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論第一期—變局裡該怎麼辦
作者：張景涵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號
「心防」遠比「國防」更為重要・ー個具堅強心防的社會，將不是千軍萬馬所能打得破的—作者
前言
這兩年來，尤其是最近的半年，我們是結結實實的體驗到時局動盪的威脅，往後的日子，可以預見的，還有更多合我們難以適應和窮於招架的事情將會不斷的發生。追根究底，其過不在於時局變化得太多，而是瞬息萬變的時局中，我們應變得太少，由於架式已習慣於擺得太大太高，懶得變，也害怕變，甚至不知道如何去適應，猶如宦家子弟，坐享遺產，四體不勤，沉緬逸樂，久而久之身體機能衰退，營養的供輸遲滯，渾身鈣化肢體酸軟，自然而然變得欲振乏力。當風平浪靜的時際，還不致於有什麼差錯，一旦裡裡外外產生一點變故，當然立刻變得難以招架。
假如難以招架的結果只不過是像船在風浪中保證幌兩下子即可迅速恢復寧靜的話，倒也有驚無險令人稱慶，大家所就心懼怕的是，在風浪中假如仍然牢牢地抓著龐大而已失去了重心的軀殼，既疏忽了調整航線，又無法靈活地修補罅漏，船上的人們此刻所焦心如焚的當是會不會葬身海底？
兩月前自立晚報連載了吳豐山先生「時局在銳變中」一文將幾項極具爭論性的問題重新提出來討論。兩年來時局變化太多了，但輿論界也不知從何而來的定力，居然「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說不要說它，就真的什麼也不說，不知道是否真的對於自身的前途命脈也可以漠然無動於衷？到底這種心理是出自於對大局真懷抱著無可救藥的樂觀呢？還是對切身的政治問題都已麻木到完全不為所動的境界，除非錢勢人家已經將阮文紹式的出路安排停當，而剩下的大眾又對於「生活方式」和「政治體制」的選擇已經「沒有成見」，假如麻木的內情是如此的話，這種暴風雨前的寧靜才是真正可怕的。下文筆者將嚐試對當前比較最迫切的問題提供幾項觀念來作為探討時局的參考：
一、未來的命運何去何從？
自從聯合國撤退後，海外關心台灣的中外學人、留學生討論台灣未來前途的可說與日俱增喧騰擾壤零亂分歧不堪，有人主張台灣乃中國的一省，因而「統一」與「回歸」已是時候了，認同「社會主義祖國」，又可分享現成的「大國」榮威感，長久受過大一統思想教育接受共黨宣傳又對大陸具有鄉土之情的人很自然走向這一類；有人主張台灣應該從此脫離中國大陸，獨立為國，以避免接受中共統治這是所謂台獨派；有人主張台灣與大陸生活思想方式各異，難以立刻融合而主張台灣成為中共的高度自治區，以作將來完成歸併的準備，這是折衷統一派；有人主張社會主義再好也不必由中共來執行，台灣自己可以實施，這是左傾台獨派。當然也有人主張大陸乃是中華民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反攻大陸乃是我全民神聖的使命，本著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重建新中國乃是我無可替代的天職。
本來，最後一種說法最能符合我既定的國策，只可惜長久不能實施和貫徹的反攻國策，雖還有人說，但已經很少人去注意了。當海外鑼鼓喧天地妄談國是，肆無忌懼地想為我們決定命運的時候，對於事關我們切身存亡榮辱的大事，我們居然能沈得住氣地默然不語處驚不變？尤其當鄰國越高淪陷寮國垂危，南韓進入緊急狀態，附近「傳統友誼」的國家一一承認中共，而美國對台政策又一度變得曖昧動搖的時刻，大家把決定存亡的命運付託給惟一的執政黨，而執政黨在此際除了重新強調三十年來始終未能達成的反攻大陸國策之外，並沒有能夠給國民新的啟示和新的交代，到底處在這種變局裡我們將何去何從，是不是單純只繼續強調既定國策和鞏固領導中心即可挽救危局？或許還須要其他什麼作法來喚起全民保國衛士的熱情？在上者對最重要的事始終三織其口，在下者對切身大事跟著沉默不語，卻只有一批在海外的人沸騰地為我們焦急，相信在這裡的沉默多數，在美國瑞士沒有存款、買不起機票、也不想當難民的社會大衆，他們也一定有他們的主張，讓他們了解他們的處境，讓他們發言、聽聽他們的心聲，讓他們激發內心對鄉土國家的情感，他們是會成為打不垮的以色列的國民，但是假如繼續讓他們麻木和冷默，不知那一天，他們將會像越南人一樣只在一夜之間便作他們沈默的選擇，這不是極端可怕的嗎？
二、「人在台灣誰不反共」？
吳豐山在自立晚報討論到台灣住民意識型態及維護生活方式的問題，他認為：依中華民國現有的住民來說，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當年不要共產主義，因而渡海來台的；另一種是在台灣出生、台灣長大、而在現行政治體制下活得很好的人，這包括早一代即已來台的台灣人在內。他認為三十八年大陸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和中共視同水火，看成死敵，乃是堅決反共的，而台灣人及台灣出生的外省第二代青年雖無直接的仇共意識，但因為對目前生活方式的滿足，他們也是反共的，至少基本上對大陸共產政權是陌生而疏離的。這種分析大體上是客觀的。由於這種反共「心防」的強度如何關係台灣未來存亡續絕及發展動向極為重大，這問題不能粗糙草率的一筆交代過去，恐怕還須作較深入的觀察和分析：
在一兩年以前，台灣幾十年來在反共心防的建設上大致上是直線往上猛升，這是不容否認的趨向。政府公職人員滿足於政權的鞏固包括國內外局勢的安全，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普遍有躊躇滿志之象；工商界的大亨眼看著逐年累進的利潤和資產，他們的生活已經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亨相匹敵；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的從業者也可以分享到成長的餘蔭，大致上他們的收獲也可以和所付出的努力成比例。廣大的勞工大衆雖然他們所獲得的利潤遠不及他們為經濟成長所付出的勞務和犧牲，但由於農村經濟的萎縮崩潰，面對著無後路可退的情況下，他們尚能安於工作環境和條件並不良好的工作，只有四百萬的農民，他們早期為台灣工商經濟的成長付出了一切犧牲，但卻沒來得及從工商累積的利潤裡得到反哺，他們是當時社會一群最不穩定的階層。此外，智識階層則對於政治的革新、自由法治社會的建設懷抱無窮的希望，他們雖不熱望於實際的參與，但已享受著相當程度的意見參與，他們當然會意識到，這種意見的參與絕不是在共產社會中所能獲得的。
因而大致而言，除了農民階層較不穩定外，反共心防的建設可說與日俱升，逐步鞏固。
然而這一兩年來，這種進展的步伐卻遭受到相當的挫折和打擊，先是聯合國的撤退舉國一致在心理上造成嚴重的震撼，尼周公報又一次的造成休克？隨之而來的是外交上的步步失利，大國的信念，反攻大陸的希望難免遭受不能即刻適應的無情打擊所以仍不能有大幅度的改善，由於農村過去仍有半數以上的所得是來自非農業，而今工商經濟的未能恢復，使農村雖獲得一部分的收入但子弟們減少了，這是精神上的。接著能源危機之後緊跟著又是經濟的不景氣，原本不夠健全的經濟結構，經此一打擊幾乎撼動了整個社會結構。數十年來一直以經濟發展為惟一吸引人的努力目標和希望，而今這個目標一旦受挫，當然難免普遍表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徬煌，正在此時，纏戰十多年的越南高棉，只在半月之間如山倒一般的崩陷，寮國接著垂危，南韓再一度的告急，鄰國泰菲也在倉煌之中紛紛與我斷交。溫室裡長大的國民怎堪突然遭受如此暴風雨的襲擊？
假設平時就多讓我們的國民多了解一些國內外的真實情況，當享受榮華盛世的時際，就能多容納點「危言」的疫苗，那麼當遭受到嚴重撞擊的時候，也比較的容易習以為常，更重要的是，許多問題可以早有警愓而預為防患，問題是國民在毫無接種疫苗的情況下，內心的惶惑無主和震盪乃是可以想見的。
此刻廣大的勞工由於經濟的急速萎縮，會一度普遍的缺乏就業，半年來雖局部復甦，但面對著賠本經營的業主，他們也無法增加工資，另方面物價通貨不斷的猛漲，他們為了支付加倍的生活費用已感到嚴酷的生活壓力，少部分安份者還鄉耕作，不耐艱苦者則轉入娼賭業這是不景氣以後所帶來目前最景氣的事業，目前許多稍後復醒的業主所以找不到男女工人，除工資趕不上物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農業狀況經過政府大量的投資及糧價的提高，農村經濟已有改善的跡象，農村原有工商業方面的收入，農村土地近有上漲的趨勢，這是二十多年來從未有的現象，這是農民耕作興趣提高的象徵，然而有識見的農民們卻仍擔心，萬一政府財力不能或無力對農業作長時期的補貼，他們仍然對前途不敢寄予太大的樂觀，這是他們內心的隱憂。
中小企業者在不景氣的震盪中，他們算是最艱苦困頓的階層，他們會是台灣經濟飛躍成長的鬪士，然而走在馬路上提著○○七提箱的青年人，幾乎已是面無血色，有些人雖然丟棄了摩托車換了汽車，但那是為了增強「信用」以便借錢周轉資金用的，駕著汽車來往於銀行和錢莊之間，望著手錶，每日汽車裡流的都是冷汗，市場開拓毫無展望，資金借貸無門，辛苦建立起來的企業，眼看就要被兼併瓦解，家人親友每日所為他揑著汗擔心的是何日將隨著支票一起走進龜山監獄。他們已隨時準備重新成為一群無產的份子。
資本家們這兩年是他們最清閑的時光，清閑使他們有機會想到局面可能產生的危機，他們觀望、猶豫，眼看越戰的結局，他們已為全家大小購買了居留權，既準備機動逃亡，當不會再有繼續再投資的欲感望。
談到智識階層，尤其是在此地受教育的青年，他們長久以來雖居於台灣一隅，但接受的教育都是大局面的，他們要做五千年歷史的承繼者，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大國的所有者，雖然處在小局面中，野心壯志則屬於大格局的，近代史的教育告訴他們需要恢復強國才能雪恥，他們也期待這些願望的實現，然而長久未能反攻大陸的結果，當然難免使這種大尺度的願望將會轉向於寄託另一種幻想，尤其當「強大」陰影的魅力形成的時候，從內心裡難以抗拒它的迷誘乃是很自然的事。這是為什麼連對大陸已缺乏思鄉情緒的台灣青年也會從內心深處產生質變的第一項理由。其次對福利社會公平均富社會的嚮往會使他們寄託極大的期待於政府，筆者數年前即已一再指出：這種溫和的漸進改革主義者，他們的成功必然給政府帶來無形的向心力鼓舞海內外關心國是者對政府寄託更大的希望，整個社會也將因此獲得蓬勃的活力和朝氣，相反的，對這種力量假如炫耀一種鐵腕，使他們覺得無能為力的話，當然足夠啟示大衆：溫和主義的路是一條死巷，對於整個社會的和平進化來說，這絕對不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的，目前許多聰明智慧極高的年輕人對於走向民主自由及法治政治已經不再有先前的熱情，他們對民主不再有熱情之後將會如何，它所代表的意義所象徵的前兆都是令人憂慮的。
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他們的心向和慾望，慾求滿足的程度也就是他們對生活方式滿足的程度，它可以決定人們對反共「心防」的強度，今天當國內外時局發生巨變的時刻，從每一個階層的溫度表上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心防」變化的微兆。「心防」遠比「國防」重要，一個具有堅強心防的社會，將不是千軍萬馬所能攻得破的，相反的，一個缺乏鞏固心防的國家，即使擁有世界一流的軍隊和裝備甚至於稠密的安全網如南越，也將會有「兵敗如山倒」的可能性。「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我們怎能不審慎的體察這種變化，而妥善地尋求恢復和強化這種「心防」的途徑!
然則，如何強化呢？目前最重要的兩個途徑：外交以及內政，簡單的說是：外交的現實主義，以及內政的民主法治主義，整個的目的只有一個：使自己的國民和全世界的國家重新對我刷新印象，重新挽回並強化其向心力，面對強敵壓境，此刻已迫切地必須尋求生存之道的時候。
三、現實主義的外交
不錯，在台灣三十年來經濟卓越的成就，一小部份得自他國的幫助，一大部份是自己運用智慧和埋頭苦幹的成果；同樣的，台灣在國際政壇上的挫敗，也要我們自己去負大部份的責任。這是很適切的比喻，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由零創造出燦爛的成果，相反的外交卻從極度燦爛輝煌的局面終歸於無限的蕭索和蒼涼。嚴格說來這個肇因只有一小部份是外力造成的，假設我們當來得及改變外交戰略的時刻適時地改變；假設我們當年的外交決策者具有察納雅言的雅量，假設十數年前即已提出「外交現實主義」者不要將他們一一視之如寇讎，如同十八年前提倡節育的先知者不要把他們視之如蛇蝎叛徒，今天也不致於對內政社會問題感覺如此棘手一樣。
往者已矣，來者雖已嫌遲但猶可追。當年退出安理會席次時，如早日主動爭取留置聯大，只要順水推舟，即可免於遺留諸多後患，同樣的假如能以此為鑑，當美國承認中共之前，主動嚐試推動一種權宜措施，拿出斷臂的勇氣，主動以現實主義為出發點推行割肉補瘡之策，說不定還能爭取最後的機會，創造柳暗花明的境界。畢竟人助自助者，如同經濟建設的成就一樣只有主動去創造使他人方便於助我的客觀形勢，才能爭取他國來助我，否則「一切嚴重後果溉由貴國負責」的聲明，一旦用到最後一個友邦的時候，恐怕一切更嚴重的後果都將由我自行負責了。影響我生存的困局還是有突破的可能，關鍵還在於面子的包袱有沒有勇氣和決心去克服克服了柳暗花明步向康莊，不能克服，則我們只有無可奈何地乞求於上蒼了。
四、内政的法治化
內政的修明，其意義除了建設內部「心防」，鞏固「操之在我」的力量之外，也是爭取與國最堅實的基礎，季辛吉這一年來不斷強調美國的援外政策不僅是援助一個反共的國家，而且援助的必須是一個非腐化惡化的人道主義的政府。美國未必是一個如何人道主義的國家，但為了確保他們援助的果實，他們害怕他們投資重金援助的國家當腐化和惡化到達某種極限，這個單元絕對化的政治力量便在一夜之間崩潰得連撤僑都來不及，越南的例子令他們寒心，雖然越戰政策可以責備美國一百個不是，但是他們仍說：何以我們援助西歐、及亞洲日本就不會使我們這樣的血本無歸呢？
內政上的法治化，不僅可以令海內外的人一新耳目，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確立政脈和國脈生生不息的力量，執政黨既已成為全國惟一穩操政權的政黨，則很可以具有為千秋萬世樹立典章規範的胸襟和氣概，何況有這一份磅礴的理想，不僅不致影響政權的繼續握有，而且更是政權長期延續的最大保障。
在千頭萬緒的內政問題之中，具有可行性，而且必須迅速去做，以求挽回聲譽的可以做下述三項：司法的獨立，選舉的公正，以及國會改進問題，假如這些能解決的話，很多煩雜的問題也可逐漸迎刃而解。
一、司法獨立
司法乃是一個國家道德的統治力量，這種力量的獨立和超然化，無異將為社會的安定樹立另一根極鞏固的支柱。固然把司法扭曲為行政的工具畢竟是有其無上的方便，但是缺乏公正的司法來制衡的政治權力，將很難以避免步入腐化的深淵，而且一種判明是非、主持正義公道的力量假如不能建立，那麼民怨的焦點將不會放在司法官身上，而會集中在政權本身，這是為什麼明治維新學習西方，司法大臣不惜冒最大的險為日本建立獨立司法的原因。前些時電視公司搬演包青天劇時，全國民衆那種如痴如狂的陶醉，青天包大爺「出巡」埔里時那種萬人空巷的朝拜場面說明了我們的民眾長久以來已在飢渴些什麼。有一天當司法院長或司法行政部長出巡時，也能萬人空巷的時候，政治的道德化和社會的安定便已經邁進了新的境界。
二、選舉的公正
選務始終不能辦得公正，在早年人們都可以原諒為「民主學步」，學步階段執政黨為了害怕失敗，難免探取一切措施來保障選舉的勝利。但選舉已經快辦三十年了，現代社會辦任何事情很少有動不動以幾十年做單元還做不好的事，尤其政治家的支票最長只能開四年，欲罷不能再延一次，頂多也只有八年，再無法兌現，則恐怕選民們這一生永不會再給他機會了。我們的選舉已辦了三十年，人生沒有幾個三十可過，過去辦不好可以解釋作在特殊時代為完成特殊任務必須實行革命民主等等，今後如果仍辦不好不僅止將會危及一個政府的信譽，杜絕了人們繼續再寄託濃烈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一種和平演進和代謝的制度，將來在我們子孫的手上將會更難建立起來，理由很簡單，他們將理直氣壯的說：西方和平式的民主選舉，已經在早一代證明不可行，還是回歸到傳統暴戾和鬥爭路線去。
我們所以聲嘶力竭地鼓吹趕快建立公平選舉的制度和習慣，目的只有一個：以選票來代替槍彈，以數人頭來代替打破人頭，目的只為了保證和平演進的路不要再被主張暴力者打進天堂去。
我們的祖先那麼聰明地用絕對公平的科舉制度統治了龐大中國幾千年，不管它好壞，人才的晉升是有一條固定而公平的軌道可走，今天我們也很聰明的把它用在大專聯考上，在升學主義的路途上儘管大家疲備而抱怨，但沒有人對公平有任何庇議，這是高中生們不會憤而起來打家劫舍的最主要原因。公平才有人願意來參加，並且把他的熱情和對前途的希望都寄託在這條路上，那麼他何必又去動別的歪腦筋呢？所以我們說：公平的選舉，不是用來保障候選人，而是用來保障自己。這種制度一旦確立了，安定社會的另一根堅實而鞏固的支柱又樹立起來了，這根柱子一旦樹立起來，執政黨員照樣可以用充實自己的方法，按正規牌理出牌，而光榮地勝利，勝也勝得可以在日光下大聲講話，那是多麼光彩的事，萬一敗了，也可以按牌理東山再起，否則我以不公平待人，將來人家也不公平待我夫復何言？
事實上選舉要做到可以信服人的公平，可以不必說得天花亂墜，只要默默地做兩件事情，多少謠言和惡意攻訂都可以不攻自破，一是技術性的另一個是屬於政策性的。
技術性的是：(1)開放所有的投票所，包括營區投票所及特定票所，既然是公開公正和公平的選舉，則理論上應該沒有什麼不能見人的理由，另外觀察員至少也應該可以容許最低限度每一票箱一個，否則上千的票箱每一候選人只容許派十多個法定觀察員，人的毛病總是覺得：「沒讓我們看的部份定精彩絕倫！」執政黨屢次讓人想像其作弊的精彩，實在是很划不来的損失。(2)其次為表示磊落不妨買投票機來，假如預算不足，可讓歷屆候選人分期負擔一些，以自由身份出來的人相信都很願意負擔，其實由國家預算來負擔也是很應該的，我們抽百姓的稅硬是用電腦算得鈔票分文不漏，計算人民的選票卻常常可以含籠統的用BIC原子筆一揮，這是不太公平的。用電腦機器來計算選票，以及打開票所讓陽光空氣來曝晒投票所的陰霾，這都是在事前及事中表示磊落和微信，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使人民深切了解執政黨在選舉過程中是如此的公平公正和公開。
其次在政策上本來司法獨立應該在事後的救濟上以及在「刑期無刑」上應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許多涉及人身體誘和攻擊，以及賄選、非法助選、脅迫、甚至於非法製造選舉人名冊，戶政上臨時出現共同事業戶等之弊端時有所聞，但在判例上似乎還沒有發現執政黨候選人會犯過或被判過的，但非執政黨候選人或當選人雖戰戰競競地不敢違「法」，最後卻都難免於牢獄。因而在司法的信譽還沒有建立之前似可以容許設立選舉訴訟法庭，由道德上公認沒有瑕疵的公正人士及候選當事人組成的陪審團，共同審理選訟，則事後的救濟上當不致於使人感到無能和無助之感。
不過話又說回來，假設領導者深明選舉公平對千秋萬世永恆的意義，而有勇氣有決心去做到的話，以上諸種防患的措施都可以變得不重要了。華盛頓當年有人勸他稱帝或連任三次時，他全拒絕了，此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沒有一個總統敢違反這位偉人所創下的先例。後來雖然被羅斯福所破壞了，但由於長久先例所帶來的力量，終於迅速地以明文制止了後人的再犯。執政黨既然常以最偉大、對國家貢獻最大的政黨自居和自勉，假如能建立這種公平選舉的典範，相信以後千秋萬世的歲月將不會有人敢違反這種規範。
三、國會的改造
一個國家維持了兩千個國會議員，本來已是相當駭人聽聞的事，再加上將近三十年沒有改選，任期三十年的國會議員，恐怕也是在人類民主政治史上首開的先例，一個不能由人民定期來改選的代表，嚴格說來已經不是民意機構，而是一種特權貴族機構，在民主國家中也不乏終身職的貴族院，它可以沒有改選，國家可以尊重他們的功勳榮譽，接受他們的經驗和諮詢，但因為他們不經人民定期改選，不能密切的代表民意，反應人民的心聲，所以他們不能擁有代表人民執行立法的權利，包括國大代表在內，更由於他們立的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所選的是國家的元首，假設立法監察委員終身職不合理，則國大代表的終身職怎麼能說那就是合理呢？
長久不能改選的國會對內已經引起一般人民對於政府一天比一天更加深的疏離感，在國際間則難免使我政府的清譽和代表性蒙上塵埃，長久維持著這麼一個龐大而畸型的特權集團對內對外都使國家蒙受難以補償的損失，尤其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代，在國會中不能充分選出他們的代表，新生代的聲音，乃是時代的脈搏，長久壓抑這種時代脈搏的跳動，難免使國家的生機枯萎凋敝，淤塞的血管假如能加以適當的疏通清洗，身體的機能才能出現蓬勃的朝氣。
至於如何來改選新的國會，這是意見最紛歧的事，不過不管何種方式的改選，只要是全面的，都比維持目前這種方式為合理。原有的中央民意代表，為國家盡了三十年的辛勞，他們不僅有功勞而且也有苦勞，假設讓他們正當年邁之時適時的全面辦理退休，對他們個人而言也應該是晚年的清福，國家也仍然可以借重他們寶貴的經驗和學識，似乎可以模仿西方貴族院或諮議院之類的機構，給他們最崇高的職位，繼續提供一切有關公務的資料和研究環境，使他們對於新選的國會及行政機構之間繼續貢獻他們的智慧，並且也得以提携後進議員，這也是促進兩代和諧相處之道。
其次關於國會人數的問題，既然考慮到全面民選，就不能不照顧到各種可行性及可接收性的問題，目前一般而言外省籍的人士所以較傾向於反對民選，無他，面對著多數的本省人他不容易當選，民主政治一項很主要的精神原是同時照顧到多數和少數的，為了使居於較少數但卻富於經驗和學識的外省同胞也願意接受民主法治的途徑，相信台灣同胞也都會很樂意接受一種可以促進和諧的折衷方案的，假設以人口為計算標準的話，目前一千六百萬同胞中本省人以一千三百萬計，每十萬人口選一名，可選出一百三十名議員；外省人口可以三百萬計，不妨為了保障少數再乘以一倍，則為六百萬人，外省人則可選出六十名的保障名額，這樣至少在新國會中可佔有三分之一強的保障席次，至於他不依賴這種保障，願意參加自由競選者則不在此限，這樣就可以提供一種最低名額的保障。為政者不能不面對現實，今天筆者並非有意在此強調省籍的差異，但這種差異既然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的話，只有面對它來研究它以期提供一種可被接受及可能解決的方法。這種處理方式也是為了使本省人與外省同胞間的相處能透過制度的合理、機會的均等而趨於和諧圓滿。
再次談到監察權，現行監察院的職權在長久以來實行的結果，所以表現得形同虛設，主要乃是因為其機構因分立而孤立，權力因與立法預算權隔離而變得無力，既然如此似可考慮使監察權歸併於國會權之內，而使國會的功能可以獲得完美的發育。假若考慮對於國會加以相當制衡的話亦可考慮強化由原有中央民代所組織「諮議院」的功能，這個院可以不用選舉來產生委員，為了使它能生生不息，也可由總統任命德高望重或學能卓越卻沒有能力參與選舉的人才擔任，當然這種機構所能享受的權力絕不能與民選國會等量齊觀的。
當然以上種種構想都會牽涉到憲法的問題，但假設我們有決心在政治上做大幅度的調整來適應現實的話，問題並不難獲得解決，同時也並不缺乏先例可援，憲法臨時條款的修改是方式之一，另外也可以考慮透過現有的國大擴大改選召集修憲國大，待修憲完成，可仿照當年制憲國大之例即全數解散，而歸併於諮議院之中。
最後必須談的是如何網羅人選的問題。在一個民主法治已上軌的社會，不必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你認為不行的人，多了你一票而當選，只要他的手段沒有違法，大家都沒話可說，而政治也就是憑藉著能讓大家沒話講而獲得安定。可惜的是我們的選舉始終都不能上軌道，既然選舉尚不能以民意為依歸，執政黨的喜怒好惡就仍然佔有極大的影響力。在過去執政黨提名的人選多數都偏重於有錢而聽話的人，而通常一個可以取悅上級而獲提名的人，就不一定能獲得群衆的支持，或者說對群衆具有影響力，因此常為了達到「府會一家」的效果而犧牲了群衆，使群衆脫離得越來越遠，其實議會政治一項很典型的政治功能乃是：收羅反對者，使他們的反對意見透過固定的軌道和程序而化為建設性的力量，這是化破壞為建設之道。議會假如盡是收羅一批聽話而無個性及影響力的人，徒讓有力人士都流落曠野，然後又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提心吊膽亦步亦趨的去防患他們的一言一行，這就變成人力財力的雙重浪費。
因而公平的選舉實際上還不在於保障反對者，而在於保障執政者，人才皆能自然地使其各有所終的社會，才是最安全的社會，執政黨不管對於黨內提名也好，對於黨外的反對者也好，拿出最公平磊落的態度，實施最公平的選舉，以真正的民意為依歸，將不難重新獲得民心熱烈的支持和擁護的。
結語
國家現代化的路途是充滿刑棘和危機四伏的，但為了避免危機也只能勇往精進而不宜徘徊瞻。進步所帶來的危機固然深重，但假設能獲得全民由衷參與的熱誠，問題都不難克服，這些日來明明大家對於萬變的時局，內心裡都關懷著什麼，但卻人人都忌諱重重，誰也不敢把內心所關心的、所恐懼的大膽的說出來，這種傾向遠比危機本身更令人感到憂慮。人民對政治的恐懼感當發展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必然會形成冷漠、麻木和疏離的現象，無論如何，這是相當可怕的。但願國人不要輕易放棄關心自己鄉土和國家的權利，我們覺得只要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應有權利打從內心裡坦蕩磊落地來熱愛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也應有權利來關懷我們的親友、鄰居和同胞的生存與福社。熱愛自己的國家、關懷自己的命運和前途，應該可以不必像耗子一樣的鬼鬼崇崇和窮窃風色的。相信聰明的當局者也會了解：只有使更多人來關懷熱愛自己的鄉土、同胞和前途，將來才可能獲得更多人用他們的熱血和熱情來護衛他所屬的國家。否則，這種冷漠和麻木再維持下去，有一天，當需要全體國民勇敢奮起的時候，他們會不會又像耗子一樣的逃竄和投降呢？越南的悲劇記憶猶新，我們能不戒慎嗎？末了，我還是要重覆的強調：一個有堅強「心防」的社會，即使國防衰微，也將不是千軍萬馬所能攻得破的，現代的例子太多不必一一枚舉。然則我們將如何來建設這種「心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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