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每一個片段，都是瞬間的永恆。又逢「六四」，三十年。當下，人們對「六四」事件這場運動的定性和反思，大致沿著兩個維度推進：一是反革命暴亂、社會動亂、政治風波的定性，至今仍不見有新的變奏；另一是宣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否定中共政制的一場民主運動。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兩個陣營對峙，針尖對麥芒，構成一個難解的死結。在這樣的碰撞中，有一種聲音，隨著十年、二十年，直至三十年，越來越強烈：我們要回家。「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者計有五百餘人。他們活在希望與失望之間的拉鋸中，背負常人難以想像的沉重，結束流亡，有尊嚴地回家，是他們爭取的目標。

在「六四」三十年之際，有一種觀點越來越有市場，「三十年來，對『六四』事件定性的根本對立的雙方，從各自的政治需要出發抽取那場運動的某些片段，扭曲著那場運動的本質，就像一百年前的『五四』，各方都從自己的價值觀入手定性，依據各自的需求，給這一歷史符號塗上不同顏色」。如果能開啟「六四」事件的真相與和解行動，或許能成為進一步解決其他制度性新仇舊恨的起點，從而為中國最終走向穩定、健康與繁榮的未來開啟大門。

戴晴呼籲大和解

十年前的「六四」二十週年前夕，身在北京的「六四」事件親歷者、記者型作家戴晴接受亞洲週刊訪談時呼籲：先讓當年廣場的孩子們回家，平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行為；應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她的呼籲曾一度激起海內外迴響。解決「六四」問題的第三條道路浮出水面：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派與社會上的理性人群推動和解，化解仇恨。五年前的「六四」，二十五週年前夕，戴晴對亞洲週刊說，「『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絕密』啊。對自己國度的歷史，中國人有知情權。中國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義與和解。我們等著這一天到來」。今日「六四」三十年，戴晴撰寫了新書《鄧小平在一九八九》，特色之一，是以邏輯與常識交叉印證史料及傳聞，使用新的線索，不再以學運，以及後來的所謂「民主運動」為主線，不再如三十年來大多數評述使用「專制對民主」、「當局對學生」等非黑即白的模式。

徐宗懋反對分離主義

台灣資深媒體人徐宗懋日前撰文說：「六四事件三十年，港台都有紀念活動，但我都無法參加，因為這些活動並不是當年我們所目睹和參與的，而是過去十年被改裝變造的。許多嘴巴喊著中國民主的人，所作所為不僅沒有民主可言，而是分離主義的法西斯，這是過去十年海外民運快速墮落的真實面貌。三十年前，我們是踩在天安門廣場的土地上，看著一輛輛的坦克車開進來，一排排的部隊靠近，廣場槍聲大作，不久我倒在血泊中」，「參與六四是因為熱愛中國，怎麼可能在熱愛中國的同時，又去支持分裂中國，並且協助西方野心勢力搞垮中國呢？這是哪門子的海外民運？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羞與為伍」，「中國的民主不是靠幾句口號能夠實現的，更不是去當台獨和西方勢力的工具，那只會離中國的民主更遙遠……需要經由經濟發展和法制實踐，一步步走向憲政民主，而和平穩定的環境是基本的條件」。

當年與徐宗懋同為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的作家楊渡，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清晨四點，與徐宗懋在北京南邊的東方飯店發出給台北報社的號外，傳真完畢，就去天安門廣場看最後如何結局。在廣場一個多小時後，他對徐宗懋說，要去看看廣場外的學生，「怕他們在外面出事了」，徐宗懋卻要留下，「要看到最後」，於是兩人分手，一個多小時後，楊渡接到醫院電話，徐宗懋中槍了。楊渡說：「這便是六月四日早晨，作為《中國時報》記者……我們在廣場為歷史做最後見證。」

徐宗懋認為：「作為走過六四現場的我，所看到今天的六四紀念已不是三十年前的原始精神，而是變調和墮落。看著一群反中的法西斯分子站在台上高談中國民主和人權，除了噁心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感覺。」

要和解、寬待加害者，使各方不再囿於慘痛的記憶當中，並不容易，堅持尋求「六四」真相的人，不是因某種情意結而放不下，也不是要討債和報復，而是要為死難者討回公道，還家屬一個真相，讓他們可以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拜祭死去的家人，而海外民運人士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國探望家人。「八九」民運至今三十年，「六四」後被迫流亡海外者計有五百餘人。吾爾開希、張伯笠、楊建利、王丹、方政、項小吉、封從德等，都是這一群體。

王丹（左起）、吾爾開希、封從德、楊建利、張伯笠、項小吉（圖：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吾爾開希思鄉心切

五月二十七日，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希在法國接受亞洲週刊訪談。他說：「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到現在，總共流亡了三十年，我住在台灣也將近二十三年了，時間已超過在大陸住的時間。台灣當然是很舒服的，但畢竟見不到父母親，見不到自己家人。三十年沒見過父母，這或許是流亡最痛苦的事情。現在我常常會這樣想，是不是此生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

當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之後一兩天，吾爾開希父母獲悉兒子還活著，便託朋友帶給兒子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吾爾開希說，回想起父母當年那句話，正是「萬般滋味，點滴在心頭」。吾爾開希說，父母的口信強調的是，分開沒有關係，你要堅持，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希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是一個描述虛詞，想不到竟然成了一個真實的數字，一語成讖，「流亡異鄉，心裏最放不下的，是年邁的雙親。腦裏最不想碰觸的，是有生之年，可能沒辦法跟他們見面，有時接到父母親患病的電話，他們在電話那頭哭著說，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見面。這是人世間極其殘酷的事」。

吾爾開希生於一九六八年二月，新疆維吾爾族人，原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八九學潮時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主席。「六四」事件後，吾爾開希位列被通緝學運領袖第二位，他由秘密管道經香港逃亡法國，曾是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一九九四年與台灣籍女友赴台結婚，定居台灣。流亡三十年，有多次不同的自稱「中間人」找他，提出回家的條件，比如回去幾年內不發表政治言論，比如回去不組黨，比如不踏足北京和烏魯木齊……吾爾開希說：「這些比如都有很大的假設性，是在試探我的底線，不覺得共產黨真視為條件來跟我們談。假設這些條件都是真的，也都可以考慮，但有兩個原則不能妥協，我不能放棄的，是對錯和是非，我無權放棄，作為天安門那場運動的代表人物，我沒權在天安門運動的是非這個話題上犧牲這個原則。」

吾爾開希曾任電台節目主持人，二零零五年起專職金融業。他說：「我是政治評論員、專欄作家，當然做這種工作賺不到什麼錢，為了養家餬口還有別的工作，主要是從事金融業。」問他，父母不能去台灣嗎？吾爾開希說，他們被禁止出境，他一直試圖申請父母出境團聚，但一直不被允許，至今未能如願。「沒有人會告訴你原因」，吾爾開希說，「我爸爸八十多歲，我媽媽快八十歲了。三十年都沒見過。這是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很殘酷的問題，可見中國政府的冷酷和野蠻。我參與八九年學生運動，針對我，不讓我回家也就算了，不讓我父母出境，除了這兩個詞我也不知道能用什麼形容他們。這些年來，我投案好幾次，想要投案回大陸，就是想要見父母。」他最後一次投案是二零一三年，想入境香港未果，他說，「香港十五年前就不讓我入境了」。

十五年前的二零零四年初，吾爾開希成功入境香港，參加藝人梅艷芳的葬禮，他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呼籲中共讓流亡海外的學運人士回家。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吾爾開希說，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對「六四」都維持著相當的關心，但仍不比香港，八九年那場運動，香港在參與人數、人們的關注度方面，都名列前茅，在六四後每一年都會紀念。回歸之後，這種紀念依舊繼續，但慢慢變成一種對於中國政府壓制香港的反抗的表達。每一年的維園晚會已經變成香港人用紀念六四這個話題，來捍衛自己權利的新傳統。

張伯笠成為牧師

在「六四」三十年前兩天，即六月二日，在美國，牧師張伯笠宣講的題目是「有福的人生．詩篇第二十三篇」。他說：「六四對我來說是人生的轉折點。」張伯笠是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他生於一九五七年，八八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將第一首悼念胡耀邦的詩《長相思．雨夜送耀邦》貼在北大三角地。他在「六四」事件後期任天安門學生運動副總指揮和生存了一天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是被警方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運動領袖之一。他逃到黑龍江省中蘇邊境躲藏，後逃亡前蘇聯，又被秘密遣返中國，後在黑龍江的荒原躲藏。一九九一年透過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向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政治庇護，獲准流亡美國，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訪問學者，後學習神學成為牧師，是深受華人喜愛的布道家。

那天，他在宣教時說，還有兩天是六月四日，今天就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講起：「今天講的題目，不帶有任何憤怒，也不帶有任何情緒，講的是耶穌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帶領，不論你有什麼政治觀點，沒有關係，把它聽完，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有高山低谷，每個人的生命都會遇到想不到的風暴，面對風暴該如何面對。一九八九年，我在北京大學讀書，還是一名學生，到現在三十年了，對每個人來說，都不是一個短暫時間。在那場運動中，很對人生命改變，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今天用詩篇第二十三篇來分享是很特別的，要真實面對每個人的生命。」

早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他接受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流浪的孩子》拍攝時就說過，他有一個大家庭，「我們的家有我爸爸媽媽，有我們七個孩子，七個弟兄姊妹，我父親現在八十七歲」。八十七歲的爸爸和八十四歲的媽媽，令張伯笠日夕牽掛。他和家人感情很好，不過流亡之後，大家很少聯絡，更無法團聚。張伯笠說：「一個流亡者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回家，有人說我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有人說流亡是最嚴酷的精神酷刑。」張伯笠說：「從一個轟轟烈烈的活動結束之後，我有兩年時間陷入沉寂，這兩年是環境使我不得不陷入一種沉寂。逃亡啊，在蘇聯坐牢啊，在深山裏面一個人生活啊，這使我思考了很多事情。」他由深山出來，妻子改嫁，女兒被送去山區給朋友撫養，令他大受打擊。

張伯笠說：「有時候來到墓地會想到人生的短暫。所以想到哪裏是永恆的家鄉呢？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我想都是寄居地。為什麼我們這麼愛這個國家，我們甚至可以為這個國家獻出生命，可是我們還是被這個國家最後通緝，成為這個國家的敵人，想不通，所以很痛苦。」離家之後特別想家，張伯笠是東北人，流亡後特別喜歡唱《松花江上》。在普林斯頓，他每次和劉實雁、蘇曉康等朋友聚會，都會唱同一首歌。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流淚想家，時間長了，生活才逐漸適應。來美國後，他每年都申請女兒來美國團聚，始終石沉大海。等了九年，在二零零零年終獲成功。現居美國的他，在世界各地奔走宣教。

人道精神爭取回家權利

在香港註冊的「我要回家運動」發端於二零零九年初，那是「六四」二十週年前夕，主要是本著人道精神，協助被禁足大陸的海外民運人士，並循法律途徑協助他們行使本應擁有的公民權利，爭取早日回家。「我要回家運動」組織方聲稱，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學者、市民及民運人士，在沒選擇下流亡海外，他們被迫放棄學業、事業，與家人及國家、民族分開。流亡在外的「中國的良心」劉賓雁病中曾對妻子朱洪表示，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寫上：「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劉離世後只得長埋國外。領導工人參與民運的趙品潞至死不得回鄉，期望把骨灰撒回祖國大地而不可得……

「我要回家運動」主席朱耀明牧師在《回家》一書中說，當年，「『政府』並未以清場為滿足，繼而發出通緝令，和追捕廣場的領袖和參與者。香港人……冒險將那些被通緝和被追捕的人士從各種管道救出來。香港政府以人道精神容許逃亡者以香港為暫居之地，等候其他國家收容。一九九七年六月底，所有居港的民運人士在香港政府協助下，全部移居北美、歐洲等地」，「他們流放生活並不好過，最痛苦的是與親友分離，與土地割裂，生活在與自己國家文化不同、語言不通的地方，極為艱辛。他們一直『想家』，而『政府』卻用各種荒謬的理由拒絕……不能回家。」

「我要回家運動」出版了「回家叢書」第一冊《回家》和第二冊《再回家》，以及拍攝了紀錄片《流浪的孩子》。參與採寫《回家》一書的馮愛玲，一行三人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踏上計劃了十多年的旅程而遠赴歐洲，二十天裏走訪法國巴黎、荷蘭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丹麥哥本哈根、瑞典松茲瓦爾和斯德哥爾摩、挪威特隆海姆、芬蘭赫爾辛基和英國倫敦，與逾半百新知舊雨對談，了解他們如何適應異地生活、如何奮鬥的經歷、以及對中國發展的感想。

馮愛玲寫道：「此行一直圍繞『回家』做主題，到他們在當地的『家』暢談，配上清茶點心、紅酒小吃，也有家鄉小菜，濃情厚意，很有「家」的溫馨感覺。這個異鄉的『家』，一切重新開始，學習新的語言，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繼續學業或者開展新的事業。但無論如何，我要回家是他們心底的吶喊和期盼。」他們中一部分「已邁入暮年，很希望能回家頤養天年；年輕逃亡出外的，雙親在國內已年紀老邁，身體日漸衰弱，需要兒女的照顧，故想回家與家人團聚，以表孝道。可惜，不管什麼原因，中國政府就是一律不批回國」。「我要回家運動」目的之一就是拒絕遺忘，要為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留下見證，以將「六四」真相、意義、及流亡人士親述有關事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資料。

重建記憶，再次出發

二零一九年，「六四」三十年，元旦日，紀念活動拉開序幕，前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周鋒鎖等五十六人發出以《重建記憶，再次出發││關於全球合作，共同紀念「六四」三十年的呼籲》為題的元旦聯合聲明，在全球各個角落的紀念活動此起彼伏。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華人民主書院和香港支聯會攜手，在台北主辦六四事件三十年研討會《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六月四日晚上，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十八萬人參與「六四」三十年燭光悼念晚會，無畏無懼地點燃手中燭光，記憶傳承，燭光點點，點亮回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