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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6　　

圖：中國去年基礎研究經費佔比約百分之六，低於科技強國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的水平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粵港澳大灣區若能建設成為世界級基礎研究重鎮，打造如世界著名基礎研究機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式的、不隸屬於大學的獨立科研機構，在政府規劃、政策制定和資源安排方面把基礎研究擺在更顯要位置，不僅利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加快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也能助力中國應對愈發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和核心技術壟斷，更能通過科技創新和突破以應對氣候變暖、人口爆炸、能源枯竭等人類的共同挑戰。

通過基礎研究所產生的新理論、新知識、新原理、新定律，看似“無用”，因無法像技術開發所產生的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新技術般實用。但“無用之用”實際有“大用”，作為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基礎研究的突破可產生顛覆性技術，引領科技革命及改變人類世界。當前，約90%的現代技術革命成果，便源於基礎研究及其他原始性創新。

例如，我們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機，就凝聚了眾多基礎化學、物理的研究成果，簡單而言，沒有量子力學及電磁學，就不會有智能手機。手機的各部分都是基礎研究的成果，如導電聚合物（用於手機屏幕）是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集成電路是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巨磁阻效應（用於手機儲存）是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半導體成像器件是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鋰電池是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等，應用了八項諾貝爾獎研究成果的智能手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改變了全世界。

中國科研投入不足

近年來，為捕捉以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技術、空間技術等為標誌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雖對科研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由於產業發展重規模輕基礎，重投資輕研發，研究考核重論文數量輕質量等原因，導致當前基礎研究以跟踪為主，缺乏原創性和引領性研究，且基礎研究投入力度不足，如2019年全國用於基礎研究的經費僅為1209億元人民幣，僅佔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的約6%，遠低於科技強國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基礎研究經費高達15%至30%的佔比。

對此，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提出了解決中國基礎研究現有困境的源頭問題，那就是要加強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研究，佈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以更加開放的思維和舉措推進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面向世界匯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等的措施，以期擺脫基礎研究現存困境，建構基礎研究新格局。

要達成目標，非一日之功，須久久為功。對此，筆者建議可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國加強基礎研究的試驗區，通過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個自貿片區、三種貨幣、五間世界一流大學”的獨特優勢，打造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式的獨立科研機構，以破除影響基礎研究的瓶頸和製約，加強創新要素自由流動，激發各類基礎研究機構的活力，建成世界級基礎研究重鎮。

作為一個私立、獨立、非營利的研究機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於1930年創立，始終致力於對未知世界進行無涉利益、純粹的基礎性研究、探索，曾在此工作的愛因斯坦等33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不僅助力美國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為全球經濟、社會帶來根本性改變，也引領了各國學術發展潮流。

廣納人才獨立治學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成功，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不隸屬於大學。國內雖然已成立不少“高等研究院”，但幾乎均隸屬於各大學。相反，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雖在創立初期，曾短暫租借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辦公室，但二者並無隸屬關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通過與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大學等高校地理位置臨近的優勢，合作密切，除開展研究項目，聯合編輯學刊，還出席彼此的講座，參加研討會，通過這種“高手過招”、互相切磋的方式，研究院的學者們與大學的教授、學生們相得益彰、互相促進。

其二，小而精、學術氛圍自由。高等研究院致力於鼓勵和支持科學和人文領域的基礎性研究，下屬歷史、數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四大學院，雖然只有不到30名終身教授，但他們均是具有非凡才能且痴迷於基礎研究的世界級學術大師，能在自由無限制的學術環境中，不受任何考核、無需匯報、沒有教學任務、科研資金或者贊助商的壓力，能夠全神貫注地、天馬行空地、快樂地進行基礎研究，以及通過各類學術活動、講座，打造互相借鑒、學科交叉的繁榮、可持續的智識環境，以此產生突破性研究成果。

其三，廣納國際科研人才。高等研究院深具開放性、國際性和流動性，可供世界出類拔萃的學者、學生申請客座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訪問學者等職位，至今已接納了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的逾5000名學者、學生。他們通過前來研究、學習，不但可向極負盛名的科學家請益，更能接觸、參與最新學術研究方向、最前沿的研究工作，還能暫時擺脫教務和一應俗務，聚精會神地進行基礎性研究。

其四，經費充足。高等研究院雖小但極富，一是得益於各類個人捐助和私人基金會捐贈，其捐贈基金如今已高達7.41億美元，教授人數比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多10倍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其捐贈基金雖有約30億美元，但按照人均計算，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可謂是“富得流油”。二是高等研究院通過捐款基金，設有專門投資團隊通過投資獲取回報，以此為研究院運作提供經費。三是美國聯邦政府、新澤西州政府為高等研究院提供專項研究資金。四是一些客座研究員也帶來了國外基金會、外國政府的資助。“財大氣粗”的高等研究院，不僅可為基礎研究提供源源不斷的經費支持，還能為研究人員提供優厚的經濟待遇，解決其後顧之憂。

區內選址廣州為佳

通過上述的分析，筆者建議，除了可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的各大學附近，成立獨立的高等研究院之外，也可考慮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附近，參考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成功合作模式，設立獨立的“大灣區高等研究院”。

首先，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開關”，“大灣區高等研究院”可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重點推進的數據科學、機械人與自動化系統、人工智能、先進材料等新興和前沿領域提供助力。其次，“大灣區高等研究院”也可加強與附近的廣州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等知名高校開展研究項目合作、學術交流，互相促進。再次，“大灣區高等研究院”設在廣東省會廣州，有利於吸引來自多地的經費支持，讓科學家們能更安心地在基礎研究方面進行自由探索。最後，廣州南沙區是自貿片區，對於吸引國際人才、稅收優惠等方面有先行先試政策，有利於吸引各國科學人才前來。

當然，設立“大灣區高等研究院”，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級基礎研究重鎮，說易行難，但正如科學家精神，既要具備仰望星空、超越現實的境界情懷，又要保持腳踏實地、面對挑戰的活力狀態，如此唯其艱難，才更顯勇毅；唯其篤行，才彌足珍貴。（作者梁海明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馮達旋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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