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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2
《無德小英》封面
在蔡英文就職總統一週年之際，回顧當年她參與不少國際談判工作，成績並不光彩。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是兩岸關係惡化關鍵，蔡參與論述建構難辭其咎。
蔡英文在台灣政壇的崛起要感謝前總統李登輝的提拔，她一九九九年進入國安會擔任諮詢委員，期間台灣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展開密集談判，蔡英文參贊其中；此外，李登輝在執政末期提出「特殊兩國論」的主張，蔡是論述的起草者之一。也因為這些資歷，蔡一直以「談判專家」自許，協調、折衝、溝通是她的長項，她也一再對外保證，在她主政之下的政府，將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然則，若是回顧蔡英文在國際談判桌上的成就，似乎並不是那麼光彩。
台灣於二零零二年元月一日，緊接在中國大陸之後，正式成為WTO的會員。只不過，我們的會籍名稱有點拗口，英文是"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中文譯為「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這是蔡英文團隊談出來的，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身份證」，好不好用，見仁見智。除此之外，台灣當時是菸酒專賣制度，菸酒關稅的談判既牽涉到政府稅收，也與民生日常息息相關。當時，深受總統李登輝信任的蔡英文承擔酒類談判。
談判結果，以米糖經濟著稱的台灣，自此全面放棄蔗糖產業，遍布各地鄉鎮的台糖製糖廠從此專業賣冰棒；稻米開放進口，嘉義稻農組織自救會走上台北街頭，楊儒門投置稻米炸彈示警。酒類談判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台灣紅標米酒從早期一瓶十六元一路飆漲到一百八十元，於是市面假酒充斥，因甲醇中毒而失明或致命者時有所聞。
料理酒課重稅的失誤
一九九九年，蔡英文極力為此調價辯護，她見諸報端的說法是：菸酒談判「強調法律紀律」，「我們法律與談判上纏鬥的空間不大」。二零零五年，菸酒工會要求米酒改以料理酒稅率扣稅，蔡英文當時已是立法委員，她的回應是「酒稅政策必須配合WTO規範，因此不宜將米酒列入料理用酒課稅」。至於有飲用米酒習慣的原住民，或是習慣米酒加保力達P的勞工大眾，後來有眼睛瞎的，有因此喪命的，她在報上的說法是，國人使用米酒乃「低價政策養成的消費習慣」，又說，「我們不能排除低收入者或原住民有消費較高品質酒類的能力」。
實則，在國人飲食習慣中，米酒有百分之九十七是用於烹飪，等同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民生日常必需品。庶民廚房用品居然與白蘭地、威士忌等高級酒類支付同樣稅額，豈可謂合理？何況，WTO有關酒類的規定中，本就有蒸餾酒、釀造酒、料理酒之分，台灣米酒做為料理使用本就是事實，談判者顯然未能依據事實，據理力爭。直到二零一零年，米酒改以料理酒認定，價格終於得以回降，而這也說明了，蔡英文若不是被自己的知識定見所欺，就是與庶民生活距離太遠。
此外，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兩國論」的提出，是台海兩岸關係惡化的關鍵因素，當時，蔡英文在國安會團隊中參與論述之建構。於今回顧，「兩國論」的拋出，就其內容和時間點而言，都是輕薄草率缺乏智慧的產物，斲傷的不儘是兩岸的關係及和平發展的契機，對於李登輝的人格、信譽也是重大的毀損。
當時，李登輝委託商界大老辜振甫承擔起海基會董事長的職務，與對岸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對接，辜汪兩人都是能詩善文的謙謙君子，於官場羽扇綸巾，在民間雲淡風輕；兩老主掌兩岸，舉手投足之間，皆見中華文化底蘊之積澱。當年，經過幾度辜汪會談，兩岸互動之分寸拿捏優雅沉穩，雖有無聲之風雷，在談笑之間卻已是雲開天闊。
海基、海協兩會之會談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上海召開，辜振甫銜命赴會，在上海留下優雅身影。兩會交流有其默契和基本禮數，雙方議定翌年秋天汪道涵先生台北回訪。根據辜振甫次子辜成允的說法，當時台泥新大樓正在興建，辜振甫特別要求在頂樓設置一大型宴會廳，中間擺放巨大長桌，方便雙方眾多代表對坐會談，而考慮到談話之效率，辜老還特地海外聘請專家，設計可以收音聚音之圓拱屋頂，在廳內任何一個位置輕聲細聲，所有人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辜振甫對於兩會台北會談之重視，可以想見。
詎料，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驟然拋出「兩國論」，將海峽兩岸之關係定位為「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於是兩岸之間的棋盤瞬間成為死棋，神仙也走不下去。辜汪的台北之約自此擱置，兩岸生機斷滅，兩老高誼不敵政客之算計，直到二零零五年兩人相繼過世，銜恨以終。
兩國論改變兩岸關係性質
「兩國論」改變了兩岸關係的性質，潤雨和風瞬間成為暴雷惡火。於今回顧當年的情境，「兩國論」的提出，無預警，無邏輯，無高度，李登輝做為領導人的信譽一夕間破毀無遺。如是結果，李登輝本人固然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他身邊的幕僚也難辭其咎。
李登輝捨棄老成持重的辜振甫，重用識見淺而心機深的蔡英文等幕僚，為兩岸發展埋下不祥不安的種子。船山先生《讀通鑑論》有云﹕「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官場如是，徒呼奈何。
自此，辜汪之典範如風雲散去，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正如同王船山所感慨的，「當權者盡皆以猥賤為腹心，以凶頑者為肝膽」，官場議場不是權錢交易的市場，就是拳腳相交的屠宰場。
不過，真要追究李登輝在兩岸議題上的反覆，也不是完全沒有跡象。他在一九九四年與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談而衍生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並流露出對於中國的輕蔑，對於日本「母文化」的眷戀嚮往之情。訪談登出之後，日本右翼大為振奮，認為禮失求諸野，日本本土已逐漸消亡的武士道精神，他們從李登輝先生身上看到。於是，日本右翼文人、政客絡繹於途，紛紛到台北向李登輝「取經」，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和《李登輝學校的教誨》兩本著作，對他推崇備至，李登輝後來組織自己的政治幹部訓練營隊，就直接以「李登輝學校」為名。除此之外，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與李登輝之間，也是交情莫逆，在石原慎太郎引介之下，李登輝與日本政界、商界高層發展出相當綿密的網絡。而上述這些人物，都是日本鷹派右翼中極為活躍並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李登輝也因此在日本社會知名度甚高，許多右翼媒體更是直接把他視為「自己人」。
李登輝是不是真正具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很難說得清楚。不過，資深記者王銘義曾經紀錄一段他訪談辜振甫的談話，辜老的說法是：「如果李登輝真的懂武士道的話，他早就切腹了！」
做為李登輝時代的部屬，蔡英文基本上承接李登輝的日本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另有發展。她在二零一五年訪日時，由首相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全程陪同，據傳被安排進入內閣府密會安倍。為了表達與安倍的深厚交情，蔡英文還跟隨岸信夫到本州的山口縣，那是安倍晉三的故鄉，也是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的地方，是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起點。
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對日本有一種獨特的孺慕之情。立法院長蘇嘉全訪日，公開說：台灣和日本之間，「台灣哭，日本跟著哭；日本笑，台灣跟著笑」，彼此如同夫妻關係，哭笑與共。台中市長林佳龍要重建神社，恢復鳥居；台南市長賴清德花費上億鉅款，修復日據時代百貨公司和神社，為了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雕像被毀，親自署名日文信，卑躬屈膝向日本致歉；高雄市長陳菊頻繁訪日，對「台籍日本兵」的紀念活動積極贊助，親身參與。
近年來，由於日本在安倍晉三主導之下通過新的「安保法」，日本武力大肆擴張，加上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與中國的敵對態勢越來越鮮明。可以預見，對於蔡英文的人馬而言，當日本與中國交惡之際，當他們必須在兩岸關係和台日關係做出抉擇時，他們不會遲疑。甚至，當台灣與日本的利益有所衝突時，他們的態度，也值得被檢視。
（節錄自林深靖新書《無德小英》，台灣致知學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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