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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11
【導讀】中國國民黨前“立委”、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先生於2022年1月11日墜樓身亡。由於其生前留下“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的遺言，因此不少人士將其自殺一事視作“死諫”。作為前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學家徐泓教授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同在台大任教的龐建國先生有多面之緣。龐建國先生離世後，徐泓教授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其對龐先生12字遺言的共鳴。觀察者網圍繞相關話題採訪了徐泓教授，本文根據採訪整理而成，已經作者本人校訂。
【採訪/觀察者網李泠，校訂/徐泓】
龐建國先生的朋友說他其實是一個很樂觀的人，癌症也在治療中，進展還不錯，可能是因為“四大公投”都沒過，他覺得太沒有道理了。確實，“四大公投”中，“重啟核四”等議題尚有爭議，但是“反萊豬”這事沒有道理不通過，因為沒有人認為自己應該吃有毒的食物。
這些完全是民進黨操弄的結果。現在在台灣，“反中保台”就是一張“王牌”，只要提到“反中保台”，任何議題——不論是貪污舞弊還是其他壞事——幾乎都能按提者想要的方向發展。換言之，台灣的媒體、教科書經過綠營多年的運作，已經塑造出一種主流輿論，即認為大陸是邪惡的、台灣是絕對不可以被統一的。
“反中”源起
在過去，沒有這回事。
在1970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時期，那時的台灣政府相當軟弱，而大陸比較強硬，因此當時台灣有很多人是對大陸寄予期望的，甚至把大陸當靠山。
台灣1970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抗議示威現場（資料圖：台灣《聯合報》）
當時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還扭轉了台灣原來全盤西化的氛圍，有些台灣人開始意識到我們要反帝反殖民、回歸自己的鄉土和文化，所以那時還有相應的鄉土文學論戰。這讓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很緊張，因此那時就有人寫文章說“狼來了、“又講工農兵文學”了，等等。可以說，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很複雜，但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反國民黨。
但自“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反國民黨統一戰線就破裂了，左派人士繼續搞工運、支持統一，而右派基本上就慢慢走向“台獨”了。在“美麗島大審”之後，右派的力量越來越大，後來他們成立了民進黨；與此同時，左派力量被慢慢清除，比如當時左派最重要的雜誌《夏潮》的負責人蘇慶黎就去了大陸，整個左派陣線就慢慢衰退了。
就像在台灣反國民黨的不只有本省人一樣，民進黨剛成立的時候也是各種人都有，剛開始也不是完全主張“台獨”，但後來路越走越窄，自搞出一份關於“台獨”的宣言後，黨內與“台獨”理念不太合的人都慢慢被排擠掉了。甚至“台獨”中有部分人士認為應該以台灣為主體，而日本的對台殖民統治是不公不義的，這些反日本殖民的“台獨”人士也差不多都被趕了出來。當年聯合創建民進黨的人裡，現在仍留在黨內的已經不多了。
其實可以說，民進黨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國民黨當年主張反共，也就是要反大陸，所以國民黨一方面說要維護中華文化傳統（但事實上他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多），另一方面在台灣社會種下了“反共反中”的種子。
蔣經國先生在晚年認識到，非要和大陸談統一不可。我在台大讀研究所時，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講學老師，他是一位國民黨元老的兒子，就說過他曾於1985年開始三次帶著蔣經國先生的親筆信到大陸見鄧小平。具體內容老師沒說，其中應該跟開放到大陸探親有關。後來蔣經國先生未經美國人同意就毫無預警地於1987年11月2日開放兩岸探親，美國人對這事非常不滿，立刻派情報頭子克萊恩到台北，和蔣先生大吵一架，台灣和美國的關係近乎決裂。
可惜，過沒多久，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先生就逝世了，否則剛起步的兩岸關係必定向好的方向發展，不致走到今天這般田地。
蔣經國先生去世後，李登輝經過幾輪黨內鬥爭後終於當上了國民黨黨主席。他剛當上黨主席時，黨政軍大權還不在他的手上，所以他那時常常講自己支持國家統一，還成立了所謂“國家統一委員會”來推動統一工作。但事實上，他每次脫稿演講時，你都可以看出他完全不支持國家統一，相反他是熱衷搞“台獨”的。
李登輝在1996年就職演說中，6次提“統一”、6次提“中華民族”、9次自稱是“中國人”
李登輝有謀略，國民黨內部也有一些人配合他；所以，他能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一步步地拉這個打那個，等到1995年他基本上就掌握大權了。
李登輝曾和大陸指派的人士在香港接觸過，但事實上他是在騙大陸。1995年6月他訪問美國，在康奈爾大學做演講時就露出了“台獨”的真面目，所以後來就爆發了1996年3月台海危機。在這之前，他已於1994年招了一個重要幕僚，即蔡英文，幫他研究兩岸關係，後來擔任所謂“特殊國與國關係” 的“兩國論” 報告主筆人。
修改歷史教科書
在“反中”一事上，李登輝之流很會利用媒體，此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改教科書。
在1997年，李登輝找來杜正勝等人編輯、推出初中一年級學生必念的教材《認識台灣》。他說認識歷史、學習文化，要從自己的身邊開始，只知道長江、黃河，不知道台灣的濁水溪、淡水河，只知道中國5000年曆史文化，但對台灣的歷史完全不清楚，這是不對的。他這用意，你也不能說是錯的。
話說回來，台灣人民對台灣歷史不清楚，這點也要怪國民黨。國民黨退往台灣後，很忌諱大家談台灣的歷史，因此不讓談。但天底下很多事就是，你不讓我公開談，我就私底下談，所以國民黨沒辦法掌握輿論的真實變動情況。“台獨”人士就專門針對國民黨的教科書，努力講些不一樣的東西，很多民間私底下流傳的書籍由他們所作。結果，國民黨講述的歷史，不被大家所相信；私底下流傳的版本，反倒有越來越多的人信了。1973年，台灣主管教育的黃季陸先生曾為此召集大學歷史教授開會討論如何實事求是地解決這個困難，可惜沒能產生具體方案。
比如，以前台灣很多學校沒有開設台灣史課程，如果要講台灣史，頂多講到清朝鄭成功，對於“日據時代”基本不談。這就給他們留下了任意塑造的空間，他們開始塑造出“自我殖民”的史觀，把清末劉銘傳等人在台灣所做的功績全部抹殺掉，認為台灣的近代化是由日本人推動的，台灣之所以能有今日，得力於日本人打下的基礎。
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這做法著實有效。1997年念初中的學生現在大概四十歲上下，換言之，現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都受這課本影響過。台灣大學和“中研院”有幾位教授曾做過一項調查，民調結果發現，讀過這本書的人，不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第二代，他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基本都會有很大的改變。可以說，現在台灣檯面上領導“台獨”文教工作、媒體工作的人，都是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
“台獨派”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個厲害的招數，就是讓外省人來領頭。
外省人剛開始若想加入他們的相關團體，會被懷疑是不是國民黨試圖滲透進來的臥底，所以這些外省人就要遞“投名狀” ，表現得比他們還激進，以此獲得信任。也因此，外省人中也出現了一批非常激進的“台獨”分子。比如時任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2008年來台灣參觀時就被當時的台南市議員王定宇推倒在地；現在領導台灣歷史課綱改革的頭頭也是外省人二代，這裡面有一些人還都是我教過的學生，我當年教他們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如此，現在卻發展成這樣。
學術界的“不公不義”
經過多年的鑽營，再加上民進黨當政，他們掌握了台灣政界和學界幾乎所有可以分配權和利的權力，年輕人就不敢講話了，很少有人敢跟他們公開唱反調，不同意他們的人都選擇了閉嘴。
譬如在學界，他們掌握了分配資源的權力。你要是想用與中國歷史相關的題目去申請政府的補助，幾乎是很困難的；但只要你研究台灣的議題，就能獲得大量的經費支持。
我擔任過台灣“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的會長，當年我曾計劃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大型研討會，邀請30餘位境外朋友來台灣，其中26位來自大陸，其他一些來自美、日、韓。我向台灣教育部門申請經費，結果他們一毛都不給，而同期一個台灣史的研討會，隻請一個美國來的學者，他們就給他撥了300萬台幣。
因為他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權力，所以台灣整個學界慢慢就“綠化”了，而且“綠化”最厲害的人士多是當年最支持國民黨的一批——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見風使舵的軟弱性。
像台灣政治大學，以前我們開玩笑說是國民黨的黨校，現在它已變成民進黨的黨校。老蔣的像被拿掉了；1970年在紐約行刺蔣經國先生的黃文雄，當時被政大系裡除名，2012年卻獲得政大首屆“傑出校友”榮譽。再比如，政大的歷史係原本是專門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鎮，現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專任老師一個都沒有了，在偏綠的院長、系主任和教授主導下“去中國化” ，不再引進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師。
我和龐建國先生有段時間同在台大任職過，那時我擔任歷史系主任，經常參加一些校務會議，而他是校務代表。當時他和後來去了廈大的傅昆成等幾位老師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來，表現得很優秀，講話也很有道理。可是後來不久，這些人基本都慢慢離開台大去別的地方了，龐先生是其中之一。
龐建國先生（資料圖/台媒）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的老師要升等（大陸叫“評職稱”）很困難，因為掌握評審權力的人士越來越多是綠教授。我常常參與評審，因此我知道與他們相關的評審意見往往不好，即使有好的意見，投票人也是不看的。可以說，這些人是被逼退的。
關於升等，我可以再舉幾個例子。
我退休後到東吳大學教書，也當過評審委員。當時政治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在他升等的時候，我看到過兩份分數差異極大的報告——一份寫著89分，另一份只給了72分。我問他們的系主任這怎麼回事，他說不出道理來。那是位很藍的教授，所以我估計其中一份評審出自綠教授，他們不看你的學術成就，而是看你的政治立場，你若是藍營人士，就宰你。
另一個例子與陳鼓應教授有關。陳鼓應教授1970年代在台灣遭受政治迫害後曾先後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大陸的北大任過職；1997年台大平反當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回到台大任教。
在陳鼓應返回台灣但還沒到台大之前，當時“中研院”的院長李遠哲先生就說“你到我們'中研院'來吧”。因為是院長交辦，所以文哲所就討論陳鼓應的事情。討論開會的時候，人人說好，只有一位先生對他有意見，就是台灣非常著名的研究老莊的學者王叔岷教授。王教授說：“我還是要先好好看看陳教授的文章跟他的著作。”，他們就把相關論著都給他看了，他看過以後就說：“我看過了，可以開會了。”然而，投票的結果是，所有人都反對，只有先前對他有質疑的王教授投了唯一的讚成票。
王叔岷教授（資料圖）
台灣學界關於人事變動的投票都秘密進行，不可以實名，所以這類事情越來越多。不論是在台大還是其他大學，如果你的政治立場是反民進黨的，那是絕對進不去的。
前些時候，台大中文係要引進一個年輕人，系裡投票都過了，結果到文學院投票的時候，歷史係有一位非常非常綠的教授做代表，質疑他。《夏潮》雜誌社的創辦人雖然過世了，但這雜誌社仍然存在，現在一直在忙兩岸之間的交流，比如年輕學子若想考大陸的大學，他們會幫忙辦手續。這年輕人就參加了這個活動，結果被揭發，當然最後他就被投票否決了。
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中看到，台灣現在的學術界實在很糟糕；對於台灣的學術界，我其實很失望。東漢末仲長統說過，亂世就是“君子困賤，小人貴寵”，現在的台灣就是這樣子，那麼多人貪污舞弊、師德極壞，但是仍能飛黃騰達，甚至有人性騷擾女生，因“政治正確”而沒事。好人要想出頭卻極為困難。活在這麼“不公不義”的社會氛圍裡，確實痛苦。
越來越讓人喪氣的社會
現在台灣的情況就是，不論是選舉還是其他任何事情，基本都由綠營的人掌控，在現有機制下想挽回，非常困難；再加上美國遠近程控制，只要有出現向大陸傾斜一下的動向，就會遭處理。
比如當年洪秀柱主張祖國統一，她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資格就被換掉了。龐建國在2008年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時，曾提前透露海協會和海基會打算在台北、北京兩地互設辦事處的消息，結果他的位置就被拔掉了。即使在馬英九當政時期，向大陸稍微傾斜都要被阻攔，更不用說後來民進黨執政了。
現在的台灣，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罷，其實都是一樣的，頂多說我不主張立刻統一——不主張立刻統一，我們稱之為“獨台”，其他多半也是“台獨”。他們不能在法理上宣布“台獨”，實際上做的都是“台獨”的事，甚至於連柯文哲講“兩岸一家親”都會被批鬥。
相應地，現在的絕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台灣的學生，會認為“我們不是中國人，是台灣人”，而這“台灣人”還不是真正獨立的台灣人，而是日本殖民過的“台灣人”。先前有新聞報導，台灣有三位老人想以日本人的身份死去，這不是稀有個案，我就認識好多比我年紀輕的人多年前舉家遷往日本，加入日本國籍。加入美國的，就更不用說了，我就曾跟我的院長爭論道：“移民到美國去的教授（當時有一些台大教授全家移民美國，自己仍單身在台），沒權來跟我們談台灣的前途。”
如今冀望台灣人民能心向祖國，大概很不容易。1990年代初，我訪問中山大學和珠三角時，曾有一位當地記者陪了我一整天，我們聊了很多。他當然相信台灣人民心向祖國，我跟他直言台灣沒有這回事，台灣大部分民眾不心向祖國，這是殘酷卻如鐵一般的事實，如果不能針對這現實做事情，最後可能會導致更大的誤判。
其實現在兩岸的敵對情況比當年國民黨當政時期更為嚴重。國民黨當政時，大家認為自己都是中國人，只不過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國民黨；現在民進黨把大陸視作“敵國”。用大陸的話語來講，兩岸之間原本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已演變成“敵我矛盾”。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些當年非常反共的老國民黨人，比如曾主管台灣政治作戰和宣傳的許歷農“將軍” 於2017年發布一封公開信，說明他“不再反共”的理由。他說：過去國民政府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復存在，對岸同胞不是生活於“水深火熱”當中，大陸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強國；因此，唯有選擇兩岸統一才是“互利雙贏”的方案。
但用大陸的成就來說服台灣人改變國族認同，其實很難。因為台灣看不到央視，甚至看不到鳳凰，台灣媒體播放有關大陸的消息，都是“反華反中”和抹黑的。年輕人根本不看有關大陸的新聞，一看到就關掉；你一講他們不喜歡聽的話，他們就不繼續聽了。他們常常跟我們講的一句話就是“你被大陸宣傳洗腦了”。
仍要懷有希望
不過也不要太悲觀。現在很多人也開始勸，大方向轉不過來，就不要再為這種事情生氣了，大家先保好自己的命，再慢慢地在私底下做事情。
民間一直在推廣中華文史教育，進行“古典自救”。比如我們幾個朋友就製作了十一集的《歷史沙龍·尋秦記》，當下正籌備寫一套《理想中的中國史》。漢光教育基金會宋具芳董事長贊助，一爐香文化事業公司策劃出版《理想的讀本·國文》。
當然，這並不容易，中間過程也會遇到一些障礙。比如我們在找人提供資金支持時，起先有幾位有錢的大佬、尤其是科技界的大佬都願意跟我們合作，因為他們也很關心台灣的歷史教育。其中有幾位大佬就曾跟我們講過，他們看到新的課本里連三國的英雄人物都沒有了，對此非常擔心，希望我們能在這方面做一點事。但是後來，他們又猶豫了，因為他們怕如果捐錢給我們，會被民進黨當局找麻煩。民進黨當局的這種做法確實把台灣社會，尤其是生意人，給限制住了。
有人說我們可到大陸募款，這是絕對不可以的，要是被民進黨知道，哪怕只有一點點資金，我們也會完蛋的，說不定就會被抓去。這點非常敏感，台灣的特務系統太厲害了，大陸的一毛錢都不能拿。
現在跟他們公然對著幹非常困難，我們幾個有共同想法的人只能一步步地來。今年我教的學生里，有幾個在寫報告的時候就說了，自己過去的想法原是怎樣怎樣的，但看了指導他們去看的一些書後，發現中國人、中國歷史也不是那樣的。對於其他人的認知，能改變一個是一個，我們也只能盡量這樣去做。
我小孫子去上小學，看老師天天講台灣，就問老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出台灣啊？”老師說，“你畢業之前走不出去的。”也就是說，他們若想知道台灣以外的歷史、故事，得靠課外讀物。而在台灣，現在有一套出自內地的漫畫書《如果歷史是一群喵》（萌貓漫畫學歷史）非常流行。深圳有工作室用貓作主角，以漫畫的形式來講述中國歷史。這書編得很好，不但有漫畫，漫畫旁邊還有小方塊，講解這故事的史料來源，還引導孩子去閱讀其他容易閱讀的書目。小孩子們比如我小孫子，就很喜歡看這書。
像這類事情可以多做做，讓孩子們不至於被他們完全洗腦。這顆種子種下去，將來總會開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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