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華人社會中，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相當獨特，因為華人佔大馬人口比例頗高，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前後，華人佔人口近四成（目前為兩成三），與馬來人不相伯仲，在當時華人領袖的爭取下，得以享有一定的權利，並與馬來人、印度人攜手合作，向英國爭取馬來亞的獨立。大馬華人的身份認同也由獨立前的中國人（華僑）轉變為大馬華人，獨立迄今六十五年，華人的國家認同毋庸置疑，但傾向捍衛本身的文化特徵，使大馬華人得以傳承華人教育與文化，並爭取平等權利。大馬亞學者許德發推出新書《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時報出版），以政治哲學及文化理論探討大馬華人由獨立前至今爭取平權的過程。這也是《亞洲週刊》選出的二零二二全球華人十大好書（非小說）之一。

許德發畢業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大馬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主任，他在導言中指出，自一九五零年代馬來西亞華人進入獨立運動時期後，「感時憂國」的精神逐漸發展成了馬華社會的初始性格，「憂患意識」也變成了一種永恆的基調，甚至於貫穿了華人社會自獨立以來的各種大小事件。獨立前華團領袖劉伯群針對憲法制定的疾呼最能反映這一「危機意識」：「全馬華人已面臨了最後關頭，如不及時爭取，恐已無機會了。」大馬華人的這種憂國的時代精神輻射擴大，除了貫穿於華人政治、組織，也反映在文學、文化與學術上。

大馬華人爭取平權，是與以主人自居的馬來人及其政權的拉鋸戰。許德發指出，有學者認為，馬來民族是一種「政治性」的概念，作為英國殖民時代的產物，它最早也只始於一八零零年代，並穩固於一九零零年代初期。馬來民族主義者把這個國家本質化為「馬來人之土」(Tanah Melayu)，並以此合理化、鞏固他們在馬來西亞不容挑戰之主體位置。在這樣的論述下，馬來人是國家主人，往後並逐漸據此建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馬來霸權／馬來主權敘述，而其他民族是「客」，都是外來移民、非原住民，他們必須融入馬來單一文化，不然就此「回歸祖居地」。時至今日，這種論述依然有市場。

書中指出，華人的「外來身份」似乎成為一種「原罪」，其效忠也成了一種「問題」，因而強調自身的貢獻與忠誠已成為了一種必要。與馬來人強調的歷史延續性角度迥然不同，對華人而言，大馬是一個新興國家，是華、馬、印三大族群攜手合作從英國手中爭取並創建而來的。

許德發認為，華人不得不繼續「宣擁馬來西亞」，不能不恆久的宣示忠誠，不然其國家主體位置就顯得「妾身未明」。問題是，這樣的不斷宣示是否就能實際解決華人的焦慮和平等問題，值得深思。因此他呼籲華人超越「少數民族」心態與尋求公民國家主義。在馬來民族主義者所謂的馬來西亞／馬來人「民族國家文化」論述下，華人被認為是一個外來族群而遭受差別待遇，其文化存在也被視為另一種「差異」，與國家的標準不相容。因此，許德發認為，平等必須以差異作基礎，亦即平等不該以壓制、犧牲差異作為前提，而且平等是以差異來定義的。

許德發指出，「馬來主權」就是馬來西亞非馬來人最大挑戰及不平等的根源，而這源自獨立憲法除了賦予馬來人特別地位，也不完全「承認」其他族群的文化權利。代表馬來人爭取國家獨立、並執政長達六十一年的政黨巫統一直宣稱，馬來特殊地位是由馬華公會、印度國大黨與巫統所達致的「社會契約」——以公民權交換馬來特殊地位——所形成的。這種所謂「社會契約」下的交換置華人於「不平等待遇」，它體現了華人實質上只獲得「不完整的公民權」。時至今日，大馬的公立大學仍實施「固打」（Quota、配額）制，保障馬來人為主的土著學額，造成不少非土著入學困難。

書中指出，大馬的兩大族群大體上分享著不同的「正義觀」：馬來人強調「公正」、「公平」，而華人則高唱「平等」。這是極端分化的社會，整體社會欠缺一個全體的、有共識的社會正義觀。只要各個族群價值觀都與自身群體利益相聯繫，大馬將繼續停留在狹隘的社會正義觀之下，所謂平等與公平原則反而只突顯出不同預設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大馬族群矛盾依然激烈

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大選就反映了華人和馬來人猶如活在平行時空的分野，華人九成以上投希盟，而馬來人僅百分之十一投希盟，原因是希盟主力政黨民主行動黨是以華人為主，且長期力推非種族化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對抗馬來民族主義者的「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論述，馬來人擔心投希盟會削弱馬來人權益。許德發分析，馬來主權的消解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得胥視馬來人自身的動向。他建議，對於馬來西亞的不平等政治，華人公民社會除了批判、爭取承認之外，還需要有一點等待內在演變的耐心：「如何在歷史統緒和普遍平等之間尋得一個平衡的、合乎情理的基準，仍然考驗著全體馬來西亞人的智慧與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