌大學的政治學資深教授，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何況，直到今天，美國政治家仍然宣稱，應該秉承威爾遜的理想，而美國以自由民主的名義發動戰爭，還是常事

若說“在威爾遜的和平呼籲背後，隱藏著並非秘密的美國基本政策的一個方面”，即“既不希望德國獨霸歐洲，也不希望自己的海上競爭對手英國君臨歐洲”，而是“要維持歐洲的均勢” 畢竟，“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明確宣稱，要用“大國共同體”取代“大國均勢”。這一宣稱的基本含義是，以民主價值的普世正當性取代基於主權平等的均勢合法性。

1917年4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宣布美國與德國進入戰爭狀態，威爾遜發表了被後世稱為“世界應該讓民主安全”的對德宣戰演說。威爾遜的宣戰理由看起來是德國潛艇的無差別攻擊違反了中立原則，其實不然，因為他把這種攻擊上升到反人類高度：“目前德國潛艇對海上貿易開戰就是對人類開戰”，“我們所抵禦的邪惡不是一般的邪惡：它們要從根本上毀滅人類生活”。威爾遜還特別提到，這一宣戰行動與他在1月22日的演說中表達的觀點完全一致，即“要使世界上真正自由和自治的各國人民確立一致的目標和行動”。

當問題涉及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的自由時，當組織起來的勢力支持某些專制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獨斷專行，從而對世界人民的和平與自由構成威脅時，中立便不再是可行或可取的了。我們看到，在這種情況下，中立已經消失。我們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堅決要求，凡文明國家每個公民的行為準則和承擔罪責的準則，各個國家及其政府也必須同樣遵守 [56]

這應該就是基辛格所謂“更加普遍的觀念”最早的經典表述——威爾遜接下來還說：

只有民主國家相互合作，才能維護世界的長久和平。任何專制政府都不守信用，也不會遵守盟約。這個世界必須是一個講信譽、有共識的同盟世界。陰謀與詭計將會斷送這個世界的前途。（同上，頁29）

歷史的諷刺在於，“不守信用，也不會遵守盟約”的典范國家，恰恰是最符合自由民主原則的美利堅合眾國。用美國史學家說法，威爾遜“用強烈而真純的民主政治的字眼描繪干涉，披上為上帝而戰的正義法衣” 如果把這一宣戰宣言與威爾遜當上總統之前所表達過的政治抱負聯繫起來，人們就不難看到，威爾遜為美國崛起提供的普世主義論證才算得上誠實：

由於邊疆的消失，美國在二十世紀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海外出口和投資的擴大。由於美國本身的特性，她在世界上的使命不是獲得財富和權力，而是通過推進和平、世界聯合服務於整個人類，而自由貿易在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

美國再也不可能關起門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除非在世界上實現民主、正義和和平，否則，美國國內的民主、自由就不可能持久地得到保存。（轉引自任李明，頁129）

（點擊上方圖片圖解8月新刊）

不僅對於基督教歐洲而且對於整個世界來說，威爾遜提出的這一參戰理由，都算得上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一個著眼於空間限制的不干涉原則，之所以成為可能變成一個無空間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則，乃因為威爾遜以自由民主和與之相關的觀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貿易和“自由的”世界市場的意識形態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門羅原則，一場圍繞門羅主義的激烈思想鬥爭就此展開。[57]

威爾遜在競選總統之前已經做了二十多年政治學教授，出版過多部關於美國政治的專著。威爾遜的和平主義理想看起來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的實踐版，但若考慮到威爾遜是極為虔誠的加爾文宗（長老會）信徒，“讀爛過數本《聖經》”，且自認為是全能上帝預定的“在塵世的代理人” [58]

事實上，“早在美國參戰之前，[美國的]主流教會已經獨立地勾勒出後來為人所熟知的威爾遜主義原則——沒有勝利者之和平、推廣民主和自決，通過國際組織進行合作”等等。[59] 倘若如此，要透徹認識威爾遜言行的根源，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國行為的“矛盾”特徵

基辛格總結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國際行為時認為，美國在世人（包括美國人自己）眼裡顯得是個“矛盾角色”——他顯然不便說是“虛偽”角色：

以“天定命運”之名在整個美洲大陸擴張，卻宣稱絕無帝國企圖；對重大事件發揮著決定性影響，卻矢口否認有國家利益的動機；最終成為超級大國，卻聲言無意施行強權政治。（《世界秩序》，頁305）

一言以蔽之：美國行為言行不一。換了別人——比如基辛格曾經的同事亨廷頓所謂美國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著“矛盾角色”的說法，不過是美國奉行馬基雅維利之道的遮羞布。

實現美國承諾和理想的凱旋圖景，往好了說不過是愛國主義的虛妄，往壞了說則是虛偽。美國政治的歷史就是好開頭與壞結果、希望與失望、改革與反動的循環往復。美國的歷史就是許多團體通過實現美國理想努力促進自身利益的歷史。然而更重要的是並非其成功，而是其失敗；並非實現夢想，而是夢想沒有實現，並且永遠不會徹底地、令人滿意地實現。[60]

鑑於威爾遜是虔誠的基督徒，人們又不能把問題看得如此簡單。基辛格的解釋似乎不無道理：美國的角色之所以“矛盾”，是因為美國自美西戰爭崛起以來，就在兩種傳統的政治理念之間搖擺。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及維也納和約後，基於大國實力的歐洲均衡秩序已經形成，其“基礎一直是謹慎地將絕對的道德觀與政治區分開來”——基辛格稱之為橋底利耶-馬基雅維利之道。美國崛起時，自覺地要成為主導均勢的大國成員，而非被主導的成員。

另一方面，由於自身的政治成長經歷，美國又深信自己立國時所憑靠的道德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深信不疑地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熱忱地把對外擴張和全球支配視為“傳播[普世民主]價值觀的工程”，想盡一切辦法“勸服他人改變信仰”

在國際政治學中，橋底利耶-馬基雅維利之道被稱為“現實主義[務實主義]”，而“傳播[普世民主]價值觀”則被稱為“理想主義”。這兩種原則明顯相互矛盾，而在基辛格看來，美國崛起時的兩位總統恰好分別代表了矛盾的雙方。西奧多·羅斯福代表現實主義，他“主要以地緣政治為基礎考慮問題”——當有人建議美國應該按和平主義原則行事時，他“援引了橋底利耶也會贊同的一些原則”來加以拒絕。威爾遜則是耀眼的理想主義代表，他不時以“自由民主女神”代言人的姿態發表演說，讓人覺得他是這位女神派來的

基辛格甚至會說，美國的如此“矛盾”形象與兩個政黨的相互競爭有關：共和黨有現實主義傳統，民主黨則有理想主義傳統。比如，尼克鬆就推進了西奧多·羅斯福的理念，即美國應該“充當全球均勢的守衛者”，不受意識形態競爭羈絆

基辛格又在打馬虎眼，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威爾遜執政後，西奧多·羅斯福並沒有反對他的普世民主道德主義，反倒憑此道德立場認為，“威爾遜的表現過於膽怯”，沒有讓“美國站在正義和公正一邊，反對普魯士的獨裁政權”。如有政治史家看到的那樣，事實上“西奧多·羅斯福扮演著一個令人生畏的先知角色，要為一項光榮的事業做好戰鬥準備並忍受困苦”，“還將《新約》中關於地球上公正和永久的主旋律同火與硫黃的預言結合起來”

威爾遜也遠不是什麼道德理想主義志士。在巴黎和會上，我國山東省的歸屬問題讓他的普世民主信念遭遇挑戰時，他選擇了馬基雅維利之道。

1919年4月底，［美、英、法］三巨頭把[中國]山東省的控制權授予日本，將威爾遜主義的條款和精神破壞殆盡。儘管威爾遜宣稱，自己被1915年的中日協議時任威爾遜首席軍事顧問的布利斯美國代表團中的一些低級成員確實辭職了，布利斯、［國務卿］藍辛和其他少數美國高級顧問試圖讓威爾遜轉變態度，雖然這位總統對山東問題感到不舒服，他們還是沒能達到目的。[61]

但作者沒有說，威爾遜的首席軍事顧問布利斯將軍“考慮辭職”（實際上沒有辭職），不是因為這樣的條款讓中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是因為在他看來，日本獲得山東會有損美國自身的戰略利益。

1919年12月底，中國學界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胡適之 [62] 政治史學家為我們解釋了威爾遜向日本讓步的真實原因：

美國、法國和英國需要日本支持他們向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施壓的計劃；那些計劃中有一部分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亞出兵干涉，該行動已於1918年8月開始進行。儘管美國人很快對日本人的目的產生懷疑，但他們不想看到日本撤走自己的軍隊。（內伯格，頁249）

布利斯將軍“考慮辭職”，很可能就是出於“對日本人的目的產生懷疑”。威爾遜派出美軍干涉俄國內政，控制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海參崴等港口城市，雖然不是為了去與布爾什維克交戰，雙方還是發生過幾次交火。難怪基辛格會說，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陰差陽錯地扮演了羅斯福所設想的領導角色”——他甚至帶著嘲諷威爾遜的口吻俏皮地說，“美國這樣做卻是為了捍衛羅斯福曾嘲弄的原則，而且是在一位羅斯福鄙視的總統的領導下”

無論如何，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形象既非兩黨相互競爭的結果，也不是總統的政治信念不同帶來的結果。毋寧說，如此“矛盾”形象體現於兩個政黨和每一位總統身上，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基辛格本人就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美國的政治學者一直在論爭：他究竟“是個不講道德的現實主義者”，抑或“自從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63]

這樣的“矛盾”形象甚至讓美國人民自己也感到費解，以至於不斷有美國人懷疑美國的德性品質，甚至引發公共危機。基辛格注意到，冷戰之初，美國輿論“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的號召響徹雲天，但沒過多久，“遏制戰略背後的軍事學說”就開始瓦解公眾意識直到今天，因國際政治行為的“矛盾”形象而引發的公共意識的瓦解，仍然是美國內部巨大的潛在威脅。[64]

如今，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仍在關心“其他國家該怎麼對待美國的權力”問題，並認為“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十年中從未如現在這般尖銳”：

當這麼多的權力集中在一個國家的手裡，而其公民又一直認為自己具有無與倫比的美德且注定要領導整個世界時，那麼其他國家會怎麼想？美國的首要地位是否是全球穩定的一個來源，是推廣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的一個機會？[65]

這樣的提問取向掩蓋了真實的問題本身——問題在於：不斷有美國人懷疑美國意識形態的倫理品質。換言之，普世民主的理想與並不理想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並不真實，它不過是美國政治人的一種政治修辭，因為，美國作為“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的擔綱者和守護者這一道德形象並不真實，它不過是一個歷史假象。[66] 相反，他們會把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視為人類道德生活的歷史災難。畢竟，“被美國總統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高度”的戰爭絕不僅僅是越南戰爭，而這場戰爭“被當成美國道德遲鈍的獨特證據”，僅僅是因為它有違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人們難道不應該問：為何普世自由和人權原則本身能夠被不斷用來支撐發動絕滅人性的戰爭？

真實的問題是自由民主的普世理想本身：“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是自然的正義嗎？[67] 搞清這一問題，才能真正觸及美國行為的根源。

這個問題也與我們對自己的理解有關。胡適之當年告訴美國人，巴黎和會讓“中國青年對威爾遜理想主義的信仰已經化為齏粉”——這話在今天看來早就過時了。別說巴黎和會，即便是朝鮮半島戰爭或美國軍機迄今每天緊貼中國領海基線偵察飛行，也沒有讓不少中國作家尤其大學教授對威爾遜的普世民主信仰化為齏粉。

註釋

[1]比較梅爾文·萊弗勒，《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孫建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474 - 487。
[2]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59。
[3]喬納森·哈斯拉姆，《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張振江、盧明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頁124 – 126。
[4]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2014），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頁390、395（以下凡引此書，隨文注頁碼）；比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動亂與現代美國的誕生》，朱鴻飛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
[5]比較亨利·基辛格，《論中國》（2011），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210（以下凡引此書，隨文注頁碼）。
[6]亨利·基辛格，《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4），北京編譯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亨利·基辛格，《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新一版）。
[7]亨利·基辛格，《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1969），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六連編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二月）。
[8]比較杜爾哥，《普遍歷史兩論提綱》，見劉小楓編，《從普遍歷史到歷史主義》，譚立鑄、王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頁49。
[9]比較喬治·索雷爾，《進步的幻象》，呂文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約翰·伯瑞，《進步的觀念》，範祥濤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戴維·多伊奇，《無窮的開始：世界進步的本源》，王艷紅、張韻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4；史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侯新智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詹姆斯·伯恩斯，《啟蒙：思想運動如何改變世界》，祝薪閒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19。
[10]亨利·基辛格，《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前揭，頁31。
[11]沃格林，《現實性的銷蝕》（胡繼華譯），刊於陳恆、耿相新主編，《後現代：歷史、政治和倫理》（《新史學》第五輯），鄭州：大像出版社，2006，頁95。
[12]比較亞當·查莫斯基，《幻影恐懼：政治妄想與現代國家的創建（1789-1848）》，袁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邁克·拉波特，《1848：革命之年》，郭東波、杜利敏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伊伯特·聖阿曼德，《1848年革命：席捲法蘭西的大風暴》，華靜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20；安琪樓·夸特羅其/ 湯姆·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趙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馬克·科蘭斯基，《1968：撞擊世界的年代》，程洪波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讓-克勞德·卡里耶爾，《烏托邦年代：1968-1969，紐約—巴黎—布拉格—紐約》，胡紓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3]唐納德·懷特，《美國的興盛與衰落》，徐朝友、胡雨譚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前言”，頁2。
[14]比較斯賓塞• 韋爾斯，《潘多拉的種子：人類文明進步的代價》，潘震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約翰•格雷，《動物的沉默：關於進步和其他現代神話》，許常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
[15]比較格雷戈·伊斯特布魯克，《美國人何以如此鬱悶：進步的悖論》，黃海燕。喻文中譯，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阿齊茲·拉納，《美國自由的兩面性》，王傳興、趙麗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6]亞歷山大·喬治/ 戈登·克雷格，《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2。
[17]原題Die Größen Mächte（中譯篇名有多種：“論列強”“列強”或“大國”），中譯見列奧波德·馮·蘭克，《世界歷史的秘密》，羅格·文斯編，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160-202；比較Rudolf Kjellén，Die Großmächte vor und nach dem Weltkriege，Leipzig und Berlin，1930。
[18]比較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李岩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佩里·安德森，《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訪華講演錄》，章永樂、魏磊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19]沃爾特·艾薩克森等，《基辛格：大國博弈的背後》，劉漢生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 / 2012，頁53-54。
[20]傑夫·貝里奇等，《外交理論：從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陸悅璘、高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201。
[21]邁克爾·懷特，《馬基雅維里：一個被誤解的人》，周春生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頁236。
[22]Edwin Curley，“Kissinger, Spinoza, and Genghis Khan”，見Don Garrett 編，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inoz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 315；比較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義者》，羅輝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27 - 28。
[23]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733（以下凡引此書，隨文注頁碼）。
[24]約翰·加迪斯，《論大戰略》，臧博、崔傳剛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頁331。
[25]沃爾弗拉姆•希曼，《梅特涅：帝國與世界》，楊惠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25、316、844。
[26]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拿破崙之後的歐洲：革命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1964），馮潔音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頁15；比較頁407，基辛格在那裡評論說：索雷爾（Albert Sorel）的《歐洲與法國革命》（1904）“大體上是一部優秀的研究著作”，其中的第八章“描寫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政治家梅特涅利用陰謀詭計打敗了英雄人物”，儘管“稍顯誇大”。
[27]比較布魯斯·拉塞特，《世界政治：供選擇的菜單》，張傳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頁73。
[28]基辛格等，《舌戰中國：21世紀屬於中國嗎？》，蔣宗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19（以下簡稱《舌戰中國》，隨文注頁碼）。
[29]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頁4（以下隨文注頁碼）。
[30]比較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時代：美國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1]徐棄鬱，《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7–29。
[32]黃砥中、劉昕，《羅斯福：開闢“美國世紀”的總統》，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45-46，60-61；比較亨利·亨德里克斯，《西奧多·羅斯福的海軍外交：美國海軍與美國世紀的誕生》，王小可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頁18-22。
[33]埃德蒙·莫里斯，《領袖的崛起：西奧多·羅斯福》，李俊、楊京鵬譯，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15，頁379 – 380、402（以下簡稱《領袖的崛起》，隨文注頁碼）；埃德蒙·莫里斯，《巔峰過後：西奧多·羅斯福》，傅強、鄶毅譯，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15，頁334 – 336、549。比較威廉·黑澤爾格魯夫，《西奧多·羅斯福：西部狂野時代》，朱林勇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20。
[34]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136-138。
[35]和田春樹，《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易愛華、張劍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55-59；比較查攸吟，《日俄戰爭：開戰背景及海戰始末》，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橫手慎二，《日俄戰爭：20世紀第一場大國間戰爭》，吉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鮑·亞·羅曼諾夫，《日俄戰爭外交史綱：1895-190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6]阿蘭·米勒特，《一觸即發：朝鮮戰爭1945-1950》，秦洪剛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頁6。
[37]朱衛斌，《西奧多·羅斯福與中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153。
[38]朱利安·科貝特，《日俄海戰1904-1905：侵占朝鮮和封鎖旅順》，邢天寧譯，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朱利安·科貝特，《日俄海戰1904-1905：第二太平洋艦隊的末路》，邢天寧譯，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39]哈爾·馬科維奇，《西奧多• 羅斯福》，周娟譯，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5，頁65-69。
[40]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頁388。
[41]約翰·加迪斯，《論大戰略》，前揭，頁289。
[42]阿瑟·林克、威廉·卡頓，《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劉緒貽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上冊，頁208。
[43]鄧蜀生，《伍德羅•威爾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123。
[44]轉引自任李明，《威爾遜主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72。
[45]阿馬多·格雷羅，《菲律賓社會與革命》，陳錫標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9。
[46]尤·斯遼茲金，《1898年的美西戰爭》，未冬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頁101-103。
[47]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522 - 523。
[48]劉迪輝、金雨雁，《菲律賓民族獨立運動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14。
[49]韋瑟林，《歐洲殖民帝國：1815 - 1919》，夏岩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205。
[50]布魯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國霸權：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胡敏傑、霍憶湄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頁193 - 194。
[51]轉引自謝沃斯季揚諾夫主編，《美國近代史綱》，易滄、祖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頁760。
[52]王曉德，《夢想與現實：威爾遜“理想主義”外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41-44。
[53]邁克爾·沃爾澤，《論戰爭》，任輝獻、段鳴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148。
[54] TJ Knock，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New York，2019，p. 115.
[55]轉引自韓莉，《新外交·舊世界：伍德羅·威爾遜與國際聯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2，頁97。
[56]張鑫編，《美國的夢想：美國總統演講精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頁28。
[57]卡爾·施米特，《以大空間對抗普世主義：論圍繞門羅主義的國際法鬥爭》，見卡爾·施米特，《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396。
[58]小約翰·威特，《宗教與美國憲政經驗》，宋華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頁29 – 30、58。
[59]安德魯·普雷斯頓，《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羅輝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271。
[60]塞繆爾·亨廷頓，《美國政治：激盪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先萌奇、景偉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6，頁18（以下簡稱《美國政治》，隨文注頁碼）。
[61]邁克爾·內伯格，《1945：大國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宋世鋒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頁249-250。
[62]轉引自徐國琦，《[一戰中的]中國與帝國》，見唐納德·戴維斯等編，《第一次冷戰：伍德羅•威爾遜對美蘇關係的遺產》，徐以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64。
[63]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前揭，頁22、28；比較沃倫·納特，《基辛格的總構想》齊沛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5 – 46。
[64]比較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袁勝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65]斯蒂芬·沃爾特，《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郭勝、王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2。
[66]比較威廉·恩道爾，《虛假的民主》，呂繼先譯，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67]比較克里坦斯基，《<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自然的正義和正義的自然》，見婁林主編，《彌爾頓與現代政治》（“經典與解釋輯刊”第58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1，頁134 –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