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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經濟導刊》2019年第11期，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所謂突破，就是中國政治學要跨出借鑒與移植西方政治學的階段。其實早就應當這樣做，可能現在的條件更加成熟了。海峽兩岸的中國政治學者完全有條件另闢蹊徑，應該旗幟鮮明地跨出這一步。
▍為何要突破，為何要超越
我們過去追隨的西方政治學基本上是美國的或美國化的政治學。美國政治學有嚴重的偏差與缺陷。它背離了理論與實踐應有的聯繫，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很多美國政治學者的專業態度。
我認為從事社會科學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從事政治學的研究，其成果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實踐意義，學者是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的。你是為誰做學問？你要把學問跟誰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變這個世界或者這個時代？這都是學者必鬚麵對的。我說要超越，是因為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已經忘了這些基本點。我們要回歸經世濟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論和實踐的密切聯繫。
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的傳承裡，這樣的一種關懷和思考是極其豐富的。於右任的書法大家都很熟悉，他書寫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學集大成者張載（張橫渠）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達了儒家學派對理想的追求和實踐，一直被人們傳頌不衰。它是中國人精神上的坐標，表現出一個中國學者對國家、對社會的關懷、擔當和使命感。這是可以指導我們去思考一個人的世界觀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結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難以預見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巨變。全球金融危機讓主流經濟學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體制的合法性危機讓政治學者非常徬徨，他們無力直面並回應這個歷史巨變時代的知識挑戰。
1. 西方主要社會科學理論架構難以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中國的發展經驗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論的一種基本設想，西方學者或者是刻意進行迴避，或者是在這方面顯得非常蒼白。
2.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對中國帶動的世界秩序重組，沒有思想準備。他們無法理解中國興起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機遇，無法正確地或者認真地對待中國的複興，以及中國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的機遇。其實在這方面的研究，連中國學者自己都未展開，更不可能期待美國學者、西方學者能夠更前瞻地對中國興起從事系統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國主流政治學陷入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困境。美國主流社會學者無視科學哲學領域在20世紀70年代後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死守已經被揚棄的科學哲學理論，一直將其作為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知識建構的指導原則，猶如問道於盲。20世紀80年代以後科學哲學領域的共識是，邏輯實證論嚴重誤解了科學活動的本質：首先，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像不是僅限於經驗世界，而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後的產生機制；其次，科學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揮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制，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
這種脫節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於其固執的意識形態立場，其次是源於其所依賴的社會哲學理論，最後是源於其所憑藉的局部而片面的歷史經驗。
相當多的美國學者存在固執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產生多方面認識的偏差，主要體現在：（1）自由主義偏差：認為最好的製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2）歷史終結偏差：認為西方展示的代議民主、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三位一體，代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最高階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於頑抗的過渡階段；（3）西方中心偏見：認為西方創造了近代的人類進步，西方經驗是界定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坐標。上述三個預設立場，嚴重阻礙了美國學者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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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方國際關係學者拒絕面對後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來臨。最近幾年，我與很多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進行對話，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在面對時代潮流時的一種抗拒心理。面對客觀現實，這個世界已經一步一步地脫離西方秩序，正在進入一個後西方的世界秩序時代，他們卻找出各種理由，不願意承認世界秩序的變化，以他們的主觀意識對新的世界秩序進行解構。
5. 美國政治學存在嚴重的方法、理論、經驗的基礎缺陷。二戰後，美國社會科學哲學基礎全面動搖，但是主流政治學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在自己建構的一種封閉的知識體系裡面去抗拒科學知識的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在過去30年中，科學哲學理論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早已進入後邏輯實證的發展階段。然而我們很多研究方法論的學者，還在教學中以邏輯實證論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理論。
6. 美國主流政治學理論涵蓋的經驗範疇有嚴重的時空局限性。存在“當下主義、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五種主流國際理論的偏差與謬誤。美國政治學者的很多理論，尤其是比較政治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所覆蓋的經驗的時空範圍很窄。例如國際學，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亞合約之後，以西方主權國家為構成單元的那些歷史經驗。
7. 西方政治學者難以跨越意識形態的窠臼，美國政治學者無法超越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國際關係理論。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美國霸權，包括“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金德爾伯格陷阱”。他們用所謂“自由制度論”與“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他們推行的“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與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範，而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爐灶，可以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建立新的合作模式與體制。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行動者。他們完全不能理解中國領導人倡議的“義利之辨”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同時，他們又刻意忽視霸權的兩面性。例如，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捍衛美元霸權，阻止SDR扮演超級貨幣功能，美國為了防範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為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又如，在美國財政部主導下，IMF對外債危機實行嚴格的紓困條件，優先維護國際債權人的權益，而不顧紓困方案對債務國的巨大社會與經濟損害。並長期推銷華盛頓共識，加劇全球化造成的兩極化分配與排除邊緣群體。
美國的國內政治與意識形態讓國際公共服務產品長期供給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資額度嚴重不足，但美國長期反對增資，避免稀釋其投票權與影響其否決權。又如，世界銀行的資本規模長期凍結，遠遠不能滿足開發中國家的需求，還試圖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設。
美國的霸權已經成為國際秩序不穩定之源，國際社會飽受美國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public bads）。美國主導金融全球化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在各國製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並讓華爾街有毒金融資產氾濫全球；美國以多種名目強推知識產權，維護美國跨國企業暴利與市場壟斷、阻礙創新與知識共享，將藥品專利凌駕生命價值之上；美國將相互依存作為戰略武器，採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鎖、貿易戰、長臂司法管轄，網絡封鎖打擊競爭對手。
8. 選擇性地詮釋西方崛起的歷史經驗。西方學者對他們自身的歷史詮釋是選擇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對於他們國家歷史中的剝削、殘暴、陰暗的一面，基本上略過不表。很多西方學者對自己國家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取得的成就大書特書，但是對於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對外侵略、殖民主義、奴隸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們卻輕描淡寫、遮遮掩掩。在解釋西方興起的歷史文獻中，他們往往是筆鋒一轉，不去正視這些野蠻的、血腥的、醜惡的因素在其原始積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於西方學術界新制度學派學者諾斯的歷史敘事就是選擇性的，採用簡化和壓縮歷史以削足適履。他的分析讓讀者相信，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正確的製度演進路徑，克服了交易費用過高的難題。在交易費用學派的理論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屬東印度公司這種靠征服、佔領、掠奪與獨占的殖民商業帝國，也與《棉花帝國》這本經典之作呈現的歷史證據格格不入。
▍歷史的趨勢正在走向轉折
巨變時代正在來臨。今天，二戰後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已經進入一個全面鬆動的階段。美國過去30年主導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反全球化的運動風起雲湧，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新世紀的巨變中已經被唾棄。“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紀已經失去主動力，正在明顯退潮，西方民主體制出現退化，陷入社會裂解與合法性基礎的動搖危機中。歐盟面臨解體的危機，脫歐的政治勢力方興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沒落的同時，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後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一）世界經濟中心將轉移到七個新興經濟體
在我們思考未來世界格局時，有一個基本的數據很重要。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2017年對世界經濟結構的中長期作了一個預估，認為製定國際經濟合作遊戲規則的主角，即今後的世界經濟中心，將會從G7（七大工業國家）國家轉移到E7（七大新興經濟體）國家。E7國家包含了多數的金磚國家，即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購買力等值分析，E7國家都是人口超過1億或接近1億的國家，也是持續高速度增長的國家。1995年，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以及購買力等值GDP計算只是G7國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們的經濟規模和購買力已經與G7國家並駕齊驅了，E7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超過3.5%，而G7國家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5%。到2040年，預計E7國家就將超過G7國家。可想而知，今天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國際組織、國際規則，所有這些都可能在未來發生巨大的變化。
（二） G20杭州峰會跨越三個歷史分水嶺
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新舊秩序交替的過渡期。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非常鮮明的指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在三年前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用了所有的影響力，試圖勸阻它的傳統盟邦加入亞投行，這真是典型的美國霸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個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個國家成為亞投行的正式會員。亞投行得到發展中國家的熱烈響應，因為現有的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它們在美國主導下，其主導思想與政策已經與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需求脫節。
中國不僅在引領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而且對全球議題、全球治理問題帶來了很多新的倡議和改革的提議。這也表明，中國正在轉型，正在從過去被動的回應西方的議程和適應角色，逐步轉為具有更多話語權和更加主動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峰會，這次峰會發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領導人宣言，一舉跨越三個歷史分水嶺。首先，第一次把G20峰會的關注從解決世界經濟轉型面對的挑戰，轉向關注中長期性結構轉型議題，啟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系統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議題主導權由西方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過渡。再次，中國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形成共識的營造者。
（三） 中國開啟了多元化競爭時代
從金磚五國廈門峰會開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開始運轉，中國所帶領的金磚五國希望把其他的新興市場國家也納入這個很重要的對話平台和政策協作平台，他們將在這個平台上討論如何對重大全球議題形成共識，並且推出他們認為急需的全球改革議程。
2017年在廈門召開的金磚峰會，成為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協商平台。金磚國家主張國際體系的多極化，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秩序。他們主張穩步推進這個長遠目標，推動漸進改革與有序轉型，不希望國際秩序出現混亂或崩解。
中國在金磚峰會採取明確立場維護現有全球多邊體制，全力推進“聯合國2030社會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目標。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良好、更寬鬆的外部環境做出了貢獻，而這將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作用。中國在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時代，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第一，重新開啟現代化的多元競爭時代。很多人可能意識不到，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道路，已經被很多國家認真研究和參考。世界意識形態領域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西方的代議制民主、自由市場和自主性社會，被普遍認定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階段，新自由主義當道，華盛頓共識成為不可更改的教條。非西方國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會發展模式靠攏，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發展道路選項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產生了很大變化。意識形態領域逐漸打開，不再是只有一種選項。中國的經驗最為突出，而中國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奮鬥，從1840年以來，付出了幾千萬人生命的代價才爭得獨立自主的發展機會。當然這些經驗是很難復制和模仿的。各國的發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國情、與時俱進。
第二，中國的興起重塑了全球貿易格局。過去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關係被顛覆了，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平台，提供各種價廉物美的高科技產品與高端設備，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國式代議制迷信，在經濟上打破了西方跨國公司的寡頭壟斷。而另一方面，中國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級產品的價格。許多落後國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貿易交換條件，它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上升，而需要進口的工業產品與軟件價格不斷下跌。中國企業讓幾億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動通訊時代。例如，深圳的“傳音控股”在中國市場沒有銷售過一台手機，而在非洲市場佔有率竟達到48%，它的入門機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讓非洲的每一個人都買得起。中國的手機製造企業讓廣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動通訊時代、網絡時代。如果沒有中國的興起，就沒有這種可能性。
第三，中國開啟了全新的發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後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打交道的經驗。300年來，第一次一個正在興起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發展中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提供了各種協助，促進經濟合作。中國推動經濟合作的主體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協商平台，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與國有企業為推動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並帶動民營企業積極參與。中國不以資本回報最大化為唯一標準，這種發展模式是西方國家所不曾採取的，甚至是在他們的意識形態裡所排斥的。
很多發展中國家存在發展中的瓶頸，其中最大的瓶頸就是在基礎設施方面，它既沒有外匯、更沒有足夠的融資條件來突破這個瓶頸。中國具備空前龐大的工程建設能力，可以同時幫助上百個國家克服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包括港口和深水碼頭、電廠、鐵路、公路等設施的建設，這些都是中國可以發揮能力的領域。全世界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有這種能量，更不要講有這種意願了。這些都是中國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格局裡所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中國作為很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最大的投資來源國，尊重這些國家的國情，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這些國家削足適履，不強迫買賣武器，不輸出顏色革命，這些都給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國模式興起打破西方對話語權的壟斷
我們要在理論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則不足以解釋或者應對新的發展趨勢。這裡有幾個很重要的知識體系重新構建的切入點：
第一，西方主流科學有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它不會改變立場，接受社會主義民主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概念，這個理論構建工作中國學者責無旁貸。
第二，美國主流社會科學所奉行的理論早就被揚棄了。中國學者應充分掌握70年代“後實證主義”的哲學理論演進趨勢，汲取科學史、知識社會學、科學實存論、批判實存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等重要科學哲學相關理論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學理論所憑藉的歷史經驗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對超過千年以上的伊斯蘭教世界與東亞政治秩序，處於無知狀態。對16世紀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東亞世界的多個國家和民族之間如何長時間共存的問題，並沒有深入的研究。
我認為中國學者有可以發揮作用的巨大空間，無論從科學哲學理論的源頭重建開始，或是大幅拓寬政治學的歷史視野，或是重新構建理論與實踐的有機聯繫，可以使中國學者在政治學領域進行超越和突破。
我們要特別關注，中國模式的興起打破了西方對話語權的壟斷產生了哪些影響？
（1）中國發展模式的興起，使西方社會發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價值，西方主導的發展機構不再壟斷最佳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模式的話語權。
（2）中國模式激發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帕雷托最優資源配置之間取得平衡。
（3）中國發展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可以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
（4）中國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以及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既開闢了構建政治體制合法化的有效機制，又能兼顧治理能力與執政績效。
中國模式的興起重啟了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競爭格局。中國發展經驗強調尊重國情差異，在實踐中探索最佳道路，啟示了每個國家都應該因地制宜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發展策略；不同發展階段會面臨不同的挑戰與難題，需要與時俱進；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模式，也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而中國在實踐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給許多發展中國家追求自主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參鑑。
中國學者要有清晰自覺的實踐目標，通過實踐來檢驗知識與理論的正確性。要有知識全面的素養。縱橫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轍，先從深刻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和繼承的歷史經驗入手，全面開展與不同文明體系的社會交流對話。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養為根底的學術傳統，要有紮實的方法論基礎，批判性思考的訓練；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機制，不做學術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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