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金容沃 譯者/朱立熙

出生於1948年，早年畢業於高麗大學哲學系，後來相繼獲得台灣大學哲學碩士、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韓國圓光大學漢醫學士，被譽為韓國國師。1999年底，他在電視台開講“老子與21世紀”的哲學節目，風靡全韓國，不僅收視率空前，連金大中總統都是他的忠實觀眾。金容沃先生的專著《中國：人類最後的希望》《中庸：人類最高的智慧》即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作為研究古代經典的學者，我一直被如下問題深深煩惱，即如何把中國古代經典做成讓韓國年輕人可以讀的書。因此，我最近正進行著龐大的註釋作業，已經完成的有《論語》《孝經》《大學》，目前正埋首於《中庸》的韓文註釋。

我出生於韓國，而韓國是一個小國。出生在小國的人再怎麼努力用功，所能發揮的影響力還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大國出生、拜大國所賜的機運而成長的各位，一定會成為“大人”，而不會成為“小人”。因為是出生於大國，雖然必須經歷激烈的競爭，但只要站上領導的地位，在同樣努力之下的各位，當然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若想想中國的未來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人類的未來，各位一定要成為“大人”。所以，中國的責任是很艱鉅的。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選擇何種歷史進程，將會決定人類的未來。過去唐朝的文明非常開放，融合了世界多個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華麗，也將華麗的文明成果跟周邊國家分享。當時中國是具備主導世界文明資格的領袖。

現在北京大學有一個“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學術機構，院長是杜維明老師，他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的主考官。他曾經提出“中國文明三大紀元論”（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論述。我受到他論述的啟發而有過許多的思考。第一紀元是孔子所創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國文明傳統加以整理，而創造了新的文明紀元。不過，許多人只要想到中國文明，都會把它當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為榮。但是在人類的古代世界中，中國畢竟不屬於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與埃及尼羅河邊吉薩（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時間範疇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屬於最近世的文明，它的偉大性並不在於歷史悠久，而是在於它打破神話的桎梏，創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從孔子的血統來看，他雖是殷代的後裔，卻能擺脫殷朝的宗教桎梏，開創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圖通過詩歌來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說“述而不作”，實則是透過“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來“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謂“作”，是意指為人類存續的文明價值創造新的轉機；“作”就是擺脫神話的人文作為。

第二紀元是由朱子這個人物來代言。當然，這個紀元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完成的。中唐時期的韓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學家司馬光，還有與他同時代的周濂溪、張橫渠，以及二程等先驅，由於朱熹集他們的時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將朱子視為第二紀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紀元，有來自天竺與西域的重大挑戰，印度的佛教成為這個挑戰的核心。但並不只是佛教而已，許多西方的文明與佛教一起進來了。而且，基督教也從波斯傳來。從波斯傳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麼盛行，從現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可以得到證明。說到基督教，儘管各位可能都會聯想到明朝的利瑪竇（Matteo Ricci）或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湯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們更早之前，波斯的薩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滅亡之際，在當地蓬勃發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舉吸收，對唐朝文明的興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雖然是印度人所創的宗教，但是它一被傳到中國，就經歷了被徹底中國化的過程。複雜的唯識哲學也被翻譯成適合中國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詩，印度佛教多元的教義與論述，經過天台宗與華嚴宗龐大的中國化論述之後，最後昇華成為禪佛教非常簡潔獨特的詩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漢譯的時候，都藉用漢文蘊藏的概念來表達其義，而被稱之為“格義”。因此，我主張，中國佛教基本上是格義佛教。所以，禪佛教可以說是格義佛教的巔峰。禪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巖錄》，可以說就是佛教的“論語”化。孔子與他的弟子進行的問答，在此以禪的形式表現出來。

由於波斯王朝的滅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國發揮如同羅馬教廷的中樞控製作用。於是基督教也被徹底中國化，景教幾乎與佛教或道教一樣被中國化到無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學並非如馬克思唯物史觀所認為的，是幼稚的“客觀唯心主義”的一個理論體系，而是經歷上自漢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戰，創造了主體性新理論的第二紀元，正是人類文明的新範式。歷經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戰，同時新創立了可與其匹敵的中國價值觀。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經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論、認識論。就是所謂的“四書”。《大學》把握了儒學精神的大綱，《論語》發現了儒學的根底，《孟子》展現了儒學邏輯性發展的樣貌，《中庸》體現了儒學形而上學所有的微妙價值。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書讀書法。他還為四書做了新的註釋，做出所謂《四書集注》的天下名著。這部《四書集注》支配了東亞文明七個世紀之久。

現在我們要談第三紀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紀元的主角是誰呢？究竟是誰創造了第三紀元的主軸呢？第三紀元的背景跟第二紀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戰。但是，這次的西方挑戰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遙遠，就是來自西歐帶有很強烈的演繹性體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帶著更加強烈的演繹性教義傳來，科學也在數理上，以很縝密結構的演繹邏輯做基礎。啟蒙主義以來形成的所有西歐成就，席捲了中國。其中最強烈的是自然科學、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以及西歐的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價值體係等這些東西。那也是形成西歐近代的一切價值，這些價值跟中國本土的價值發生衝突。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的“天下主義”蛻變成為“民族國家主義”。現在沒有人將中國視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國現在是一個國家。這也是從小民族主義的藩籬來思索的。這真是驚人的變化。

在我上述列舉的三種強烈挑戰中，中國放心地接納了自然科學。在中國儒教的世俗價值和西歐的科學之間，沒有理由發生任何衝突。本來，超越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那些衝突的第三個因應方案，應以“共產主義”的形態接納。不過，“共產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對策在西歐所給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孫文的辛亥革命壓過袁世凱的複闢野心，獲得成功的話，共產主義是沒有機會在中國取得勝利的。孫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結果成了塑造中國共產運動的溫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取得勝利，李鴻章心懷屈辱締結《馬關條約》時，日本已經向各國宣告自己已進入世界列強行列。同時，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浮現，彷彿是日本的國策。日本的脫亞入歐，意味著存在於亞洲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蹂躪亞洲的怪物。日本的脫亞使亞洲淪落成為侵略的對象。而中國這個亞洲大國也淪落為一個弱國。同時，中國成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獲得對抗壓制的歷史正義。非常成功地打開這根本性僵局的偉大革命，正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韓國眾多的獨立鬥士也為了這一運動，不惜犧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嶺戰鬥中，幫助鄧小平脫逃的勇敢戰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於慶尚南道密陽的韓國人嗎？還有，你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以及《延安頌》的作曲者鄭律成，也是出身於全羅南道光州的韓國人嗎？

毛澤東的功，是無法被後來的過給謫貶的。文革的過失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反省，給予很高的評價。毛澤東以共產革命的主體勢力來設定“農民大眾”，這是對西歐共產主義的中國“格義”。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腦海裡根本無法產生這樣的構想。中國的共產主義不再是根據蘇維埃的指令而行動的運動。參與長征的中國年輕人冒死渡過瀘定橋時，他們不是為了唯物主義辯證法而捐軀的。因為共產主義是讓中國從帝國主義的魔掌中解放，為祖國帶來光明與希望，所以大家奉獻生命。共產主義優於意識形態的是懇切的希望，先於理想的是迫切的現實。因此，中國的年輕人應該自覺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的綱領，是無法拋棄的歷史必然。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創立，之後成立紅軍；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說的一個政黨；它不是組成議會政治，以獲得維持權力為目標的多數人的集結體。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不可拋棄的中國歷史的必然。

我認為現在高喊“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主義，有必要更徹底地進行“格義”。再說，中國的共產主義也沒有任何理由必須是西歐的“共產主義”。中國共產主義的出發點，本身不是出於如同宗教教理一樣，信奉西歐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communism）來自拉丁語的“communis”，著重在“共有”的意義。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義”的“共產主義”，使其成為更徹底的中國理念。“共產”的“產”，換句話說是“生生之謂易”的“生”，永遠是“創造性的創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業，日新的盛業。如同在第二紀元，印度佛教本質性轉化成為中國禪佛教，共產主義現在則需要變成“禪共產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西方世界的人們就說是“中國的崩潰”（China's Disintegration）。後來中國開始躍進，又說是“中國的威脅”（China Threat）。但近來中國儼然躍升為強國，所以就異口同聲提出“中國模式論”（Chinese Model），說“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國青年們應該看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模式”並非單純的讚揚，背後也同時有著不斷想要牽制的陰謀。

我們提到人類的近代性，大致上以“產業革命”或“法國革命”為起點。不過，19世紀的近代性主軸總是在歐洲。人類重要的近代性價值、制度和概念，發生在19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主軸到20世紀，被美國文明帶走。但所謂“中國模式”的終極意思，是說中國文明擁有20世紀美國文明的主軸性。19世紀歐洲文明的模式換成20世紀美國文明，其過程沒有本質性的轉換。使19世紀歐洲文明的產業主義效率達到極限的，是美國文明。可是20世紀的美國文明轉換成21世紀的中國文明，其過程應該也伴隨歐洲文明—美國文明之類的幅度變化，同時意味著誕生本質上與歐美文明不同的新範式。以我個人的想法，上海浦東無法代表這樣的新範式。那隻會引起競爭、破壞、掠奪、泡沫、戰爭。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新闡釋，創造出可以贊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紀美國文明的綱領，絕對不是個容易的問題。各位請想想看吧！構成我們現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誕生在美國。電器、電話、汽車、飛機、計算機、集成電路、網絡等等，這些決不是單純的物理性的革新，它們是道德性的作為。那是跟孔子所說的“作”一樣的作為。再說，20世紀的美國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顯的道德優勢。我們就拿爵士樂來說說吧！接納黑奴的旋律，創造超越傳統古典音樂和聲法的新爵士和聲法（Jazz harmonics），創造出人類普遍喜愛的即興音樂樣式。各位朋友，你們果真能夠超越這種美國的開放性、多樣性和創造性嗎？所謂的“中國模式”，不是叫做中國的這個國家獨特的模式。那是意味著雖然由獨自的構思出發，卻獲得能夠說服全體人類的新普遍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儘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傳教歷史，中國的基​​督教徒卻不到75萬。但是，聽說現在中國基督教徒超過1億。中國基督教徒顯然比中國共產黨員更多。這是怎麼回事呢？如果跟韓國人說這樣的事情，大部分韓國人會大喊哈利路亞萬歲，並拍手叫好。但是身為韓國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儘管我是基督徒、神學家，卻對中國前途感到憂慮。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惡劣的韓國保守教派在中國非法傳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事實上，更大的問題是共產主義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樣，提供中國大眾心靈的滿足感，這成為一清二楚的證據。這實際上是很重大的問題。基督教在它發源的西歐文化圈，已經是喪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過美國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來維持。其中最紅火的事例，是韓國的基督教。不過，耶穌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耶穌教顧名思義，是“歷史耶穌”（Historical Jesus）的教誨，現代神學稱之為“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卻意指，歷史性存在、名叫耶穌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彌賽亞”（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體系。耶穌教的出發是教會，就是艾克利西亞（Ekklesia），同時也可以跟耶穌無關。耶穌教雖然是耶穌常識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卻是和受難（Passion）、復活論（Resurrection）、复臨論（Second Coming）、末世論（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關係。那是神話的結構。

我不諱言地告訴各位，中國不可以接納基督教。中國也不能跟梵蒂岡再復交，中國未來永遠不能承認梵蒂岡的權威。中國文明的可能性，只在於發現非神話性、原創的耶穌運動。基督教不能被高壓的手段給排斥，因為越排斥會變得越強烈。但是中國基督教徒的擴增，會成為顯示中國共產黨限度的一個測度計。各位在你們自己的人生中，應該要克服所有神話的虛構，徹底實現豐饒的實事求是的人文主義。21世紀人類的課題，也可以歸結為儒教和基督教兩者的對決與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國文明和中國文明兩者的對決與融合。在人類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為主軸吸納儒教的話，那會是人類的災禍，中國文明的獨自模式無法存在。我們應該嚮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傳統為主軸，吸收基督教。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課題。這也是我要告訴各位背負在你們肩上的第三紀元的主要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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