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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1

梅峯（元禧）：原來辛亥革命成功，絕非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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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1

 文章重點： 武昌首義成功的一條主要經驗是湖北革命黨人有一條比較正確的運動新軍的革命策略。新軍土兵「一發即舉大事，而清祚以終」， [六六] 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最先提出這條革命策略的，就是「花園山機關」。「花園山機關」不僅創造性地制定了這條策略， 而且還把它付諸實施，從而扭轉了以往革命黨人只注意會黨、華僑力量而忽視做新軍工作的局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湖北革命黨人闖出了一條新路。張難先在談及「花園山機關」的這一貢獻時曾強調指出：「湖北革命之基，實於此植之也」。 [六七] 

「武昌花園山機關」初探

長久以來，人們在論及湖北地區民族、民主革命團體的淵源時，往往把「科學補習所」作為源頭。而實際上，早在「科學補習所」成立之前，湖北的愛國與革命力量已在吳祿貞的倡導下進行過聚結，並在武昌花園山建立過一個秘密機關。這個機關即是後來人們所稱的「武昌花園山機關」。一些史學著作曾經提到這個機關，但對它的性質、成員、活動情況、存在時間以及影響，尚未作深入的研究。我們認為，「武昌花園山機關」已經初具民主革命團體的特徵，應該是湖北地區最早出現的一個革命團體。它的活動曾經為湖北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起了前驅的作用。因此，對「武昌花園山機關」作進一步的探討，弄清該機關的情況，對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是有益的。

◀ 一 ▶

為便於搞清楚「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活動，有必要首先對機關成立和解散的具體時間做一番考證。

關於「武昌花園山機關」成立的時間，歷來眾說紛紜。解放前出版的有關書籍一般認為是1901年或1902年；建國後出版的著作則認為是1903年或1904。這些著作對該機關成立的具體日期亦沒有作詳細的考證。

據現已查到的資料看來，「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成立時間應該是在1903年5月中、下旬。其根據有二：

（1）「武昌花園山機關」是吳祿貞從日本留學歸國後在武昌花園山天主堂附近孫森茂花園設立的一個秘密機關。孫森茂花園是留日歸國學生李步青租賃的住所。因此，搞清吳、李二人歸國日期便可知道「花園山機關」成立時間的上限。

據《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錄》記載，吳祿貞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年月」是「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即1902年4、5月間；而李步青畢業歸國的時間則是在1903年3月。在1903年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四期「留學記錄」一欄中，曾載有李步青、萬聲揚、金華祝等速成師範畢業生「前於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二十三日），已同航回國」的報導。按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東京坐船到漢口，一般約需十幾天。由此推算，李步青大約是在四月上旬抵達武昌的。因此，「花園山機關」的成立不會早於1903年4月上旬。

（2）據曾參加過「花園山機關」活動的朱和中回憶：「花園山機關」是武昌學生在曾公祠舉行拒俄集會之後成立的。他說：「中俄密約之消息傳來，不期而集會於曾公祠者數百人。本人之演說最激烈，氣勢亦壯，猶記講至最激烈之處，手中摺扇拍成碎片。……吳祿貞拊我背曰：『請到我家一談。』於是晚即偕同志呂大森等往水陸街十二號吳祿貞處聚談」。「予等三人談至天明而止。予等當時所籌議者三事」，其中之一就是決定「在武漢應設秘密機關」，地點「則在花園山」。 [1]看來，「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正式成立當在此後不久。那麼，曾公祠拒俄集會又舉行於何時呢？1903年5月19日《蘇報》記載：「昨紀湖北學生議阻俄謀各情，至後各學生意見不一，曾在曾公祠公議一次。」由此可知，「花園山機關」成立時間應在1903年5月中、下旬。

關於「花園山機關」解散時間，馮自由認為，「此機關於甲辰（民前八年）春（即1904年春——自注）祿貞北上時始無形解散」。[2]我們認為，馮的說法比較妥當。因為：（1）「花園山機關」沒有遭受突然性的破壞，它的解散與這個團體的領袖人物吳祿貞的離開關係重大；（2）吳祿貞在離開武昌之前，曾與「花園山機關」餘下的同志作出過解散機關的決議。 [3]所以，應該以吳祿貞離鄂作為機關解散的標誌。那麼，吳祿貞離開湖北是在何時呢？湖廣總督張之洞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1904年5月12日）給練兵處的咨文明確寫道：「茲特遣令文華、沈尚濂、哈漢章、吳祖蔭、吳祿貞五名刻日附輪北上，……先於本月二十三日文華等五名齎咨投到。」 [4]吳祿貞於1904年5月初啟程北上當無疑義。由此可以推定，「花園山機關」的解散時間應是1904年5月前後。

◀ 二 ▶

「武昌花園山機關」主要是由湖北的一批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的。

自張之洞督鄂以來，大力興辦實業，使湖北的工商業居全國第二位。同時，他還不遺餘力地倡辦新式學堂，從1898年到1903年， 僅數年間，武昌的各類學堂次第興辦，總數約在七、八十所以上。 [5]「其所設立文武學堂多且優良，冠乎各省。」 [6] 此外，張之洞還派遣大批學生東渡日本留學。這樣就在湖北形成了一支規模較大的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隊伍。然而，與張之洞的「育才」願望相反，這批「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 [7]的新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外患之日蒸而內部腐敗之情形有不堪設想」 [8] 的社會現實刺激下，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花園山機關」的成員，現在有姓名可考者51名。 [9]按其個人成份和社會職業分為下列幾部分，即：留日學生20人，武昌各學堂學生21人，教育界知名人士1人，新軍士兵1人，天主教神甫1人，未查明成份者7人。在這些人當中，有功名者24人（舉貢5人，秀才19人）；其中留日11人，新式學堂學生11人，新軍士兵1人，社會職業不詳者1人。

按上述統計數字來看，「花園山機關」成員有這樣幾個特點：（1）絕大部分成員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功名者占相當比例；（2）留日學生多，占「花園山機關」成員總數的五分之二；（3）年輕。從現在可查到的36名成員的年齡來看，年齡在40歲以上者只有時象晉一人，而最年輕的成員賀之才則剛滿16歲。他們的平均年齡約23.8歲。由於多是青年知識分子，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敏感，接受新思想快，有革命的闖勁。

「花園山機關」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是吳祿貞。吳祿貞（1880-1911），字綬卿，湖北雲夢人。1897年入湖北武備學堂。次年，由張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陸軍，為中國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吳祿貞來到日本不久，正值孫中山在「日本運動革命」，吳祿貞便很快「受了革命的洗禮」。此時，康有為、梁啓超因變法失敗亦居住日本，極力鼓吹君主立憲說，在興中會會員與留日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文中說：興中會會員「亦受他們（指康、梁）迷惑，變節的不少。」然而吳祿貞等人「目睹清室政治的窳敗，滿人當道的昏聵，深深感覺國勢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傾覆清室，不能反危為安，轉弱為強。」 [10] 因此他毅然加入興中會， [11]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0年，吳祿貞與湖北留日學生傅慈祥、戢翼翬等人奉孫中山之命與維新黨人唐才常等合作，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事敗後，潛回日本繼續求學。

經過這次失敗的教訓，他得出結論：「決不能取便一時，以容納異黨」， [12]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1902年初，在清國留學生會館成立會上，吳祿貞登台演說，「喻該會館為美國費城之獨立廳」。 [13] 是年春，吳祿貞畢業歸國，任武昌武普通中學堂教習、營務處幫辦、將弁學堂護軍全軍總教習等職，暗中向學生宣傳革命思想，威望極高。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之前，吳祿貞在思想、政治等方面都已經比較成熟了。

「花園山機關」的其他成員也大體上經歷了這樣一個從愛國轉向革命的過程。機關成員的來源，大致可分為留日與國內兩個部分：

湖北學生留日最早，人數也較多，吳祿貞、劉伯剛等人是湖北第一批留日學生，他們與1898年秋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次年，藍天蔚、屈德澤等人來到日本，分別入陸軍士官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等學校學習。他們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其中有些人還加入了興中會。1902年，湖北留日學生激增。萬聲揚、李步青、李書城等人即在此時赴日留學，他們當中除一人入日本同文書院外，其餘都是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班的學生。

這批青年在國內目睹了庚子、辛丑（1900-1901）年間的一系列事件，到日本後「觀海外之文化，念故國之淪胥」， [14]救亡圖存的思想更為明確。他們在留日老同學劉成禺等人的主動幫助和指導下，閱讀了《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等書籍。同時他們還閱讀了大量宣傳資產階級革命和政治學說的書籍，進一步激發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李書城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弘文學院同學每晚都在自習室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最初頗多爭論，以後主張排滿革命的占了多數」；「我們覺得清廷是中國復興的障礙，愛國志士要救亡圖存，必須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認為孫中山先生主張排滿革命是對的。」 [15]1902年秋，經鄂籍老同學、興中會會員劉成禺介紹，李書城、程明超等人在東京竹枝園與孫中山會見，親聆孫中山先生排滿革命的主張。 [16]

思想的提高促進了湖北留日先進青年的結合。就在李書城等人與孫中山先生見面後不久，湖北留日學生中的先進青年便在東京組織了湖北學生界社，於1903年1月創辦《湖北學生界》。該雜誌創刊之時，革命的目標還不十分明確，但從第二期起，編著者便將矛頭愈來愈明確的指向了帝國主義和賣國的清政府。他們指出：帝國主義「不顧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強權競爭為獨一無二之目的」；號召楚鄉人民「同心協力，矢沉舟破釜之忱」，「決心以爭自存」。 [17]並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人岳飛傳》、《黃梨洲》、《中國民族論》等文章來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他們揭露清政府「治內專務壓制，對外只知唯諾，任列強弄之股掌之上」，「甘心為外人之傀儡而不辭」。 [18]宣告要與清政府「喋血苦戰」，「以光復祖國而振大漢之聲。」 [19]這些犀利的言辭，在當時曾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因此，《湖北學生界》被譽為「留日各省志士創辦革命雜誌之先河。」 [20]《湖北學生界》社的成立，標誌著具有革命思想的鄂籍留日學生開始結合起來從事革命活動。該社社員除劉成禺、尹援一、但燾等人外，其他社員以後幾乎都成為「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成員。

湖北留日革命青年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十分重視在國內開展革命活動。為了使《湖北學生界》雜誌輸入國內，《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集資在上海創辦了以銷售革命書報為主的昌明公司，由萬聲揚擔任總經理。昌明公司成立後，迅速在國內打開了局面，在內地設立了32個發行所。《湖北學生界》雜誌一版再版，有的一期印數超過七千份。它深受湖北及各地愛國志士的歡迎。

在《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除了編輯出版《湖北學生界》雜誌，宣傳革命思想，他們還在社內與黃興等「密結排滿盟約」，「每月集會一次」， [21]商討回國進行革命的方法。是時，大部分社員已意識到在湖北建立革命組織的重要性，認為要達到反清革命的目的，「不可不結一永久之團體，嚴其組織，百折不回。」 [22]因此，在1903年5月下旬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5期上，便出現了「大湖南北同盟會」這樣醒目的署名。反清革命思想的確立和建立革命團體思想的萌發，為這些留日青年回國參加「花園山機關」活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花園山機關」的國內成員大部分是武昌各學堂的學生。湖北教育的改革和新學的興起，使這些學生接觸到了一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進步書報的傳播，使他們的思想更趨活躍。1900年8月「庚子漢口之大流血」，曾給予湖北學界以很大震動。他們從庚子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的恥辱中，從自立軍烈士的鮮血中，看到了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真面目，「始漸知清廷之無能」。 [23]秀才孔庚「遂放棄鄉試，考入湖北經心書院」。[24]當時由秀才考入學堂的還有胡秉柯、魏宸組、吳炳樅、呂大森、朱和中等人。更為可貴的是，這批青年在自立軍起事之後，已「開始研究」「革命之說」， [25] 尋找救國的真理。

1901年春，吳祿貞、劉伯剛等人畢業回國，執教於武昌，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當時各軍隊各學校受其感應者，翕然從風」；「學生志士，爭願一親丰采，而領取其新知識。」 [26]不久，沈翔雲的《復張之洞書》，張繼煦、李熙、李書城三人分別撰印的「致同學書」寄至國內，這些文章「語多激昂」，使「鄂學界大為振奮。」 [27]留日學生通過各種途逕寄來的《湖北學生界》，在湖北學生中更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新思潮的不斷衝擊下，湖北各學堂學生不再為張之洞的忠君之意所囿，改革與革命的思想日趨明確。

1903春，「拒俄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運動加速了湖北留日學生與湖北學堂學生思想的轉變，並且促成了這兩部分人在國內的匯合。「拒俄運動」爆發後，《湖北學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員都積極投入。他們與各省留日學生一道發起和組織了「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當他們聽說國內的湖北學生也行動起來之後，便紛紛回國，直接參加國內的鬥爭。

5月13日，湖北學堂學生接到京師大學堂所來要求一致拒俄的函電後，「均停課會議」。隨後，呂大森、朱和中、孔庚、曹亞伯、時功玖等數百名學生在武昌曾公祠集會，呂、朱等人發表激烈演說，痛斥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喪權辱國。他們的愛國舉動遭到清政府的阻禁，武昌知府梁鼎芬斥責他們是「無理取鬧」，「就使以東三省送給俄國人，以廣西送給法人，爾等亦不必干預。」學生們報國無路，莫不義憤填膺。於是，學堂學生以「聯絡感情，互換消息」為名，開始與留日歸國的革命青年「密相結合」， [28]並在吳祿貞倡導下，成立了湖北地區第一個初級形態的民主革命團體—「武昌花園山機關」。

在「花園山機關」的兩部分成員中，留日成員由於較早地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排滿革命的思想，較系統地接觸過資產階級革命學說，並在國外受到一定程度的從事革命活動的鍛鍊，所以他們較之國內成員水平要高一些，他們在機關內部起著領導或中堅的作用。

「花園山機關」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由湖北先進青年經過幾年的思想準備，尤其是通過庚子自立軍起事和拒俄運動的鍛鍊，在思想逐漸成熟，觀點趨向統一的前提下產生的。因此，它的誕生不僅是對湖北早期革命運動的一個總結，而且也是一個新的起點，它標誌著湖北民族民主革命從此進入了有組織地進行實際活動的階段。

◀ 三 ▶

「花園山機關」成立後，立即形成了機關領導核心，制訂了行動方略，開展了各項活動。當時的「湖北唯一革命領袖」吳祿貞是「花園山機關」的實際領導人。在機關內部，除吳祿貞負責全面領導外，其他工作也有一些具體的分工，如李步青、耿覲文、萬聲揚常住機關，負責日常事務與對外聯絡； [29]李書城負責秘密聯絡軍隊；孔庚主管革命書報的發行； [30]李步青、朱和中、張榮楣曾先後負責籌集機關的經費。這些人在機關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職務，但他們實際上是「花園山機關」的核心人物。機關經費的來源主要是由朱和中等人向學生募捐；朱和中在去德國留學前，把自己每月可領二十兩安家銀子的銀折交給張榮楣，由張領收作為機關經費。 [31]

「花園山機關」成員經常在一起聚談，共同分析國內外、省內外形勢，總結以往革命的經驗，特別是庚子自立軍起事的教訓，認真「商討革命進行事宜」。 [32]他們認為：利用會黨搞暴動，「發難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撓」；而搞暗殺純屬「個人舉動，不足以搖撼全局」；同時也不能指望清軍個別軍官發動起義，因為，「掣肘多則不易舉。」 [33]因此，他們提出：要想取得反清革命的勝利，必須運動新軍。其辦法是「以最好之同志，投入軍中當兵，漸次輸入兵士對滿清之惡感情緒」，「更換新軍之腦筋」，以便造成革命勢力，最後「由營中起義」。 [34]同時，應該把會黨作為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而加以聯絡。此外，機關成員還商討了如何向湖北軍學界進行革命宣傳以及聯絡各地革命黨人等問題。他們根據湖北地區的特點，經過認真討論，逐步統一了思想，最後形成了三點革命主張：（1）必須把「開通士子知識」 作為機關首要工作；（2）「應將革命之同志介紹入軍界」；（3）與「各地之同志聯絡」，「尋孫逸仙，期與一致」。 [35]此後，「花園山機關」便把上述三點主張變為該機關的行動方針和策略，並以此為依據展開了革命活動。

1、大力宣傳反清革命的思想。「花園山機關」把輸入和散發革命書報視為向湖北知識界宣傳革命思想的「唯一之要著」。 [36] 1903-1904年間，各地革命書報的出版發行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為了能使這些革命書刊及早地輸入湖北，「花園山機關」採取種種辦法，並派孔庚專門負責。機關除了通過「專售東京學界譯著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將革命書刊源源寄往湖北外，有時為了搶時間，還排專人前去購買。如1903年5月，鄒容的《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後，「花園山機關」立即派賀之才專程赴滬，「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 [37]同年夏末，王璟芳回鄂，亦從日本帶回大批《湖北學生界》。然而，通過上述辦法輸入湖北的這些書刊仍遠不敷發售，於是，朱和中、呂大森等人用募捐來的錢辦了一個「樂群印刷社」，專取書報中「激烈者」，如《猛回頭》、《革命軍》、《黃帝魂》等小冊子大量翻印，暗中「散布於軍學各界」， [38]並在書的封面上印上《原富》、《群學肆言》等書名，以迷惑當局。

除了大量翻印、輸入革命書刊，「花園山機關」還借用幻燈來進行宣傳。幾位留日歸國的成員，用他們在日本編寫四冊《師範講義》所獲的部分稿酬，購買了一部幻燈機和若干套幻燈片。幻燈片的內容有不少「涉及世界民族運動與被壓迫情事」。幻燈機片由時功壁負責保管，耿覲文擔任解說。他們「借閱馬廠演武廳，布設戲場」。 [39]同時還在「武漢各處放演」，「觀者甚眾」。每片開演前，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等人，「必加說明」，「講演國內外形勢，宣傳世界各民族反抗壓迫、進行革命的情形，」並「藉電影（指幻燈）為題，指陳革命之必要。」 這種生動活潑的宣傳形式，對於激發群眾的愛國熱忱，「收效不少」。 [40]

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之前，輸入湖北的革命書刊極為有限，反清革命的思想還不為廣大知識界所認識。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及其他革命志士的宣傳之後，從1903年5月到1904年春，不到一年的功夫，各種革命書報已在武漢廣為流傳，以至「吾鄂各學堂，對於《湖北學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冊，遞相傳播，皆欲奮起，……為漢族爭自由復國權矣。」[41]不少愛國青年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僅17歲的青年朱峙山，在1903年12月9日的日記上寫道：他去武昌東門一位朋友家玩，「借回新書十餘種，皆革命雜誌也」；閱後「終夜未寢，則知反清革命為吾輩天職。」 [42]在這期間，像朱峙山這樣的青年何止一人，像後來成為著名革命家的劉靜庵、宋教仁、田桐、季雨霖等人同樣是在這一時期直接、間接地受到「花園山機關」宣傳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花園山機關」的革命宣傳，喚醒了湖北眾多的愛國青年，使他們「對革命排滿的理論深信不疑」， [43]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許多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培養青年，發展組織。「花園山機關」十分注意「交結有志青年，灌輸以革命思想」；並通過各種途徑「分途接洽運動」，向他們曉以革命的道理，吸引青年參加革命活動。「蓋是時愛國青年，多集花園山李步青寓，暢談革命。」 [44]同時「花園山機關」又十分注意對這些青年進行審查，在機關開會時，「各人報告所約新同志若干，其人品行如何，能否擔負革命某種任務」；然後由李步青、耿覲文、萬聲揚初步商定後，向吳祿貞匯報，由吳作出最後決定。 [45由於「花園山機關」堅持「組織要嚴密」的原則，從而保證了機關正常、健康的發展。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一段時間的努力，「陸續加入花園山組織的人，非常踴躍。」 [46]

3、實施到新軍中進行活動的革命策略。「花園山機關」所提出的到新軍中進行活動的思想源於吳祿貞。庚子自立軍起事後，吳祿貞深刻總結了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認為應「絕對從士兵、學生痛下功夫」，「不能專靠會黨作主力」，「不與文武官吏為緣」。 [47]它的這一思想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的充實提高，最後形成了一套運動新軍的策略和辦法。

「花園山機關」向新軍輸送同志的方法是：先由機關成員向愛國青年進行宣傳，然後將色好的青年推薦給吳祿貞，再由吳祿貞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關係把他們安插到軍隊中。此時，吳已取得地方當局的信任，故由他寫條子介紹入伍的人，軍官們不敢不收。這就為有志青年加入新軍提供了便利條件。一批優秀青年正是通過這種途徑加入新軍的。如在湖北革命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劉靜庵，就是在此時由李書城從原籍潛江帶到武昌，再由吳祿貞「薦他到黎元洪馬隊當司書」的。 [48]在這一時期由李書城、朱和中、張榮楣、李步青等人推薦，然後由吳祿貞介紹入新軍的青年還有熊子貞（十力）、張難先、胡瑛等人。 [49]1903年夏，湖北各地來報考學堂的青年雲集於武昌。「花園山機關」抓住這一時機，讓機關成員分頭向報考學堂的同鄉進行活動，勸說他們棄學從軍。經過一番活動之後，「竟有不考學堂而投營者，或雖考取竟舍之而入營者。至於未經考取者之入營，如水之就下，數月之間，護軍愷字各營，有我輩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50]

這些青年入新軍後，「花園山機關」及時加強了對他們的領導。他們「每星期前來報告運動經過，及其發展之狀況」。吳祿貞等人不斷指導和「幫助」他們「在新軍中運動革命」。這些青年與早先入伍的朱元成、范騰霄及「花園山機關」成員曹進等人結合在一起，在士兵中秘密散發各種革命小冊子，「大受兵士之歡迎」。經這批革命志士的積極活動，到1904年春，在軍隊中散發的各種革命書報「殆過三萬份」。像《猛回頭》、《革命軍》這樣的小冊子，在「兵士中間，有能背誦者。」 [51]端方督鄂時，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營中同志的活動受到了很大限制。「當時花園山決議，營中同志，應力求暗斂，不稍著形跡，語言尤應謹慎。」 [52]由於「花園山機關」指示及時，從而避免了軍隊中革命力量的無謂損失。

不久，軍隊中的一些同志得到黃公征的捐助，在水陸街秘密設立了一個叫做「武庫」的會所。該會所形式上類似閱報室，室內擺有各種革命書報和其他書籍。劉靜庵、范騰霄、李亞東等人常在這裡秘密集會，「花園山機關」成員馮特民也經常與會。這個以軍隊同志為主體的小組織，到「科學補習所」成立後隨即解散。在「花園山機關」有意識的活動下，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從此由學界「寖及於軍界矣」。 [53]並在軍界造成了第一股革命的力量。

4、積極眹絡各地同志。「花園山機關」成員十分清楚：革命非一日可以成功，只有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全國重要地方」「準備完善」，「同時暴動，使清兵首尾不相顧」，革命才可成功。同時，他們還認識到：「如此偉大革命」,我輩不能「群龍無首」。因此,他們打破狹隘的地域觀念，「刻刻統籌全局，期與孫逸仙接洽」，並積極聯絡「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動。」 [54]

《湖北學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員回國參加革命活動之後，留在日本的劉成禺、但燾等人將《湖北學生界》改名為《漢聲》繼續出版。劉成禺是與「花園山機關」「通聲氣者」。他原是兩湖書院的學生， 庚子自立軍起事失敗後逃往香港，在那裡由陳少白介紹入興中會，不久，受孫中山之命到日本與馮自由共同負責留日學生的工作。 [55]因他與孫中山先生關係密切，「花園山機關」同志便利用這一關係與在日本的革命志士保持聯繫，及時了解革命志士在海外活動的情況，並渴望得到孫中山先生的指導。

由《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集資籌辦設在上海的昌明公司，除了向國內輸送革命書報外，還擔負著「接待湖北出洋學生，……傳遞海內外消息」的任務。總經理萬聲揚，經常往返於上海、武昌之間，利用工作便利與各地同志相聯絡。當時外省遠來的志士，「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園山接洽。」 [56]1903年6月，黃興由日本回國由滬返湘，路經武昌，曾居孫森茂花園李廉方寓，此處「已成為秘密的革命機關部」，黃「日久宣傳革命」。黃興回到湖南後，仍與「花園山機關」保持聯繫，並於是年冬邀請吳祿貞、李書城、耿覲文赴湘參加籌備華興會及在湘起義。「兩湖革命之互通聲氣，即始於此。」 [57]此外，「花園山機關」還派張榮楣、周維楨赴四川活動，後因無結果而歸。 [58]

由於「花園山機關」時時注意與各地革命同志相聯繫、相配合,一時間，與「花園山機關」有聯繫的團體和個人「近則滬杭，遠則日京,一律互通聲氣。」總之，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的共同努力，湖北「排滿風潮，異常濃厚，潛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 [59]

從「花園山機關」從事運動新軍等項革命工作的全過程來看， 其活動是有組織、有目標、有領導、有策略地迸行的，已經超出了一個聚談場所的範圍，展示出它已具備了一個革命團體的特徵。當然，「花園山機關」也存在著自身的弱點。比如，它沒有成文的政治綱領，沒有完備的組織手續，沒有明確的分工，而且有的成員的政治傾向還比較模糊。不過，這些缺陷並不妨礙我們承認它是一個初具雛形的革命團體。它的一些弱點，其他早期民主革命團體也具有，並且一些問題在以後較成熟的一些革命團體中，也依然存在。

◀ 四 ▶

「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活動在湖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吏不久便知道「花園山實有秘密機關」。 [60]他們急欲掐滅這一革命火種，但礙於教堂的關係，不敢公然拘捕機關人員。「後來偵知參加的人，大半為軍、學兩界的人」，老謀深算的張之洞、端方考慮到將這批人治罪，不僅會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而且還會招致清廷的責難，於是便採取分化瓦解的辦法，把「花園山機關」成員派往東西洋留學，以「藉此釜底抽薪，不讓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留在國內。」於是，賀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組等人於1903年底被派往比利時留學；朱和中、周澤春等人被派往德國留學； [61]時功玖、吳炳樅、匡一、張軫等人相繼被派往日本留學。緊接著，又一批「花園山機關」成員被迫離開了武昌：萬聲揚去上海繼續主持昌明公司事務；李步青赴天津教學；曹亞伯、金華祝去湖南教學；呂大森因病回老家休養。留在武昌的「花園山機關」成員所剩不多。

1904年2月，吳祿貞接到清政府調他入京任練兵處騎兵監督的電報，遂與留下來的成員商討對策。周圍同志鼓勵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他利用清政府調他進京的機會，投身其中，待機而動。這時，留下來的成員已意識到：「花園山機關」已引起當局注意，不易維持下去，況且營校中的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於是他們決定：「將花園山機關撒銷，以免惹人注意。」吳祿貞「極力勸戒」留下來的成員，繼續「埋頭苦幹，不可浮躁，必須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動」； [62]並鼓勵和幫助李書城、耿覲文、孔庚等人赴日學習軍事，以便將來掌握革命武裝。1904年5月，在吳祿貞和「花園山機關」的大部分骨幹離開武昌後，「花園山機關」便隨之撤消。

「花園山機關」解散後，多數同志「自信革命運動終有成功的一天」， [63]並沒有因機關的解散而停止革命活動。從51名成員的去向來看，除9人因資料不足尚不明去向外，剩下的42人中，僅有2人投敵，而一直從事革命活動的有33人。在這33人當中，先後有10人參與發起或加入「科學補習所」；有8人參加了「日知會」；有9人加入或參與發起「華興會」；25人是同盟會會員。 [64]這些成員在機關解散後，或留在湖北，或奔赴各地，象種子一樣撒向四面八方。呂大森、時功璧、張榮楣等人在湖北，吳祿貞、藍天蔚、匡一等人在東北、華北，胡秉柯、朱和中、賀之才等人在歐洲，李書城、耿覲文、時功玖等人在日本，金華祝等人在湖南，馮特民在新疆，均繼續努力從事革命活動。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65]「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歷史功績也正在於此。它在建立革命組織、運動新軍、進行革命宣傳上所作的幵拓性工作，對後來湖北地區的民族、民主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武昌首義成功的一條主要經驗是湖北革命黨人有一條比較正確的運動新軍的革命策略。新軍土兵「一發即舉大事，而清祚以終」， [66]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最先提出這條革命策略的，就是「花園山機關」。「花園山機關」不僅創造性地制定了這條策略， 而且還把它付諸實施，從而扭轉了以往革命黨人只注意會黨、華僑力量而忽視做新軍工作的局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湖北革命黨人闖出了一條新路。張難先在談及「花園山機關」的這一貢獻時曾強調指出：「湖北革命之基，實於此植之也」。 [67]

「武昌花園山機關」所提出的從新軍入手的革命策略，在當時來說，比其他革命團體髙出一籌。「興中會」自成立以來，依靠華僑的支持，利用會黨的力量，發動了多次起義，但都沒有成功。直到1905年舂，孫中山在比利時聽取賀之才、朱和中等人關於「花園山機關」活動的匯報時，仍認為「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 [68]經過幾天激烈辯論，孫中山才改變了過去的看法，把注意力移向了知識分子和新軍。黃興在1904年組織「華興會」後，也曾經把主要力量放在聯絡會黨上，希望依靠會黨的力量一舉在湘省發難。而湖北革命黨人從「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到「文學社」、「共進會」，卻一直遵循「花園山機關」制定的革命策略，長期在新軍中扎紮實實地做士兵工作，「不數年間竟將政府之軍隊，於不知不覺中，盡變為吾黨之勢力」。 [69]到辛亥首義前，湖北新軍中參加革命團體和同情革命的士兵已達半數以上，革命力量之雄厚，為各省所不及，為起義的成功創造了條件。

「花園山機關」實際上是湖北革命組織的源頭。「花園山機關」解散後，留在武昌的一部分成員將聚會地點移到多寶寺街時象晉家，繼續堅持活動。他們與軍隊同志一道，開始籌備成立「科學補習所」。吳祿貞在離開武昌前，也參與了這項活動，並「捐銀數十兩作該所的經費」。 [70]「科學補習所」成立之初，所址就設在「花園山機關」成員時象晉家，原機關成員呂大森、曹亞伯、時功璧、馮特民、徐祝平、藍天嶎、周維禎、張榮楣等，以及由「花園山機關」成員介紹入新軍的劉靜庵、胡瑛、張難先等人均為「科學補習所」的發起人和骨幹。由此可知，「科學補習所」實際上是在「花園山機關」的影響下，在「花園山機關」成員直接幫助和籌備下組成的，它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行動策略上都與「花園山機關」有著十分密切的承接關係。正因為如此，胡祖舜在《六十談往》一書中特別指出：「繼此（指「花園山機關」）而興者，則為科學補習所」。

「科學補習所」被破壞之後，原「花園山機關」成員藍天蔚、馮特民、曹亞伯、金華祝、余德元、時功璧、徐祝平等人又參加了「日知會」等革命團體的活動，並在這些組織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花園山機關」目光遠大，埋頭苦幹的品質，發展組織慎重穩健的作風，也對後期革命團體產生了 一定的影晌。在宣傳方面，「武昌花園山機關」自成立起就把向湖北軍、學界宣傳革命思想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不僅如此，它還在宣傳方式上很有獨創之處，如將秘密輸入書報和自辦印刷所大量翻印結合起來；將放映幻燈與口頭宣傳結合起來。這種有組織的、廣泛深入的革命宣傳，在湖北歷史上是第一次。它不僅起到喚醒湖北一代青年的作用，而且宣傳形式上的多樣化也為湖北以後的革命團體所繼承和發展。湖北革命黨人在以後的宣傳活動中，採取講故事、舉行星期講演會、辦閱報室、辦圖書社，以及編制歌曲、吟詩聯句、做遊戲等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宣傳形式上的多樣化是湖北各革命團體的一個突出的特點，這樣就使得反清革命的道理「幾乎家喻戶曉」， [71]為武昌首義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花園山機關」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團體，其積極意義不限於湖北一隅，它還是國內較早建立的革命團體之一。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以前，就已經出現過一些愛國和革命的小團體，但這些團體多分布於海外和國內沿海城市。「花園山機關」雖然規模和活動範圍有限，但它畢竟是誕生在長江流域中部的湖北地區，這標誌著革命知識分子的活動已開始由國外和國內沿海地區轉向內地；並在內地，尤其是兩湖地區深深地紮下了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原「花園山機關」部分成員對「歐洲同盟會」以及中國同盟會成立的貢獻。留歐的「花園山機關」同志胡秉柯、朱和中、史青、賀之才、魏宸組等人,「認為興中會的領導太不緊嚴，有重新改組的必要」，便主動邀請並資助孫中山來比利時「商量改組的事」。 [72]他們在同孫中山討論革命進行方略等問題後，率先宣誓加人「歐洲同盟會」（當吋尚無此名稱），並為孫中山在德、法等國建立同樣的革命組織全力奔走。因此之故，朱和中在《歐洲同盟會紀實》一文中說：「歐洲同盟會起源於武昌花園山老同志」。「歐洲同盟會」成立不久，胡秉柯、賀之才等人便分別寫信給在日本的原「花園山機關」成員李書城、耿覲文等人，要他們為孫中山嗣後到東京組織革命團體預為「籌備歡迎」。與孫、黃早有深交的李書城等便與黃興等人為迎接孫中山共組革命團體「預為籌劃」。 [73]這些留歐、留日的原「花園山機關」成員的積極行動促進了中國同盟會的誕生。

「武昌花園山機關」從成立到解散雖然僅存在了一年時間，但是它卻在二十世紀之初的湖北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雄壯、生動的活劇，為湖北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初步基礎，也對全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播下的種子，在辛亥革命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武昌花園山機關」不愧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搖籃。

附錄：「武昌花園山機關」成員簡表

 本表參考資料： 

• 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編：《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清國留學生會館第四次報告》、《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
• 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
• 實滕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
• 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 張難先編：《湖北革命知之錄》；
•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
•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
•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
•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革命人物誌》（台北）；
•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台北）；
• 辛亥首義同志會主編：《辛亥首義史跡》；
•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
• 《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
• 《大清縉紳全書》甲辰-辛亥年；
• 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
•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
• 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
• 楊家駱主編：《民國名人圖鑑》；
• 賈逸君編：《中華民國名人傳》；
• 胡石庵：《湖北革命實見記》；
•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 湖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編委員編：《辛亥首義回憶錄》；
• 廣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在廣西》；
• 賀覺非：《辛亥革命湖北人物傳》；
• 佚名：《中山先生駐鄂記》；
• 張振鵾：《辛亥革命期間的孫中山與法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 呂一燃:《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硏究》1980年第4期；
•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
•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
• 《湖北學生界》；
• 《建國月刊》；
• 《大漢報》；
• 《東方雜誌》；
• 《傳記文學》（台北）；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藏未刊稿；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未刊稿；
• 賀覺非先生提供的若干材料。

 注釋： 

• [1]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台北國民黨黨史會編印：《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3頁；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2頁。
• [2]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63頁。
• [3]《吳祿貞傳》，台北國民黨黨史會編印：《革命人物誌》第二集第228頁。
• [4]《故宮練兵處檔案》，清五，第5號。
• [5]《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165頁。
• [6]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第2頁。
• [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版）第636頁。
• [8]《湖北同鄉會緣起》，《湖北學生界》第一期。
• [9]由於「花園山機關」組織形式不夠完備，且參加人員流動性較大，很難列出一份完整、準確的成員名單。本文統計出的51人名單主要是根據以下資料：
• 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載辛亥首義同志會編印《辛亥首義史跡》第19頁；「賀之才述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載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6頁；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64頁；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9、103頁；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第8-9頁；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第2頁；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63頁。
• [10]《吳祿貞傳》，《革命人物誌》第二輯第224頁。
• [11]宋教仁：《程家檉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冊第442頁。
• [12]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1頁。
• [13]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56頁。
• [14]《敬告同鄉同學》，《湖北學生界》第五期。
• [15]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181頁。
• [16]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國史館館刊》創刊號，1947年12月；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 [17]《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湖北學生界》第三期。
• [18]李書城：《學生之競爭》，《湖北學生界》第二期；《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湖北學生界》第三期。
• [19]《漢聲》。
• [20]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63頁。
• [21]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卷下第146頁。
• [22]《敬告同鄉同學》，《湖北學生界》第5期。
• [23]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2頁。
• [24]華覺明：《孔庚的生平》（稿本，藏全國政協）。
• [25]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3頁。
• [26]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辛亥首義史跡》第19-20頁；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43頁。
• [27]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0頁。
• [28]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第157-162，162-277頁；朱中和：《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2-113頁。
• [29]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辛亥首義史跡》第19-20頁。
• [30] 「賀之才述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馮自由：《革命逸事》第二集第135-136頁。
• [31]朱和中：《辛亥光復成立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第五期第40頁。
• [32]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9頁。
• [33]李廉方說這都是「花園山聚談，早論及之」的。《辛亥武昌首義紀》第3-4頁。
• [34]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第44頁。
• [35]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3頁；並同上注。
• [36]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113頁。
• [37]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186頁。
• [38]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5期第41頁；第四期第63頁。
• [39]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1頁；「李國鏞自述」，《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期第499頁。
• [40]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辛亥首義史跡》第19頁；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186頁。
• [42]朱峙山：《辛亥武昌首義前後記》，《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三輯第123頁。
• [43]李書城：《辛亥革命為什麼在武昌首義》，《光明日報》1961年10月8日。
• [44]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63頁；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103頁。
• [45]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辛亥首義史跡》第19-20頁。
• [46]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1、29頁。
• [48]李書城：《我對吳祿貞的片段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五），第451頁。
• 又：劉入新軍還得到「花園山機關」成員張榮楣和已入新軍的范騰霄的幫助。
• [49]熊十力、張難先、胡瑛經吳祿貞介紹入軍隊的情況是根據賀覺非、傅光培提供的資料。
• [50]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3頁。
• [51]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第五期第40頁；李書城，《我對吳祿貞的片斷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五）第451頁。
• [52]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4頁。
• [53]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0頁。
• [54]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第41頁，第四期第63頁；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103、29頁。
• [55]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劉成禺：《自傳—七十七年歷史之經歷》，未刊稿，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56]昌明公司在上海四馬路王慕陶〈湖北東湖人〉寓處分租。王很早就與孫中山相識，曾因庚子自立軍事下獄。張繼、章士釗也在此住過。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0-11頁；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
• [57]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第2頁；李樹藩：《甲辰拒俄義勇隊與長沙之革命運動》，《建國月刊》第14卷第1期第322-323頁；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４冊；劉揆一：《黃興傳記》，《革命人物誌》第5集第418頁；胡元倓：《題黃克強先生遺墨》，載《明德校史》；耿伯釗：《革命先烈吳祿貞先生略史及其遺筆》，《辛亥首義史跡》，第19-20頁。
• [58]參見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和劉禺生《世載堂雜憶》的有關文字。有不少著作把張榮楣、周維楨二人赴川活動寫成是受華興會委派，這大概是沿襲了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對此事的記述。
• [59]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9頁。
• [60]朱和中：《辛亥光復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建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頁。
• [61]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9頁；史青：《留比同學參加同盟會的經過》，《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輯第21頁；《東方雜誌》第一卷第1、2、4號的「遊學匯態」欄載有這批留歐學生的名單和啟程、到達日期等。如留比學生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904年1月28日）到達比利時。
• [62]《吳祿貞傳》，《革命人物誌》第二輯第228頁。
• [63]同上。
• [64]參見附表。表中大部分同盟會員的名單是從公開出版的刊物上查到的。有個別者，如時功璧為同盟會員是根據張海鵬、王學莊同志調查材料；徐祝平、萬聲揚、李廉方為同盟會員是根據賀覺非先生提供的材料。另外，在《余誠日記》中可以窺見萬、李、時與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余誠之間的密切關係，可作為佐證。
• [65]《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 [66]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第2頁。
• [67]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106頁。
• [68]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116頁。
• [69]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34頁。
• [70]范騰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團運動及起義後軍事之一幕》，《辛亥首義史跡》，第32-33頁；李書城：《我對吳祿貞的片斷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五）第451頁。另，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前編第10頁中提到,在「日知會」開幕之日，「吳祿貞捐月薪五十兩，以作開辦之費」。此處「日知會」疑為「科學補習所」之誤。因為：第一，他在這句話後緊跟著寫道:「斯時吳將調至北京」，顯指吳祿貞入京之前的1904年春。這個時間正是「科學補習所」籌劃、發起之時。第二，曹亞伯本人於1905年赴日。當1906年2月「日知會」開成立會時，他尚在日本。儘管他在籌備「日知會」的過程中盡了力，但他卻沒有參加「日知會」的正式成立。參見（台）《傳記文學》第166號第114頁。
• [71]李書城：《辛亥革命為什麼在武昌首義》，《光明日報》1961年10月8日。
• [73]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29頁；《辛亥首義回憶錄》第3輯第228頁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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