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紫彤 ◆

中國電視劇《逐玉》在韓國掀起熱潮，一度登上Netflix榜單亞軍，背後是文化的親近性、儒家倫理與權力秩序的共情作用。韓國網絡出現負評，指責服飾抄襲韓國，掀起辯論，反而刺激流量增加。

中國出品、曾慶傑執導的中國古裝愛情劇《逐玉》在韓國掀起波瀾。該劇於三月七日上線流媒體平台Netflix後，猶如一股東風吹入韓國觀眾的螢幕，熱度持續走高，一度登上韓區電視劇日榜亞軍。儘管近期關注度有所回落，但到三月二十二日前後，FlixPatrol數據顯示，它仍穩穩停留在韓區Netflix前十之列，展現出不容小覷的長尾效應。這絕不是一部中國古裝劇在海外榜單上的短暫閃現，而是引發韓網熱議的文化現象。

從數據來看，《逐玉》當然可以被視為中國文化產品出口成功的一個樣本，尤其是發生在韓國這樣一個競爭極強的市場。在本土影視產業成熟、觀眾選擇高度飽和、市場長期被韓劇、美劇、日漫佔據主要份額的前提下，能夠進入韓國觀眾日常觀看視野的中國電視劇實屬不易。

提及「文化出海」，傳播者和受眾往往都容易先入為主地陷入宏大敘事的想像之中，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霸王別姬》《臥虎藏龍》這一類作品。長久以來，總期待那些具有鮮明民族辨識度的嚴肅作品出現：它們有厚重的歷史敘事和強烈的價值表達，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引導他國受眾對中國文化形成認知、理解與認同。

《逐玉》顯然不是那種需要較高門檻才能進入的藝術作品。它的故事主線十分清晰：樊長玉（田曦薇飾）為保家門，與隱姓埋名的侯爺謝征（張凌赫飾）假意成婚。伴隨?身世之謎逐漸揭開，劇情從最初的市井求生被引入權謀與戰爭，在家業危機、亂世戰火與身份秘密之中，原本假婚的兩位主角也從彼此利用走向生死相依。

《逐玉》所輸出的，是假婚、真愛、戰亂重逢、權力爭鬥、俊男美女——這幾乎都是東亞流行劇中最常見的元素。這類通俗敘事之所以能如此之快地跨越黃海，也絕非《逐玉》一劇的偶然。

過去十餘年，中國網絡文學、古裝劇、仙俠劇不斷向海外擴散，一套成熟的通俗文化出海路徑在《逐玉》爆火之前就已逐漸成形：強烈的情感鈎子抓人，豐富的故事衝突留人，鮮明的人物設定降低門檻。由網絡文學改編而來的《逐玉》，某種程度上只是站在這一背景之上，以成熟的影視包裝，作為中國通俗文化工業鏈上的一個新樣本進入韓國觀眾視野。 

^{《逐玉》登陸Netflix：韓國觀眾反應熱烈}

媒介即訊息：流媒體時代改寫跨文化傳播

《逐玉》的成功，不僅在於它屬於更易跨境流通的通俗文化，也在於其內容形態越來越深地適應了流媒體平台的媒介性質。它也提醒所有文化產品製造者重新理解美國傳播學者麥克盧漢那句著名論斷：媒介即訊息。內容如何進入異文化社會，不僅取決於內容本身，也取決於它被什麽樣的媒介承載。

該劇上線的Netflix，是當今全球最大的流媒體平台之一。所謂流媒體平台，是一種以實時傳輸、隨點隨看、平台集中分發為主要特徵的傳播形態，與傳統電視台按固定時段播出、觀眾被動接收的方式截然不同。其一，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部分國家文化產業保護政策的約束，使海量內容得以集中於同一平台，受眾的選擇空間更為廣闊；其二，它依靠算法推薦與榜單機制重組受眾注意力，決定什麽內容更容易進入觀眾視野。

平台時代改寫的，並不只是內容傳播的速度和範圍，更是傳播發生的起點。過去，一部外來作品進入他國社會，往往要先經過電視台、出版社、譯者的篩選與解釋，觀眾在真正接觸作品之前，通常已經被提前告知「這是什麽」「值不值得看」「應該怎樣理解」。但在流媒體平台上，這一順序正在被倒轉。觀眾最先面對的，往往不是解釋，而是封面、標題、簡介、熱榜位置和相似內容推薦；最先發生的，也不是理解，而是點擊。

《逐玉》恰恰契合了這種新的傳播環境。甚至連封面都在盡力契合平台邏輯：面孔精緻的男女主角撐傘立於雪中，彼此對視，人物關係與情緒張力一眼可見。它與通俗文化的內核一道，共同完成了對平台觀眾的情緒動員。《逐玉》先作為一部「值得點開」的劇集，進入觀眾消遣的可選對象名單之中。

^{《逐玉》表現中式美學}

文化親近性：儒家倫理的共鳴

契合平台調性只能夠把《逐玉》推到受眾眼前，使得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韓國觀眾能夠持續看下去的原因與兩國的文化親近性緊密相關。

一方面，薰陶兩國千年的儒家文化提供了相似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從故事母題看，《逐玉》所講述的家門責任、身份秩序、婚姻名分、亂世中的忠誠和犧牲對韓國觀眾而言絲毫不陌生。即便最近一個世紀以來歐風勁吹，韓國社會中的儒家文化底色仍未減褪，在影視行業中依然如此：無論是傳統歷史劇還是現代偶像劇，其中的身份差序、門第興衰、命運阻隔和《逐玉》提供的戲劇張力如出一轍。他們的共情不需要從閱讀《鄉土中國》開始，因為韓國至今仍保留着儒家倫理的痕跡。

另一方面，這種文化接近性在現代流行工業中被進一步放大，韓國觀眾長期在偶像工業的塑造下形成了一套重視人物外形、情緒推進、粉絲討論的觀看習慣。而中國近十多年的偶像工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韓國模式，並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被中國觀眾廣泛稱讚的張凌赫，也得到韓國觀眾「視覺盛宴」的褒獎。對韓國觀眾而言，不陌生的不只是文化母題，《逐玉》的審美語言也同樣熟悉。

而伴隨《逐玉》在韓國走熱同步出現的，還有韓國網絡輿論場圍繞劇集內外展開的各類討論，而且往往帶有明顯的負面色彩。這背後，與韓國社會近年持續升溫的民族主義情緒密切相關。

韓國網絡輿論場的負評——熱度的二次放大

一部中國古裝愛情劇衝上韓國Netflix高位，本身就足以觸發「為什麽會是它」的反常識反應。圍繞《逐玉》的討論很快不再止於劇情與演員，而是擴展到榜單真實性、服飾歸屬等更具情緒色彩的話題。

尤其是劇中白色護領等服飾細節，被部分網民迅速納入「韓服是否遭模仿」的熟悉爭論框架之中。結果是，《逐玉》在韓國形成的並不只是單純的觀看熱度，而是一場由榜單異動、媒體放大與文化爭議共同推動的注意力事件。從傳播效果看，這類負面輿論反而又將《逐玉》的熱度向上推了一層。

《逐玉》在韓國走熱的意義，恐怕不只在於它證明了中國流行文化具備現實的跨境流通能力，也不只在於它顯露出平台邏輯與網絡輿論如何共同塑造一部作品的海外命運。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人們，今天中國文化的傳播路徑正在發生細微卻真實的變化：率先跨過國界的，未必總是最厚重、最嚴肅、最需要闡釋的內容，而往往是那些最容易被看見、被點開、被討論的通俗文化產品。這樣的內容未必直接通向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理解，卻能夠先建立興趣、熟悉感與停留意願，在潛移默化中，為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鋪墊一個柔軟的入口。若說嚴肅作品決定了一種文化傳播的高度，那麽通俗文化所完成的，或許正是它的廣度；而沒有這種廣度，許多更深的理解，往往也難以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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