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多名激進年輕人意圖在二零一九年製造連環爆炸並槍擊警務人員，被警方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簡稱《反恐條例》）起訴。經過逾八十日的審訊，七名被告十一月十四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獄近五年十個月至二十三年十個月不等。案件已經審結，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後揭示的外部勢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從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社會的反內地情緒就持續升溫，激進本土派迅速冒起。其後數年，激進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獨」理論，更從意識層面升級至公然挑戰國家對香港憲制權威的激進暴力行動。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修例風波期間，香港出現多個所謂「勇武小隊」，在遊行、公眾集會充當打砸燒及襲警「先鋒」，手法狠毒殘暴，當中以頗為高調及猖狂的「屠龍小隊」最引人側目。

根據案情披露，十多名「屠龍小隊」的勇武派成員計劃在當年十二月八日的民陣遊行期間，於灣仔街道放置兩個分別重兩公斤及八公斤的炸彈，其中一個炸彈藏有約一百五十根鐵釘。屠龍小隊會引誘警方到場，其後引爆小炸彈；同一時間槍手從附近高處用長槍亂槍掃射警員，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彈再加以引爆，以殺死更多警員。不過，計劃在落實前夕被警方搗破，未有成事。警方先後拘捕十四人並起訴多項罪名。

案件經過逾八十日審訊，九名被告罪成，其中兩名被告早前已被判刑；其餘七名被告則於十一月十四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於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判刑，惟因八號風球延至下午宣判。七名被告由囚車押送到法庭，現場所見，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襯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靜，偶有被告會與坐在前列的親友點頭打招呼。

「蘇緯軒……判囚十二年；蔡凱明……判囚五年十月；黃振強……判囚十三年六月；吳智鴻……判囚二十三年十月……」高院法官張慧玲在長達兩小時的判詞宣讀後，終於在下午約四時三十分用約兩分鐘時間宣讀七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七人被判囚五年十月至二十三年十月不等。其中主犯案件主謀吳智鴻被重判二十三年十個月，為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間，法庭內極其安靜，只剩下法官的宣判聲及法庭記者快速敲擊鍵盤的噠噠聲。眾被告聞判後表現平靜，只有判刑最輕的蔡凱明流淚。

法官批評，本案被告以殺害警察、製造社會恐慌、顛覆政府為目標，涉及有預謀地引誘警務人員，從而殺害他們，亦會對財產造成損害，惡毒非筆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葉繼歡的爆炸品案判刑是十八年監禁，本案性質更嚴重，以殺害警員和製造社會恐慌、顛覆政府為目標，因此量刑起點亦更高，將遠超十八年。而「屠龍小隊」其他成員在審訊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審團未能肯定他們是本案串謀的一分子，但其破壞行為是有目共睹。

從重量刑起阻嚇作用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指出，本案是反修例風波中判刑最重，認為有阻嚇作用。特區政府發言人也表示，案件屬極端恐暴血腥的圖謀，情節極為嚴重，若非警方及時瓦解團夥，必定造成大量死傷。將來若有類似案件再發生，當局會積極引用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經完善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執法和檢控，將罪犯繩之以法。

「屠龍案」判刑公布後，在香港社會引起了一股熱議，普遍認為這次重判具有阻嚇力。曾在二零一九年修例風波期間遭眾激進示威者以球棍、雨傘瘋狂毆打的律師陳子遷表示，「屠龍案」的重判是向社會各界傳遞明確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犯法的人必會為所做的惡行付上法律代價；同時對違法犯罪分子作出強烈的警示，任何實施危害國家安全重大犯罪行為者，都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絕無僥倖逃脫的可能。

不過，隨著案件曲終人散，事件的一些細節也引起反思。譬如，案中有數人早前獲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引發有意見要求改革陪審團制度。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回應時稱，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審團制度，社會可討論如何改善，但港府暫時無計劃牽頭討論改制。

屠龍成員在台灣受軍訓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至二十八日曾到台灣彰化縣的宿舍，接受前陸戰隊隊員常先生「軍事訓練」，包括跑步、海灘游泳、健身、舉重、練習以刀作出攻擊、搏鬥技巧等。常先生又安排他們用氣槍訓練持槍手勢、搶槍，再用真槍練習「燒槍」，以及教授製造汽油彈和鋁熱彈並進行試爆。

事發時，正值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第一屆任期即將完結，和國民黨的韓國瑜競爭新一屆任期。有香港輿論就此認為，蔡英文常以香港的反修例事件作為反共選舉宣傳。這些香港恐怖分子經神秘中間人介紹，去台灣接受軍訓，還有真槍射擊，反映香港的政治絕不是表面看那麼簡單，「你說台灣政府不知情，台灣國安局無介入，很難令人相信」。

另外，「屠龍小隊」多人串謀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彈及施以槍擊，是過去數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襲陰謀。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嘆，香港為何會在短短幾年間由一個和平的「示威之都」，變成恐怖主義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強通識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講師蔡思行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香港前幾年之所以出現本土恐怖主義襲擊的思潮和行徑，可以從香港和國際兩個層面來分析。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識教育涉及當代中國的內容，只著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認識，導致許多年輕人對當代中國的歷史形成固化的負面形象，並簡單化挪移至對今日中國政經和社會體制的判斷和不滿。

就後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歐美等主流國家上台，影響所及，和平集會形式被邊緣化和污名化。而激進思想主要是依靠新興的社交及通訊平台等傳播，並且在群組內部形成不斷迴響的同溫層，無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見作批判性思考，「結果造成思想和行為愈趨激進，以爭取獲得更大話語權，形成惡性循環」。

蔡思行指出，近年國際流行「後真相時代」，大部分民眾依靠網上訊息辨別和評價真實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動數碼素養，未來亦應加強大中學學生數碼倫理教育，令他們明白網上鼓吹激進以至用暴力行為表達不滿，是對文明社會價值的重大衝擊，也是與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