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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1
（一）最近武漢大學130週年校慶，大家不禁感嘆，整個慶祝典禮最耀眼的校友代表，如易中天、陳東昇、毛振華、雷軍、鄧曉芒、趙林、黃進等等，都是八十年代畢業的，武大最受尊敬的校長劉道玉和教師馮天瑜、韓德培、馬克昌、楊小凱（僅有高中學歷，劉道玉破格提拔為講師）等等，也都是活躍在那個年代的。無疑，80年代是武漢大學一個多世紀辦學史上最光輝的時期，這是全體武大人和全社會公認的。
其實不只是武大，就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華中科大、深圳大學等學校來說，校友們最引以為傲的時代，也無一例外是1980年代。那個時代的校領導丁石孫、江平、朱九思、章開沅等人，也都被校友們視為「永遠的校長」。所以說，80年代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黃金時代。
（二）我們不禁要思考：這個年代的奇蹟是如何造就的呢？或者說哪些因素促成了高等教育的「80年代現象」呢？以及80年代的經驗，對當下建立高等教育強國，要突破科技創新天花板有哪些啟示呢？
首先說，這得益於思想解放運動和權力對知識分子的寬容和尊重。發端於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社會的覺醒，痛定思痛的知識分子（主流是大學教師和青年學生），開始認真探索人性、人與國家關係、人與社會關係、現代化轉型道路等本源性問題。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探索欲，以及個體的社會責任感空前提高，是近代以來思想最活躍的時代之一。
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中央高層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領導人，深刻反思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和科教文化領域的錯誤方針，提出了“四不”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辮子、不裝袋子）和「三寬」（寬厚、寬容和寬鬆）政策。尤其是胡耀邦提出，應該重新定位科教文化管理機關的職責，要從“管教所”變為“服務站”，“檢查署”變為“思想者之家”，儘管這些提法不可能被完全落實，但是毫無疑問知識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寬容，為這時期大學改革和思想繁榮奠定了政治基礎。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參觀岳麓書院，並為其題詞“尊重知識”，這也是胡耀邦的題詞絕筆之作，隨行人員提醒他寫上落款時間，他說“就不寫了，尊重知識應該永遠沒有年限」
其次，得益於政治體制改革探索。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不單單是學校內部的事情，涉及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黨政關係，高校與上級主管部門之間的關係等敏感問題，這些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領導階層對政治體制改革探索鼓勵開明的態度，使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也有了適當進行空間。
1979年12月6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人民日報》發表了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上海師大(今華東師大)校長劉佛年、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鄧旭初的聯名呼籲— —《給高等學校一點自主權》，這可視為打響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突圍第一槍。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提出要徹底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實行黨政分開，單位內部也要實現充分的民主制。尤其是談話中提出，高校要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大學治理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更為大學改革提供了政治和思想依據。
在這些精神激勵下，1981年1月，中央開始允許成立教職員代表大會和校務委員會參與大學治理，北京大學、華東師大、華中師大等先後自主民選校長；1984年6月，教育部提出“五權下放，人才鬆綁”，增加高校人事、財務、招生等方面自主權；同年10月，中宣部、教育部在15個高校推行校長負責制試點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政改推動，帶來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和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鬆動，像丁石孫這種民主黨派人士，蘇步青、謝希德、江平這種比較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普通黨員，都是不可能走向領導崗位，並且發揮自己才幹的。
再次，這個時期尚“去古未遠”，民國時期就成長起來的老知識分子尚能發揮作用。我們以北大為例，週培源、費孝通、季羨慕林、陳翰笙、陳岱孫、王鐵崖等民國“老人”，要么是校領導，要么是學科負責人，而中年一代中堅力量又都是他們的嫡傳學生，因此，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中斷的自由傳統和人文精神仍有機會恢復。反觀俄羅斯的高等教育傳統經歷了整個蘇聯時期70多年的中斷，即便是以後實現了教育自由化，大學人文精神也很難恢復了。
（改革初的復旦大學本科生）
（三）對80年代教育改革最有深遠的影響，也最能體現那個時代教育改革思維的是1985年推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中旬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改革的一次重大勝利，終於衝破了計劃的框架藩籬，開始了向市場轉軌第一步。
不過，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一群領導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是整體全面改革，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齊頭並進，才能保障經濟改革走下去。於是，會後中央書記處立即著手起草教育、科技和政治體制改革決議。教育體制改革決定起草始於11月4日，胡耀邦主持了決議制訂的全部過程，而文件的具體起草則是由胡啟立同志負責的，林澗青、鄭必堅、郝懷明等是執筆人，胡啟立同志政治秘書張宏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筆者與後面兩位是忘年交，郝懷明老先生今年88歲，張宏遵先生今年76歲，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骨氣，可以看到那一代改革人的純真質樸、無私忘我的赤子之心。
胡耀邦和起草小組認為，教育是關係民族命運的大事，必須慎重對待，因此，起草中廣開言路、了解真問題，共商真正解決之道。胡啟立先後帶隊前往安徽、江蘇、江西和廣東四省調研，充分了解地方情況，形成初稿；初稿形成後，又廣泛徵求意見，先後一萬多名教育一線人員參與討論；起草小組還專程飛赴美國，特意徵詢了楊振寧、李政道、林家翹、聶華桐等五十多位著名華人學者，聽取他們對國外先進體制的介紹。
這份經過認真打磨的《決定》絲毫沒有迴避問題，第一部分即開門見山指出，當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主要問題是「政府相關部門對學校主要是對高等學校統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應有的活力；而政府應該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沒有很好地管起來」。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決定提出：「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相應地改革勞動人事制度。還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
《決定》也用了專門一個章節（即第四部分）談擴大高校自主權問題，明確提出，國家及其教育管理部門對大學進行的是宏觀指導和管理，而不是事無鉅細的管制。《決定》認為高等學校應該擁有8項基本自主權，包含招生、自主調整專業、自主編寫和選用教材、自主安排經費和建設、自主開展學術交流等，尤其是在敏感的人事權方面，提出高校有權「提名任免副校長及任免其他各級幹部」。
無疑，這個決定是新中國史上對高等教育問題分析最透徹，解決方案最符合現代大學治理之道的一個。鄧小平對於這個教育體制改革決定也很滿意，他說是個好文件，綱領有了，藍圖有了，關鍵是要真正落實。他對行政亂幹預的現像也深惡痛絕，特意指出，教育界「那種只靠髮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鄧小平於1985年5月19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演講）
在決議討論中，中央領導層也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例如，萬裡提出，現在專業劃分越來越細，而不是培養通才，大學生知識面和視野太狹窄；擁有直屬高校的部門，都把高校緊抓不放，當成「封建割據自留地」。胡啟立提出，十億人只用一套考試卷，一考定終身，這種選拔機制不好，底層人上升渠道太狹窄；胡耀邦、萬裡提出，我們的教育主要是教導大家聽話，唯上不唯下，老是怕有什麼“異端”，這是對國民智力的嚴重束縛，只有培養學生獨立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才會開啟民智、有創造力，才會有民族的現代化。這些問題，很多至今都沒有有效解決，反而有的更加嚴重。
（胡啟立與鄧小平等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休息期間一起閱報）
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也深刻批評了過去教育行政部門集管辦評於一身的做法。胡耀邦特別指出，教育部要取消「全國重點大學」評選，這是計畫意志的體現，重點大學不是上面封的，而是要靠自己創出來，誰辦得好誰就是重點。值得稱讚的是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是唯一沒有提創造一流重點大學的教育綱領性文件；整個80年代，中央一直在努力淡化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試圖營造高校公平競爭的氣氛（註釋一）。
然而，到了90年代，劃分重點非重點的思維又重新抬頭，而這種評估體系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等級森嚴，TOP2、C9、985、211等每個門檻意味著不同的待遇。這種做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某些入選學校的發展，但是對於整個高等教育事業的弊端越來越大。最近一些年，東南沿海地區的許多省屬大學發展資金充裕，學校也有充分的創新動機，但由於整個教育界唯「211」、「985」是論，這些高校終難突破行政主導的教育評價體系的天花板。
根據《決定》的精神，國家又陸續推出一系列細化措施，保障大學自主權的落實。1986年3月，國務院發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1988 年4 月, 國家教委下發《關於高等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意見》,到1989年約有100多個高校改為校長負責制。因此，到80年代中後期，不僅經濟改革漸入佳境，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成為整個80年代改革中最有活力的領域之一。
（四）在這些大的氛圍烘托下，學校、教師和學生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散發出從來沒有的活力，堪稱與二三十年代並肩的另一個高峰。在許多學校，做到了真正的教育家治校，尊重教育規律辦學，湧現出許多值得好好書寫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案例。
關於教育家，這裡僅談最為大家所感念的三位。第一位是北大校長丁石孫先生，丁石孫早年求學清華大學數學系，師從華羅庚先生。丁石孫在改革開放前歷盡磨難，1961年因為同情右派被開除黨籍，此後受盡侮辱，周圍四位同事自殺，妻妹孟憲振（著名青年物理學家）一家也要么自殺、要么精神失常。
撥亂反正後，丁石孫被提拔為數學系主任，他對過去犯過「左」的錯誤的同事，從來不計較前嫌，在系內營造寬容民主氣氛；在教學科研上，加強基礎課教育，大力引進西方教材，彌補與國際主流的差距，組成數個研究中心，進行前沿問題攻關，數學系教育科學研究品質迅速提高，深得全體師生的擁護。
1983年，北大校長面臨換屆，教育部並沒有直接委派校長，而是讓副教授以上教學人員，以及副處級以上行政幹部公推直選，結果丁石孫獲得票數最多。而這時候，丁石孫尚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只好匆匆回國就任。
丁石孫堅持「民主治校」方針，第一堅持不住燕南園別墅，而是住校內普通宿舍；第二，不要專車，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學生有事可以直接將他攔住；第三，將自己辦公室和私宅的電話公佈於師生，大家有問題都可以直接給他反映；第四，堅持校長不越權、不批條子，尊重學術委員會、教代會的自主權。
（丁石孫平易近人，深得學生喜愛）
對於教育，丁石孫認為學生自由發展是最重要的，作為大學校長的第一職責「就是創造條件，讓大家能夠自由發展」；對於教師，丁石孫則盡力貫徹蔡元培「兼容併包」的思想，對「學術問題不能有任何框框」。1986年下半年，丁石孫進一步提出了六點治校方針：「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從嚴治校；貫徹競爭原則；堅持雙百方針，活躍學術空氣；樹立綜合平衡與全局觀念；分層管理，堅決放權。」後來常常有人追憶，說“那時的北大才是心目中大學的樣子”，丁石孫與蔡元培、馬寅初被認為是北大120多年曆史上最傑出的三位校長。
第二位是深圳大學創辦人羅徵啟先生。羅徵啟文革前擔任清華大學團委書記，弟弟被紅衛兵造反派打死，恢復高考後，兇手想考哈工大研究生，但因為過去的「三種人」經歷，一直不能通過政審。羅徵啟主動原諒兇手，並且寫信給哈工大要求再給犯錯年輕人一個機會，這件事在撥亂反正時期被傳為佳話。
1980年，已經擔任清華黨委副書記的羅徵啟被選為中央黨校中青幹部班第一期學員（該班多人後來躋身於國家領導人之列），本來中央想對他有重用，但由於他剛正不阿，堅決不給高乾子弟走後門，得罪了上層重要領導，無法得到晉升。1983年，深圳特區要創辦一所高校，清華副校長張維（高曉松外祖父）和羅徵啟主動請纓，一同南下的還有北大文學系的樂黛雲等等，他們希望白手起家，創造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羅徵啟既有先進的理念，也有清華人特有的踏實作風，超強的執行力。深圳大學雖然起點非常低，只不過是市屬大學，但是張維、羅徵啟廣泛參考國際一流大學的管理制度、教學理念，同時，當時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給予了足夠自由，使得深圳大學創辦之初就站在高起點上，成為全國高校爭相學習的典範，深圳大學最津津樂道的幾個傑出校友，比如馬化騰、陳一丹、史玉柱、周海江等都是這個時代的學生（不過進入90年代之後，深圳大學失去了「特事特辦」的身份，被「收編」到教育行政體系，使得深圳錯失了造就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機會）。
(騰訊的五位主要創辦人，除了曾李青之外，馬化騰、陳一丹、張志東、許晨曄四位都是深圳大學校友）
第三個是武漢大學劉道玉先生。劉道玉在「文革」後已經官至教育部黨組成員、高等教育司司長，當時又是中央大力提拔年輕幹部之際，如果留在中央機關，他肯定會有不錯的「前途」。但是劉道玉一反常人做法，認為搞教育就要到一線，而非在辦公室坐而論道，毅然選擇去武大任職。
武漢大學本來就沒那麼突出，1959年中央確立首批20所重點大學，武大不在名單之列，經過十年浩劫，武大更是千瘡百孔，1978年全校僅有30餘個專業，600餘名為教師。但在劉道玉的領導下，80年代的武大聲名鵲起，在辦學實力和聲譽上，一躍成為高校第二梯隊（清華北大為第一梯隊）的佼佼者。
（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
此外，上海交通大學的鄧旭初改革，復旦大學的謝希德改革，華中工學院的朱九思改革，華中師大的章開沅改革，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改革，西安交通大學的史維祥改革，華東師範大學的劉佛年、施平（施一公祖父）改革等等，也都取得了值得稱道的成績。通觀80年代的這些高等教育改革試驗，有一些共通性的東西。
第一, 學校黨政機關去官僚化。例如，華東師範大學砍掉半數以上的副處級行政領導崗位，副校長由9人減為3人，盡量減少行政對教學科研的干預和複雜審批；深圳大學的黨委副書記由一名管理系副教授兼任，統戰部長由文學系副教授擔任，只拿職稱工資，不拿副書記的行政待遇工資。
第二, 給予教師自主權。教師可透過教職員代表大會、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等形式，參與學校重大決策與管理。例如，華東師大確立「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原則，由教師推薦代表產生教職員代表大會，作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有權選舉產生校務委員會正副主任、校長，有權審議透過校長提出的副校長、院長人選，有權審議學校重大事項；上海交通大學規定，由教職員自選系主任，並賦予系主任的完全人事權、教學權；深圳大學則成立教授會，教授會負責教師職稱評定，訂立教學及學科發展規劃，對外代表學校進行學術交流，教授會主任、副主任有權列席校長工作會議，參與校務決策。這時期教師在學校管理上的話語權大大提高了，民國時期高校「教授治校」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
第三, 打破計畫體制下呆板的學生培養體制，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靈活人性化培養模式。例如，武漢大學等率先學分制、主副修製、雙學位制、導師制、插班生製、學術假制、第三學期制、貸學金制等，此後先後為各校所效仿。
這時候，學生的結社權和思想創造也被充分尊重。武漢大學學生社團達400多個，學生創辦了《這一代》、《古今》等風靡全國的自辦刊物，北大學生亦創辦了《未名湖》、《繆斯》、《學海》、《鐘亭》、《窗口》、《啟明星》等雜誌。據不全統計，當時全國活躍的學生刊物就有200多份，當年很多青年新銳（如海子、甘陽、郭樹清、張維迎等等）透過這些學生刊物陣地，逐漸獲得社會影響力，成為80年代思想界傑出人物。
（80年代大學生的辯論和社團活動，拍攝者為著名攝影師王文瀾）
總之，這些大學改革成就是斐然的，儘管從高等教育國際排名上講，由於當年底子太差，無法與今日相提並論；但是從人才（尤其是社會棟樑之材）培養角度，對中國文明進步的貢獻角度來講，那個時代大學是遠超過今天的。我們今日從那個時代師生感受到的獨立之人格，大膽開拓嘗試之勇氣，關心社會蒼生之情懷，正是那個時代大學精神的烙印遺存。
（五）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多年歷程了，我們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教育改革方面則滯後很多，堪稱各領域中之明顯短板，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如何培養一流人才，一直是困擾我們的難題。在今日全球化正在撕裂，國際科技經濟競爭陡然加劇，美國對我國技術制裁力度空前增加的情況下，這些議題特別迫切。
不過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最直接、最有價值的借鏡。由於中國高考入學選拔競爭是全世界最激烈的，中國優質大學的學生也無疑是世界最聰明的、最勤奮的，唯獨缺乏一個好的機制把他們的才能發揮出來，而這個機制的一個核心元素就是自由。
某種程度上講，我國高等教育最主要的矛盾是廣大教師學生卓越才智的卓越，與制度供給不足的矛盾。進入90年代之後，我們長期片面強調教育的發展，而忽略了教育體制的改革，我們要看到：發展不能替代改革，增加經費的對於提高我國高校競爭力的邊際作用越來越小，只有把制度供給不足這個矛盾解決好了，我國才能誕生一流大學、一流人才，貢獻一流科學技術、人文精神成果。
【註釋與參考文獻】
- 註一：據教育學家楊東平的記述，1985年，胡耀邦在審閱教育部黨組的整黨匯報時，做了一條批示，大意為教育部不應該只是直屬高校的教育部，而應該是全體教育事業的教育部，意思是對所有大學都要一視同仁。
- 註二：1984年，德高望重的劉佛年教授退休之際，教職員代表大會不是按資排輩，而是選舉僅有副教授頭銜，但是年富力強、具有強烈改革意識的袁運開擔任校長。袁運開也不負眾望，唯才是舉，進一步推動了華東師大辦學實力的提升，地理學、生物學、冷戰史、光學、微電子等都躋身全國頂尖水平。
- 註三：這時候武大比較有名的跨系轉學案例是：王小村由歷史系轉到生物系，徐傳毅由中文系轉到數學系，二人後分別獲得麻省理工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在專業領域多有建樹；此外，武漢大學還接納跨校轉學，中國科技大學李凡轉到武漢大學工商管理系，同濟大學建築系覃可轉到武漢大學生物系。而武漢大學也破除唯高考分數唯標準，錄取了很多社會上有特長的人，比如安徽青年創業先鋒黃晚霞，被工商管理系破格錄取；青年作家野夫，被中文系破格錄取。
-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
-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制訂紀實，《光明日報》1985年6月8日
- 胡啟立：《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台前後
- 郝懷明：我參與起草《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 唐才儒：《深圳大學改革探索之路》,同濟大學出版社, 1988年
- 施平：《解放思想建設高品質有特色的重點師範大學》
- 《丁石孫訪談錄》,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劉道玉：《創造：一流大學之魂》,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年
- 忻福良: 《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大事記（1978-1989）》，同濟大學出版社, 1991年
- 《上海交通大學改革初探》，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4年
- 《復旦大學的改革與探索》，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
- 《武漢大學校史（1893-1993）》，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文件》，人民出版社，1985年
- 何東昌：《何東昌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 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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