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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
對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因，中國輿論場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自由派知識份子的看法很簡單，認為是中國沒事兒找事兒。這就是一群吃裡扒外的傢伙，不必多說。
第2種看法是，由於中國實力不斷強大，美國感到受到威脅，因而轉變了對華戰略。這種看法當然很有道理，但不深刻，表面化。
第3種看法是，美國的對華戰略建立在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這種霸權主義之上的美國國家利益是基於美國的本性，美國戰略的權宜性可以變，但本性不可能變。謝副部長和崔大使的講話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框架上的。
在我們多個系列文章中，如關於中美戰略博弈的系列文章、關於西方疫情的系列文章、關於輿論戰的系列文章、關於香港的系列文章、關於西方的基因系列文章、關於俄烏戰爭的系列文章中，著重所闡述的就是這個方面的內容。
第4個方面的是對美戰略分析中非常缺少的，這就是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分析。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主流國際關係學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他們受美國政治教科書、經濟教科書以及美國的媒體宣傳影響過深，並不瞭解美國政治結構的深層問題，更不瞭解美國政治的內幕，他們做出的分析、做出的判斷，經常是荒腔走板，老生常談。這種情況會嚴重影響中國的戰略判斷。
關於美國國內政治結構和政治特點，在我們過去的文章中有過這方面的分析，例如在《怎樣理解現代化和西方化，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上）？——《中國如何應對美國輿論戰上的四大優勢》之九》的這篇文章中，我們指出美國兩黨相爭的民主政治結構，以及美國分權式的憲政結構，帶來了對權力的激烈爭奪，趨於用卑劣手段煽動民粹，這種政治結構必將爭相在國外樹立敵人，以便為自己獲得最大的政治力量來源，也就是民族主義力量的來源。
美國著名的政治分析家認為，美國開國元勳認識到了這種政治結構給美國帶來的危險，而他們為了避免這種危險所建立起來的分權政治結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激烈競爭和煽動民粹的政治結構。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種無解的政治局面。
美眾議院議長竄訪臺灣，就是這樣一種政治結構、政治局面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政治人物為了獲得國內的政治優勢，可以冒多大的國際政治危險，可以挑起多大的國際政治危險。
實際上拜登政府挑起俄烏衝突，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國內政治。民主政治是戰爭的主要危險，這是對西方政治學說的一個顛覆，但卻是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看看西方100多年來打著民主的旗號發動了多少戰爭，使20世紀成為了人類最血腥、最暴力的時代。看看西方第1個民主政權美國，建國將近250年來發動和參與了多少戰爭，根據最新的統計是400多場。
顯然對美國的戰略分析要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美國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性，這個分析是貫穿西方5000年歷史的，是起始于顏那亞人，發展於日爾曼人、盎格魯薩克遜人和美國人而形成的。兩個基本點，一個是關於國際實力結構變化的分析，一個就是關於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分析。
儘管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美國沒有衰落或美國沒有趨向於衰落，但美國人自己可不這麼看。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與美國的本性結合在一起，使美國越來越焦慮，這是美國國際戰略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美國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給美國帶來的焦慮。
我們將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分兩篇文章來分析美國政治結構的變化是怎樣影響美國戰略思維，從而影響國際關係大局的。
一、美國脫鉤、圍堵、威懾中國的戰略劇本是早就準備好了的，美國拖延了15年才進行這一戰略轉變是迫不得已的
特朗普在競選時引用了被認為在美國處於邊緣地位的一些學者的想法，認為中國在全球化中占了大便宜，而且全球化根本就是中國的一個陰謀，是用來打敗美國的手段，主張提高關稅來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同時減少中國的資本富餘度；另一方面提高在高科技方面對中國的限制，阻止中國獲得高科技方面的比較優勢，將中國限定在低端製造業的世界工廠。
中國某些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者，甚至某些前政府官員，都認為這些觀點在美國沒有市場，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經濟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壓艙石”。
而事實上，美國一直有兩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力圖改變中美關係的方向和實質。
在經濟上，這股力量來源於民主黨的主流派。現在很少人還記得，民主黨大佬舒默和佩洛西，都是一直主張對中國加稅的。民主黨經濟理論的提供者之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是經濟學家中主張對中國提高關稅的最突出的人，在他訪問中國時，中國一些不自量力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還和他發生了一場爭論。
8月23日，克魯格曼剛剛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俄羅斯的貿易盈餘是西方制裁的結果，而且對俄羅斯不利，理由是俄羅斯進口不了西方的飛機零件。這得是一個多扭曲的腦袋。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不是專門發給傻子的？
民主黨和克魯格曼都是主張政府主導經濟的，他們在國內經濟問題上與中國政府其實是有很多共同點的。但是政府主導經濟意味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導致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
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提出一個問題：經濟學理論的一個主要支柱就是建立在比較優勢上的自由貿易，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但在經濟的低端具有優勢，而且在經濟的高端也逐漸發展出優勢，也就是中國如果獲得全比較優勢，那麼這意味著什麼呢？他認為美國的利益必將受損，而且他認為，高端優勢的發展必然來源於“偷盜”。斯蒂格裡茨提出的這一命題被有些人稱為“斯蒂格裡茨陷阱”，但這並不準確。
也就是說民主黨的政客和民主黨的理論家們早就為特朗普的共和黨轉變中美經濟關係準備好了理論武器，中美經濟關係的變化是必然的，它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民主黨繼承特朗普共和黨的政策也絕不是一個意外，而是一個必然。
而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者中的大部分人和某些前政府官員卻渾然不知，毫無分析能力。有些人直到現在還將其稱為是意識形態分歧使然。他們無知的根源在於，他們不知道，即便是美國國內的政策，也並不遵從於他們所公然宣稱的意識形態。
在政治上，這股力量來源於共和黨的主流。自從雷根之後，共和黨放棄了自新政以來兩黨一致的政策，主張弗裡德曼式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內就是取消一部分監管，給企業減稅，阻止醫療保險的全覆蓋，降低福利和補貼，從而擴大了貧富差距。要說明的是，共和黨沒有也不敢改變新政的整個經濟框架，只是做了相對較小的局部修改，這些修改就足以引起巨大的兩極分化，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危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國外，共和黨主張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美國的工資固化，使得美國資本在美國勞動力身上已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利潤。資本要尋找成本最低的地方進行生產，價格最高的地方進行銷售，從而獲得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的基本規則，也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
但是共和黨人也不是傻子，他們看到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雖然被迫忍受低工資低利潤，但由於基數龐大，也迅速積累起可觀的資本，有了向經濟高端投資的動力和可能。共和黨的應對方式是政治性的，他們企圖通過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威懾，壓制中國的發展意圖，就像當年對待日本一樣。
共和黨的這一政策主張，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所制定的國家戰略文本中得到了清晰的表達。小布希政府所制定的國家戰略與後來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國家戰略，並沒有本質的不同。這就是小布希政府上臺後，中美關係處於極度緊張並發生撞機事件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應該都還記得，共和黨一些主流派的人物，例如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一直主張在地緣政治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拉姆斯菲爾德還直接參與策劃和指揮了香港的暴亂。
也就是說，民主黨和共和黨早就為對中國進行打壓準備了理論基礎和戰略範本。美國兩黨一致地對中國戰略打壓的理論和政策工具早就準備好了。不是美國突然進行了政策轉變，而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大多數實際上就是一群一廂情願的睜眼兒瞎。
但是，阿拉伯世界再次擋在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由於美國的中東政策所形成的穆斯林對美國的憤怒，誘發了本拉登主義和塔利班主義的聯手，對美國發動的恐怖襲擊轉移了美國的關注中心。美國也沒有想到反恐戰爭竟然持續了20年，前後花掉了美國6萬多億美元。而美國在20年前就想進行戰略轉移的關注物件——中國，如果從2001年911襲擊開始，到2016年特朗普上臺為止，客觀上獲得了整整15年的緩衝期。如果到2018年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為止，中國客觀上整整獲得了17年的緩衝期。
當美國匆匆忙忙地把關注中心集中到中國時，一切都晚了。
這15年中國獲得的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是來源於美國的善心，也不來源於美國的所謂世界情懷，而是來源於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需要。一個戰略需要是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幫助美國進行反恐戰爭，至少不給美國添亂。另一個戰略需要是，由於美國巨大的戰爭花費，美國超發貨幣必然帶來通貨膨脹隱患，美國迫切需要中國的廉價商品，幫助美國抑制通貨膨脹的可能。
這兩個戰略需求，中國都很好地按照美國的要求做了。中美兩國在南亞和中亞建立了暢通的情報溝通機制；中國的廉價商品大量進入美國，有效地抑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美國政府可以放手超發貨幣，當然也養成了超發貨幣的惡習。
中國的一部分所謂戰略學家、經濟學家和前政府官員，是典型的健忘症患者，他們忘了在2000年之前，美國的經濟學界有一股強大的聲音，指責中國給美國帶來了通貨緊縮。911恐怖襲擊後，這個聲音突然消失了。因為他們突然明白了中國給美國帶來的巨大收益：如果印鈔票就能換來大量的生活用品，何樂不為呢？
從純經濟的角度說，中國做了一件賠本賺吆喝的事兒。但是中國卻是不得不這麼做，原因就在於中國的龐大人口還沒有轉變成為龐大的市場，中國人只有有工作做才能夠創造需求，而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十年，中國人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獲取外部的巨大市場，通過這種賠本賺吆喝的辦法來慢慢培育自己的市場。
早年有一部日本電影《望鄉》，講的是日本在發展之初，把日本女人賣到海外當妓女來為日本的發展籌集資本。日本的做法雖然非常殘酷，沒有人道，但日本人心中念念不忘這段悲慘經歷。中國今天千萬不要忘記那些在外資工廠中被鎖在樓裡大火燒死和富士康跳樓的那些農民工，他們身上背負的那些悲慘往事，才是我們今天發展的根源，絕不是美國人的好心和善舉。
從根本上說，中美兩國在正確的時間，用並不公平的辦法來各取所需，獲得了雙贏的結果，這對中美兩國都是一個並不甘心卻不得不為的交易，而這個交易的中間人就是恐怖分子本拉登。
這聽起來很擰巴，但卻是真實的歷史。歷史從來不是某些一根筋知識份子所能理解的。
然而，可惜的是，中國並沒有能夠很好地利用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在這個時期把自己徹頭徹尾地變成了一個像柳傳志那樣的商人，而不是像任正非那樣有戰略視野的企業家。雖然商人也不錯，可以把自己吃成肥頭大耳，但是肥胖的傢伙不經打。
當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特別是高科技圍剿後，中國這個胖子才發現，中國被人重點打擊的地方，恰恰是缺少這15年的積累。中國現在要做的正是要補足這15年的缺失，但是現在做比那時候做要困難多了，很可能這15年的缺失需要中國整整花費30年才能補齊。
我們在中美貿易戰剛開始的2018年初寫過幾篇文章，其中《中國的“心”之殤：企業家和企業戰略之殤》、《中國的“心”之殤：國家戰略之殤》、《中國的“心”之殤：理論之殤》，就系統地闡述了這個問題。在文章中我們批評了柳傳志的商業性格和商業之路，認為這不是柳傳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問題。中國整個企業主群體，中國的決策層，中國的理論界整體上都缺少企業家那種戰略視野，像任正非那樣的真正企業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中國現在不缺錢，不缺商人，不缺那些百無一用的所謂理論家，那些喋喋不休的，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者。中國真正缺少的是一個具有戰略視野的真正企業家群體，真正具有戰略視野，具有企業家性格的企業家式的決策層和一個具有企業家特徵的思想理論隊伍。中國需要戰略性地翻過商業化的一頁，開啟企業家的時代。
最可怕的是，某些經濟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前政府官員卻極力想把中國的發展說成是美國的好心和善行的結果，例如那個說話舌頭都捋不順的所謂經濟學家。在美國已經把反恐合作那一頁翻過去，集中力量打擊中國的時候，這些經濟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和前政府官員有意無意地成為美國的幫兇，他們通過歪曲歷史，與美國的輿論戰相配合，無論他們的主觀意圖如何，他們都已經成了美國顛覆中國的第五縱隊和第六縱隊。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們總是喋喋不休地不肯退出歷史舞臺。難道他們想讓人民把他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嗎？
在我看來，在中國徹底解決這些人的問題之前，也就是中國在徹底解決自己內部第五縱隊和第六縱隊問題之前，統一臺灣之戰是不能打的。
一個國家不能形成合作、團隊的平臺，就不能輕言戰爭。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兩黨各有主張，是因為他們背後政治力量的訴求不同。當美國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候，隨著兩黨背後政治力量的變遷，他們的戰略設想也會發生改變。美國的政治和國際關係史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二、美國兩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惡鬥一直是影響世界局勢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的政治結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兩次巨大的轉折，這兩次轉折都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同時這兩次轉折也與美國對外的兩次最大戰爭，也就是一戰和二戰，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美國共和黨原本是美國北部資產階級的黨，民主黨則是南部白人莊園主，也就是奴隸主的黨。
所謂北部資產階級，原本是一些中小企業的企業主，也就是所謂業主自營式企業主，他們的經濟實力和南方農場主大致相當。
美國建國後就採取了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所主張的政府主導經濟的路線。南方奴隸主總統華盛頓的支持下，南方奴隸主的代表傑弗遜所主張的自由經濟受到了壓抑，北方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這是北方能夠發動南北戰爭並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美國建國之初，漢密爾頓就反對傑弗遜所主張的將掠奪來的大片土地私有化，主張需要有計劃地利用這些土地，成為美國長遠發展的資本基礎。
南北戰爭後這些土地用於國家支援鐵路發展，逐漸圍繞鐵路產生了一些大企業，在此基礎上又產生了一些大金融家，金融家對這些企業進行整合，就產生了一些具有壟斷性質的特大型企業。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四大企業巨頭，范德比爾特、卡內基、洛克菲勒和摩根，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些人擁有巨額財富，可以利用這些財富對政治進行賄賂和操縱。
代表中小企業主的共和黨產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堅持了原來的理念，希望國家對資本巨頭進行限制，保障中小企業的利益。一部分人則轉向與企業巨頭進行勾結，代表新興的壟斷資本利益。
被貼上了進步主義標籤的老羅斯福集團，採取了一系列反壟斷的政策，導致共和黨的分裂。老羅斯福集團退出共和黨另組新黨。由於美國建國者所制定的憲政和後來的一系列政策對第三黨非常不利，老羅斯福雖然擁有巨大聲望，在競選中仍然失敗了，導致美國共和黨徹底轉變成大資產階級的黨。而共和黨的對手民主黨，則趁機接過了進步主義的傳統。
在這場激烈的權力爭奪中，老羅斯福集團為了凝聚人心，煽動民族主義，與傳媒大亨普利策、赫斯特等人捏造了許多藉口，發動了美西戰爭，奪取了西班牙對拉丁美洲的控制權。拉丁美洲比美國大得多，人口也多得多，這場戰爭對美國的大中小資產階級都有利，他們都可以進入廣大的拉丁美洲市場，獲取豐富的拉丁美洲資源。
接過進步主義傳統的民主黨則帶領美國參與了第1次世界大戰，開啟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歷史。
民主黨的社會基礎同樣發生了變化。民主黨原來是白人農場主的黨，南北戰爭後白人農場主受到了巨大衝擊，《飄》這部電影正是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歷史變化。有些農場主破產了，變成了自耕農，有些則西進獲得新的土地，變成新的自耕農。有些則破產進了工廠成了工人。也有一些通過新的經濟捆綁，變成沒有法律意義奴隸的奴隸主。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反對北方的壟斷資本。
演員科斯特納投資拍攝了一部現在還在延續的電視劇“黃石”，講了白人農場主如何用殘酷手段掠奪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而金融資本又如何用殘酷手段去壓榨白人農場主。這個戲碼從南北戰爭後一直延續到今天。
另一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大量白人移民湧入美國的時期，這些人大部分成了工人和自耕農。
這兩部分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演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白人自耕農開展了格蘭其運動，白人移民則開展了工會運動。這兩個運動在19世紀的美國聲勢浩大，主要政治訴求就是反對壟斷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這引起了美國統治階級的恐慌，他們一方面成立聯邦調查局，用陰謀手段破壞和壓制了這兩個運動。另一方面通過政治改革來滿足部分訴求。這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進步主義和後來繼承這一傳統的民主黨新政的出臺。
由於反老羅斯福總統進步主義政策的共和黨徹底與壟斷資本同流合污，美國在20世紀初再次進入強盜資本主義，掠奪印第安人土地的增多，國外農產品的進入，都導致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下滑，大量農場破產，大量自耕農進入工廠，導致工資的下降和生產過剩，並最終導致大蕭條的發生。美國大蕭條被認為是第2次大戰的導火索。同時大蕭條也導致美國國內政治的劇烈改變。
小羅斯福總統推出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建立起一個福利主義的經濟框架。按照傳統經濟理論，這樣的經濟框架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1933年小羅斯福上臺，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與第2次世界大戰，這8年的新政時期，美國經濟的年複合增長率達到8.5%，不但是美國迄今為止歷史上最高的增長時期，而且是其他時期增長率的2倍以上，不但是弗裡德曼所認為的最接近自由經濟的美國強盜資本主義時期的兩倍多，而且是在貫徹了他的主張的，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三倍多。
但是美國如此高的增長速度仍然不足以彌補大蕭條所造成的損失。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十分激烈，1938年之後，新政已經被迫沒有新的政策出臺了。1941年美國參戰後，在第2次世界大戰的4年中，小羅斯福總統乾脆實行了價格管制、資源配給等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4年的年複合增長率達到了11.2%。徹底扭轉了美國大蕭條以來的經濟頹勢，幫助美國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挽救了美國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的本性和民主政治的特性卻帶領美國走上了不斷發動戰爭的不歸路。奉行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經濟政策的民主黨，受到了大資產階級、上層知識份子，以及來自黨內的南方白人的聯合圍攻，解套國內激烈政治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對外戰爭。
大蕭條和國內政治鬥爭是美國參與第2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甚至美國國內有人散佈說珍珠港事件都是小羅斯福總統的陰謀，因為就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民主黨迫切需要一次戰爭，調動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國內力量，彌合巨大的政治分歧。
顯然民主黨是成功的。第2次世界大戰後，民主黨長期執政，改變了內戰之後共和黨長期執政的局面。民主黨先後發動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都不得人心，都是由共和黨政府來收拾的殘局。
美國的歷史說明，無論是從政黨私利還是從挽救經濟的角度看，戰爭都是不二法門。
三、美國因為自己的戰略需要兩次向中國投出投名狀。它有可能投第3次嗎？
911之後，美國與中國進行反恐合作，放棄了已經計畫好的對中國進行政治和經濟圍剿的戰略，給了中國寶貴的15年戰略機遇期，這可以說是美國第2次向中國投出了“投名狀”。
美國的第1次“投名狀”，是美國因越戰焦頭爛額，美國迫切需要中國説明結束越戰，同時也牽制不斷擴張的蘇聯。這第1次的“投名狀”使中國獲得了整整30年的戰略發展機遇期。雖然毛主席是這個戰略機遇期的創造者，但是他在世的時候沒有很好地利用這個戰略機遇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為更好利用這個戰略機遇期而設計的。就是說，改革開放的戰略是建立在主席創造的世界大戰略格局的戰略機遇期基礎之上的。
是由於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從71年到91年，中國浪費了這20年的機遇期。如果說前10年是由於左的影響，那麼後10年就是由於右的影響。中國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先後戰勝了左和右的制肘，92年之後才開始了真正的發展。
短短10年的發展就已經足夠讓美國認識到中國的不可限量。小布希政府上臺之初所制定的國家戰略檔，就是這一認識的清楚反應。但是反恐戰爭和美國經濟的頹勢，迫使美國不得不向中國第2次投出投名狀。
縱觀中美關係的這幾十年歷史，美國愚蠢的地緣政治戰略和美國國內的政治惡鬥、政治變遷相結合，決定了這幾十年的好好壞壞、分分合合。
今天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策略，實際上就是中國建國之初杜魯門民主黨政府對中國政策的翻版。他們共同的政策就是要在中國周邊建立起軍事、政治、經濟同盟，在中國周邊駐軍，形成對中國強大的威懾。抗美援朝戰爭就是打破這種圍堵的一場勝利戰。抗美援朝，抗美是第一，沒有美國對中國的威脅，中國不會干預半島的內戰。
美國雖然在朝鮮失敗了，但它並不甘心對中國圍堵的破局，又接手越南之戰。我們在《怎樣理解“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地位同中國談話”》一文中引用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和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的著作指出，美國在全盛時期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小國民族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力量，也再次低估了中國的決心和力量，美國國內陷入了政治混亂。美國為了結束越南戰爭和重新構建世界力量格局，向中國投出了投名狀。
但是共和黨又開啟了一個新的愚蠢的地緣政治戰略，這就是反恐戰爭，大量消耗了美國的力量，再次將美國紙老虎的面目呈現在世界面前，再次在美國國內引起了政治混亂和經濟危機。由於這次美國的敵人不是中國，所以美國向中國投出了第2次投名狀。
現在，拜登的民主黨政府開啟了又一個新的愚蠢的地緣政治戰略，這就是挑起俄烏戰爭，甚至企圖挑起台海戰爭。這個戰略的愚蠢不用我們多說。不好意思對中國說重話的基辛格“同志”，極力主張對中國進行圍堵、顛覆與戰爭的米爾斯海默“同志”，以及其他一些美國“同志”都做過深入的分析，這裡就不多說了。
從歷史的角度看，老邁昏庸的拜登，一向願意將自己架在道德火架上烤的民主黨，他們愚蠢的地緣政治戰略，有可能給中國帶來第3個戰略機遇期。
但是共和黨已經不是過去的共和黨了。傳統共和黨的主要基礎，大公司和華爾街，在美國的政治遊戲中已經被邊緣化成了跑龍套的。雖然華爾街和大公司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但他們在未來的美國政治格局中如何發揮影響目前還不清楚。當前的狀況來看，由於美國惡劣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中美實力對比的迅速變化，事實上給中國帶來了更大的危險。
歷史有重複的可能，但大多數情況下，歷史都是不可複製的。
一個既有很多跡象又完全出乎預料的特朗普上臺，徹底改變了美國政治力量的結構。新的兩黨政治結構是我們不熟悉、不認識的，這種結構的一些深層問題，也是我們過去完全忽略或沒有管道獲得的。中國需要在歷史和現實的兩個方面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關於特朗普所帶來的變化，我們下篇文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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