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1年10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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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鼎新 | 浙江大學 

【導讀】近期，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發表政策演說，釋放美方希望與中國重回經貿合作軌道的信號，引發各界對“美國對華策略重大調整”的猜測。這一信號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尚難定論，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把握新形勢下的中美關係本質和美國的行事邏輯，以便做好充分的戰略準備。

本文犀利指出，當前輿論場上流行的4種中美關係論調——修昔底德陷阱論、薩繆爾森陷阱論、各類衝突論以及美國衰敗論，都存在一定誤區，特別是美國衰敗論，對兩國的誤導性都很強，政策後果也最危險。事實上，中國避免掉入“墊背陷阱”，才是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關鍵所在。

作者分析，美國自身有明顯的“兩大優勢、一大問題”，因此註定會在國內產生各種矛盾，並對他國造成負面溢出效應。美國困于自身政治文化結構，難以自我改變現狀，而中國又恰是一個體量、位置都首當其衝的美國負面效應承擔者。所以，一輪又一輪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這樣的美國，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其優勢和劣勢，尤其要避免像當年的日本那樣，成為美國“再次偉大”的“墊背者”。作者提醒，絕不能輕信那些建立在對美國不甚瞭解的認識基礎上的各種“美國衰敗論”，以及各種不知就裡的中美實力比較研究。中國應樹立有底氣的非零和外交路線，在保持地緣政治自信的基礎上，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抱成一團，合作和鬥爭兩方面同時展開，不做來自美國的創造性破壞力的“墊背”。同時，也要加快形成一套有底氣的、非零和的、平等包容為主體的、更具道義性的國際關係理論，打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對華聯盟，把加強世界對中國的瞭解和理解這項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10月刊，原題為《“創造性破壞”與“墊背陷阱”——美國的性質與中國的應對》，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創造性破壞”與“墊背陷阱”

—— 美國的性質與中國的應對 

▍何種陷阱？

中美關係正在惡化是事實，對此的解讀產生了不少理論。比較常見的大致可分為四類：基於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原則的修昔底德陷阱論；基於“中美經濟互補性在變小，美國在中美經濟往來中的收益不斷遞減”這一判斷的薩繆爾森陷阱論；從中美文化、政治體制和行為模式等方面巨大差異這一事實出發得出的各類衝突理論；基於美國實力明顯下降，中國實力迅速上升，雙方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而導致衝突加劇這一判斷的美國衰敗論。

這些理論背後都有相應的因果關係推論，這些推斷在邏輯上也都能成立。這些理論在經驗上也有一定根據，其中有些來自歷史經驗，有些則來自對中美關係現狀的觀察。比如，西方近代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霸主不想繼續保持自己的地位，不會對一個正在興起的大國的走向存有疑慮，這種疑慮也往往會因為守成大國和興起大國之間在文化、政治體制和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異而增強。

但這些理論同時也是普遍盛行的片面深刻學術的產物。在決策層面，它們勢必會為各執己見的學者和政治家所用，作為他們政策主張以及兩國政府政治/軍事性動作的出發點和依據，從而加大這些理論的“自我預期實現”能力。

在各種理論中，經驗上似乎最站得住，而政策後果卻最危險（或者說自我預期實現性最強）的是美國衰敗論，因為這一判斷會讓中美兩國的“戰狼”們都很亢奮，甚至會誘導乃至迫使兩國決策者都做負面戰略預判，從而把原來僅僅存在於一小部分人想像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變為現實，把中美關係和整個世界引向深淵。

鑒於美國衰敗論以及其他各種分析中美關係的理論都存在誤區，基於筆者對美國的長期觀察，本文提出，避免掉入“墊背陷阱”才是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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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優勢與弱點

雖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也在飛速上升，中美關係的關鍵仍然是中國如何應對咄咄逼人的美國，而不是其他。美國人普遍有一種來自基督宗教的非友即敵的零和思維方式以及進步與落後涇渭分明的線性史觀，因此很容易把矛盾明確化和敵對化，中國人則不是這樣。美國有長期插足世界事務的習慣，但中國沒有。雖然在西方的壓力下，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始終高度混亂，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非線性史觀仍然主導著我們的思維。中國人不習慣非黑即白地看問題，也不會從心底裡認定歷史在朝一個終極方向發展。西方的國際關係專家也許會用近年來有些中國外交官強勢和生硬的言語來反駁上述觀點，但這些舉動只是面對美國和西方各種偏見、指責時的情緒性、姿態性應對，並不代表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大改變。內政導向是中國的歷史傳統，這也是中國目前在核心利益之外的國際事務上繼續保持低調的原因。

除了文化因素之外，美國對中國咄咄逼人態度的背後還有更直接的結構性因素——美國具有兩大優勢、一大弱點。這些優勢和弱點的長期存在，引導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更傾向於採取強硬手段。如果中國應對不當，可能會被美國拖入“墊背陷阱”。

美國的第一個優勢是，除非打一場讓全人類同時毀滅的核戰爭，美國的地緣位置以及在傳統軍事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使得戰爭一般都在其他國家的周邊或國內發生，因此能給他國造成極大損害。同時，美國是在國際舞臺上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是當前大多數國際規則的主要制定者，美元在世界經濟中仍佔據霸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甚至不需要直接與中國打一場熱戰，只需要通過支持或操縱一些與其在某些方面利益和價值觀相近的國家，就可以讓中國疲於奔命。雖然美國在國際舞臺上並不公正，也經常不具備長期戰略眼光，並且不時破壞自己制定的規則，但國際社會畢竟已經熟悉或適應了美國的行事方式。而對於許多國家來說，中國仍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新興大國，它們自然會有更多的疑慮。更何況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與西方世界有較大不同，並且當前中國對外宣傳部門和學者們講故事的能力實在太差，這些都會加大他國的疑慮。 

美國的第二個優勢是有吸引全世界人才的良好物質基礎、發展環境及激勵機制，對於世界各國精英來說仍然是一個“機會之地”。僅以我熟悉的中美兩國高校為例，與美國的一流大學相比，雖然中國的一流大學近年來在國際排名上逐年攀升，但許多方面的差距其實非常大，甚至在繼續擴大。總之，美國無疑仍然是世界上思想、科學和技術等方面的絕對中心，並且有著巨大的原創能力和把原創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

然而，美國卻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弱點——它有非常保守的一面，同時缺乏內生的具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動力和能力。這一弱點讓美國具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特徵：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卻有大量民眾相信非常保守的宗教，連最基本的科學事實都不願承認；有著最發達的經濟，卻有大量民眾過著比中國貧困地區的普通百姓還窘迫的生活；在中小學教育方面有相當大的投入，卻有大量窮人，特別是黑人，無法接受正常教育；醫療科技在世界上絕對領先，人均壽命卻排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末尾。美國這些與生俱來的弱點會催生各色各樣的社會問題，讓人誤以為美國在走向衰弱。但是，正如我一位深諳美國歷史的英國朋友曾說：“美國從來就是一個‘殘酷’的地方（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tough place）。”只有對於那些有能力和拼勁的人，美國才是一個機會之地，這一點從來如此。 

在歷史上，美國社會的各種張力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得到緩解：第一，向西部移民以拓展領土，即通過擴張空間來緩解各種矛盾；第二，戰爭帶來的預期和非預期後果緩解了社會矛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後的幾年內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開始恢復，而美國卻到30年代末仍沒有走出經濟危機。此時日本偷襲珍珠港，給了美國一個通過戰爭走出經濟危機，迎來新一波繁榮的機會。而日本則被打得很慘，成了美國“再次偉大”的“墊背”。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西部移民和拓展領土已經不再可能，國際危機乃至局部戰爭就成了美國緩解國內矛盾的主要手段。而由美國的兩大優勢造成的各種機會結構，再加上西方人固有的思維方式，非常容易把美國引向這條道路。因此，中國國際戰略的首要目標就是拒絕做美國的“墊背”。 

美國的兩個優勢比較明顯，本文不做專門論述。以下我集中分析為什麼美國缺乏內生的具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動力和能力，以及中國如何才能避免掉入因美國社會問題外溢導致的“墊背陷阱”。

筆者的“墊背陷阱”理論在邏輯上與熊彼特提出的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有一定相似。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和破壞力都更強。一方面，美國在原創力和把原創轉化為生產力方面呈現出無比巨大的優勢；另一方面，美國因為缺乏具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動力，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破壞力也同樣巨大。美國社會的弱點帶來的各種問題勢必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的加劇必然會加大國內的族群矛盾，加深下層民眾對主流精英以及由精英掌控的兩黨政治的不滿，致使保守宗教在全社會及選舉政治中的影響不斷加大，造成政治兩極化，並且導致加強版的特朗普式民粹主義政治一波一波地湧現，越來越強勢。但由於美國各種優勢的客觀存在，其國內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產生各種破壞性溢出效應，影響全世界。美國的盟友其實也會受其破壞性溢出效應之苦，比如特朗普的以美國優先為原則的單邊主義行動就給其傳統盟友帶來巨大壓力。然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擁有廣袤領土、巨大人口、強大軍事實力，同時文化和政治體制與美國和西方有很大差異的大國，必然會首當其衝地受到美國破壞性溢出效應的衝擊。如果中國對此沒有足夠理解或處理不當，都可能會掉入“墊背陷阱”。

▍美國缺乏內在改革動力的原因

美國缺乏內在改革動力和能力的背後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是保守的主流價值體系，二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和北美前工業社會生存條件基礎上的政黨和國家的制度性安排。這兩點都與美國的起源和建國理念有緊密關係，並且作為美國文化的核心滲入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非常難以改變。

（一）保守的主流價值體系

美國社會具有強大的反啟蒙精神而行之的傾向，是現代西方世界中的一個異數。美國主流價值體系的保守性在宗教和世俗層面都有體現。在宗教層面，基督教特別是保守的基督教派在美國一直有很大的勢力，並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美國政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北美殖民地是17、18世紀在歐洲被視為“異端”並受到迫害的各類基督教派的避難所。美國建國後，基督教繼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與19世紀後基督教勢力在歐洲逐漸衰退形成較大反差。美國基督教歷史上發生過四次“大覺醒”（Great Awakening）運動，每一次運動都伴隨著一些非常具有擴張性的教派和魅力型人物出現。基督教在此過程中不斷擴張和穩固自己的勢力，並深刻塑造了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和文化。雖然大多數新興教派都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進入主流，失去原來的傳教動力，但教義上更具保守性的教派卻往往能在一次次運動後繼續保持強勢。這一趨勢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大覺醒中更明顯。例如，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興起了一波以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為核心的基督教勢力擴張浪潮，即第四次大覺醒，運動退潮後繼續保持強勢的是南方浸信會（The Southern Baptists）和路德會密蘇裡總會（Missouri Synod Lutherans）這樣非常保守的教派。在美國的農業帶、南方和工業“鏽帶”地區，這類保守教派的勢力往往更大。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普通民眾帶有深深的保守性格，有大量的人反墮胎、反同性戀、反環保運動、反進化論、反疫苗，甚至反對任何具有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運動。

美國的世俗價值觀高度多元，同時呈現出與宗教信仰、教育和經濟因素緊密相關的城鄉高度對立，很難簡單總結。但以下兩個共識不僅在美國精英群體中普遍存在，而且目前仍在較大程度上主導著美國民眾的觀念，即對權利和義務、社會不平等的基於個人層面的理解，以及解讀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實用主義視角和方法。這兩個特點都對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運動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使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其發達的經濟極不匹配，難以很好地紓解不平等問題和社會貧困問題。

對於權利和義務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個人層面的理解，在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體現。例如，儘管惡性槍殺事件層出不窮，美國政府至今仍很難通過嚴厲的法律對個人持槍進行有效的控制，因為個人持槍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又如，美國更強調個人層面競爭機會的公平，而不強調不同群體之間的平等。即使美國有各種平權運動，但最終受益的往往是那些在運動中產生的少數有能力和資源的人士。因此，美國黑人精英能獲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但是黑人下層的生活狀態卻普遍悲慘。再如，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更強調第一次分配，富人有各種方式可以避稅，普通民眾對社會不平等也有很大的容忍度。這就導致美國貧富差距嚴重，社會福利滯後，資本的運作邏輯更直接地影響著民生。

缺乏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進步主義性質的改革動力和能力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一大堆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卻在思想學術層面被進一步消解。這一任務主要是由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完成的。我們只要把握住胡適名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題目的要義，就能比較準確地抓住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的保守性。多研究些問題，即強調就事論事，從社會問題發生的層面理解和解決社會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強調不要一見到社會問題便馬上提升到“主義”或大社會結構層面來分析。

以美國社會學對工人抗爭運動的研究為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近50年內，美國接受了數千萬歐洲移民。這些移民既給美國帶來了廉價勞力，也帶來了各種社會矛盾，一時間美國工人抗爭運動風起雲湧。受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其他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社會學家，一般會從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內部矛盾以及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等宏觀結構視角分析美國的工人抗爭運動，此類分析在當時其實也很流行。但是，美國的社會學家卻在實用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看到了另一類造成社會矛盾的事實：新移民群體中黑幫勢力強大，各個移民群體之間矛盾嚴重、械鬥頻繁，由早期歐洲移民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受到了很大的侵蝕。在這類經驗事實的支持下，美國社會學家把當時美國的工人政治理解為由歐洲不同地區移民的居住地域和分佈不同導致的城市生態問題（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理論），以及因不同族群在互動中的交流障礙導致錯誤資訊被不斷強化而帶來的衝突（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理論）。在這樣的視角下，抗爭者帶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和訴求基本上失去了聲音。

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在“二戰”後的美國繼續保持強勢。在社區研究方面，芝加哥學派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主導性。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社區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和榜樣理論（role model theory）這類忽視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宏觀結構性來源，僅僅從問題發生的層面來理解和試圖解決窮人社區社會問題的理論，仍能在美國大行其道。在社會運動研究方面，早期美國的主流理論是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理論和建立在社會心理學基礎上的怨恨理論（grievance theory）。上世紀70年代後，這些理論遭到參與新左派運動和公民權運動的新一代學者的批評。雖然批評者們最初並沒有忽略社會大結構的變化在這些運動中的作用，但隨後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發展和研究趣向馬上又回到了實用主義哲學的軌道，著重探討四個在很大程度上去背景化了的“中間變數”——組織、資源、機會、話語框架——對社會運動的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性。美國社會的改革動力再一次遭到了實用主義學術的消解。

（二）起源於前工業化時代的政黨和政府制度安排

如果說主流價值體系的保守性是美國缺乏帶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性質的改革動力的軟性制度淵源，美國政黨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及相應的執政手段則是硬性制度淵源。美國的政黨系統非常不利於階級意識的形成。美國的兩黨制始於18世紀90年代，盛行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主義”彼時尚未出現。概而言之，美國的兩黨制是一個產生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前，旨在應對18世紀末美國政治問題的政黨設置，其最初的議題主要集中在大（聯邦）政府還是小政府等問題上。

19世紀下半葉後，大量歐洲移民來到美國，他們帶來當時盛行於歐洲的各種“主義”和極端政治。但是這些從歐洲過來的政治和思想形態並沒有在美國產生持續性影響，因為此時美國北部大多數成年白人男子已經有了投票權，新移民可以通過加入美國國籍、參與政黨政治來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是他們的歐洲同胞尚不能享有的權利。然而，美國的政黨政治卻十分不利於階級利益的表達。

首先，兩黨都沒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綱領，工人可以隨意加入任何一個政黨。其次，政黨的權力基礎並不在聯邦層面，而在以宗教和族群等因素為基礎的地方層面。在這種情況下，決定美國人投票傾向的往往是區域性利益和政治，而難以產生超越地域的階級政治。最後，政黨組織結構鬆散，選舉時黨員並不一定選本党的候選人，組閣的權力也不歸屬于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的政黨，而是歸屬于總統。這樣的政治環境容忍甚至鼓勵政黨內部觀點和派系的多元化，從而把美國工人的利益和認同感切割得支離破碎，不利於美國工人利用政黨政治維護自己的利益。

此外，由於贏者通吃的選舉規則的制約，美國還很難產生有影響力的具有一定階級性的第三黨。根據贏者通吃規則，如果一個政黨的普選票數在某選區排名第一，那麼該選區的所有選舉人票就都歸該政黨。在這一制度安排下，為了不讓自己反對的政黨獲勝，選民往往會把票投給勢力較大的另一個政黨，而不是獲勝希望渺茫的一個規模較小的新興政黨。因此，新興政黨的候選人不但很難在總統競選中獲勝，也很難取得參眾兩院的席位，自然無法在政治中發揮持續性影響。

美國的聯邦制也妨礙了階級意識的成長。在權力分散的聯邦制下，每個州對待工人和工人運動的態度各有不同，導致每個州工人運動的性質也各不相同。在聯邦制下，住房、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福利主要由州政府甚至市政府負責，由此造成美國工人興趣和利益的地方化和多樣化，並引導工人政治朝著行業主義的方向發展。

美國還有動用武力解決國內衝突的傳統。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及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除沙俄以外的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鎮壓工人運動最殘酷的當屬美國。但與沙俄的鎮壓方法不同，美國政府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選擇性鎮壓，即專門鎮壓由共產黨或大工業工會組織的罷工或其他政治活動，而不鎮壓由行業工會組織的以經濟目標為核心的罷工。這種鎮壓方式迫使工人運動向美國政府准許的管道——行業工會的道路發展。於是，美國成為西方世界中唯一一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党等左派政黨沒有產生過持續政治影響的主要西方國家。總之，缺乏對統治集團造成重大衝擊的階級政治的洗禮，也是美國缺乏具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動力和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策：樹立有底氣的非零和外交路線

缺乏具有明顯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傾向的改革動力和能力，給美國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勢必會造成各種破壞性效應。近一年多來在美國國內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喬治·佛洛德事件引發的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抗議和騷亂，特朗普選舉失敗後其支持者衝擊國會事件，以及在新冠疫情中針對亞裔的頻繁襲擊，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破壞性效應的集中體現。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美國國內矛盾勢必會產生具有很大破壞性的國際溢出效應。

在這種破壞性的溢出效應面前，作為在價值觀和制度層面與美國都很不相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必然會首當其衝，特朗普政府的各種針對中國的動作就是這種溢出效應的部分體現。可以確信，只要美國的國內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其破壞性便會一波又一波地溢出，並且對中國和世界的衝擊也越來越大。但是，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一般意義上的美國衰弱，美國仍然具有無與倫比的創新能力和潛在的生產能力。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應該怎麼辦？在我看來，中國的總體原則應該是：絕不輕信那些建立在對美國不甚瞭解的認識基礎上的各種“美國衰敗論”，以及各種不知就裡的中美實力比較研究；同時，堅持有底氣的非零和外交，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抱成一團，合作和鬥爭同時展開，不做來自美國的創造性破壞力的“墊背”。更具體地說，有底氣的非零和外交應該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確立地緣政治自信。我們首先要建立一個戰略性的基本判斷：“二戰”後，民族主義精神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深植人心，直接佔領和統治他國成了成本昂貴、得不償失的事情，殖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因此當前中國不會面臨近代史上外國侵略的危險。此外，當前中國在地域、人口和經濟實力上都已經是一個任何國家都不能小覷的超級大國，而且還是一個具有很大戰略縱深的核大國。因此，除非出現嚴重的戰略誤判，當今世界並沒有願意和中國打一場大仗的國家。中國在地緣政治上需要注意的是：

一、絕不陷入一場中國必須直接軍事介入，而美國只需通過代理人介入的戰爭；

二、以定義明確的核心利益與美國的全球性利益進行平衡，公開拒絕在美國壓力的誘導下與美國展開零和競爭，特別是應避免在美國佔據絕對優勢的軍事領域展開全球性競爭。

第二，發展非零和國際關係理論，反制西方的零和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當前不少國際關係理論家和外交人員雖有堅定的中國立場，但看待問題時所採用的卻主要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視角，這是比較危險的。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逐漸形成。雖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再次確立了“教隨國立”原則，使得基督宗教信仰不再是引發歐洲各國之間衝突的因素，但基督教的零和擴張性（zero-sum evangelism）思維方式仍以世俗的形式主宰著西方人的國際關係觀，其核心就是一種零和的現實主義政治原則和敵對性思維。在這種原則下，一旦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實力較近的國家認定為對手，兩國的關係就會不可避免地朝著敵對的方向發展。而當出現了世界級霸主（如19世紀的英國和“二戰”後的美國）後，被霸主認定為具有威脅性的國家就會因為不得不與霸主展開全方位競爭而被拖垮。這一過程中其實霸主也沒拿到什麼好處，英俄競爭、英德競爭、美蘇競爭無不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前美國對華外交的基礎絕不僅僅出於冷戰思維，其中還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思維帶來的誤區。

中國應該而且能夠拒絕這種零和競爭玩法，不僅因為我們有地緣政治自信，更重要的是，即使受到了西方線性史觀的嚴重侵蝕，當今中國文化仍然與從基督教中發育出來的零和擴張精神有本質區別。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只見中國向世界輸送商品，很少見中國主動向世界輸出價值觀。唐朝時，中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確對日本等國形成了很大輻射，但那是人家主動來學的，中國反而有一定的被動性。正是因為如此，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甚至印度教在世界上到處都有影響力，而儒學和道教僅僅在中國國內和有大量中國移民的地區才有一定影響。中國人信奉中庸之道和“貴弱”原則（一種認為強弱力量具有不可抗拒的轉換性的迴圈史觀），因此對取代美國地位根本就不感興趣，這一點西方人很難理解。因此，中國完全可以提出一套非零和的，以平等和包容為本體的，更具道義性的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中國外交的基礎。

除了本體/哲學層面的理論建構外，這套非零和國際關係話語體系至少還應該包括以下幾個側面。

其一，非零和地理解和處理國際經濟關係，儘量不把經濟和政治掛鉤，“有錢大家賺”。只要中國的產品繼續保持競爭力，它們自然就會流向世界各地。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各種指標顯示，美國政府目前的各種制裁其實不會對中國經濟和外貿產生根本性影響，甚至對中美貿易也不會產生長時間、大面積的負面影響。

其二，非零和地理解國際政治。堅持不以意識形態和國家體制的相似度為基礎理解國際關係，也不一定要把美國針對中國的種種法案或聯盟視為威脅。其實，美國就像一個不會和麵的廚師，抱著地球這樣一個偌大的麵團，手上、臉上、身上全都沾滿了麵粉，卻還想騰出手來做其他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勢必會有許多地方需要中國的合作乃至説明。此外，美國的盟友在某些領域也可以是中國的夥伴。只要我們不豎起一面旗幟或者持續向外界傳遞錯誤信號，美國就沒有能力組建一個穩定的反華聯盟，大多數國家也沒有意願持續地加入這樣一個聯盟。

其三，用非零和的平常心對待美國在亞洲的深度介入。在國際關係方面，與其和一大堆其實對你既不信任也沒好感的小國一個一個博弈，還不如和它們背後的老大直接博弈來得容易。中美雙方在亞太地區直接面對，不僅可以減低雙方的戰略誤判，還能防止小國兩邊拿好處，甚至形成“尾巴搖狗”（the tail wagging the dog）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願意多管事，不怕累，這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並不衝突，我們可以在自身的核心利益與美國的全球性利益之間進行有原則的合作性博弈。

其四，通過與西方重要國家建立“啟蒙共識”，打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對華聯盟。除了中國是一黨執政，而歐洲國家都是多党民主體制外，目前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共性其實不比美國與歐洲之間少。中國和歐洲的體制都有較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美國則沒有；中國和歐洲社會都比較世俗，美國卻不是；當前中國在科學理性精神、社會平等、性別平等、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動植物保護等方面都與歐洲的發展更為同步，與美國則形成較大的反差。在歐洲發起的啟蒙的道路上，中國在有些方面走得要比美國更遠。因此，我們很有必要與歐洲建立一個啟蒙共識。在拜登政府的G7對華政策框架下，這一設想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是，近期內美國的創造性破壞力向外溢出的趨勢只會繼續增強，升級版特朗普也必來無疑，歐洲和日本受美國的單邊主義之苦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到一定時候，與中國建立啟蒙共識，不但對歐洲會越來越有吸引力，對日本也會是如此。

其五，把加強世界對中國的瞭解和理解這項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為此，首先應將心比心，充分理解從西方自身的歷史經驗來看，西方對中國的許多批評有其合理性。“二戰”後西方和日本保持了長達幾代人的歌舞昇平，目前在世的絕大多數人對本國曾經遭受的苦難都沒有切身感受。此外，多党民主也在“二戰”後的歐洲和日本走向穩定。如此幾十年下來，包括個人主義、人權、言論和結社自由、多黨民主政治等價值觀和制度安排，在這些國家逐漸就成了政治正確。從這樣的思維定式出發，歐美的政治家、城市精英、大多數青年學生、左派和自由派知識份子反感當前中國的有些做法，是很自然的。因此，我們在充分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應儘量坦承自己的不足；即使許多來自外界的批評從中國角度來看很不公允，也不要動轍針鋒相對地反擊。我們還應在西方人面前強調，雖然中國有自己的價值觀，並且在體制、歷史記憶、文化和發展階段等方面與西方很不相同，但中國的政策方向和社會發展方向與西方有大面積的一致性；同時可以通過一些生動的故事說明，在個人權益保護方面中國近年來的進步也很大。

雖然在我們的近代史敘事中，中國是西方列強侵略的受害者。但在大多數外國人眼中，中國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第三世界國家，古代中國是一個歷史長達幾千年的超級強國，近代中國的苦難更像是中國歷史上朝代轉型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劇烈陣痛，今天的中國則又是一個實力強大、讓人羡慕的超級大國。如果我們一味強調近代中國的苦難，高調地喊著強國夢，在外界的效果其實並不好，甚至會讓人害怕。

我們要充分理解甚至同情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超級大國時產生的各種緊張心理，包括對中國的價值觀、戰略和政策走向的疑慮。我們要通過梳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講清楚中國內政導向的歷史傳統、非零和的戰略思維特色及背後的文化和制度性底色。總之，我們一定要響應z中國高層號召，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以“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的方式闡明自己的立場，花大功夫解決我們在國際上“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其他努力都是白搭。

▍餘論

本文強調，美國是一個具有巨大的創造性破壞能力的世界霸主，而中國作為有巨大領土、人口和軍事實力，同時與美國在文化和價值觀上有很大差別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勢必會首當其衝地受到美國創造性破壞外溢效應的影響。如不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可能會掉入“墊背陷阱”，讓越來越惡化的中美關係成為美國緩解國內矛盾的減壓閥，甚至解決方案。為了阻止這一趨勢，本文提議確立一套帶有中國智慧的非零和性國際關係理論來反制西方的零和性國際關係理論，同時讓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一些人士同情或者至少理解中國的立場。

目前有一種聲音認為，無論中國怎麼做怎麼說都沒用，因為美國和西方世界早已視中國為敵人。近年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正面印象在飛快下降是事實。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既有面對中國國力飛快增長而產生的緊張，也有偏見等其他原因。但我不認為一切都為時已晚。我自1986年出國留學，親見近三十多年西方輿論對中國印象的起起伏伏，當前西方對中國的印象的確很糟，但不會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幾年更糟。彼時中國尚能逐漸改變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印象，現在為什麼不能？

此外，西方世界並非鐵板一塊。況且，當前中國既沒有強大到能讓整個西方世界聯合起來的實力，也沒有犯什麼持續性的戰略性錯誤，西方世界怎麼可能會一致認定中國是它們的共同敵人？其實，西方政治家和民眾中對中國有好感的人並不少，只是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不願公開表態而已。如果我們講好中國故事，對中國有好感的人會大大增多。

近年來，中國有些外交官在與西方人打交道時，言語中往往帶著很大情緒。這些外交官對一些西方國家的霸權、偏見和虛偽有不滿，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們在反擊西方人時用的卻仍是西方話語，例如當西方人譴責中國在人權方面問題很大，他們就反擊西方在人權方面問題也很大。這種應對方式不但在外界的效果非常不好，並且永遠處於被動和下風。因此，提出一套非零和的，以平等和包容為本體的，更具道義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就成為當務之急。只有在話語體系層面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外交人員和學者才能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以“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的方式與西方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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