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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2 

馮達旋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由馮達旋提供

8月19日，周日下午兩點半，73歲的華人物理學家馮達旋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中學之一華僑中學的大禮堂內開始演講前，台下幾乎座無虛席。

“這次我再來新加坡，是要把自己這兩年對‘一帶一路’的研究心得向大家彙報一下。”對著台下數百名新加坡各界華人、學者和學生組成的觀眾，這位從美國千里迢迢而來演講者開門見山。

這個和中國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海外華人科學家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或許是中國千年以來未曾有過的“走向世界，為人類做出貢獻”的機會，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千年思維轉變的大挑戰”。他曾提出一個“超級大洲”的概念，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一帶一路”完全有可能使得歐、亞的人們在思維上轉變為，他們並非生活在歐洲或亞洲，而是生活在一個“超級大洲”，進而很可能會有一場“新文藝復興”，來克服21世紀及以後人類面臨的更大挑戰，比如環境污染、地球暖化等。

作為一名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曾擔任過全球多所著名大學的領導人，包括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副校長。馮達旋雖然不是中國人，卻十分關注中國。過去40年裡，他訪問中國超過300次，頻繁訪問中國各地，為中國和世界在科學和文化的溝通上盡力搭建更多的橋樑。

2013年，在他退休之際，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再次成為吸引他關注中國的議題。馮達旋於是開始對“一帶一路”進行研究，並出任中國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

正是出於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濃厚興趣，2016年開始，馮達旋與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梁海明一道，通過田野調查的形式，實地考察了阿聯酋、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澳大利亞、日本、泰國和美國等國的華人華僑，並通過問卷調查、即時通訊工具溝通及各國媒體報導內容分析等方式，瞭解了紐西蘭、英國和巴基斯坦等國的華人華僑們如何參與“一帶一路”。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周年。作為一名知名物理學家，馮達旋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介紹，引起了更多人的興趣和理解。

馮達旋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與中國結緣

馮達旋和中國的最初“接觸”要追溯到1979年。當時，正在物理學研究聖地——丹麥哥本哈根玻爾研究所訪問的馮達旋，認識了一批從中國遠道而來的科學家，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復旦大學校長的著名物理學家楊福家、中科院院士冼鼎昌等人，大家後來成為了畢生的好友。

1981年，已經在美國成為知名物理學者的馮達旋應邀前往中國科學院高等物理所進行學術交流。這是他第一次前往中國，至今他仍清楚地記得那晚飛機在上海虹橋機場經停時的場景。

“我從飛機上看下去，一千多萬人的城市幾乎是一片漆黑，後來我去機場上廁所的時候裡面也是黑的，門衛說燈泡壞了。”馮達旋回憶道。

經過轉機，飛機在淩晨時分抵達北京，出乎他的意料，來接他的中國同行居然就守在飛機的舷梯門口。馮達旋還記得接他的車開了三個多小時，在天快亮的時候，和趕著驢的農民一起進了城。

“那時的中國給我的印象是：和外界的差距非常大。後來十多年，每次進出中國我都會在日本經停轉機，從中國到日本，會讓人感覺到清楚的對比，而這種差距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才感覺逐漸接近了。”他說道。

自從第一次來華之後，馮達旋就和中國聯繫到了一起。幾乎每一年，他都會頻繁地受邀前往國內多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所訪問，與中國科學家交流。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楊振寧等支持下，積極聯絡在中國主辦國際物理學術交流大會，推動中美科學和人文交流。

2007年到2014年，馮達旋受友人邀請，前往臺灣先後擔任成功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這是他第一次到亞洲工作，2008年，海峽兩岸實現了全面直航，兩岸經濟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交流往來讓他對中國有了更多的認識。

“他一直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回憶起幾十年的老友馮達旋，新中友好協會會長、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潘國駒直言。

1945年出生在印度，成長於新加坡，而後求學于歐美的馮達旋，父親來自中國廣東，母親來自上海，除了英語、馬來語，他從小精通普通話，還熟悉廣東話、上海話等多種中國方言。

1946年，馮達旋出生後不久，擔任“中央社”駐印度記者的父親馮國楨，在那年採訪了即將成為印度首席總理的尼赫魯。就中印關係和亞洲的未來，尼赫魯當時說了一句至今仍影響深遠的話：“假如中國與印度能夠保持友好關係，亞洲的將來就有保證。”

許多年後，當馮達旋從美國回到亞洲之際，父親當年報導中的這句話，對他仍有著巨大的影響。

“我相信，中印相互深入瞭解是中國走向世界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包括印度在內，今天中國仍對許多國家缺乏足夠深入的認識，‘一帶一路’正是能增進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相互瞭解的絕佳機會。”馮達旋說。

不過，即使到了2016年，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之後，雖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許多地方的華人對於這一倡議的具體內容仍不甚瞭解。

那年年初，潘國駒給當時正在澳門大學擔任校長特別顧問的老同學馮達旋打了一個電話，請他來新加坡講講“一帶一路”倡議到底是怎麼回事。

作為核子與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學與數學物理領域的專家，馮達旋“半專家”的身份，倒反而令他對“一帶一路”的解讀更通俗易懂，貼近普通民眾的思維。

2016年7月，馮達旋第一次來新加坡舉辦公開演講，以“一帶一路：亞洲高等學府的機遇與挑戰”為題，向東南亞華人介紹“一帶一路”倡議背後與海外華人的聯繫。

馮達旋與讀者簽名售書

認識“一帶一路”

馮達旋對於“一帶一路”的理解源於他對中國的親身經歷。

多年來，馮達旋在中國親身見證了這個國家的巨大變化和不斷自我修正的能力，在外界始終有“唱衰”中國、質疑中國的論調時，他一直保持著獨立的思考，也始終看好中國的發展。

自2014年開始，在澳門大學工作的馮達旋有了更近距離觀察瞭解中國的機會。不同於一些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馮達旋始終與政府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一個海外華人學者的獨立視角，結合幾十年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近距離觀察，在不同場合對中國提出善意的建議。

2013年12月，就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三個月，時任臺灣清華大學資深副校長的馮達旋牽頭舉辦了首屆由16所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EARU)的大學和8所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的大學聯合舉行的校長論壇，分享歐亞大學在高等教育的創新與合作的經驗。

“當時各個大學校長熱烈互動，希望透過第一次正式的接觸，不僅能學習他校的優點，也能更瞭解彼此間的發展重點，進而促成跨國、跨洲的合作。”馮達旋回憶道。

“一帶一路”倡議的出現，更是成為馮達旋對於中國認識的一個轉捩點。

“我一直在思考‘一帶一路’對中國的意義、對全球的意義、對人類發展的意義。越思考，我越覺得其中有著巨大的機會和無限的可能。”他說道。

2016年底，中國研究“一帶一路”的重要智庫之一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梁海明突然收到了馮達旋的微信。此前兩人雖然同在一個關注“一帶一路”的微信群中，卻並不熟悉。

“馮老師突然給我打了電話，說看了我之前寫的一些文章，想和我討論一下和‘一帶一路’相關的話題。”梁海明回憶道，“他問我，你覺得中國和美國在‘一帶一路’中有沒有合作的機會呢？”

當時梁海明剛看了美國電影《功夫熊貓》，他說，“中國有熊貓和中國功夫，不過美國有《功夫熊貓》，中國有很多有特色的東西，但是美國卻說好了中國的故事，而且獲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如果未來中美能有類似的合作，雙方都將獲益。”

此後，經濟學家梁海明和物理學家馮達旋成為了亦師亦友的合作夥伴，一起探討研究“一帶一路”中的一些重要話題。兩人合作在國內外知名媒體上發表了多篇有關“一帶一路”的分析文章，引發廣泛關注，此外，還在各地華人群體中積極舉辦介紹“一帶一路”的公開講座，回應各方質疑。

“我們經常會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們的不同思維也會時常碰撞出火花，從馮老師身上，我瞭解到原來（國外）是這樣看待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梁海明說。

自從中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5年間，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積極關注和參與到“一帶一路”中來。

從2016年開始，馮達旋和梁海明一起就“一帶一路”做了許多調研。在對“一帶一路”沿線5個國家和地區的官員、商界領袖、意見領袖進行了深度訪談後，他們發現，儘管這些人群對於“一帶一路”的認識較深入，態度也更積極和正面，但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資訊的嚴重不足，甚至香港亦有此感受。

與此同時，受到文化衝突、現實利益衝突和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不少外國媒體、官員和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也提出了一些質疑，甚至曲解的情況。

這些質疑聲包括：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實力和能力的質疑；一些中國企業和資金的進入被認為是對當地經濟的威脅，對本土企業的排擠；甚至還質疑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背後政治和意識形態，認為中國希望利用“一帶一路”令亞太地區力量平衡再洗牌，或是類似美國當年推動“馬歇爾計畫”一樣，以經濟援助達到政治控制。

就在這次演講之前，馬來西亞多個“一帶一路”重要項目被喊停，使得外界又興起了一波對於“一帶一路”的疑問聲。演講中，一些新加坡讀者也提出了有關上述疑問的問題，對此，馮達旋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1950年代成長於新加坡（當時新加坡仍未從馬來西亞獨立）的馮達旋，2010年被馬來西亞國油大學任命為學術諮詢委員，因此與彼時該委員會的主席馬哈蒂爾（馬來西亞現任總理）結識，每年都會會面以交流經濟、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事宜。

馮達旋認為，首先並不是所有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項目都是“一帶一路”專案，而外界往往將其一概而論；其次，“一帶一路”專案中早有不少西方跨國企業參與，而且獲利頗豐；而更重要的是，人們沒有理解“一帶一路”倡議所反映的經濟規律：即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範圍內國際資本、產業的又一次必然轉移。

“部分輿論認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是為向沿線國家傾銷過剩產能、污染項目。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中國去國外這麼做是不可能有出路的，也不可能被接受，中國只有用最先進的技術（例如高鐵、核電）去海外才有競爭力，才能搶到市場。”馮達旋進一步分析道。

作為長期關注並親身瞭解中國科技發展的科學家，馮達旋在演講中以親身經歷指出中國在高鐵、核能發電、航太科技、超級電腦和直徑達500米的“天眼”射電望遠鏡等科學技術領域取得的長足進步。

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曾有鄭和七次下西洋，卻沒有對當地有任何殖民侵犯。“強大了就要去搶別人，這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維，因為他們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但是他們不理解這樣的思維並不在中國文化的DNA裡面。”他說。

馮達旋在講座中演講 澎湃新聞記者 劉棟 圖

中國海外傳播的誤區

長久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一直存在著“刻板印象”。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017年在五大洲19個國家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從2014年的43%下降到了41%。

“中國的傳播界過去傾向於將國家的形象視為一個已經寫作完成，只需要在海外傳播中講清楚的‘故事’，然而單向對外傳達的資訊並不能夠成功地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事實上，國家之間只有互動交往越頻密，共識越豐富，其身份和形象也就越鮮明和正面。”馮達旋說。

作為一個常年生活、遊歷於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馮達旋認為，中國的海外傳播必須要作出調整。

在許多海外華人看來，以往中國媒體往往傾向於報導中國在經濟、社會、外交甚至是軍事等領域的成績和實力，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中國的強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反復強調只會產生抵觸情緒。馮達旋認為，中國的海外傳播，不僅要發出世界需要中國，更需要發出中國需要世界的聲音，對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說服力。

馮達旋表示，古代的絲綢之路，既非中國所建立的，亦沒有要求中國深入瞭解他人的文化，但今天的世界已經全面改觀，“一帶一路”是中國所提倡的，對中國也提出了從未有過的嚴峻要求。

“一帶一路”的意義，不能只是經濟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改變14億人的思維模式。”馮達旋說道，“古代的絲綢之路是走進來，很少有中國人走出去，而今天的‘一帶一路’需要更多中國人走出去。改變自古以來‘以我為中心’的心態，如果做好，中國就可以為21世紀負責任的大國提供一個新的定義。”

因此，馮達旋建議，未來五年，中國需要做大量的田野研究瞭解外界。“比如說，中國的眾多亞洲鄰國們，他們是不會搬家的，但是中國人對他們的瞭解和認識是如此之少。”

他舉例說，中國有超過3000所大學，但是有專門研究南亞機構的不到5所。“中國人要改變留學就等於去歐美的觀念。中國也需要有大批瞭解印度、瞭解東南亞、瞭解中東穆斯林國家的人才。今天，中國需百萬，甚至千萬、萬萬的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 ”

“‘一帶一路’的成功，不能只是中國的成功，而必須是全人類的成功。”在演講的最後，馮達旋如是說道。

責任編輯：茹存峰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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