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論第一期—如何促進台灣的進步與和諧
作者：康寧祥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號
筆者去年九月再度訪問美國(一九七○年六月第一次訪美)，此行兩大目的之一是：希望了解美國新政府—福特總統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有什麼新的做法。在美國國務院安排下，會晤了國務院主管遠東政務的官員、美國國會議員、中國問題專家和美國的輿論界。經過多方面廣泛的接觸、討論和了解，「美國新政府對台灣問題的態度」這個問題，筆者得到這樣的認識： 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是既定的政策，留下來的只是時間問題。 但雙方正式建交時，美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處理，希望能做到如下的努力—
一、美國希望繼續與台灣維持強大的經濟關係。
二、美國希望能與中共達成不以武力解決台灣的默契。
三、美國希望能不接觸到台灣的地位問題。
就美國所希望努力的三個目標，有加以探討的必要，其可行性、可能性如何？
一、美國希望繼續與台灣維持強大的經濟關係
去年，美國貿易中心，在中華民國政府優厚條件的配合下，在台北「熱烈 」而「隆重」的成立了。十大建設龐大的運用資金，很大的部份是來自美國；近年來，必要的物料採購，已自「鄰近」而「方便」的日本轉向美國。由於中美共同的利益和雙方的努力，中美雙方實在維持了比以前更加「強大的」經濟關係。
二、美國希望能與中共達成不以武力解決台灣的默契
以現在的政治局勢來分析，中共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自越南、高棉戰爭失利後，美國政府一再向亞洲盟國表明堅守條約的承諾，尤其在東南亞國家紛求脫離美國的衛星關係，尋求中立化的同時，再在台海發生武力衝突，必將損害美國國家利益。
軍事專家估計，要進攻一座海島，必須有五倍于守勢的兵力。台灣有六十萬常備軍，難道共匪敢傾全力動員三百萬兵力進攻台灣，而無視於中國北境那隻虎視耿耿、蠢蠢欲動的北極熊嗎？武力解決既無可能，談談如何？因為上海公報美國政府方面有過如此的表示：
美國方面聲明：「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談」即是台灣與大陸達成接觸的方式之一，何況對台灣命運有重大關係的美國朋友表示了他們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談的可能性，加以深入的探討。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八日美匪上海公報宣佈後，共匪對台灣的和平攻勢作過不少嚐試和努力。例如，去年筆者訪美期間，共匪就會積極邀請北美台灣留學界赴中國大陸參加偽國慶。打電報邀請台灣派員參加所謂「全國乒乓大會」，今年四月初釋放將近三百名政治犯；在故總統治喪期間有十名申請由港入台，引起很大的政治宣傳風波。截至目前為止，來自中共大陸的和平攻勢可說是「徒勞無功」。
中華民國政府方面的反應：不久以前，負政治總責任的蔣經國先生，向紐約時報記者表示：「與中國共黨的任何接觸或和談無異自殺，我們永遠不會笨到做這種事(Any contact or negotiation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would be suicidal and we shall never be that stupid.)。
今年三月四日筆者會以「為中華民國六十年代，國家所面臨的危疑前境，敬向行政院蔣院長，提出質詢」，其中提到「中國人民給執政黨太多的機會，夠多的時間了，大陸的失敗、聯合國的撤退、日本的斷交與即將面臨的國家困境，執政黨何以向全國父老交待？國父孫中山先生説：「蓋ー黨的精神才力必有缺失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異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永久不變的政策無法因應國內外 局勢的激烈變化，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我們是否還要在永久不變的政策領導下，默默的再等待下去？全民皆以沉默而焦急的心境，期待政治領導者明智的扶擇」。
蔣院長的答覆是：「我們國家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而在不同的時期，則有不同的政策，譬如國民革命：第一個時期的政策，是推翻滿清，第二個時期是北伐統一，第三個時期是剿匪，消滅江西蘇維埃政權，第四個時期是抗日戰爭，而目前這個階段的政策，則是反共復國。我們的國策確定以後，有各種不同的措施、與各種不同的方案，每一個時期的政策在告一段落時，(即已消滅當時的敵人時)就變更為另一個階段的政策。因此現在這個時期的政策，就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反共復國。而實行起來，在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行政方案，與不同的行政措施。但國家『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卻是不能變更的。」「反共復國」是當前政府的基本政策，蔣院長對筆者質詢的答覆，充分而明顯的表示出當政者「反共」的最大決心。武力解放台灣的可能幾乎等於零，和平解決台灣現在也無法出現，台灣與大陸將繼續維持三十年來隔離的狀態將是可以預料的。
三、美國希望能不接觸到台灣地位問題
在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但美國對台灣現狀的維持自越、高失陷後，局勢反而暫趨穩定，同時中共處於現階段的亞洲局勢，也不希望美國勢力撤出亞洲地區。以目前的國際外交關係，中華民國尚與三十個國家維持正式邦交，與六個國家維持半正式邦交，保留住十六個聯合國附屬組織和國際機構的會員地位，並與全世界一二七個地區或國家有貿易關係。但若深入觀察，世界各政治大國—美國、英國、德國 、法國、蘇聯、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諸國中，只餘美國尚與我國維持外交關係，但這種外交關係隨時都有令人疑惑，捉摸不定的感覺。再環顧我們左鄰右舍—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高棉、泰國、寮國諸國，除了東北亞的韓國外，其他國家均已棄我們而去。面對國際政治關係的衰微，我們雖有「處變不驚」的修養，「莊敬自強」的能耐，但對這種有強大窒息感的國際外交趨勢，我們如何應對？我們是否需要自我調整？這種趨勢正綿綿不絕而來，還挾著難於抗拒的感染力順勢而下，所以美國與中共建交時，或許能做到對台灣問題不求取結論的努力，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的長久不變。
據以上所述，中華民國面臨的外交局勢，有令人安慰和深具信心的一面，那是十幾年來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創造的成果，但也有令人難於心安而畏懼的一面，那是因為我們過份僵化而無法適應所造成的結果。
探討過外交問題後，對內政問題也必須加以研究、檢討，對台灣社會所內蘊的問題，才能做全盤的了解。筆者列身參與國會，有機會研究整個國家活動，並對之提出應興應革的建議；另一方面藉與民間的頻繁接觸，觀察一般社會需要，民心動向、對國家前途的期待，發覺有三個問題值得朝野一致加以注意、研究並且全力來提出解決的辦法：
一、根據民國六十二年，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一二」，四十九歲以下的人口佔中華民國一、六○○萬人口的「百分之八七·八」。身居當今中華民國領導階層者，大都是佔全人口「百分之三·三」六十五歲以上的人，近年來，老成凋謝，難以為繼。佔全人口「百分之八七·八」四十九歲以下的人，這一群中華民國未來命運的決定者，二十幾年來，在全世界智識爆發科技突飛猛進和台灣安定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他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看法，對中華民國前途的意見和扶擇以及對他們所賴以生存社會的主張和需求。這些因素在在都是現在以及未來的領導者，必須嚴重考慮和衡量的問題。
二、根據民國六十二年，台灣省、台北市、省市政府的「家庭所得」統計 資料顯示：
(一) 台北市年收入在三萬五任元以上四萬元以下的家庭(也即月收入二九一六元到三三三三元者)佔總戶數(全市共四一八、七九二戶)的「百分之五·五四」(有一○、三○九戶)。台灣省同一所得水準的「非農家」家庭佔總戶數(全省共二、四三九、七二○戶)的「百分之十五·四三」(有一七七、五二二戶)。依台灣社會目前的生活水準，月收入在三三三元以下的家庭，其生活之困苦無著，是可以想像的。
(二) 台北市年收入在七萬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的家庭(也即月收入自五、八三○元到六、二五○元者)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二七·七八」(有一九、三二九戶)，台灣省同一所得水準的「非農家」家庭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四八· 二二」(有一二二、八四二卢)，月收入在六、二五O元以下的所得階層的家庭，日常生活大概可以「平靜」「清苦」加以形容，但家庭生活一有點風吹草動，或遇著生、老、病、死的境遇，那種到處張羅、四出借貸，甚而家計破產、家庭離散的情境，也是很容易想像的。
由以上的統計，台北市月收入在六千二百五拾元以下的家庭，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三·三二」，也就是台北市的家庭每三戶就有一戶屬於生活極不易穩定的中小收入家庭。台灣省「非農家」月收入在同一所得水準的家庭，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六三·六五」，也就是台灣省的「非農家」家庭每三戶幾乎就有二戶屬於生活極不易穩定的中小收入家庭。全國家庭的所得分配有其不可忽視的不穩定性，這種情況直接對台灣社會的安定有其決定性的影響。二次大戰後，亞洲國家動亂頻仍、政潮迭起、社會不安，這種潛伏在亞洲社會不穩定的家庭所得分配，才是滋生變亂、引起共黨騷動的主要原因，也是形成無產意識的良好溫床。面對台灣社會潛在的不安危機，台灣、台北省市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雖傾全力，但力量微薄，措施儘屬枝節，故而效果不彰。中央政府對此問題的處理，更是顢頇不堪，因為從中央政府總預算分配於社會福利支出，真正用於社會福利措施的經費，實在微乎其微。
三、 機會公開與機會平等問題
光復以來，執政的國民黨傾全力擴張其政治權力，到今天，在台灣國民黨已造成一個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指導力。在此，我們暫不批評這種「絕對權力」對整個社會的價值、對政治所發生的優劣反應、對台灣前途的影響。我們只要揭開因這種絕對優勢的政治指導力，所導致的政治偏差、社會怪相，我們便能體驗到台灣社會內在的危機，何其嚴重？
(一) 在台灣一個不是國民黨員的合格公民，如果他在國民小學當教員的話，他很難能當上小學的教導主任，至於小學校長更談不上。如果他在台北市政府或台灣省政府服務的話，他幾乎不可能由一個普通雇職員登上股長的寶座，至於科長的位置更非一個非國民黨員的合格公務員所敢奢望的。
(二) 全台北市警察局有六十四個派出所，六十四個派出所的主管，只有三個主管是台灣人。
這是不是在告訴所有中國人，不是國民黨員，就沒有權利享受公開平等的政治機會？如果這種政治現象繼續再發展下去，除了全民都參加國民黨以外，怎能杜絕國內外有識之士指責國民黨製造黨內外的分離，挑撥本、外省人的感情？這種現象對於一個極力推動進步、和諧社會的政治領導者是最應該袪除的。
自從故總統蔣公逝世後，執政當局極力欲創造一個「人和」的政治氣氛：諸如減刑條例的提出，辦理被開除國民黨籍黨員的歸隊，以及年底立法委員的選舉，不論黨內外、執政黨均表示願意支持，尤其誠懇的表示願意多讓黨外人士加入競選、參與政治的熱意，著實合人感佩。但執政黨如能針對本文所列舉的外交、內政幾項根本問題，跨大步伐、打開大門，擬定政策，訂定目標，逐步解決，則將因「政通」而更能擴大「人和」的政治效果，且能使台灣社會更加進步，更為和諧，終因共同目標的體現而造成中華民國更美好的前途。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