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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倬雲|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我一輩子所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裡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到這個志業。

什麼是知識分子？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至“士”

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人常說的“讀書人”。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了。他們的原型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魚、採集果實外，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以外的事情。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的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等等。這些人善於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後果。他們做的已經遠遠超過專業技術性工作，這些提升知識到智慧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一個貴族的領地被佔領，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就會被釋放出來。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擔任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掌握知識的人那裡學到許多學問，成為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僱，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為“士”。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我在這裡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屬於實踐的維度。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總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教書人就屬於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於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裡努力著。

▍中國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於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是有理想志業的第一類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第四類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及晚明。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地膨脹，於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上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一直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遊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霓裳羽衣也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續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後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癒的系統加以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的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

至於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麼名氣，但他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今日世界只有專家， 沒有知識分子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以美國的學術界和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裡只見專業教師、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未標懸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裡，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麼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與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在其他行業，這一問題同樣存在。比如，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著想。

在今天，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在操縱市場，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在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這是對我們的考問。 

 修遠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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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許倬雲講演錄》，有刪節，標題有改動，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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