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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8/10

劉莞 | 山東聊城人，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上海大學古代文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人，臺灣宜蘭大學生命教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國家註冊心理諮詢師。隨筆文章散見於《中國時報》等報刊。 

我出生於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我的家鄉在魯西平原上，山東與河南交界的地方，從行政區劃來算，我的家鄉有傅斯年、季羨林這些文化名人。處在兩省交界處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忽視的，家鄉所在的地級市至今沒有高鐵，附近的河南省的地級市，幾乎是連火車都沒有，不過倒是在今年（2022）後來居上通了高鐵。 

一、吃

我的同鄉季羨林先生寫過一系列懷念家鄉的散文，其中有一篇《賦得永久的悔》，是懷念他的母親的，是以吃為主線的記憶，我也先從吃開始，回憶一下自己過往的生活，以及其中反映的時代變遷。小時候每當吃飯時，尤其是有浪費糧食行為時，就會聽到媽媽不厭其煩地講述他們小時候的吃飯經歷。除了大舅和大姨出生的年代早，趕上了1959-1962那三年，後來的兄弟姐妹就沒有過挨餓的經歷，能吃飽，但是肯定吃不好。他們吃的最多的，是地瓜乾麵。地瓜，我們那裡叫紅薯，收穫了以後，就切片曬乾，再磨成粉，蒸成窩窩，據說口感是難以下嚥的。或者就直接蒸地瓜吃。現在有些年輕人會在網上問：地瓜既然是健康粗糧，為什麼不把它當主食吃？倘若他們的父母也是60後，聽了以後恐怕是要哭笑不得的，在那一代人的記憶裡，地瓜的回憶是痛苦的，多少人吃傷了，後半輩子再也不碰一下它。後來，到了70年代末，生活條件好一些了，吃的更好一點了，就吃玉米麵，玉米麵糊糊，玉米麵窩窩。大概直到85年左右，才能把小麥麵粉當成日常主食。

我出生的時候就是吃白麵，雖然饅頭已經成了日常，但是從艱苦年代過來的家長，還是會特別珍惜糧食。饅頭熱的次數多了，表面會有一些地方被水蒸氣浸泡，吃在嘴裡特別難受，如何能在不知不覺中把這點邊角料偷偷扔掉，是童年時期跟家長鬥智鬥勇的一個主要節目，他們每每看到孩子偷偷把這些部分咬下來吐掉，或者摳下來扔掉，都會痛駡「作」，跟「作死」的「作」是同意字。在山東，主食主要是饅頭，日常的一日三餐都是饅頭+粥的組合，間或有其他的包子、麵條、菜湯之類的調劑，菜主要是各類炒蔬菜，每天吃肉的生活，是到了2015年以後才進入日常的視域。

牛奶之類的也是稀罕物，我上小學四年級時，有奶牛養殖戶賣一種散裝牛奶，那種口感和後來喝到的蒙牛伊利之類的包裝牛奶不一樣，因為我沒有喝過國外的牛奶，無從對比，所以也不知道哪種更地道。上初中時，伊利牛奶興起，我的父母為了給孩子補充營養，會按照廣告詞的說法，每天供應一包牛奶。而回憶起當時我的很多同學，就是另外一番情況。我讀的初中學生主要來自農村，學校只有一個食堂，食堂有兩個房間。學生住校，一周回家一次，每學期開始時，送上百斤小麥給食堂，兌換大約是等額的「饃票」，那是塑膠製品的一小片，上面印製著「饃饃一個」「饃饃兩個」「一斤」之類的字樣，學生的一日三餐都只有一種：饅頭加辣片，湯就只有麵湯。我偶爾不回家的時候，也會去食堂吃一次，我沒有飯票，就用錢買，一個饅頭兩毛錢，一張辣片一毛錢，一頓飯兩個饅頭一個辣片，共計五毛錢。我這樣偶爾吃一次，覺得不錯，住校的同學每天吃三頓，倒也沒聽過他們抱怨吃的不好。直到上初三的時候，偶然聽到一個家長站在校門口抱怨食堂營養差，我才意識到這樣的吃法可能是有問題的。現在的中國年輕人也會流行吃辣條，他們大概不知道，在二十年前，有很多地方的中學生，是每天都靠吃這個生活的。讀高中的時候，學校是新建的，食堂也有兩個，每個三層，比起初中的食堂好了很多，不過大多數的學生依然是來自農村，過得很節儉。我在吃的方面不會刻意省錢，但是一天也花不了五塊錢，有肉塊的餡餅，也不過一塊錢一個，一份蓋飯也不超過一塊五毛錢。上大學以後，看到食堂裡四塊錢一份的紅燒茄子，著實吃了一驚：大學食堂怎麼這麼貴，一份菜就抵得上高中一天的飯錢了。上大學這年是2008年，說實話，食堂的飯菜依然是比較匱乏的，就那麼幾個可憐兮兮的肉菜，就是青椒炒雞架，豆角炒肥肉絲，還不一定每天都有；饅頭一擠壓能團成乒乓球，米飯味同嚼蠟，字面意義的味同嚼蠟，我至今不明白他們用了什麼米，什麼烹製的技術，才能把米飯做那麼難吃。缺肉，大概是我學生生涯中耿耿於懷的執念。直到2016年我到上海讀博士，才終於過上互聯網上的人分享日常的時候提到的，每頓飯都可自由葷素搭配的日子。在中國，一般來說學校檔次越高，食堂的補貼越多，飯菜的性價比就越高。在上海有不少的高校食堂都有一些特惠的、上海特色的菜，比如拳頭大的紅燒肉、紅燒獅子頭，巴掌大的紅燒大排，都是二塊五毛錢左右一份，估計這個價格還可以持續很多年不會變。所以即便是在高消費、世界一流城市的上海，活在校園裡也沒什麼壓力。2019年我到臺灣訪學，驚奇地發現臺灣除了臺灣大學這種層次的學校，其他很多大學居然是沒有食堂的，這在大陸是不可想像的。當然，到了臺灣以後又可以套那個「一餐VS一日」的公式：在上海大學食堂吃一天的消費（大約十五塊人民幣），在臺灣只能吃一餐。

二、行

說完吃，再說一說行。一個人能利用的交通工具，決定了他的生活世界範圍，這句話我深以為然。在開頭時，已經說過，我的家鄉至今沒有通高鐵，算是比較閉塞的。不過這是長距離的交通工具，短距離的交通工具，我們也經歷了好幾輪的更新換代。聽說在上世紀的80年代，人們結婚時需要購置「三大件」：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我小時候家中最早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自行車的體積還是比較龐大的，前面有一個橫樑，可以放人，小孩小的時候綁一個小板凳，大一點就可以直接坐上去了。不過自行車除了不能遮風擋雨，很多時候還有危險，不論是坐在前面被刹車的閘擠了手，還是坐在後面被車輪攪傷了腳，再或者騎車的人忘記了後座上還有個人，下車時一腳給踢下去，這些事情我都經歷過。90年代自行車算不算大件呢？至少也算是一項分量不小的資產吧，畢竟日常的出行都靠它，而且我家至今還保存著爸爸的自行車駕駛證，看到那個我才明白在早期騎自行車也是要考駕照的！有一次我的爸爸剛剛買了一輛新的自行車，從商店騎到家，還沒到家時，先停到辦公樓下，他到二樓的辦公室去拿點東西，出來時新自行車就不見了，只有一輛不知是誰的舊自行車，也不知道是哪個村的村幹部來鎮政府辦事，看到新自行車就產生了想法，直接給推走了，好在這個人留下來的舊自行車還算好用，沒太舊，我們也沒計較太久，就順其自然了。

大概在1996年左右，爸爸的工作每天都要到各個村子裡去，摩托車成了剛需，於是就買了一輛。當時表姐告訴我：「你爸爸買了一輛電驢子耶！」電驢子，是當時的人對摩托車這種洋玩意兒的別稱。摩托車作為家庭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們那裡至少流行了有二十年吧。從2010年開始，很多家庭開始陸陸續續地買車，到2015年左右，汽車在農村也不是什麼稀罕東西了，逢年過年時，汽車在大路小路上經常擁堵得走不動，誰家買車不是新聞，沒有車的才比較另類，日常的交通工具在農村也完成了更新換代。

在沒有普及家庭汽車之前，我們往外走的出行主要靠長途汽車，從我家的鎮上去縣城、去行政區劃的市區，坐公共汽車各需要兩個半小時、三個半到四個小時，每天的車次是有限的，一般只有早晨有車，到市區的車最晚九點，再晚出發就回不來了。在魯西大平原上，實際距離其實並沒有很長，但是公共汽車很少有照著規則行事的，通常都要走走停停，走到哪裡多停一會兒，一不小心花費的時間就是最高時長。小時候我不會覺得這樣的出行方式有什麼問題，只覺得連縣城都好遠，就算是坐別人的私家車去縣城，都要走好久，也得一個多小時。直到有一天，我家的冰箱壞了，請了海爾公司的一位維修工來上門維修，他一臉嫌棄地喋喋不休吐槽我們這裡的交通不便，我的父母都是很寬厚的人，只覺得人家說的是事實，就陪著附和。而我則有一些小小的詫異和難以名狀的情緒，他描述的那個交通便利的世界，對我來說是一種陌生的存在，那個世界跟我好像毫無關聯，又似乎衝擊著我此刻所處的世界。上高中時，我到縣城的高中，每月放假一天，每個月第四周的週六中午放假，周日晚上上課。學生很多，車很少，每次放假前，都需要提前整理好行李，拿到教室，等到中午下課鈴一響，立刻沖出去，迅速找到目的地是自己家的那一輛公共汽車，擠上去。因為你不大可能是第一個出校門的，所以一般來說，那個車門口，就已經擠了很多人了，這個時候需要很強的機動能力，很強的體力，不論男女，都像早高峰的地鐵一樣，擠到全車沒有一點縫隙了，司機才肯甘休。我家是距離縣城最遠的，所以一般都會擠在人挨人的群體中，站立接近兩個小時，別人都下車了，才有可能坐下。回到家一般是下午三點，再吃個午飯休息。30個座位的車，估計能塞下60~70人，這種情況是不符合安全運行的標準的，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人多車少，如果嚴格按照標準執行，恐怕一天都拉不完學生，那時候大部分人家裡也沒有私家車，只能是大家都忍一忍。就這樣忍過了整個高中時期。

上大學以後，也沒有多大的改善。我的大學所在地是濟南，從家中到濟南，有一輛直達車，需要坐4—5個小時。從濟南回家，早晨六點鐘出校門，下午六點才能到家。中間是不勝其煩的各種等車、倒車。2022年的春節我過年回家，為了到濟南坐高鐵，提前一晚上就到縣城的親戚家借住，第二天早晨四點鐘起床搭乘區間車去濟南。真的非常痛苦，我在路上暗暗發誓，以後再也不要坐汽車，再也不要坐汽車……好在半年後，距離我家很近的河南一個地級市通了高鐵，我真的再也不用坐汽車了。

至於火車、高鐵、飛機這種交通工具，都是我20歲以後才逐漸接觸到的。第一次坐火車，是綠皮火車硬座，2011年，我從濟南去煙臺考試，坐了七個小時的硬座，當時是冬天，還下著雪，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甚至有雪花飄到我的腿上，冷颼颼的。回程的時候，買的晚上的硬座，半夜上車，早晨六點回到濟南，困到在回校的公車上睡著了，幸虧有同學同行，當時就一個感覺：半夜的硬座真是能熬死人。又慶倖自己只是在濟南上學，還能坐汽車回家，我那些在外省讀書的同學，坐二十多個小時的硬座回家也是常事，甚至是沒座的站票。我如今在大學教書，看到我的學生們回家，動輒高鐵、飛機，真是感慨時代變遷太快。2013年，我第一次坐了火車的硬臥，二十多個小時，從山東到深圳。這在當時有些同學的眼睛裡，是比較奢侈的行為，他們回家都是買硬座的。雖然二百多塊錢的車票，我也要省吃儉用一陣子才能攢夠，但是硬座實在是吃不消，不划算。2015年，第一次坐了飛機，從濟南飛貴陽。2016年開始讀博士以後，就很少再坐綠皮火車了，除非條件限制，比如回家只有綠皮車能直達，一般來說首選都是高鐵或飛機。經過這一輪交通工具的更新，世界在我眼裡會變得小一點，在大陸地區去任何一個地方，基本上就是一張票的事情，期間去過臺灣幾次，也只是辦一些手續即可，很快就能到。但是在我的那些沒有坐過高鐵、飛機的親戚眼裡，汽車一個小時以上才能到達的地方，依然是未知的遠方。

三、日新月異的生活感受

中國，或者說世界在過去三十年裡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日新月異」是一個很寫實的詞彙。我們肉眼可見地不斷見證著各種物質層面的變化，看著各種技術的翻新，看著它們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各種各樣的改變。我曾經聽媽媽念叨過她的年代帳本：她在80年代第一年工作的時候每個月工資19元。當時買一件普通的外套需要6元，普通的鞋子1.5元。買一雙皮鞋17元，買了還要偷偷藏起來，怕被姥爺看見。大舅想換手錶，把舊表賣給媽媽，價格30元。2003年，她的工資每月700多，2006年翻了一倍，後來逐年上漲，一直奮鬥到2020年退休，工資才達到6000多。聽到這份經濟史，我回憶起我上大學的時候，老師問我家裡有幾個孩子在讀書，父母工資多少，我記得回答父母的工資都是2000多塊。老師說，那幸虧你家只有你一個人讀書，弟弟已經工作了，否則你父母還真是負擔挺重的。現在看來，這位老師說的是有道理的。2006年，我媽媽作為一名教師，工資才1400元，到2010年漲了一些，最多也就是2000元，我當時一年的學費是4000多元，每個學期生活費2000元。也就是家庭年收入5萬，我一個人要花1萬。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看得出來我們用於基本生活支出的成本是在降低的，在80年代買一件普通的衣服要花三分之一甚至一整個月的工資，在今天是不會的，不過房價上漲造成的住房支出，那是另一回事。

物質匱乏，在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陌生的詞彙，一種陌生的感覺，在199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還是有經驗的。我們小時候，過年穿新衣服還是一件挺有儀式感的事，買了新衣服一定要大年初一那天穿，也會盼著過年吃點好的。我的父母比較好的一點是，在玩具和書的方面，一直很慷慨。小時候我擁有比較多的玩具，也擁有比較多的書籍，他們也會每年專門訂閱兒童報刊，這些書報成為奠基我視野的重要來源。那個年代比較流行的小霸王學習機、電腦VCD、複讀機、電子詞典等比較時髦的工具，我也一樣沒有落下。對大人來說，也在不斷體驗「新玩具」帶來的新奇與刺激。1995年左右，我家裝了第一部電話。1997年左右，我爸爸有了第一台漢顯的傳呼機，又叫BP機，在當時是最先進的通訊工具。我至今記得這個傳呼機的號碼，先撥打電話：0393-4818008，接通以後跟通訊員說：呼9185。然後留言，有急事還能叫對方連呼三遍。「有事兒呼我」，成了一句通訊口頭禪。大哥大在這時候已經有了很多年了，不過太貴了，一般人消費不起，我也沒見過。在手機出來之前，有不少的替代品出現：子母機、小靈通，手機從黑白液晶，到翻蓋，到彩屏，中間大致也經歷了十幾年，才出現了現在的智慧機。在非智慧機的時代，手機最大的樂趣可能是短信，新奇的通訊方式激發出人的創造力，各種段子經常在手機裡竄在竄去，我收到一條好玩的，立刻就想分享給其他好朋友看，其中不乏各種調侃國家領導人的內容，都煞是有趣。後來有了電腦，網友、網戀、網癮這些詞彙成了人們生活中被迫接受又帶有一些恐懼感的概念，再後來隨著智慧手機的出現，帶來了資訊大爆發的時代，這些曾經令人恐懼的概念也就像一陣風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也許是那些恐懼孩子有「網癮」的成年人，都變成了「網癮老人」吧，哈哈哈。當然這是玩笑，本質上是人認識資訊方式的改變，帶來的世界觀的變化，那是另外的哲學命題。

總之，在我的生活中，匱乏感偶爾存在，但是並不是很多，一直到大學，跟周邊的人比起來，我在物質層面大概都屬於中上層的，不會有太多求而不得的感覺。後來接觸到一些同學，才更加意識到在80~90年代時期，城鄉差距之大。有一位生於1988年的同學說，他在小時候從來沒玩過買來的玩具，這讓我有些吃驚。還有一位元來自魯南地區的同學，也是出生於1988年，說他小時候有時候家裡白麵不夠吃，還會吃一些玉米麵、高粱面之類的，這也是我沒聽過的。這位同學說，小時候有一年家裡沒足夠的糧食「交公糧」，他的爸爸被帶走，拷在一個地方，他每天去給父親送飯。我問他，這樣的事情對你有心理陰影嗎？他回答說，還好吧。提起這件事時，我們都已經是在讀博士的年紀，所以他對過往的不愉快能釋懷吧。「交公糧」這個詞彙，對我來說也是不陌生的，因為每當這個時候，就是最忙碌的時候，不論是對於農民來說，還是對我爸爸的單位來說。這個時候會有一些農民不配合：自己辛辛苦苦種的糧食，為什麼要上交？雖然這是延續了幾千年的制度。如何能在規定的時間裡，保質保量把「公糧」收上來，就會成為考驗村鎮幹部的一項指標。我們地處魯西，都是平原，或許比魯南山地要好一些，倒是沒聽說過太大衝突，但是一般的小摩擦肯定是有的。2006年，國家宣佈取消農業稅，雖然有一些公知酸言酸語，說：「中國取消農業稅，意義特別重大！有多麼重大呢？中國取消了農業稅，世界上就再也沒有農業稅了！」但是對於中國農民的實際生活來說，是一項意義非凡的德政，這意味著國家在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忘記他們。當然，胡溫時期的德政不止這一項，還有農村合作醫療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免費等等。這些政策是實打實地像春風一般吹進了人的心裡，當時就聽到大人們不斷地感慨：胡錦濤和溫家寶把對老百姓好的事情都快做完了。還聽到他們有一些調侃：「錦濤錦濤，緊著往外掏。」意思是胡錦濤把國庫的錢毫不吝嗇地掏出來給老百姓，這是他們對執政者樸素的讚美。從真實的生活感受來說，能讓底層的百姓念念不忘地叫好的，在我經驗中只有胡溫。

我在老師陳復教授曾經問我：「是不是你們生活在大陸，對未來總是充滿希望的，相信經濟是會一直進步的？」我回答是。這確實是從我出生以來，就一直所處的狀態。我從小到大經歷的就是物質在不斷更新，房子一直在拆拆建建，雖然中間也出了很多的負面問題，但是生活總體上是向前的。而且因為這個時代的發展，給了我們很多機會，讓我們能夠有翻轉的機會（當然也可能是前期的底線太低了，所以顯得變化大）。山東自古以來就是教育大省，在這個地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千古不變的真理，讀書是唯一改變的命運的機會，是刻在山東人基因裡的執念，不論哪朝哪代。在我的記憶中，上學是很苦的事，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是早晨六七點到學校學習，冬天的時候天還沒亮，路上也沒有燈，黑燈瞎火的到了學校，還沒有電燈，點著蠟燭早讀，等天亮了再吹滅。早晨先是早操，然後早讀，然後再上一節課，放學回家吃飯。吃完飯再來上上午和下午的課。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還會有晚自習，晚上九點才放學。每週放一天假，週六下午上完課放假，周日晚上開始上晚自習。這樣的日子我從小學過到初中。到了高中更甚，晚上每天十點放學，一個月放一天假。直到上大學，我才知道什麼叫雙休日，原來一周可以休息兩天！我在上大學之前，也沒用過暖氣，最近看電視劇《知否》，裡面的大娘子痛哭歷數自己兒子讀書不易：「你四歲就啟蒙了，夏天長痱子冬天長凍瘡。」看到就想，這不就是我的寫照嗎？北方的冬天極其寒冷，每到冬天，我的手都會凍傷，手要露在外面寫字，手指頭腫得像蘿蔔，無法握拳，進而會裂開一道道的口子，傷口結痂，傷口裡面的肉還是露著，一直要等到來年的冬天，才會消腫，傷口才會修復。冬春之交的時節，天氣開始回暖，手就會開始奇癢無比，又不能用力撓，一撓就會痛，不撓就會癢，無法處理，難以忍受。年復一年，一雙手都變形了，再也不能恢復如初。即便是如此苦行僧一般地學習，也未必能有好的結果，現在大陸最推崇的所謂985和211學校，錄取率不足3%。以2008年的山東省高考為例，50多萬人高考，本科錄取率只有28%，要考上一個最普通的本科高校，在今天已經被鄙棄的所謂本科底層的「二本」院校，也要排在50多萬人裡的前28%才行。高考就是「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絕不是一句虛言。雖然通道狹窄，但畢竟是「唯一」，還是要拼盡全力。不論是老師還是家長，經常恐嚇孩子的一句話就是：不好好學習就回家去種地。我爸爸的同事看到孩子學習不好，也會不免憂傷：「為什麼我辛辛苦苦跳出了農民，孩子又想進去？」不過，有些事情現在說起來覺得苦，在當時並不會覺得苦，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的，默認這些就是理所應當發生的。在我讀義務教育的階段，國家還沒有免掉學費，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記得在2002年左右，我讀初中，當時一個學期的學費是250元。不過雖然大家的家庭經濟條件不同，也很少有人會因為經濟問題輟學，只要小孩想讀書，不論想盡什麼辦法都要去供給，是絕大多數人的信念。平心而論，國家政策層面對教育的保障也是不錯的。「不讓任何一個人學生因貧困而失學」，這個口號可能是在90年代末提出來的吧，不論是什麼層次的大學，包括專科職業技術院校，都有助學貸款，對生活困難的學生還會有補助金。我2012年讀碩士時，研究生教育還是免交學費的，此外還有一點生活補助。讀博士時研究生教育開始交學費，不過學校會再以獎學金的形式返還，也相當於不交學費，另有生活補貼。讀博期間，我也獲得了學校的全額資助，去臺灣中研院訪學。我有不少的同學，出身農村，父母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但是他們都靠著自己的努力，一路從鄉村小學讀到世界名校的博士，不乏有特別優秀的人在清華北大等一流名校任教，成為優秀的知名學者，或有人定居海外，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留在國內的大城市工作，算是徹底改變了原生家庭的生活軌跡。能夠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這是一種時代贈與的「紅利」，以前吃過的苦，似乎也是值得諒解的。

不過，苦就是苦，那段時間並不值得懷戀。現在有很多人在網路上懷念89~90年代的中國，每當看到這種言論我是非常不平甚至憤怒的。對於普通人來說，那絕對不是什麼歲月靜好的好日子。有人懷念那時候工作壓力不大，考上大學國家分配工作，不用自己找工作，工作以後有職工分房，不用買房，生了孩子有托兒所之類的。這簡直是幼稚到可笑。殊不知那時候能做工人，是少數人才能做的，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要跟土地綁在一起，終身不得解脫。如果家族中沒有人通過讀書或當兵把自己的戶口從農業轉成「非農業」，那麼這個家庭就沒有人能翻身。所以當時當兵也很熱門，每當徵兵的時候，就有很多的農家子弟托各種關係想當兵，相關部門的人，家裡門檻都被踏破了。當時讀書的競爭力，比我所處的時代高考壓力還要高上不知道多少倍。我的爸爸是他同齡人中的佼佼者，考大學時是全校僅有的兩個考上的人之一，另外一位是複讀了很多年的，他是少有的應屆就能考上的，這樣才擺脫了當農民的命運，畢業後包分配成為一名國家幹部，可見當時升學競爭的慘烈程度。分配工作是服從國家安排，不會考慮個人興趣，有的人被分配的單位不如意，也是沒辦法的。至於職工分房，只是在工作期間分配一套住房給你，還要排隊，等到老職工退休才有名額，而且房子品質不好說。我曾經想，假如我早生二十多年，我會在初中考高中那一輪就被刷下去，永遠都不會有上大學的機會，何況是後來的事呢？

80~90年代不值得留戀，一方面是物質匱乏，競爭壓力大，另外一方面治安方面也不好，人心浮躁動亂。我讀小學的時候，經常會發生學生被綁架、謀殺的案件，大家每天都過得人心惶惶。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還去觀摩了一個審判大會，就是前述學生被綁架謀殺案的罪犯，被當場宣判了死刑，並立即押赴刑場執行。記得當時整個學校的操場內外，學校對面街道的屋頂上，都站滿了人，似乎就是魯迅筆下的「看客」吧，畢竟這樣的熱鬧很少見。這樣的審判大會，在我們讀初中的時候又被拉去看過一次。初中期間還看過兩次由監獄的犯人舉辦的文藝巡演。我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拉中小學生去看這些東西，大概是治安要從娃娃抓起吧。我的家鄉距離油田很近，很多人見財起意，去偷盜石油。所以，盜竊、兇殺、打架鬥毆這種事，在當時實屬司空見慣。大城市也未必會有多好，這兩年孩子被拐賣的尋親家庭成為熱門新聞之一，他們丟失孩子，多數都是在2012年之前。拐賣婦女兒童的罪犯，從1980年代到2010年之間，都是很猖獗的。2022年年初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徐州「鐵鍊女」事件，牽涉出來的拐賣婦女系列案件是非常觸目驚心的。除了有一些高品質的文藝作品，我想不出過去的那種生活有哪裡值得留戀的。只有極少數人是站在社會頂端，享受了時代福利，在國際風雲間指點江山的。在實際的生活中，大量的底層工人、農民，他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呢？農業稅取消的導火索事件是什麼？計劃生育的執行有多麼慘烈？90年代東北下崗潮中，那些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有多少人壓根就沒上後來的日子？其間有多少的人間慘劇、悲歡離合，能寫出多少血淚史？發展是有代價的，我們享受了一部分發展的成果，也在承受著很多代價，很多人本身就成為了代價。這兩方面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2019年在《中國日報》發文：

我在臺灣看見人的溫度

在到臺灣之前，常聽到一句話：「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筆者在臺灣訪學三月有餘，對這句話有更真切的體會。僅將個人所見所聞記錄分享。

我認為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準之一，是看它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其中包括有關部門為保證殘障人士出行設置的公共設施是否完善，以及普通大眾作為「社會共同體」，是否願意為他們付出一些自己的出行成本。剛來到臺灣的前幾天，我就發現在臺北的公共場所，可以看到相當多的殘障人士獨立出行。在公車上，有放置輪椅的區域，司機看到有坐輪椅的乘客，會在上下車時跑下來，抽出踏板，幫他們順利上下車。在捷運站有專門的引導員，引導人到無障礙電梯，一般的建築物也都會有無障礙通道。這一系列周全的設計，可以讓殘障人士在全部的市區範圍內通行無礙，使得他們的出行可以成為「常態」，如果城市設施只是部分的便利，比如只有上下車的便利而沒有上下樓的便利，也不會有他們「常態」出行的現象。

相對于殘障人士來說，我們是「正常人」，他們是「非正常」的「他者」。在我過去的經驗裡，「正常人」在面對他們的時候，好一些的會報以同情和憐憫的目光，差一些的會覺得這些人是社會的累贅，最好不要隨便出來製造社會麻煩，殘障人士通常也會因為自己的「不正常」而自卑，害怕受到鄙夷而不願出門。可是在臺灣，我發現坐在輪椅上的人，通常臉上也都洋溢著和普通人無異的笑容，他們用自信的神情說明著：我們都是平等的人。而我那顆想要付出同情的心，對比之下就有些「自慚形穢」了。有一次在景美夜市，一位坐在輪椅上的大哥向我推銷他的紙巾，我擺擺手笑著說不需要，他也笑著說謝謝，接著繼續去做生意。因為他的自信和陽光，讓我的拒絕沒有負罪感。

在臺灣每次買東西，收銀員收款後必然會說一聲「謝謝」，在店內吃完東西要離開時，老闆也都會說「謝謝」。那種禮貌並不是出自某種「禮儀培訓」的結果，而是人與人之間很自然的溫度。坐大巴車，會有運營公司的人在開車前上來說明這趟車的運行情況，提醒乘客相關安全事宜，然後他會下車，注視這趟車直到開走，揮手再見，微微鞠躬再離開。有時候早晨我會出門去散步，走在路上，剛開門的早餐店老闆會微笑著對我說早安，其他在晨練的陌生人，迎面走來也會道一聲：「早啊。」最開始我還有點不適應，心裡會下意識地想：「他認錯人了嗎？」後來瞭解到，這只是很多臺灣人日常的生活方式。

 現在兩岸社會在基本的生活方式上沒有很大的不同，政治制度是一項重要的差異點，但是兩岸的民眾對待政治的態度似乎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陸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場合，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分析國家大事、世界局勢，他們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樣子，讓聽者也恍惚覺得有某種歷史使命加身。從現實情況來說，臺灣民眾可以對政治有更直接的參與，但是他們在生活中對待政治的態度卻更淡然。尤其是很多年輕一代在面對政治話題時，既不是不敢談，也不會亢奮地談，只是沒必要談。過度的自由也會滋生人的厭倦感，他們在行事完自己相應的權利後，便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生活中具體的真實感，比起將個體心理投射到大集體中獲得的虛幻快感，更重要得多。

總之，生活在臺灣的整體感覺是細膩而有溫度，臺灣社會的文化必然是中華文化重要的一塊拼圖，這裡曾守護了中華文化的根脈。當我看到臺灣人同樣在過中秋節、中元節這樣的傳統節日（甚至比大陸更堅守傳統），看到臺灣的圖書館、博物館裡擺放著與大陸同樣的古籍、文物，聽到一些臺灣的老人們訴說著當年在大陸的故事，就會感受到，臺灣是同屬中華文化的「我們」，而不是「他者」。暫時的紛爭，改變不了這個永恆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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