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2年12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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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飛｜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導讀】據媒體報導，當地時間2023年1月8日，巴西爆發“南美版國會山騷亂”，前總統博索納羅的數千名支持者闖入該國國會、總統府和最高法院，引發全球關注。有評論指出，此次巴西右翼掀起緊張事態，可能是巴西內外多種因素介入的結果，顯然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深層的根源則是巴西近年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那麼，巴西的發展道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導致其難逃衰退“厄運”?

本文指出，過早的去工業化或者說失敗的工業化, 是巴西新世紀以來現代化嘗試再次失敗的癥結所在；而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貨幣政策僵化，是巴西出現“去工業化”的製度原因之一。20世紀9 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巴西採取了經濟自由化改革，其短期經濟政策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利率是唯一的貨幣政策工具。為控制通貨膨脹，巴西的利率存在上行偏倚，實際匯率存在高估。利率和匯率從供給方面影響了製造業部門的資本形成。需求方面，經濟自由化開放了市場，巴西製成品在與國外同質產品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國外高技術製成品進入巴西市場，替代了國內生產，使巴西對國內製成品的需求減少。這兩方面的變化，均不利於巴西的技術赶超，結果便是巴西工業和製造業的萎縮，出現“去工業化”和“去製造業化”。

作者認為，從制度適宜角度來看, 忽視作為後發國家的特殊性而盲從發達國家的相關製度, 是巴西在發展道路上再次迷失的深層次原因。那麼，巴西未來能否打破原先的發展路徑，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作者指出，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再工業化”趨勢促使巴西重新思考其工業化進程；但對於處於全球經濟“外圍”的巴西來說，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回歸”，意味著原有國際貿易體係被破壞，而製造業競爭力本來就低下的巴西，在其製造業升級方面，面臨巨大挑戰。

同為金磚國家，巴西和中國雖然國情不同，但巴西的困境對於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作為工業化較為成功的國家，今天的中國也面臨工業化升級的難題。而工業化升級能否突破升級，直接關乎我們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關乎我們的長期發展和社會穩定。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3期，此為網絡首發，原題為《從貨幣政策看巴西工業化升級的失敗》。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從貨幣政策看巴西工業化升級的失敗

▍巴西“去工業化”的典型事實

21世紀以來, 巴西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如果將工業當中的採礦業、建築業和工業生產服務部門剔除, 巴西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下降的形勢更為嚴重。對於發達國家來說, 儘管其工業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但其已經完成了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 工業在解決就業方面和出口中的佔比依舊顯著, 且在經濟中能夠產生強有力的前向和後向聯繫, “去工業化”並不會影響長期經濟發展進程。但是對於巴西來說, 工業或製造業佔GDP比重下降的拐點出現在相對較低的收入水平上, 其收入水平只是發達經濟體發生“去工業化”時的一小部分, 因此也被稱為“過早的去工業化”。

首先, 儘管工業就業人數佔比保持穩定, 但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下滑明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工業增加值在巴西GDP中的比重在1989～1990年和1994～1995年分別出現一次超過10%的下降, 工業增加值佔比從1989年的歷史最高值(42.3%)降至1995年的22.4%。此後, 這一比重保持在20%～25%之間。但是, 2015年, 巴西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首次降至20%以下, 2017年更是只有18.5%, 比歷史最高值下降了23.8個百分點。

其次, 相較於採礦業和建築業等工業部門, 代表巴西核心競爭力的製造業萎縮更為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製造業增加值在巴西GDP中的比重變化趨勢大致與工業相一致, 但不同於工業佔比在個別年份恢復增長, 製造業佔比自2004年以來一直在下降。2017年, 巴西製造業增加值佔比(10.2%)比1984年的歷史最高值(30.9%)下降了20.7個百分點。考慮到21世紀以來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級週期”, 巴西工業在個別年份能夠恢復增長實際上得益於採礦業的擴張, 而真正能夠對其國內經濟產生更為顯著影響的製造業下滑則產生了更為嚴重的負向衝擊。

最後, 21世紀以來, 巴西的貿易盈餘規模在縮小, 而製成品在總出口中的比重也在下降。根據巴西發展工業外貿部(MDIC)的數據, 巴西進出口規模在2000年大致相當。此後, 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進口, 積累了大量貿易盈餘。但是自2011年起, 巴西出口下降, 2015年的貿易盈餘比2011年下降了260億美元。出口萎縮的同時, 製成品在巴西總出口中的比重急劇下降, 從2000年的62%下降至2015年的41%。更為嚴重的是, 儘管巴西的中低技術製成品貿易保持了盈餘, 但高技術製成品和中高技術製成品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使巴西自2008年以來在製成品貿易方面保持“入超”。

在後發國家經濟赶超的進程中, 如果其能夠在工業或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下降的時期內專業化生產並出口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務, 那麼該國所經歷的“去工業化”或“去製造業化”實際上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必經之路, 也是經濟結構向現代化轉型的特徵。相反,當後發國家生產和出口能力不斷向中低技術含量產品集中, 且在尚未跨入高收入階段時就出現這一進程, 則會造成經濟赶超的中斷、不平等加劇以及創新潛力的下降。不幸的是, 巴西成為了後者。近年來, 儘管巴西在羅塞夫政府時期曾推出“強大巴西計劃” (Plano Brasil Maior) , 希望在2009～2014年將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提高1.2個百分點, 但結果不但未能實現, 反而下降了3.1個百分點。如果採用2015年新修訂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製造業佔比下降的幅度將擴大至3.6個百分點。

▍經濟自由化、通貨膨脹目標制與“去工業化”

儘管巴西自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債務危機爆發期間, 通過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建立起拉美地區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是其工業化的高度遠未達標。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 工業和製造業在巴西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在1994年巴西實行經濟穩定化之後, 製造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下降的程度更為嚴重。巴西高技術製成品貿易的長期赤字說明該國仍然是一個資本貨物的淨進口國, 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巴西的“去工業化”是在其工業發展未到達一定高度時出現的, 是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匯率長期升值的派生物, 是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自然結果。

1994年, 巴西推出雷亞爾計劃, 通過匯率錨定控制了長期高企的通貨膨脹率。在放鬆管制和經濟自由化的影響下, 雷亞爾計劃通過高利率、匯率升值和大幅降低進口關稅的政策組合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 但卻對巴西國內經濟發展, 特別是工業化進程產生了不利的衝擊。由於受到1994年墨西哥危機的影響, 巴西於1995年進行政策調整, 匯率政策從硬釘住轉為爬行釘住, 名義匯率小幅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全球資本流動發生逆轉, 由於放鬆了管制, 國際資本大幅流出巴西, 雷亞爾匯率持續承壓。1999年初, 宏觀經濟失衡和外匯儲備的流失使巴西政府放棄了匯率釘住, 允許匯率自由浮動, 同時宣布初級財政盈餘目標, 並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率代替匯率成為宏觀經濟穩定的錨定目標, 巴西“三位一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儘管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 但是在1995～2016年, 巴西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2%。造成巴西經濟增速較低的原因主要包括外部脆弱性、財政壓力、高利率和名義匯率升值。這些都對巴西的“去工業化”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首先, 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 貨幣政策成為宏觀經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 利率存在上行偏倚(upward bias) , 造成巴西投資率低、固定資本形成率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以價格穩定為目標, 利率成為唯一的政策工具。當通貨膨脹率高於中央銀行設定的通貨膨脹上限, 利率提高, 反之則降低利率。由於巴西連續多年高通貨膨脹的歷史, 通貨膨脹預期高, 中央銀行必須嚴格遵守調控原則, 以確保不產生動態不一致性。因此, 在長期內, 貨幣政策調控存在利率上行偏倚, 這對長期經濟活力產生了不利的影響。2000～2016年的平均利率達到了13.8%。高利率嚴重影響了國內投資傾向以及銀行部門對企業的貸款, 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低。根據巴西國家經濟地理統計局(IBGE)的數據, 1996～2003年, 巴西的固定資本形成額年均萎縮0.7%, 2004～2010年巴西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也只有年均8.9%的增長。2011～2013年, 巴西的固定資本形成額年均增速降至2.2%, 幾乎與GDP增速相同(2.0%) , 說明在這三年中, 巴西並未進行資本積累。

其次, 匯率不穩定, 升值造成出口困難破壞了製成品的競爭優勢, 貶值造成利率提高降低了投資傾向, 製造業萎縮。1999年“三位一體”的宏觀經濟框架形成以來, 巴西貨幣雷亞爾在2000～2003年和2013～2018年處於貶值週期, 2004～2012年升值。當匯率升值時, 巴西製成品的相對價格提高, 再加上巴西製成品自身競爭力低下, 其出口受限;當匯率貶值時, 由於巴西的貨幣政策兼顧匯率目標, 為應對資本外逃壓力, 中央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 吸引資本流入, 高利率限制了投資。2000～2015年, 巴西固定資本形成率和實際有效匯率高度負相關, 匯率貶值則資本形成率降低。更為嚴重的是, 匯率“害怕浮動”使巴西存在加息傾向, 貨幣政策空間被縮小, 出口和投資均受損。巴西的製造業集中於中低端生產和出口。2001～2016年, 巴西高技術產品出口在製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下降了5.8個百分點, 從19.25%降至13.45%, 而在2011年和2013年, 該指標甚至低於10%。

最後, 經濟自由化使巴西出現外債擴大基礎上的消費繁榮, 進口擴大造成國內製造業生產受限。在貿易開放之前, 巴西國內的非貿易部門由於受到政府保護以及免於來自國外的競爭, 能夠獲得較為有利的發展環境。而貿易開放之後, 高估的匯率促進了巴西國內的需求, 大量外國生產的高技術製成品進入巴西, 嚴重侵蝕了國內同類產品的市場。這導致巴西的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發生變化, 進口機器設備及復雜零部件, 國內生產向簡單零部件集中。結果是造成巴西嵌入國際價值鏈的程度逐漸降低, 國內工業急劇逆轉。2000～2015年, 巴西工業在GDP中的比重和巴西工業的進口滲透率高度負相關, 相關係數達到了-0.8, 而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和製造業的進口滲透率的負相關甚至達到了-0.9。

因此, 經濟自由化之後, 巴西的短期經濟政策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 利率是唯一的貨幣政策工具。為控制通貨膨脹, 利率存在上行偏倚, 實際匯率存在高估。利率和匯率從供給方面影響了製造業部門的資本形成。需求方面, 經濟自由化開放了市場, 巴西製成品在同國外的同質產品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國外高技術製成品進入巴西替代了國內生產, 使巴西對國內製成品的需求減少。以上兩個方面的變化均不利於巴西的技術赶超, 結果便是巴西工業和製造業的萎縮, 出現“去工業化”和“去製造業化”。

▍制度適宜與發展道路

19世紀上半葉, 拉丁美洲主要國家先後宣布獨立, 是世界範圍內最早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發展中經濟群體。這些國家經濟整體脆弱, 對歐美髮達經濟體的依附嚴重, 發展戰略和製度選擇也烙上了發達經濟體的印記。在聯合國拉美經委會(ECLAC)以“中心-外圍”理論為核心內容的結構主義理論指導下,拉美國家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時間過長, 貽誤了轉型時機, 給新自由主義進入拉美提供了便利。此後, 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的指導下進行改革, 開放市場, 扭轉了債務危機帶來的衰退, 經濟恢復增長。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中, 拉美國家在貨幣政策方面也亦步亦趨, 紛紛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但是, 在以更大程度融入全球經濟的同時, 拉美國家也加深了對全球經濟的依賴, 尤其是應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時顯得捉襟見肘。從制度適宜角度來看, 忽視作為新興經濟體的特殊性而盲從發達國家的相關製度, 是其在發展道路上再次迷失的深層次原因。

巴西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表明, 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市場化和經濟自由化改革儘管在短期內幫助巴西實現了經濟穩定, 但是卻未能實現長期發展, 也未能幫助巴西完成現代化。巴西在實行雷亞爾計劃後, 實現了經濟穩定, 並且在世紀之交之時, 通過允許匯率浮動和通貨膨脹目標制進一步穩定了國內預期, 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然而,對於包括巴西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來說, 國內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以及長期處於國際經濟的“外圍”, 受國際衝擊的影響較大, 存在長期匯率高估的壓力。這是由於半個多世紀以來, 巴西始終受到長期通貨膨脹的影響, 價格穩定一直是經濟政策的核心。雖然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 但不同於發達國家, 巴西在釘住通貨膨脹率的同時, 不得不兼顧匯率穩定, 這就導致其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的“畸形”。另一方面, 巴西等拉美國家長期存在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導致其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匯率波動頻繁。例如,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 2018年第四季度, 巴西外幣計價的外債總額為5134.25億美元, 而本幣計價的外債僅為1523.52億美元。無論是本幣計價還是外幣計價, 長期債務佔比均超過90%。債務結構的特殊性使匯率波動的影響力被放大。因此, 中央銀行為穩定價格, 不得不進行外匯市場干預。

巴西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 同發達國家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時的初始條件相比, 通貨膨脹壓力較大、通貨膨脹率偏離穩態值較遠, 通貨膨脹慣性強。雖然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 包括發達國家在內, 多數均會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製定過程中, 但是, 發達經濟體的匯率-價格傳遞係數低, 而匯率貶值對巴西這樣的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大。巴西的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全, 宏觀經濟政策效果較差以及債務美元化程度較高, 除了面臨資本流動的順週期性外, 還會出現國際資本逆轉的現象。巴西中央銀行會採用提高利率的辦法穩定匯率, 導致市場預期被打破, 中央銀行釘住通貨膨脹率的信譽受損。此外, 巴西惡性通貨膨脹的歷史使其國內存在“財政主導” (Fiscal Dominance)現象：政府收入基礎有限, 國內貨幣發行的鑄幣稅高昂;公共部門存在向中央銀行和金融系統藉債的傾向;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充分, 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壓抑, 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不高等。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會受到影響。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 中央銀行主要用利率工具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當通貨膨脹率升高時, 中央銀行提高利率, 這會造成政府公共債務利息增加, 債務支出上升, 結果是財政赤字的增加和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大。利率提高還會造成匯率升值, 進口增加, 出口減少。進出口變動後, 經常賬戶赤字增加, 國際收支平衡要求資本流入彌補經常賬戶赤字, 而資本對回報率的高要求造成利率的進一步提高。

曾擔任巴西財政部長並提出“布雷塞爾計劃”的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爾-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就指出,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拉美國家陷入了“新宏觀發展陷阱”, 主要表現為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的長期利率增長和匯率的長期高估。對於巴西來說, 通貨膨脹目標制實際上形成了財政問題, 即利率上行偏倚的結果是政府債務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風險溢價上升。開放經濟條件下, 出於對巴西公共債務可持續性的擔心, 資本外逃, 雷亞爾進一步貶值。中央銀行為防止雷亞爾貶值通過匯率-價格傳遞推高通貨膨脹率, 不得不繼續提高利率, 形成自我強化。這樣的結果就是利率不斷被提高, 國內信貸不斷萎縮, 投資的信心不斷被削弱, 工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事實上, 對於巴西來說, 高企的國內利率使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尤其是那些資金缺乏的私營企業。例如,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2008～2009年) , 巴西的私人銀行(包括國內和國外) 幾乎停止了對私營企業的貸款, 私營企業83%的信貸來自於國有銀行, 而巴西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銀行(BNDES)佔其中的三分之一。

▍巴西製造業的未來

事實表明, 巴西在高技術製成品方面仍然存在赤字, 即巴西還是一個資本貨物的淨進口國。巴西在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過程中, 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 使其經濟赶超過程停滯, 甚至出現發展倒退。儘管“去工業化”是國家發展的共同命運和經濟結構合理化過程中的必然, 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再工業化”趨勢使巴西重新思考其工業化進程。當前, 世界進入產業鍊和價值鏈重構期, 發達經濟體對實體經濟的重視程度加強, 紛紛通過“再工業化”戰略和國際經貿規則的製定, 吸引高端製造業回流, 促進服務業價值鍊和製造業價值鏈融合, 以此強化競爭優勢。這樣的結果是, 處於世界經濟外圍的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向高端攀升的難度加大。

對於處於全球經濟“外圍”的巴西來說, 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回歸”將破壞原有的國際貿易體系, 而製造業競爭力本就低下的巴西在其製造業升級方面面臨巨大挑戰。需要強調的是,巴西的工業化一直都不是其主動選擇的結果。儘管歷屆政府均強調工業生產能力和製造業在巴西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 但製造業卻始終不是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首要目標。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巴西便開始通過進口替代工業化建立全產業的工業部門, 對隨後的工業化進程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但這並不是政府對工業發展明確且有意識的關注, 而只是為解決內部和外部不平衡的權宜之策。進入21世紀, 儘管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總統和勞工黨對前任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政府提出了批評, 稱其繼任的是“可怕的遺產”, 但兩屆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盧拉政府利用了雷亞爾計劃實現的價格穩定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相對平靜, 保證宏觀經濟穩定。儘管有些時候, 特別是盧拉總統的第二任期, 出現了發展計劃或實施新工業政策的提議, 但經濟穩定毫無疑問是政府的優先選項。此後的羅塞夫總統也試圖在其第一任期打破“三位一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對巴西經濟形成的束縛, 但也迫於財政壓力和高利率無疾而終。

當前, 全球“再工業化”興起, 發達國家希望重振製造業, 強化實體經濟;新興經濟體希望升級製造業, 完成工業化轉型並實現現代化。但是, 新興經濟體尤其要注意的是, 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並不是重拾傳統製造業, 而是通過創造新興技術和產業以增強工業的整體競爭優勢, 實現產業鍊和價值鏈重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巴西的“再工業化”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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