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創新，背後是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而在理論創新背後，就是新一代經濟學家與中國面對的新挑戰、新狀態碰撞的結果。亦因如此，那些嘗試解釋中國當下處境的理論，背後其實就是一段段在平凡之中堅持上下求索的「人的故事」。

對於很多人來說，「哈佛學霸」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最年輕終身教授」金刻羽的人生成功故事跟中國的「經濟奇蹟」一樣，是為世所稱讚的對象。

生於一九八二年的金刻羽最近出版了《The New China Playbook: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國新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書，同時也在TED Talk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新創新策略」演講，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反應和迴響。她針對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提出經濟學的解釋，指出理解中國經濟不能套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框，而是要看到中國的經濟早就超越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分法，另闢蹊徑，以創新與實踐為主導，善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結合，將兩者的優勢極大化，也將舉國體制提供基建等公共品的力量，和民間企業的進取精神結合，兼備兩者之長，而無兩者之短，發揮最大的效益。

《中國新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經濟創新力的秘密在於首先是理論和眼光上要保持長遠和清晰，分析問題要具體和建基於事實的案例，這也就是鄧小平所提出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背後摒棄一切形而上的、只流於理論上合理的經濟學理論的務實主義態度。也就是說，在過往幾十年實踐經驗的累積之中，金刻羽是善於利用具有跨文化和跨歷史深度的眼光去看待現實問題的經濟學家，已經從西方那種把人理想化成為「理性人」（經濟動物）的主流理論，提煉出一種建基於實踐的新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經濟奇蹟背後，支撐著所有有識之士思考的，不是天才光環，而是對實踐關懷、對知識敬重、也對文化開放的心。

金刻羽指出：「西方經濟學家稱之為市場經濟，即權利下放的經濟模式，強調自下而上激發創造力。但中國的做法與流行的看法正相反，比如蔚來電動車公司，在中國排名前三，其電動車在北京上海的大街小巷處處可見。在納斯達克上市兩年之後的 二零一八年，蔚來幾乎瀕臨破產。在此危急關頭，合肥市政府，一個管轄中國東部五百萬人口的小城市地方政府，說服蔚來把公司總部搬到合肥。 然後給它投資十億美元以換取四分之一的股份。還給它安排了一些貸款，更重要的是， 還以蔚來為中心組建了整條供應鏈。僅僅一年時間蔚來的產量就增長了八成一，它的市值從四十億增漲到一千億美元。因此，合肥市政府一年內就回本獲利，同時蔚來也得救了。而在中國，每一個蔚來身後都有一個地方政府的支持，每一個蔚來的競爭對手身後，也有一個市長的支持。數百家電動車公司在奮力拼搏以求生存，這的確是一場殘酷的競爭。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家很有潛力的科技公司，地方政府就會盡全力幫助你。」金刻羽書中也以同一例子，說明她觀察到在中國行之有效的「市長經濟」模式。

蔚來：瀕臨破產後與合肥市政府合作，成功逆轉

金刻羽家學淵源，父親是亞投行（AIIB）主席金立群。在金刻羽十四歲時，她由北京人民大學附屬中學轉至紐約名校霍瑞斯曼高中（Horace Mann School），後以獲獎高材生身份考入哈佛大學，於二零零九年二十六歲前就在哈佛完成了經濟學的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攻讀這一連串學位的過程之中，有說服力地解決了一九九五年經濟學諾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 Jr）所提出的「盧卡斯悖論」（或「盧卡斯之迷」，Lucas Paradox）：即解釋了為甚麼世界經濟的發展並不是按照自由主義規律所預設那般，熱錢是從富國流向勞動成本、生產成本較低的窮國，反而是富國正在不斷吸收窮國僅有的資本累積。 

《工業結構與資本流動》：金刻羽論文突破「盧卡斯悖論」

獲哈佛最佳研究生獎

金刻羽對「盧卡斯悖論」的解釋獲得了當屆哈佛大學的最佳研究生獎，正式論文經三年研究於二零一二年正式出版後，馬上被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央行與政府參考，讓她成為發展經濟學中舉足輕重的新星，在二十九歲就當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最年輕終身教授。

但這也只是開始，金刻羽三十歲入選達沃斯的「二零一四年全球青年領袖」，二零一七年加入瑞士的歷峰集團董事會擔任董事，此後成為了國際經濟學界新星：二零一八年在達沃斯論壇上和美國時任財長斯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共商美元問題，也和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商榷中國是否該開放資本市場的問題，更和美國CIA前局長大衛．彼得雷烏斯等重要人士論政。

去年播出的央視記錄片《近話》就以《舌戰各國權威，在國際舞台發出中國聲音》為題講述了金刻羽的故事，內容描述金刻羽為「站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學家。而在累積了多年的實戰論政經驗以後，金刻羽也終於徹底走出象牙塔，從較為冷門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al economics）專家晉身成為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西方思想界意見領袖，並從二零一九年開始在《金融時報》、《財新》、《衛報》、《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等知名媒體和評論網站上「講好中國故事」。到了今年的五月十六日，即小羅伯特．盧卡斯逝世的剛好一天之後，金刻羽就出版了她論述中國經濟的最新作品《中國新策略》。

金刻羽：以專業方式在外媒上講好中國故事（圖：Bloomberg）

招來西方的攻擊

《中國新策略》出版以後，一如所有跟中國的議題一樣，招來西方的攻擊，如一篇在《聯合早報》上海外華人歷史學家的評論就前後多次以「高官女兒」稱呼金刻羽，並在總結上提出「具體來說，中國就是從官僚社會主義、壟斷社會主義、裙帶社會主義蛻變出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的結論，讓未讀過金刻羽的書的讀者感到市場反應對金刻羽的理論評價兩極，感到混亂。

然而，對金刻羽的誤解，也是來自於西方對「中國奇蹟」的刻意貶低。而如果回歸到金刻羽所寫的文字，或是回歸到金刻羽在較早前、未被媒體「神化」之前所接受的採訪中所說的話，就能更客觀地理解發生在這個經濟學天才背後的故事。

天才學霸的養成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經過八百多天籌備的亞投行正式開業，金刻羽的父親金立群被任命為亞投行首任行長。因此，《人民網》旗下的刊物《環球人物》就訪問了金刻羽，金刻羽並不避諱父親帶給她的影響，她對《環球人物》記者坦言，家庭給她提供了展現能力的自由和機會：「我爸對於我長大幹什麼並沒有具體的規劃，但從我小時候開始，他就培養我的好奇心，讓我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在個人成長方面給了我很大空間。」 

亞投行：為不同國家提供發展所需資本（圖：視覺中國）

金刻羽舉例說，原來別人眼中的天才的養成背後，所依賴的家庭教育其實都是來自父親金立群的言傳身教，「他下班後，一有時間就會讀書」，「我們每天食完飯，不是看電視，而是一起讀書，或是進行戶外運動」，「我們經常聊天，但很少討論經濟問題，一般都是文學、外交、國際政治」。

金刻羽所坦言的這番說話，打破了那些對「天才」存有的刻板所象，以為他們都是埋頭在某個很專精、很小的領域取得學術嚴謹意義上的突破才會被認可，但卻其實並不一定都有深謀遠慮的目光，但事實是，金立群、金刻羽兩父女在家中很少討論經濟學問題，反而是思考與探討廣泛的議題。

金立群給予金刻羽的培養，恰恰就是培養她看事情宏觀的眼光，這種栽培之心與其說是父女之間的傳承，倒不如說是來自一位身經百戰的非典型經濟學家對晚輩最好的身教。金刻羽的經濟學故事，早從其父金立群和他所背負的時代包袱就開始了，金立群是「文革」後第一代的英語研究生，本想從事英國文學研究，但他的老師提醒他，「中國已經有足夠的英語教師，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

這番話讓當時的金立群進了經濟部當翻譯，但是中間一直放不下「文學夢」，因此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工閒之時「三譯三校」翻譯出《摩根財團》一書，即是摩根銀行家家族史，同時也是美國的金融稱霸史。這讓金立群對經濟現實有更深層與現實的理解，不輕易誤信自由市場神話之說，而是深刻知道就算是在美國，在早期資本累積時都是依靠暴力和權力維持。

恰恰是因為，作為父親和一名成功銀行家的金立群，他所一直集中培養金刻羽的不是特殊和專業學術的知識能力，而是教會金刻羽用最宏觀、最接近現實的方式去思考，所以才會養成一個眼光深淺有道的成功經濟學家。這種對女兒的期望，同時也反映在金刻羽的名字上：「刻羽」此名出自於先秦辭賦家宋玉的名篇《對楚王問》，在這篇文章中的「下里巴人」和「陽春白雪」兩個成語廣為人知，但其實緊隨其後的還有兩句「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大概的意思就是「熟悉每一個音符、每一個音階變化，這是比陽春白雪更高的一層音樂境界」，因此「刻羽」的名字背後承載的，就是這種「通才」的思維。

經濟學天才的背後

然而，以上的背景也是理解金刻羽新書《中國新策略》的最佳路徑，經濟學天才的背後，也是人的故事，也是生命在求真過程中的掙扎。而翻開金刻羽新書的第一章的第一段，可以找到她成長背後的故事、她二十多年在國外所經歷的文化衝擊，以及這些經歷對她的世界觀的影響。在《中國新策略》中，金刻羽寫到：「我首次意識到要向西方人解釋真實的中國的必要性是在一九九七年，當時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以交換學生的身份來到了美國。紐約霍瑞斯曼高中的校長是具備遠見卓識的勞倫斯．韋斯博士（Dr. Lawrance Weiss），儘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遠遠較小，但他預見到了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重要性，他認為，將真正的中國觀點引入學校和社會生活是重要的。我被選中來填補這些空白……我從一個地理和意識形態遙遠的地方空降而來，對同學們來說，我顯得很奇特。在校外，每當我提到我來自中國大陸時，都會引發一連串的問題。中國什麼時候會成為民主國家？你感到被壓迫嗎？你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知道自己不能選擇自己的總統會是什麼感覺？中國的經濟何時會停止增長？我有幸與一個熱情好客的美國寄宿家庭同住，他們直接將我帶入了美國的政治生活。我剛從共產主義的中國來到這裏，就直接投入到了紐約州的民主選舉中，分發傳單，參加募捐活動。我遇到了很多見多識廣、政治敏感的人，但他們提出的問題竟然與我的同學相同。我開始明白，即使是學識淵博的美國人對中國生活的理解也只是皮毛。我感覺到他們對我在一個他們認為落後、言論自由和政治選擇受限的國家成長的同情。他們想像中的中國，與我日常生活中的中國大相徑庭——更不用說到一九九七年時，我的祖國已經發生了劇變。」

十四歲的金刻羽因為在美國的文化和政治衝擊，很早就意識到，西方人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奇蹟、中國社會劇變的事實。這背後也有一個學術的原因，即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研究的「成功案例」都是發生在文化相近相通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之中，對於長年經歷殖民主義、經濟制裁、「華盛頓共識」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西方經濟學故意給他們安排了一個名曰「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非主流分類，那其實是將世界上近八成未進入發達經濟生活的人口排除了。

有了這種文化上的認識，對非西方世界不被西方主流理解的自覺也會隨之建立起來。這個文化領域的問題意識，在早年的金刻羽身上進一步變成了一個學術上的問題意識，具體來說，就是變成了她對「盧卡斯悖論」的關注。在一九九五年的經濟諾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看來，這一悖論成為我們理解全球經濟失衡的鑰匙。雖然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資本流動理論，卻在現實中遭遇意外的頓挫。為何富裕國家的資本不如預期地流向貧窮國家，進而挽救那些極度貧窮、發展停滯的國度？為甚麼中國是一個例外？顯然，這個問題比我們以前認為的要複雜得多。實際上，這種窮國越窮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惡性循環。相較於傳統經濟學理論的預測，盧卡斯悖論揭示了一個更加繁雜的真實世界。那麼，資本的流動究竟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

《歐洲如何使非洲欠發展》：窮國越窮 

當二零零九年金刻羽還在哈佛唸博士時，她的論文《論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動態》（Essa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其實就已經嘗試回應這個時代的大哉問，並有效地建構了一個關於國際資本流動（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的理論框架。她在哈佛的歲月甚至也不是集中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正如金立群的教育理念一樣，金刻羽總是以更大的眼光去解決較小的問題，對於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崛起和社會劇變的誤解，她就以更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一世界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解釋。到了二零一二年，她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上出版《工業結構與資本流動》（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一文，被廣泛認為已經是為真正「解釋」盧卡斯悖論提供了很好的、可實證實驗的理論基礎，但其實背後的核心理念也是要把成功在西方的抵制下實踐工業化的案例更好地融合進去關於國際資本流動的分析之中，也隱含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借鑑。 

對於世界經濟實際運作和西方主流所提供的理論解釋之間的差距有所認識之後，金刻羽就有了基礎的理論條件，把她的研究關注和最初有關西方對中國的誤解連接起來。在此後的幾年間開始，金刻羽常在媒體上提出「要為西方提供真實的（authentic）中國經濟分析」的己任，開始為解釋中國問題而努力，包括在《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財新》、《衛報》、《世界報業辛迪加》等知名媒體和西方精英辯論及討論中國經濟議題。

而金刻羽選擇在西方人面前表達的，不只是包括中國好的一面，也包括中國種種正在面對的問題，也包括中國大陸官方一些避而不談的經濟問題，這也保持了她一向宏觀、真誠的思想取態。例如，她就曾在《華爾街日報》上討論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問題，金刻羽指出對於「新生代」來說，中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儘管他們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卻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失業率高達兩成，然而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卻缺乏足夠的崗位，金刻羽指此問題源於教育與市場需求的落差，文憑雖多，卻未必符合高科技部門的技能需求。但同時，金刻羽也提出中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策略，向西方人指出中國不會學習美國那樣（高度金融化、產業真空化）的發展道路，反而提出中國政府已開始致力學習德國那樣提高職業學校的辦學能力，以期填補製造業的空缺職位。

理論的戰國時代

然而，從金立群、金刻羽的人生故事和對知識的追求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的經濟成就背後，其實中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仍然在努力為解釋中國經濟的問題，提出了很多高度重視實踐、高度原創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因為中國經濟成功這個現象，進入了一個群雄爭霸的時代。除了金刻羽的《中國新策略》以外，也有同樣是留學美國的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比金刻羽更明顯地將經濟學的思考上升成為對哲學的思考，出版了《本體與常無》這本探討方法論和思想的作品。

中國人民大學「實事求是」石：表現中國重視實踐精神

一帶一路：創新型實踐（圖：中國發改委）

林毅夫：中國發展經濟學大師（圖：Imaginechina）

設計非洲工業化藍圖

同時，林毅夫也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家，曾出版《工業政策革命》一書，把非洲工業化背後的理論藍圖說明。可見這些看似領域不同的經濟學家，出於對現實的關注和重視，其實也聚焦研究相近的問題。實踐上，林毅夫在北京大學的辦公室就在南南合作中心的旁邊，曾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的他，在擔任國際公職時早已和非洲多國政要有交流，包括埃塞俄比亞前強人總理澤納維，林毅夫成功幫助澤納維推動第一個五年計劃。 

金立群也一樣，從文學的進路進入經濟學，在當亞投行的行長職位時，他行走在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研究並觀察佔世界八成人口的經濟運作，走在推動工業化、經濟獨立自主的思想最前線。這也表示了中國的新經濟學思想重視實踐、從實踐中學習和把實踐經驗升華到普遍理論的特質。或許，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學最大的差別。

在北京大學另一位相當重要的已故經濟學家厲以寧也曾提出，要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系譜化的理論構想。厲以寧的想法跟金立群通過文學來進入經濟學的經驗相近，厲以寧的理論作品之中充滿了對歷史的反思，把經濟學視為一門混合性的學科來研究和思考。

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教育重中之重（圖：Getty Images）

中國理論的獨立性

或許金刻羽這一次向西方人解釋中國經驗的最大意義在於，在英語世界中確立了中國理論、中國經驗的獨立性和實踐性，從最根本上的層次呼喚了西方學界要重視理論化中國經驗的問題意識，讓中國經驗不只是一個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知性財產，更能從中國的經驗出發，造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