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米鶴都編撰的《對話陳小魯》

近日由米鶴都編撰的《對話陳小魯》（香港睿天文化出版社）——回憶與反思口述史之十在香港面世。此書在陳小魯辭世週年之際，帶來看點。

陳小魯原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發表於二零一一年。作者米鶴都於二零一五年秋開始再次對陳小魯進行訪談，增添了之前缺失及之後發生的一些事情。如他以其特殊身份來談父親陳毅與岳父粟裕的恩恩怨怨，還有他帶領北京八中的老三屆們反思文革、向師長們集體道歉，以及關於他是「中國首富」等的種種傳聞，在這部書中，陳小魯都做了正面的回應和說明。

這部口述史中，陳小魯特別談到文革對他的影響：「我一生經歷的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它對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使我真正認識了社會的體制和弊病。我之所以後來積極參與改革，包括現在對共產黨體制的認識，包括現在希望它改革的認識和行為，如果要尋根呢，這些認識的起源都可以尋到文化大革命。比如說經歷了文革中那種跟風整人之後，從一九七五年批鄧開始，我就決心不再說違心的話了。因此，我離開了非常有發展前途的野戰軍，之後轉業、下海、走出體制也是這個原因。我覺得共產黨的幹部現在就缺乏人格，就是跟著官大的說，而沒有自己的人格。這個差別，根源就在於是否認真對文革進行過反思。」

按照陳小魯的說法，他一生有多次涉及命運的重大決定是與此相關的。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他決定告別體制：「自文革之後，我就給自己確定了一條原則，就是不再做違心的事。」

「六四」前後，陳小魯時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局長兼機關黨委副書記。在「清查」中，中直機關黨委派來的工作組四下調查也沒有發現太大的問題。政改研究室在整個「六四」期間，沒有發現上街遊行、寫簽名信和學生串聯等等活動。以下是他的說話內容節錄：

在這過程中，中央下發了十九號文件，專門講「動亂」的，同時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來解決趙紫陽問題。這個文件我看了，其中一半兒是不公正的，一半兒是假的。我之所以說其中一半兒是假的，因為其中實實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個朋友聊天的內容。

那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八號，我到中南海去辦點事情，在海裏遇到了XXX。因為我們從小就熟悉，大家也是關係很好的朋友啊，就停下來聊了起來。當時的局面是學生又開始醞釀絕食，矛盾趨於再度激化。這個朋友就問我：「最近形勢怎麼樣啊？」我說：「形勢不太好。」他問我：「紫陽倒不了吧？」我順口就說：「難說，趙紫陽有可能保不住了。紫陽手上不過就『三、四張牌』。

第一張牌，說紫陽是『大管家』，他雖然不當總理了，但他還是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這點與耀邦不一樣。這是老鄧給他的任務，還要他管經濟。可是現在通貨膨脹這麼厲害，大家搶購。你看，起碼他沒管好經濟，他這張牌沒了吧？

第二，說他政治上比較穩健，這也是跟耀邦比較。現在『穩』什麼呀？北京二十七萬學生大遊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張牌也沒了吧？

第三呢，就是用人的問題上，趙紫陽沒有自己的人啊。誰是紫陽的人啊？要說趙紫陽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謹慎的，但是越是這樣的人就越好處理，因為他不牽扯到什麼山頭。如果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話，人家還有點投鼠忌器，對他就沒有這種顧慮了。人家耀邦還有『團派』呢，紫陽有什麼派？他現在等於是孤家寡人了，好處理唄。」

我說：「現在唯一的，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平地平息這次學生動亂，平息了或許才能保住自己。」因為他已經公開講了，要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民主法治的軌道」這幾個字，是我在學生遊行後一次會上提出來，我說要在民主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不要輕易動武。

學生是愛國的，要肯定他們的動機。否則說人家是反革命，你還跟他對什麼話呀？你跟他對話說，你們是反對中共的，你們不愛國，就沒法往下談了嘛。老鄧說，這是動亂，但他的動亂講的是少數人。老鄧不能去做工作，他要轉這個彎子也太難了。但是這兩個說法之間，其實有一個紅臉白臉的關係。

我還說到：「共產黨總有唱紅臉的也有唱白臉的，到了紫陽那兒就可以轉一個彎子嘛，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紫陽不能夠把學生的彎子轉過來，這些話都平息不了動亂的話，就說明錯了，他就可以下台了。現在必須得和平地平息這個事，否則就是動了武平息下去，他也得被人當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紫陽現在肯定在提法上不能再講動亂，這樣他才能做工作。可能在策略上，他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鄧保持點距離。保持距離是為了工作，不是要打倒老鄧。」

遭朋友舉報妄議中央

因為我們彼此之間太熟了，發小嘛，我也沒有任何戒心，於是就聊得多了點，也深了點。誰知「六四」剛過，人家堅持黨性不徇私情，就向上面把我給舉報了。這個朋友的老爹文革後是中央什麼幾老之一，人家「通天」啊。這時上面正找不到什麼紫陽反老鄧、分裂中央的有力證據，於是就抓住我的這些話了。可是有意思的是，這些並沒有成為我的罪狀。實際上，他們能拿我怎麼樣？也就是自由主義唄。慢慢的，這些話反而跟我沒什麼關係了，但這卻很蹊蹺地成了趙紫陽的罪狀！

十九號文件講：「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參」給趙紫陽出主意，要反對老鄧。當時十九號文件我是看到了，看了之後我心裏非常的難受。中央文件當然沒點我的名，但是你用了我的素材作為證據呀。我後來對他們說：「我人在北京呢，你們至少可以到我這來核實一下這件事，怎麼能就這麼寫入中央文件了呢？」

這件事，也就是議論趙紫陽要下台的事，我沒有、也不敢跟鮑彤說，鮑彤都不知道這個事，更何況趙紫陽呢？這怎麼是給趙紫陽出主意呢？從常理上，五月八日，趙紫陽當時還是總書記，我這個人說話雖然直，但是還是有點分寸，我能這麼一天到晚說總書記要下台嗎？我確實不該這樣妄議中央領導，說我犯「自由主義」我承認。可這跟趙紫陽有什麼關係啊？怎麼能把這作為趙紫陽或者我們政改研究室的罪狀呀？這哪跟哪呀！這個文件，大多數是這樣的內容，捕風捉影。我當時就覺得，真沒多大意思。何必呢？這件事情，對於打倒趙紫陽是立了一功還是有了一過，我說不清楚。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講，這些話是他們找到的一根重磅的稻草。後來的確有人跟我說：「你看，要沒你這句話，趙紫陽錯誤的份量就沒那麼重了，所以你是立了一功呀！」這件事兒實在是讓我懊惱終生。

在對政改研究室重點審查期間，楊尚昆也找過我，也是要我揭發。跟楊尚昆談話時候，我說，首先，我認為趙紫陽並不支持動亂。你要是說他處理動亂不力，這可以，但是他絕對不支持。其次，趙紫陽沒有反對老鄧。他可能對老鄧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見。主要是趙在他的「五四講話」中提出，學生有愛國主義熱情，是愛國的。這是他的一個詮釋啊。這個詮釋對不對另說，你不能就因為這個說法可能跟老鄧開始的說法不一樣，就說他反對鄧小平。不能這麼說吧？再次，我說，我很長時間就沒有見到趙紫陽了。後來的事情，都是鮑彤傳達的。我沒法去評論。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研究室正式交代過的，是上面要求我們「不要介入這個漩渦」，「不要去支持學生，不要跟學生接觸」，「遵守黨的紀律」。

我還對楊尚昆講了對十九號文件的意見。我說，我看到文件裏批判趙紫陽和政改研究室的一些內容，其實這些話我是跟宋xx私下聊天談的，要不然我不會這麼講。我這個人習慣上總是喜歡對一些事情做些歸納，使其條理化，說完了人家覺得挺是回事兒的。結果這回慘了，讓人家當成綱領策略之類的東西了。「三張牌」這句話就是這麼來的，是我說的，沒錯。這是我要檢討的，是犯了自由主義、妄議中央。但這個話跟趙紫陽沒有關係呀，我沒見過趙紫陽，我也沒有跟趙紫陽說過，這是第一。

第二個，在研究室室內，我也沒有跟老鮑談過這個話，跟鮑彤無關。很明顯，我沒傻到那個程度，趙紫陽還是總書記的時候，我去講這個？

第三，最主要的是，這些話是我個人對形勢的一個判斷，而不是政改研究室經過研究提出了這麼一個策略，建議趙跟老鄧保持距離，絕對不是這麼回事。而且，我也就是說紅臉白臉，和平地平息學運，而不是像他們說的什麼擁趙倒鄧，這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我說，這個問題，中央可以調查。但這個東西，是我要負責任的，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室的問題，更談不上是趙紫陽的問題。

後來楊尚昆還找我談過一次，主要是要我揭發鮑彤。我們談了一個小時，他介紹了一些情況，說老鮑有「情婦」什麼的。我說：「據我所知，那個女的無非就是陪老鮑去養蜂夾道游了兩次泳。這些事，反正你們有『手段』嘛，問我沒有什麼意義。」尚昆當時沒有表態。事後有人傳給我一句話，說尚昆對我「很失望，白浪費了一個多小時」。沒辦法，我只能講我知道的。後來我還聽說，有人杜撰我在這次談話時痛哭流涕什麼的。其實，我一不利欲薰心，二不賣主求榮，有什麼可哭？無稽之談。

不過，從與尚昆的談話中，我感到尚昆也好，特別是老鄧，可能真的認為「六四」的內幕非常之「黑」。誰知清查結束後，工作組最終的結論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在風波前『基本上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報告送上去以後，上面就翻臉了，怎麼會是這樣一個結論？！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跟趙紫陽關係那麼密切，老鮑直接抓的機構，會沒事？政改研究室都沒事兒的話，誰還有事兒？那「六四」從何而來啊？你看看，這都是些什麼邏輯呀？

然後，上面就二次派來工作組，由中直機關黨委的副書記吳雲飛親自來調查，同時還兼有調查前任工作組立場的任務。他們堅持的原則是「動亂從哪裏來的」？其實就是暗指政改研究室。「六四」清查和整黨結束以後，第二個工作組也不了了之，最後就是沒有任何正式結論。但無論如何，當然就是要把政改研究室的編制撤銷。這期間，除了犯「自由主義」外，我沒有其他的錯誤，沒有受處分，而且當時還是留守的黨委書記，負責這幫弟兄們的遣散、善後。這期間，我也開始認真考慮我的後半生了。

沒有汲取文革的教訓

那時，我一直在想，共產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真的沒有接受教訓。都到了這年頭了，還是使用這種手段。其實你們要趙紫陽下台，不是很容易的事嗎？老鄧一句話就行了。但是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問題，栽到他的頭上？文革後還搞這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且把趙關了一輩子，像張學良似的，有意思嗎？而且，怎麼經過文革這麼多年了，還有人打這種小報告呀，什麼人品呀？！總之，我心裏覺得非常的難受。

我覺得像我這種人，老有點獨立的思想，老愛發點議論，而這個議論跟領導的意圖往往不大一樣，這樣的人是不大適合在中央工作的。後來，我有點心灰意懶了，我覺得我是不大適應這個體制的。我雖然沒有受什麼處分，但仍然是帶有烙印的，好像你就是趙紫陽的人了，人家會戴著有色眼鏡看你。這期間中組部的一個領導也跟我談過，他開始就說：哎呀，你放心，你今後的工作問題，我們一定要好好安排的。我心想：「什麼安排不安排的？」無非就是想要我講講「內幕」嘛。我們開會都是公開的，研討結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沒什麼內幕。

我感覺實在沒法奉陪了，終於下了個決心，就是從此不在體制裏幹了。不僅告別了軍隊，也告別了體制。換句話說就是，我不能再說違心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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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魯（前排左一）在2011年參加《回憶與反思》發布會

綜觀陳小魯的一生，在他歷史上的每一個重要節點好像都充斥著爭議：褒與貶，毀或譽，而且還是那樣的鮮明。因此，他能否在歷史上留下清名也未可知，但是在人格與權貴利益面前選邊站的時候，像他這樣做抉擇的紅二代畢竟鳳毛麟角。也許，這就是他的命定。還是那句老話：「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了解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鏡像，請讀《對話陳小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