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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常州新年燈會（圖：新華社）
中國逢「九」必有大變？二零一九年中國將面對十大挑戰：中美貿易戰惡化、經濟下行、朝鮮核武失控、新疆民族問題、拆十字架與整頓教會的反彈、退休軍人抗議潮上升、勞工抗議上升、「一帶一路」受挫、疫苗與食品安全問題、政改問題。當前的難關刺激中國走向更多積極反思，推動全盤改革，推動政治改革，建立真正的權力制衡機制，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形成一種「倒逼」的力量，壞事變好事，邁向更理想的社會。
中國「逢九」必有大變？從一九四九到二零一九，七十年來，每逢「九」字結尾的年份，都無一例外出現驚天的變化。一九四九年，中國改朝換代，共產黨建國。一九五九年，西藏騷亂，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全國大饑荒開始。一九六九年，中蘇珍寶島之戰；劉少奇被逼死。一九七九年，中越戰爭，中美建交。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西藏騷亂。一九九九年，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機轟炸。二零零九年，新疆爆發騷亂，約兩百人死亡，大部分是漢人。二零一九年，中國將會爆出什麼大事？
這也許只是歷史的巧合。但在二零一八年歲末，就會發現二零一九年危機四伏，內憂外患，不絕如縷。由於國際遊戲規則的突兀變化，中國經濟形勢險峻。這將是全球巨大變化的一年，改變很多國家的軌跡，而中國更是首當其衝，面對一個危險的世界。
亞洲週刊總結中國面對的十大挑戰，發現未來一年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中國人要對內政與外交的挑戰作出敏銳的反應，要在險峻的局面中，發現智慧的選項，創造過去所無法發現的機緣，趨吉避凶，避免陷入窘困的境地。
二零一九年，中國面對的十大挑戰包括：（一）中美貿易戰惡化，中美關係陷入更大規模衝突的邊緣。（二）經濟下行，GDP增長率下跌，民眾失業率上升。（三）朝鮮核武失控，刺激美國進一步介入，引爆中美衝突。（四）新疆數以十萬計的維吾爾人被關進「再教育營」，引起維族人口與周邊國家不滿。（五）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被拆十字架，整頓地下教會引起反彈。（六）退休軍人抗議潮上升。（七）勞工抗議上升，貧富懸殊越來越嚴峻。（八）「一帶一路」受挫，邊境的安全格局惡化。（九）疫苗、食品安全亟待嚴格把關。（十）政治改革如何落實權力制衡、法治與人權。
這十大挑戰，都是環環相扣，從內政到外交，都有緊密關聯。中國的對應之道是走向封閉，還是更加開放？當前的難關，是刺激中國走向更多的積極反思，推動全盤的改革，還是退縮自閉，或是出現義和團式的反應，自大狂妄，而不知道如何冷靜應變？
這都考驗當下的中國決策者，尤其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挑戰來得難以預測，急如狂風暴雪，讓中國不得不匆忙應戰。但中國的最佳籌碼就是啟動龐大的內需，「再槓桿化」，刺激經濟更加開放，也釋放更多民間的活力，在服務業與創意產業上更上層樓，也不忘重施故技，讓「基建狂魔」再度登場，中央提前發放一點六六萬億人民幣（約二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強力輸血」，地方債務提前開閘，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避免失業大軍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來源 。
另一方面，中國爭取更多的技術創新，在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等領域領先世界。最近的華為5G事件就顯示，只要擁有核心技術，即使在外力的圍堵與遏制中，還是可以脫穎而出。英國等歐洲國家，儘管情報部門說要排斥華為，但整個電信部門還是要用華為，因為華為擁有更多的技術專利，而價格也更便宜，性價比更高。
也許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對華的新圍堵其實可以「壞事變好事」，因為特朗普政府的壓力，其實形成一種「倒逼」的力量，讓中國幡然醒悟，要有以下幾項改革：
（1）加強科技的基礎研究，改變以前只是重視應用部分，急功近利，忽視了基礎科學研究。中興芯片事件讓北京赫然發現，在核心科技方面受制於人，一下子就被人「卡脖子」，因而科研的路徑必須往下扎根，才可以開自己的花，結自己的果。
（2）加強與國際市場及規範接軌，降低外國資本與企業進入的門檻。
（3）立法管制對外國技術強迫轉移的舊習，釋除外企疑慮，也贏得國際上的肯定。
以下是中國關鍵時刻十大挑戰的分析：
中美領袖習近平與特朗普在阿根廷G20峰會（圖：法新社）
（一）中美貿易戰惡化，大規模衝突邊緣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發動中美貿易戰，戰況持續，展望二零一九年，亦可能繼續升溫。貿易戰源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美國對中國價值五百億美元的商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中國隨即對等報復，揭開貿易戰序幕，經過歷次談判，結果美國對華關稅的產品清單依然節節上升，背後是美國自狂人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對華政策丕變。樹欲靜而風不息，中美貿易戰方興未艾，在四月就由「貿易戰」蛻變而成「科技戰」，對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興」發布禁止出口令，令仰賴美國芯片的中興頓時停擺，處於崩潰邊緣，懷疑由關稅問題演變成針對「中國製造二零二五」以及「千人計劃」的科技戰，直到十二月初，又通過加拿大扣押世界5G格局最有競爭力的中國民企「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中美貿易戰歷次升級，更演變成中美科技間諜戰，中美互抓間諜，船舶重工的孫波涉嫌將遼寧號情報洩漏予美國；美國亦指責中國黑客偷取美國海軍資料以及科技公司IBM、HP的商業機密，一時間諜影幢幢，將中美對抗上升到「間諜戰」級數，成為新冷戰。中美的「龍鷹之爭」表面上是關稅問題，實際上則是美國朝野「中國威脅論」的捲土重來。與此同時，中國積極與歐盟國家、日本修好，更大力開拓亞、拉、非市場，對沖美國制裁中國的損失，對內，中國加速改革步伐，大幅度減稅，舉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亦修定新版《外商投資法》，更保障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代表中國告別「挑戰與回應」的模式，變成「批判與再造」，重新將中國變成開放、進步的國家，由外在衝擊「倒逼」內部改革。
（二）中國經濟數據下行，考驗經濟穩定
中國經濟走過四十年的急速增長，在二零一八年就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社科院發表的《經濟藍皮書》更指一八年經濟增長應該只有百分之六點五，是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新低，而明年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只有百分之六點三，遠較過去為低。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更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六七，甚至是負增長。這是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以及經濟周期的定律，有龐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由過去「胡溫時代」GDP增長的「保八」，演變為前幾年的「保七」，今日甚至要面對「保六」的局面。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期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就曾指出中國經濟既要提防「黑天鵝」（機率低但風險高的事件），亦要提防「灰犀牛」風險（指風險較大、出現機會亦大的問題），一八年十一月初，中國社科院就指出在二零一九年中國經濟有三個「灰犀牛」風險，分別是中國沉重的地方債、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以及美國長期利率增幅超過市場預期，反映中國經濟在過去的慣性之下，積累許多老大難的問題亟待解決，尤其在中美貿易戰發生之後，全球產業鏈遷移加速，更可能引發大規模中國工廠倒閉、轉移，相應的失業、下崗工人問題是重大的社會亂源。
但中國政府亦力挽狂瀾，近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代表中央由「去槓桿」變成「穩槓桿」，再變成「再槓桿」，公布數次定向降準、釋放過萬億人民幣的流動性，師胡溫「四萬億救市」的故智，以釋放流動性作為救經濟的手段，支持基建投資。除此以外，「中國製造二零二五」亦會進行到底，讓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加快，並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打造為世界一流的創新科技中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抵消低增值製造業遷移的損失。
（三）朝鮮核武失控，中美「意外的第三者」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法庭裁定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Otto Warmbier）於朝鮮被虐致死案，朝鮮需要向該大學生家人賠償五億美元，再度使美朝關係緊張。展望未來，朝鮮核問題可能是中國和美國關係「意外的第三者」，於二零一九年可能引發戰爭，朝鮮作為美國、中國的戰略緩衝地帶持續了數十年，中國視朝鮮為東北三省安全保障的前沿陣地，美國則視朝鮮為區域安全的威脅，尤其是朝鮮核問題爆發以來，中美兩國多次就此協商，過去曾以「六方會談」的形式，牽動周邊諸國參與談判，而在一八年朝鮮宣布成功試驗核彈、並取得洲際彈導導彈技術以後，美國則拋棄了過去「六方會談」的框架，逕而直接和朝鮮談判，但一直反反覆覆，沒有太多成果，近日美國更制裁朝鮮高官，禁止他們到美國，讓朝鮮局勢再度升溫。如此反覆的局勢讓朝鮮半島戰雲密布。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立遜（Graham Allison）的新書《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就指出，中美可能因為朝鮮而意外開戰，誤把大國捲涉在其中。「修昔底德陷阱」一直是中美決策者力圖避免的局面，「修昔底德陷阱」源於古希臘的國際格局，新興大國斯巴達與守成大國雅典發生劇烈衝突，最終訴諸長久而殘酷的戰爭。過去，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認為，大國奉行攻勢現實主義，導致新舊大國必定通過戰爭，以解決霸權歸屬問題。中美長遠而言可能因此爆發劇烈衝突。朝核問題亦是對《核不擴散條約》的重大挑戰，美國是《核不擴散條約》的主要制定者，當它制訂的規則不被遵守，就有可能引發集體擁核的危機，同樣地其他美國參與制訂的規則也失去效力，是國際秩序的集體安全危機。儘管如此，中國依然希望通過和平、協商的手段解決朝核問題，有望與美國進行更多的協商，穩定區域局勢。
（四）新疆教育培訓中心風波，牽動外交關係
二零一八年，新疆治理問題成為國際輿論中心，近日，更有傳聞指新疆的維吾爾族商人兼慈善家阿卜杜勒．加帕爾(Abdughapar Abdurusul)未有參加當局指定的朝聖旅行團，自行到麥加朝聖，返國後被判死刑。「新疆教育培訓中心」自二零一四年開始推行，於二零一六年新任省黨委書記陳全國就任以後更加強化，二零一七年更改組為「再教育轉化中心」，成為推行「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主要工具，當局就稱這是伊斯蘭教「去極端化」的培訓手段、使新疆伊斯蘭教徒溫和化的手段，是和風細雨式的教育手段。但境外媒體就稱「教育培訓中心」本質上是「集中營」，聯合國和多間媒體都指有過百萬伊斯蘭教徒關押在「集中營」，約百分之十的維吾爾族人士被關在其中，當中就包括江蘇蘇寧的足球員葉爾凡．葉孜木江等等。此外，也不斷有回民人身自由被侵犯的傳聞，包括當局派黨員到回民家庭同住、同吃以及同生活的政策。這反映自二零零八年烏魯木齊示威、二零零九年七五烏魯木齊事件以來，新疆的宗教、種族問題依然尖銳，處於危險的境地。
「新疆教育培訓中心」不僅是中國內政問題，也是中國宗教自由、邊疆治理問題，更成為國際外交問題，全球有約十六億人是穆斯林，當中更有許多國家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覆蓋範圍，無疑更是中國「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障礙，甚至傳統中國盟友「巴鐵」巴基斯坦的關係出現裂縫，而作為穆斯林國家的印尼則譴責中國的「再教育營」政策，而土耳其等穆斯林國家亦有可能與中國關係因此出現裂縫。中國因此可能需要採取更寬容的宗教政策、多元的邊疆治理政策。
（五）全國天主教基督教整肅與拆十字架風潮
二零一八年，中國基督教與天主教受到當局大規模的整肅運動。近日，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亦被打壓，超過百人被捕，負責人、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王怡牧師亦傳出被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另外兩名負責人亦被傳控以「尋釁滋事罪」、「非法經營罪」，是中國一八年基督宗教整肅以來，最大規模的拘捕行動。這是自二零一四年浙江強拆十字架之後，最大規模針對基督宗教的打壓風潮。中國在三月開始，將宗教局取消並合併到統戰部旗下，使中國對宗教的管理可以深化到縣以下，包括村、鎮、街道。
中國基督宗教的發展，浙江素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河南則有「中國加利利」之稱，百分之五的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這波的打壓就聚焦在中國河南省，不論是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還是地下家庭教會，都面對打擊，據稱河南已經被拆掉了四千多個十字架，地下教會面對關閉、合併的壓力，網上視頻亦可看見火燒十字架、查抄聖經的情形，即使是官方承認的「三自教會」，反而亦是拆十字架的重鎮，因為有能力建十字架的教會，多數是財力較雄厚的「三自教會」。這不僅是河南省的現象，而是針對基督宗教的全國性行動，北京最大的家庭教會「北京錫安教會」亦被取締。
中國針對基督宗教的行動，也傳包括禁止教會外的宗教活動、不准在教會外戴十字架等等，把教會活動限制於教堂之內。這系列行動懷疑源於中國要重新牢牢掌握中國基層組織的控制權，但也因此要面對中國三千八百萬基督教或天主教徒的抗爭，問題的解決還在當局對宗教自由的態度。
（六）退伍軍人維權風起雲湧
二零一八年，中國老兵維權運動此起彼落，十二月初，山東平度老兵維權就被中央定性為「嚴重暴力犯罪」，十人被捕，反映老兵維權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退伍軍人有五千七百萬之多，佔了中國人口總量約百分之三點六，是規模龐大的社會力量，近幾年成為社會運動的生力軍。二零一六年十月就曾有數千名退休軍人包圍中央軍委，二零一七年二月同樣有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中紀委、民政部，通過大規模包圍政府機關，以表達他們爭取轉職安排、退休福利。直到一八年，退休軍人的維權運動依然活躍，每月都有三、四宗數千名退休軍人維權的運動，一八年較大規模的就有六月江蘇鎮江老兵維權、十月山東平度老兵維權，其中鎮江老兵維權，也傳受到武力鎮壓。
老兵維權在一八年打出過兩幅別有深意的口號：「現役不打退役」、「今天的我們，就是明天的你們」，反映出老兵維權格局下，現役武警、軍人鎮壓的難度。而且軍人之間有許多微信、QQ群組聯繫，動員力極高，難以處理。中國當局也深明老兵維權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在一八年四月就正式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目的是「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成立之後，每天都有過千名退役軍人上訪，希望落實退役待遇，成立百日以來就有兩萬三千人上訪，反映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長遠而言，當局仍需要安排更佳的社會分配以及軍人轉職的安排，以確保退休軍人獲得較佳的社會保障，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動亂。
（七）勞工階級意識覺醒，與學運結合
二零一八年也是中國勞工問題尖銳爆發的一年，最具代表性的是暑假六至八月期間發生的佳士工運。這次工運，是六四之後首次結合學生運動的工人運動，深圳佳士工人原本爭取組建工會，但帶頭工人全數被捕之後，中國高校學生成為運動中堅，中山大學畢業的沈夢雨、北京大學畢業的岳昕、北京科技大學畢業的徐忠良以及南京農業大學畢業的鄭永明接力，成為佳士工人聲援團的領袖，繼續爭取組建工會，他們在深圳、惠州交界處活動，高峰期有數十名學生參加，皆來自中國著名高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等，亦有超過三十間中國高校學生參與聲援，是八九民運之後少有的學生運動。
於八月二十四日，所有學生被捕之後，運動依然持續，當局一度要關停各校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等相關社團，但學生釋放後依然繼續抗爭，大多成功保住該校的「馬克思主義學會」，反映新一代學生政治意識的覺醒，他們積極參與工人運動、老兵維權運動，是中國新型社會運動的中堅。除佳士工運以外，一八年中國還爆發過「全國塔吊司機罷工」等運動，反映中國勞工維權意識普遍高漲，亦代表中國勞工除了經濟訴求外，也需要政治訴求，要求有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在三年前的七月份中央群團工作會議，習近平亦要求「中華全國總工會」有「自我革新」的勇氣，要更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反映中國勞工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工會改革、社會分配正義的落實，才能得到解決。
（八）一帶一路受挫，對外基建障礙多
「一帶一路」二零一八年嚴重受挫，在新近的十一月，非洲國家塞拉利昂就叫停中資計劃，預料二零一九年，「一帶一路」仍是風雲滿途。「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上台以來積極推動的國策，旨在走出去，一來讓中國過剩產能輸出，二來則以中國援助基建為核心，擴張影響力。而在二零一八年，中國「一帶一路」的規劃因為各國政權更迭、國際形勢劇變，受到嚴重挑戰，馬來西亞變天、馬哈迪新政府上台之後，就叫停中國援建的「東部沿海鐵路」以及沙巴天然氣管道項目，其餘各國如馬爾代夫、塞拉利昂均叫停相關的基建項目，土耳其更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放棄原定由中國興建的高鐵項目，亦有傳由德國西門子接手這筆三百五十億歐元（約四百億美元）的訂單。而中國援建成功的項目，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等等，興建成功之後當地政府發現無法負擔相關債務，於民主選舉、政黨輪替之後，則將漢班托塔港百分之十的股權讓予中國以及租用九十九年，以解決債務問題，引發萬人示威。
「一帶一路」對外援助的基建多有受挫，源於當地政局不穩，一旦變天，相關項目就有可能面臨叫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可能與中國有領土問題，例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更讓「一帶一路」的推進困難重重。當局亦於最近將「一帶一路」由「戰略」改為「倡議」，旨在減低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戒心，同時中國當局也需要提高基建援助項目的售後服務水平，兼顧生態環境、當地就業環境，甚至當地的地緣政治格局、原來利益板塊，「一帶一路」才可以更容易得到信任。
（九）疫苗之觴，「中國製造」要信心
二零一八年七月，中國再度爆發疫苗風暴，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疫苗生產公司長生生物捲入問題疫苗風暴，讓「中國製造」的信心再度蒙上陰影。長生生物生產的百白破疫苗、狂犬病疫苗被查出無效，問題批次達到二十五萬枝之譜，及後更爆出國資委旗下國企武漢生物亦有大規模的疫苗問題，問題疫苗批次更大，有四十萬枝疫苗存在問題，被懷疑除了無效之外，還有可能是「毒疫苗」，可能使接種者致殘、致病，但相關問題有關當局一直沒有全面調查，反而指疫苗只是無效，但各地累積懷疑疫苗致殘、致病的案例節節上升，至少百起以上。
事發之後，肇事公司長生生物受到嚴厲處分，長生生物被強制退市，由上市公司名單上除名，並吊銷長生生物的生產牌照，同時將部分官員免職，以示改革決心。與此同時，同樣涉事的武漢生物則懷疑因為其國企背景就「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僅以行政處分方式了事，以「偶發性事件」之名就放過了，其餘傳出有問題的「天壇生物」等疫苗公司也沒有被查處，兩家公司待遇之不同，反映中國沒有決心全面整頓中國疫苗亂象，事實上，這已是近十五年第十次較大規模的疫苗問題，很可能也不是最後一次。
疫苗之觴同樣使「中國製造」產生極大的信心危機，本國人民尚且無法用到合格的醫療產品，更難輸出海外，以至讓「中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中國製造」依然需要徹底的改革，讓製造業受到更好監管，才能產出使人民有信心的產品。
（十）政治改革的憧憬，呼喚權力制衡
面對二零一八年中國當前的發展形勢，體制內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十二月的演講，亦認為要進行「稅改、政改、國改」，才可以真正解決經濟問題，認為需要將政府結構精簡、政府開支下降，必須通過政治改革，讓中國的社會治理成本降低，同樣也需要國家治理體制的改革，才可以深化改革真正落實。
知名文化人梁文道最近也撰文《我在麵館裏學到的道理》，談到最近在中國一個三線城市裏，聽到指罵習近平的聲音，認為這是罕有地指向中央以及習近平本人的異議聲音，代表了對中國「威權體制」、「黨國體制」的不滿。這些異議之聲都代表了渴求社會公義的盼望，也明白「七零九大抓捕」、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等事件是源於中央最高層授意所為，異議聲音因此不斷累積。
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情況下，人民更希望「將權力關進籠子裏」、「讓權力照在陽光下」，讓權力受到節制，不致絕對地腐敗，讓人民的權利得到保障，更要讓公權力接受大眾監督，否則人民政治權利的訴求將會化成憤怒，以激烈手段宣洩。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是最好破解台獨、港獨的利器，台灣、香港在民主度、自由度以及法治度都遠勝於大陸，要真正爭取民心回歸、拾回中華民族的認同，就需要在人權與法治上與世界接軌，達到台灣、香港的標準。
政治改革由改革開放以來，提了四十年了，習近平部分地回應了這些訴求，進行大部制改革，將諸多政府部門裁撤、合併；積極進行反貪腐，也建立了「國監委」等「以黨管黨」的監察機制，雖然不准「談憲政」，卻高舉了「憲法」。中國進一步的改革仍需要政治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權力制衡機制，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得到真正落實與保障，告別專政、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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