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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時煜導演的紀錄片《古巴花旦》講述兩個華僑婆婆的粵劇情緣，輕盈敘事的背後隱含數十萬華人一百五十多年來漂泊古巴的辛酸史。粵劇在美洲的興盛與衰敗也是古巴華人無常命運的寫照。
外國人學中文、穿唐裝、唱唐戲在今天並不陌生，中國的媒體更樂於報道，魏時煜導演、羅卡監製的《古巴花旦》初看起來就是一部展現兩名古巴婆婆如何熱愛並學唱中國粵劇的紀錄片，帶有觀眾期待見到的異域風情和奇觀色彩，通常還會預設這樣的題材是輕鬆愉悅的，然而細看下來，本片所提供的信息量遠遠超過我們對「古巴花旦」這一片名的想像，影片看似輕盈的敘事背後，隱含著數十萬華人一百五十多年來漂泊古巴的辛酸史。粵劇，則是古巴華僑們蒼涼人生中的一絲快樂和安慰。
古巴的華人移民史
在人類學和文化史的意義上，《古巴花旦》應當與香港電台《華人移民史》的「闖拉美．古巴」一集對照來看，方能明白故事背後的千溝萬壑。古巴最早的華人移民實為被西班牙殖民者販賣到古巴以補充勞動力不足的「華工」，廣東人稱「賣豬仔」。第一批華工被販運到古巴的時間為一八四七年，比去美國三藩市淘金的華工還要早兩三年。據清政府一八七四年派往古巴做專項調查的官員陳蘭彬記載，從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四年，共有十四萬三千多華人陸續被運往古巴做苦力，多數人不堪勞作與虐待而亡（死在運送途中的就有一萬七千多人），截至一八七四年，存活的華工人數僅餘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構成了古巴最早的華人群體。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排華法案促使五千多華人離開美國前往古巴尋求機會，此中多為生意人，構成了古巴的第二批華人群體。最後一次移民高潮出現在二十世紀中期，一些躲避戰亂及動盪的中國人又一次將尋找出路的目光落在這片拉美土地上，經過一百年的發展，古巴此時已是資本的天堂、北美的「後花園」和「銷金窩」。
拉丁美洲與中國之間，隔著半個地球，漂洋過海的中國人多數來自於廣東沿海地區，基因裏帶著嶺南文化的流動性和冒險精神。第一代華人以血淚為基石，引來同族同鄉前來淘金，漸漸落地生根，成為古巴人。《古巴花旦》的第一個視覺上的震驚，是攝影師劉博智拍攝的古巴華人後裔的照片。特寫照片展現的是一張張拉丁美洲面孔，手裏捏著父母親的一張小小的照片——父親是華人血統，母親是拉丁人種。從五官面貌來看，這些後裔的華人特徵已經殊難辨認。可能相當多的後裔也未能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在古巴落地生根的華人，某種意義上把自己消融在拉美的土地上。
古巴的華人移民史，準確說是以體力和冒險為基礎的男性移民史。《華人移民史》的古巴篇講述香港人雷競璇追蹤自己的爺爺和父親當年在古巴的生活遺跡，是純粹的男性視角的父子敘事；《古巴花旦》則在性別上做了調轉，作為敘事主體的兩個婆婆，實際上是華人的女兒，她們手持父母小像的照片也出現在劉博智的攝影展中，她們唱粵劇的故事牽連出的是背後的父女之情。
父女情與粵劇迷
兩個婆婆一個名叫黃美玉，生於一九二九年，生父是華人，在古巴是一名出色的裁縫。黃美玉的面貌有一種拉丁人種的硬朗之感，在戲台上多飾演小生。另一名婆婆叫何秋蘭，生於一九三一年，面相和氣質中流露出一種東方式的溫婉。觀眾容易認為這是中國血緣的證明，事實上，何秋蘭血統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古巴人，她的養父則是中國人，名叫方標。在方標與何秋蘭這對沒有血緣的養父女之間，教養的聯繫某種程度上勝似血緣，是這部紀錄片中最動人的一組關係。
何秋蘭出生時，母親才十六歲，生父病死時也才十八歲。母女二人流落街頭。方標是何秋蘭的第二任養父，她的第一個養父叫何買盛，也是華人，何秋蘭因此有了華人姓氏。何買盛生病之後，母女再次流落街頭，碰到了方標。人生流轉與邂逅聽起來充滿奇情色彩，恰如粵劇裏的傳奇人物。
這個來自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男人與母親一生恩愛，對何秋蘭視若己出。方標也從未讓養女改姓「方」，「何秋蘭」這一名字一直保持下來，並成了她的藝名。方標一輩子沒有生自己的孩子，他教何秋蘭學漢字和廣東話，唱粵劇，看著她長大和嫁人（何秋蘭的第一任丈夫也是華人，第二任是古巴人），又帶大了她生的兒子方均波和女兒方美丹。兄妹倆的童年都和外祖父一起度過，影片中方均波已是兩鬢蒼蒼的中年人，他對著鏡頭回憶外祖父時眼含淚光：「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爺爺也會給我摘下來！」從事醫護職業的方美丹說﹕「他教我的每件事都令我開心……他想我有個好職業，我做到了，我很高興很驕傲能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方標死時九十二歲，在四世同堂的溫暖中安然離世。在注重血緣聯繫的中國人中，方標好像一個異數。他一輩子再也沒有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在何秋蘭的追憶中，養父好像從來沒有過要回中國的念頭，似乎早把古巴這個異鄉當做了故鄉。
方標還是另外一個意義上中國人中的異數。華人遠走古巴，多數是為了討生活，按照影片中提供的說法，他則是為了唱戲，家人阻撓他這種「不務正業」，於是他為了愛好遠走他鄉，從此山高皇帝遠，一心一意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一九三九年，方標在古巴的華人街創辦了「國光劇團」，作為劇團的師父，他常常帶著八歲的小秋蘭一起來劇團訓練。從四歲開始跟隨養父學戲，八歲起在劇團裏耳濡目染，十五歲時，何秋蘭已經是劇團裏獨當一面的花旦，粵劇從此成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何秋蘭回憶說，養父一生最開心的是看到她初次登台，「當時只是演一個很小的角色，但是看到他的興趣在我的身上成長，對他的意義很大」。
在一切迷裏，或許最癡的要屬戲迷。方標的故事給古巴華人的苦難漂泊史中注入了一絲近乎奢侈的爛漫，而他的慷慨、溫暖與怡然不僅點亮了這部紀錄片本身，還點亮了我們對粵劇的理解——粵劇的底色必定是溫暖的，才會有人越過千山萬水，對它心嚮往之。
古巴首都Havana舊時有一個美妙的中文譯名叫夏灣拿（今譯哈瓦那），名稱飽含了人們對它的明媚而美好的想像。在何秋蘭學戲的少女時代，夏灣拿也正當地如其名，映襯起一段無憂無慮的好時光。
舞台姐妹與失落的時光
當時在夏灣拿華人街，像國光劇團這等規模的粵劇劇團有四個，每個劇團有十五六個正值青春妙齡的女孩子。劇院週週有演出，或者組織起來在古巴各華埠巡演，或者還有機會與經過美國前來古巴訪問演出的小燕飛、牡丹蘇、蘇州麗等伶星配戲。
何秋蘭與黃美玉，就是這樣一對常常一起登台的舞台姐妹。
一起演出，一起出遊，一起交友和派對，這是何秋蘭與黃美玉的黃金時代，也是粵劇在美洲傳播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古巴華人的黃金時代。粵劇的興盛，背後是華人社群在衣食無憂後對精神娛樂的需要。粵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在這種需要中顯示出了強勁的生命力。
這樣的幸福時光持續有十多年，之後山雨欲來，古巴華人陷入漫長而無言的失落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華人社區在古巴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革前毫無準備，歷經艱難苦恨所積累下的財富，在一夕之間被收為公有。華人逐漸做鳥獸散，華人街日漸破敗，無常這種世間真相，在已經歷經苦難的古巴華人面前，顯得尤其殘忍。
何秋蘭和黃美玉等一眾姐妹也風流雲散，各自工作結婚生子，漸漸相忘於江湖。等到她們三十年後重逢，華人街已經殘破得觸目驚心，華人如今只剩下風燭殘年的一百多人，片中一位華人打比方說：「我們原來一共一百二三十人，個個好似芒果那樣，一熟透，就跌下來，將來就完全沒有了。」說這句話的人叫周卓明，屬於第二代古巴華人，其父母皆是華人後裔，母親生於古巴，已經不懂漢語。
影片看到這裏，讓人有一種深切的哀傷和無可奈何。
而影片更讓人感慨的是兩位歷經滄桑的女主角的無言。對於苦難，《華人移民史》古巴篇中強調甚多，而在《古巴花旦》中，何秋蘭和黃美玉對苦難幾乎從來不提，提及人和事，保全體面，不發惡聲。
她們似乎把所有的感情出口都放進了粵劇中。重逢的何秋蘭和黃美玉重新唱起粵劇，儘管紅顏已老，唱腔走板，默契和快樂卻是那樣真切。
她們因此有了一次訪問中國的機會。在她們的華人父親故去多年後，這兩位華裔女兒在有生之年來到了粵劇的發源地和父親的出生地——對她們而言，如同古巴對於她們的父親一樣，中國既是他鄉，也是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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