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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忠 | 特約撰稿人

以下文章來源於修遠基金會

【導讀】近日蔡英文在受訪時承認“有美軍在台”一事，與此前數日拜登發表的“承諾保護臺灣”言論相互呼應，引發軒然大波。本文是作者對自己在臺灣左統生涯的回顧。他立足於臺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對台獨運動成因的思考：台獨的形成與“二二八”事件無關，而是由某些地主子弟發起的反國民黨運動，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台獨的道德正當性。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臺灣統派存在的問題：人數少且存在內部分裂。統聯知識份子居多，缺乏基層實踐，且不能全面認識社會主義，無法將其與臺灣實踐聯繫起來，這是臺灣統派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臺灣知名社會運動家，陳明忠曾在戒嚴時期兩度被捕入獄，坐過21年黑牢。他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Ｏ年代白色恐怖、黨外民主運動，卻一生探索民族和平統一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陳明忠於2019年11月逝世，他曾言“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了”，但中國的崛起和社會主義的發展，仍使他相信：大形勢擋不住，統一不成問題，人類社會將會朝著“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方向發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標題為“我在臺灣的左統生涯”。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有個大陸人來問我，是藍還是綠，我說，我不是藍不是綠，是紅的。他嚇一跳。” 

▍不藍不綠，是紅的 

大陸對臺灣內部情勢瞭解的不多。一般人只知道臺灣有藍綠。有個大陸人來問我，是藍還是綠，我說，我不是藍不是綠，是紅的。他嚇一跳。 

在臺灣，整個發展對統派是不利的。臺灣媒體對大陸的正面報導很少，一般人對統派的印象也不好。當“維持現狀”是臺灣多數民意的選擇，而蘇聯、東歐“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崩潰，致使“社會主義”被汙名化時，臺灣的“統左派”實在難於擴大其影響。 

原住民部落工作隊是統派的“別動隊”，有行動力，在臺灣內部和兩岸交流上都發揮作用，張俊傑功勞很大，因為他從基層開始做。一開始他們就跑遍了臺灣的山地鄉的所有部落。 

統聯很難弄大，因為多是知識份子，能夠下去基層做工作、實踐的人不多。現在只有領導層，講話會講，文章會發表，但沒有用，因為看的人不多。團體很難壯大，也有現實因素，參加統派的團體沒有錢，沒有辦法生活。人們也要考慮自己將來的出路。勞動黨有人，有群眾，但問題是只屬於地區性的，沒有建立起全島性的組織。做得好的是新竹地區。羅美文、黃秋香夫婦長期打下很好的基礎，所以高偉凱才可以選上縣議員，高偉凱對勞工的服務做得非常之好，否則也不可能當選。現在臺灣社會的“階級矛盾”雖然占著基本矛盾的地位，但主要矛盾卻是統獨矛盾，更正確地說，即是“維持現狀”和“臺灣獨立”之間的矛盾。所以對勞工講階級鬥爭，勞工也沒有多大興趣。 

臺灣統派要發展，思想要統一。大家要有共識，再培養幹部。如果我們本身沒有健全一個組織的話，大陸方面幫忙也沒有用。 

我們對臺灣兩黨的態度，是兩個爛的裡面，至少國民黨不破壞兩岸關係，所以選他一個。 

2005年連戰想訪問大陸，鄭麗文來找我，要我去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順便推連戰一把，去訪問大陸。即後來所謂的“破冰之旅”。 

1950年我被捕、刑囚後被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大約兩年後，又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一直到1960年釋放。在這期間所遇到的所謂“台獨案”的人們只有黃紀男等數人而已。這裡我之所以用“所謂”兩字的意思是說，他們本來並沒有承認自己是“台獨案”，而是說屬於“託管派”其他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和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被戴上“紅帽子”。 

在白色恐怖時期真正屬於“台獨案者”，是在1960年後才逐漸增加。我本身所遇到的第一批台獨案是1960年將要出獄時搬進同房的數個海軍士兵。這就是說，1960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正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王育德在日本成立“臺灣青年社”的時間為1960年，而“台獨聯盟”則1970年于美國成立。因此我一直懷疑台獨的“二二八起源論”，而研究臺灣歷史的戴國輝教授也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是國民黨退到臺灣來以後的事情，與二二八事件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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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獲“保外就醫”，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獲減刑，而1990年才獲准出境。於是當年就去日本、美國，向營救我的那些人道謝，並順便在日本購買一些台獨人士所寫的書。稍微做了研究後發現：台獨運動領導人中，畢業于台南一中、嘉義中學的位於臺灣最大農地“嘉南平原”的人特別多，而北部、中部地區明星高中的畢業生卻不多。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後，終於得知：台獨運動實際上是因國民黨政府土地改革而沒落、遠走美日等地的地主子弟所發起的反國民黨運動，他們進一步和臺灣中小企業主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中許多人也是由地主轉型的（土地改革後獲得“四大公司”股票，經過經營發展起來）。

我認為台獨“土改起源論”，才能夠解釋日據時代臺灣的抗日領袖之一的林獻堂為何遠走日本且援助“當時”主張台獨的邱永漢，臺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師長（葉廷圭）產生于臺灣最大地主集聚地“台南市”等等事實。 

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時，名導演侯孝賢主辦的“民主學校”提名藍博洲（苗栗縣）、鄭麗文（高雄市）等人參選。選舉全盤挫敗後，侯導慰勞大家吃飯。在吃飯時我才頭一次見到鄭麗文。雜談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時，我提出以“土改起源論”反駁台獨的“二二八起源論”。因為台獨的“土改起源論”從前沒人提過，鄭麗文似乎認同我的看法——鄭麗文和藍博洲在趙少康的“飛碟電臺”上對談時，提到我的台獨“土改起源論”。因此2005年2月27日國民黨在中央黨部舉行紀念會時，鄭麗文要我去演講。雖如此，由於我的經歷令國民黨內部一些人擔心我會講出對國民黨不利的話來。於是鄭麗文要我提出“發言稿”，同時告訴我：連戰本來想2004年當選總統後，就前去一趟大陸，卻由於兩顆子彈而去不成。所以問我對連戰去大陸一事，是否可推一下？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之事，當然會推他一把。 

所以我發表的“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講稿中提出兩個重點： 

其一是：以台獨“土改起源論”否定“二二八起源論”，否定台獨苦難史，否定台獨的道德正當性。 

其二是說，我的家庭是因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慘的當事者之一，但是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並不是為了個人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我只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位臺灣人的身上。因此國內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徹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締結和平。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我希望連戰能代表中國國民黨前往大陸，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歷史性的大和解，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讓類似二二八的悲劇不再重演。然後將一把象徵兩岸和解的“和解之匙”交給連戰，期許他勇敢負起結束國共內戰的責任。連戰緊接著也發表了題為“拋棄敵對，期待和解”的講話呼應，並當場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團登陸破冰。 

▍統派與左派 

大陸改革開放後，臺灣統左派才分裂。之前，社會主義和統一是一體的。陳映真是一個代表。我曾經在陳映真的研討會上發言，說陳映真那個時代，知識份子有兩個問題，一是人心裡有個警備總部。一是怕被扣上統派帽子。陳映真超越了這兩個問題。 

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看法的分歧，造成臺灣統派和左派的分裂。臺灣的毛派，反對改革開放。左派裡的年輕人，受他們影響很多。以前說社會主義的特徵是計劃經濟，國有制。現在沒有標準了。大家各說紛紜。統派的最大問題也在這裡。但對我們來說，統一是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社會主義。統一的問題，才是目前最緊要的問題。 

另一種左派，主要力量在“新潮流”，是民進黨裡最大的系。民進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新潮流想用社會主義來改造這個資產階級政黨。很多人打擊新潮流，說他們“十一寇”。新潮流的那批人，本質上本來是和左派這些年輕人一樣的，聰明，活動力強，愛辯論。但新潮流有組織，邱毅仁把大家管起來，有紀律，有前途，大家願意加入，後來就越做越好。進入新潮流的年輕人，大學畢業不久，就選上議員或立委。 

陳光興有篇文章，寫陳映真小說裡，那些政治犯出獄後，對大陸社會主義的迷惑。我覺得有些話要解釋。臺灣，統派本來就少，又分裂。有些人以為大陸走資本主義了。那部分左派，不願意成為統派。我說，不是這樣，關於這一點，《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一書中，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評價啟蒙了我的思維，即，“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蒙……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其中又說：“在一個小生產佔優勢的落後的農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採取與這種國情相適應的特殊辦法。在這方面，列寧為我們留下不少遺產。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曾試圖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經濟方式和純社會主義的分配。幾年以後感到這不是力所能及的，從1921年以後不得不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與國情相適應的特殊辦法”，就是列寧的從餘糧收集到糧食稅的政策轉變，其實質則在於把政策建立在引導人民，對個人利益的關心，是社會生產力不高的開發中國家為了轉型到社會主義，而有目的、有意識地建設進入社會主義前提條件的歷史階段。也就是說，這是“既存”社會主義國家使用國家權力，有目的，有意識地創造社會主義各種物質與文化前提的特殊的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依此而言，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一直處在有目的、有意識地建設進入社會主義前提條件的歷史階段。我們不能因此批評中國現在推行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怎麼可能在短短幾十年內就能夠在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中國實現呢？所以中國共產黨才會說，現在的中國還是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我現在認為，極左派的特質是不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否定事物的辯證發展過程。想要一步登天，認為人類可以在“一夕之間”成為“新人”，並造就一個“全新的社會”。再沒有比這個想法更違背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論的了。我認為，現在號稱左派的很多臺灣年輕人，常常犯了這種輕忽歷史的毛病，他們把人類社會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人活著總希望可以多做一點事情，但時勢使然，人有時候可能白白活了一輩子。回顧我的一生，從大形勢來看，我對我這一輩子還是滿意的——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時候，中國還在艱苦的抗戰；我加入地下組織的時候，國共正在打內戰；我第二次出獄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現在中國大陸不論在經濟實力上，還是在國際地位上，都節節上升，現在僅次於美國。而且美國的實力也愈來愈弱，而中國的實力還會繼續增強，中國人終於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我高中時所經歷的那種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乾淨。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國發展成這個樣子，我自己覺得是蠻滿意的。這就是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說，我沒有遺憾。再說，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終生嚮往的“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狀態）的實現。 

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形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而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朝著“自由人聯合體”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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