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辰（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山長）

本文為聆聽陳復教授心學教授師培訓《孟子》演講課的個人心得報告。

毫無疑問，孟子（389B.C.-305B.C.）是戰國時期對當時主流價值觀的挑戰者。當時戰國七雄紛爭的時代，國與國相互征伐，人人自危。如何讓自己的國力充裕，軍隊強大，讓君王獲得最大的利益，這就是主流的聲音。圍繞這種主流的聲音，各種學說與人才應運而生。有善於兵法的謀士；有善於戰略遊說的縱橫家；有善於增收賦稅的改革家；甚至有主張自給自足的農家。在《孟子》這本書中，孟子對於各種學說與代表人物，都有切中要害、鞭辟入裡的擊破，讓人性的光芒重回人間。  

孟子名珂，字子輿，出生於戰國時期魯國附近的鄒國（現山東鄒城）。孟子的具體出生時間沒有定論，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372-289之間，享年八十多歲。據東漢研究孟子的學者趙歧《孟子注疏》而言，孟子是魯公族孟孫的後人。《史記》記載，孟子授業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子的門人，孟子自稱私淑孔子（551B.C. -479B.C.）。孟子幼年失父，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懷抱著很大的期望，曾經因教育孟子三次搬家，史稱「孟母三遷」。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正是戰國七雄互相征伐的時代，戰爭迭起、民不聊生。看到君王權貴「庖有肥肉，厩有肥馬。」（《孟子·滕文公下》）而平民百姓「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滕文公下》）、「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孟子希望能通過自己傳播仁政、止伐保民，喚醒統治者的自覺，這就需要擊破主流的利己稱霸的觀念，重樹天下大同的中國人文理想。因此，《孟子》開篇就是孟子麵對梁惠王（400B.C.-319B.C.）的「義利之辨」，激昂陳述仁義為執政之根本；面對齊宣王對音樂的嗜好，闡發「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孟子·滕文公下》）與民由之的主張；面對滕文公的憂慮，語重心長的叮嚀其「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這些對話，把孟子的「民貴君輕」的主張，生動的刻畫出來。

孟母三遷圖

仁政可以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孟子·梁惠王上》），可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以使「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孟子·梁惠王下》）那麼，仁政的理論依據、思想源頭是什麼呢？孟子又接著提出「性善」的觀念，並用性善的觀念擊破當時廣為流傳的、告子（生卒不詳）的性惡論。在《孟子·告子篇》與告子展開精彩的辯論。孟子認為性善是人的天賦秉性，是人與生俱來就有的，只是被自己的慾望遮蔽而不能彰顯出來。所以，順應人性的做法，就是帶領人們行仁義，好比順應杞柳的物性編織成杯盤。孟子又把人性比喻成水向下流的屬性，認為人性就存在於每個人心裡，是亙古不變且不可動搖的，孟子因此提及四端的觀念來說明。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同時，孟子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生活中保存仁義禮智，這是學問之道。但是，孟子也觀察到，人們對於現實利益太過重視，使得自己不知不覺的迷失了人性。因此舉例說，人丟失了雞和狗都知道找回來，人性迷失了卻不知道尋找；家裡的桐樹與梓樹都知道如何去灌溉養護，自己的人性卻不知道好好栽培。所以，這都是眼睛耳朵被外物蒙蔽，心卻沒有反思的原因啊！孟子引用了孔子的話：「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仁與不仁之間沒有模糊地帶，孟子將仁與不仁比作水火，水火不能相容。

孟子講學

在當時，世人對於儒家的「禮」有誤解的看法，認為儒家事事堅持克己復禮是不是過於刻板教條而不知變通？例如：任國人問生存與禮哪個重要？又問娶妻與禮哪個重要？孟子對於這種誤解，進行了生動的回應。首先孟子認為不論是社會還是家庭，要有一種和諧共生的人際互動規矩，這種規矩就是禮。在《孟子·離婁篇》中，孟子多次提及規矩的重要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離婁上》）。但是，孟子覺得人際之間的禮是相互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孟子還認為禮是可以權變的，因此，當淳于髡（386B.C-310B.C）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離婁上》）孟子回應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離婁上》），在孟子看來，人只要保有惻隱之心，不落入禽獸的境地，面對各種事情的變化就可以產生變通的智慧。所以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這句話同時也是對《論語》中「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篇》）的回應。人不能只講求做事的規矩，卻不講求事情的是非，行事的準繩從外在的原則轉向了內在的覺知。這不禁讓人想到了孔子周遊列國時蒲地被困的故事，孔子在蒲地被蒲人圍困，被迫發誓不去衛國，蒲人因此相信孔子而放行，但是孔子卻違背誓言轉而前往衛國，說：「要盟也，神不聽。」（《春秋穀梁傳》莊公（元年～三十二年））這也是因為在孔子心裡「惟義所在」。

杞柳編織的器具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戰國七雄爭奪天下的時代，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孟子正是因為看到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因此畢生踐行與推廣仁政主張，提出「民貴，社稷次之，君輕」（《孟子·盡心下》）的政治理念。孟子懷抱著賑濟蒼生的仁政理想，效法孔子周遊列國，展開跌宕起伏的人生。圍繞仁政的政治主張，孟子一方面對於君王積極鼓勵、引導與教育，通過對話來啟迪其覺悟從而推己國人，例如與梁惠王的「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梁惠王下》）、與滕文公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與齊宣王言「好貨」與「好色」等。另一方面，對於仁政的落實，也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法，例如：「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長上，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但是，當時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七雄君主都想讓自己的國力在短期內有快速的提升，達到軍事防禦或者進攻的目的，這使得君主大都盯著眼前的利益與效益，對於仁政的不可立即兌現性質抱持著疑慮，再加上說客如雲，各種學說紛雜爭鳴，君主受著各種因素的影響與製約，使得孟子的主張很容易被淹沒在君主們飄忽不定的視線裡。

戰國七雄版圖

從《孟子·梁惠王下》記載孟子與鄒穆公（382B.C-330B.C）對話來看，孟子在鄒國已經出仕，且已經主張惠民仁政。後離開鄒國到齊國（離開原因與時間都沒有詳細記載），這是孟子第一次到達齊國，正值齊威王在位，齊威王（378B.C-320B.C）重用鄒忌（385B.C-319B.C）、田忌（生卒年不詳）與孫臏（生卒年不詳），以「一鳴驚人」之勢使齊國的國力進入快速上升期，因此對於孟子並沒有重用，孟子的主張也沒有展開的機會，孟子只好黯然離開。孟子聽到宋國的國君宋康王（？-286B.C）有想要實行仁政的想法（《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就趕赴宋國，後覺得宋國對於實行仁政有著言不由衷的態度（在《戰國策· 宋衛策》裡，宋康王「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 意即：劈開駝子的背，斬斷早晨過河人的小腿。）如此諸侯，實不足以行王政，孟子遂而離開宋國。而後孟子輾轉於薛地、鄒與魯一帶期間，因孟子的學生在魯國為官舉薦孟子，魯平公（？-303B.C）想會見孟子，卻被其寵臣臧倉阻撓而沒有會面。孟子約於前322年左右受滕文公的邀請成為滕國的上賓，滕文公（生卒年不詳）言聽計從，但滕國國力弱小，屬於勉強自保之國。此後，魏國有招納賢士之舉，孟子遂離滕赴魏。在前321年至前320年前後，梁惠王（400B.C-319B.C）「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梁惠王上》），為振興魏國聚集人才。此時，六十歲左右的孟子，率領門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上》），浩浩蕩盪地到達魏國。前319年，梁惠王去世，襄王繼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加之以國力大不如前，已無行王道仁政之希望，孟子遂而離魏赴齊。齊宣王在位，孟子在齊國擔任客卿。齊人伐燕失敗之後，孟子與齊宣王的政見愈益不合，約於前312年（週赧王三年）離齊回鄉。離齊時，孟子已七十餘歲，無力周遊列國。回鄉以後，孟子及其弟子一起整理《詩》《書》等文獻，並總結一生遊歷、思想，成《孟子》一書。約於前300年左右，孟子去世，終年八十餘歲。

孟子周遊列國圖

世人只言孟子好辯，卻不知世人從不正視自己的貪嗔與機詐。孟子在遊說列國的故事中，有很多事情的處理都折射出與當時世人的價值觀的衝突，這些衝突同樣也能帶給現代人深刻的反思。在《孟子》中，對於人與天、人與政治、人與環境、人與財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有精確的闡述，孟子以言簡意賅的語言、生動的舉例擊破世人僵化的思維與傲慢，還一個公道給世間，孟子對觀念的擊破與重建，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資產。 

編輯：鄒祥 | 圖片：百度

 參考文獻：

•  [1]孟子（2011）。《孟子》。昆明：雲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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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辰 晉城知行書院院長，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兼執行長，晉城心理學會理事，晉城心理諮詢專業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心學特約專欄作家，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常年致力於心學的修習與心學教育，舉辦傳統文化與心理學講座數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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