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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17
✪鄭永年
【導讀】今天，美國客觀實力下降帶來世界秩序動盪已經成為共識，甚至可以說，當前世界最為動盪的表現——局部武裝衝突，與美國的實力下降及其維護地位的需求息息相關。本文從美國推動的世界危機開始講起。美國的行動體現出西方文明根深蒂固“二元對立”邏輯，國家被分為“朋友”和“敵人”，即便沒有敵人，也必須製造一個“敵人”出來。蘇聯陣營解體之後，美國先是逐步把中國“塑造”成其“敵人”，然後把中國視為真的敵人，並在這個背景下展開其印太戰略，試圖圍遏中國。
鄭永年指出，仔細檢視中美的意願、能力與外交方法後，和平並非已無希望。要看到，美國強硬派雖然具有極強的圍堵擊敗中國的意願，但如今美國的能力正在衰退。在俄烏和哈以兩大區域性衝突上，美國都已經顯露其無力。同時，美國結盟的外在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雖然美國竭力把中國塑造成公認的敵人，但這項策略並不成功。美國和其聯盟之間的矛盾也越發凸顯，美國已經沒有能力為聯盟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上升。一方面，中國追求世界和平，也透過許多區域事件展現有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和平。另一方面，中國提出與美國「排他性多邊主義」截然相反的「包容性多邊主義」。包容性多邊主義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為東協國家提供了不用「選邊站」的先決戰略條件，為歐洲國家提供了和中國一起追求共同利益的空間，在美國的脫鉤斷鍊、圍追堵截中慢慢重塑世界經貿秩序，為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美國近期的學運也顯示，追求和平的美國人也大有人在。
本文原載“大灣區評論”，原題為《戰爭的機率與和平的希望| 獨思錄x 鄭永年》，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戰爭的機率與和平的希望
▍國際秩序的“禮崩樂壞”
至少近代以來，世界秩序是大國塑造的，世界秩序也因大國而解體。今天，二戰以後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迅速解體。儘管表面上這個秩序依然存在，但它與國際政治似乎已經毫不相關，無論是俄烏戰爭還是以巴衝突，聯合國儼然只是一個「旁觀者」。
在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竟有四國已經在從事戰爭，只是捲入的程度不同而已。
俄羅斯依然在進行戰爭，即烏克蘭戰爭，而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是美國和西方的代理人戰爭。美國領導的北約的持續擴張直接威脅了俄羅斯的國家安全。也不難理解，儘管這場戰爭直接表現為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但間接表現為俄羅斯和北約的較量。因此，美國領導的北約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捲入和參與戰爭。隨著戰爭的推移，北約國家的捲入程度越來越深。
英國自稱也同時被視為美國在歐洲最重要的盟友，從一開始就做了最簡單的選擇，就是毫無保留地站在美國這一邊。
法國一方面試圖堅持比較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卻深入捲入戰爭。如果要說法國和美國的不同之處，那麼只能在抽象層面來說了，那就是，法國是為歐洲而戰。法國看清楚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私利，相信歐洲不能依賴美國來保護自己，而是必須自己保護自己。
這場戰爭的複雜性使得戰爭既沒有如俄羅斯所期望的那樣很快結束，也沒有如北約所期望的那樣把俄羅斯徹底打垮。俄羅斯是大國，不容易被打垮；而美國不想把國家的全部精力放在這場戰爭上，因為美國在進行這場代理人戰爭的同時也在準備另一場“戰爭”，即和中國的“戰爭」。結果便是今天的持續「戰爭」狀態。最近，美國先是財長耶倫訪問中國，指責中國的“產能過剩”，影響世界經濟；緊接著，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指責中國幫助俄羅斯，要求中國停止可以幫助俄羅斯進行戰爭的貿易。很顯然，美國試圖把不能擊垮俄羅斯的責任推到中國這一邊，儘管美國本身及其盟友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和俄羅斯的生意來往。
對中國來說，很難理解的是，美國一方面在印太地區準備和中國的戰爭，另一方面希望中國和俄羅斯不要有任何貿易往來——這樣美國領導的北約可以更快地擊垮俄羅斯，使得美國儘早可以騰出手來全心全意地應付中國。這裡的邏輯是什麼？只有美國人自己才能理順吧！
▍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邏輯
美國所體現的是西方文明典型的「要不天使、要不魔鬼」的「二元對立」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國家被分成「朋友」和「敵人」，或「要不和我站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對我」兩個陣營。因此，即使沒有“敵人”，也必須製造一個“敵人”出來。在蘇聯陣營解體之後，美國先是逐步把中國“塑造”成其“敵人”，然後把中國視為真的敵人——美國的印太戰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對美國來說，印太戰略的目標要么是“冷戰”，像圍堵蘇聯那樣圍堵中國；要么是“熱戰”，一旦發生戰爭，徹底把中國打垮。
無論是冷還是熱，戰爭的機率其實並不小。
首先是美國人的認知。在美國人的認知中，有太多的理論論證戰爭的不可避免性。西方國際關係兩大主流學派即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都是有關戰爭的理論，前者則著重研究戰爭是如何發生的，而後者則著重研究戰爭如何不發生。
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誠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就提醒過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其實沒有必要，因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必然競爭。西方人一般都相信，守成國和崛起國之間競爭的不可避免性。這種信仰也反映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理論的核心便是“一山不容二虎”，大國不可以並存，必須決出勝負。艾利森的研究團隊從國際關係歷史中找到了證據，說是1500年以來一共已經發生16次權力轉移，只有4次是權力和平地從守成大國轉移至新興大國，其餘12次在轉移過程中均發生了戰爭。
儘管自由主義信仰者似乎是和平的倡導者，但實際上也往往成為戰爭的根源。從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出發，自由主義學派觀察到近代以來戰爭往往發生在民主與非民主政體之間，或者民主政體集團和非民主政體集團之間，因此自由主義得出結論認為，如果要實現和平，就要把非民主政體轉化成為民主政體。和平是自由主義所追求的，而和平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因此自由主義很輕鬆地證明了戰爭的合理性。也就是說，推翻非民主政體的戰爭是道德的、正義的。在實踐中也的確如此。美國透過包括顏色革命、代理人戰爭和直接軍事幹預甚至戰爭等手段推翻非民主政體。冷戰之後，英美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概念，直接侵犯另一個主權國家。
理論是實踐的反映。在現實面，認真思考的人們從來不會低估發生戰爭的機率。美蘇冷戰期間，雙方透過確保互相毀滅的「核威懾」維持了半個世紀的冷和平。但冷和平只是意味著美蘇兩國之間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其間代理人戰爭從未間斷過。冷戰結束宣告冷和平的結束，美國成為超級霸權國，不再有任何制約，可以單獨決定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從前南斯拉夫戰爭、中東戰爭到北約東擴引起的烏克蘭代理人戰爭，無一不和美國有關。現在，在美國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有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國家之後，將戰略重心轉向了印太。
▍印太部署與圍遏中國
4月29日，美國媒體《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在亞太部署新型武器系統，目的：對抗中國》（A New Pacific Arsenal to Counter China）的文章，炫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文章說，拜登總統自上任以來就開始實施一項戰略，擴大美軍對亞太地區盟國基地的使用，並在那裡部署了一系列新型武器系統。拜登也表示，美國軍隊將保衛台灣免於中國入侵。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說：「2023年，在我們的推動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態勢迎來了一代人以來最具變革性的一年。
拜登簽署了國會通過的950億美元補充軍事援助和支出法案，其中包括81億美元用於在該地區對抗中國。
就美國的戰略來說，最主要的變化是讓美軍以規模較小、機動性更強的部隊分佈在該地區的各個角落，而不是集中在東北亞的大型基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中國建立可以瞄準航空母艦或沖繩、關島美軍前哨基地的部隊。這些陸地部隊，包括在沖繩重新訓練和重新裝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瀕海戰鬥團，現在將具備攻擊海上軍艦的能力。
日本軍隊將首次獲得多達400枚戰斧巡弋飛彈，最新型的戰斧巡弋飛彈可以從1850多公里外攻擊海上艦船和陸地目標。
五角大廈還獲得了菲律賓另外四個基地的使用權，如果華盛頓和馬尼拉同意在這些基地部署進攻性武器，這些基地最終將成為美國戰機和先進移動飛彈發射器的基地。
美國繼續將武器和陸軍特種兵訓練員派往台灣，因為事實上獨立的台灣是美中衝突的最大爆發點。
美蘇冷戰期間達成的軍備管制協議《中程飛彈條約》曾禁止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陸基巡航飛彈或彈道飛彈。但川普政府退出協議後，美國得以在亞洲各地開發、部署大量小型移動發射裝置，用於先前被禁止的飛彈類型。
對美軍來說，新的威懾努力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增加海上巡邏活動，二是增強陸地部隊的能力。
就第一個部分而言，五角大廈已宣布，美國海軍軍艦將參與更多的聯合演習，例如在台灣附近的琉球群島西部與日本海軍軍艦的演習，以及在南中國海與菲律賓軍艦的演習。
就第二個部分而言，已駐紮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陸戰隊和陸軍部隊最近部署了與小型移動卡車配套的中程和遠程導彈，這些導彈曾被以前的條約禁止。
這些卡車能用「魚鷹」傾轉旋翼直升機或大型貨機快速運到新地點，也能隨時開走，以躲避中國的反擊。美國陸軍派往該地區的一支新的小型艦隊也可以用來在島與島之間重新部署軍隊和發射裝置。
五角大廈2023年2月宣布與菲律賓政府達成了共享軍事基地的新協議，讓美軍在執行人道主義任務時能使用菲律賓境內的四個基地，此前菲律賓已在2014年向五角大樓開放了五個基地。它們大都是空軍基地，有重型貨機起降所需的足夠長的跑道。
如果菲律賓最終同意美軍在這些基地部署作戰部隊和移動飛彈系統，一旦美國被要求保衛在亞太地區最古老的條約盟友的話，從地圖上就能看出它們的戰略價值。
一個基地位於呂宋島北端，部署在該基地的飛彈發射卡車能夠打擊穿越菲律賓與台灣之間的海峽的中國船隻。另一個位於西南約1100公里的基地將讓美軍能打擊中國在附近的南沙群島（斯普拉特利群島）建設的基地。
美國已在2023年承諾為這九個基地提供一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預計2024年將有更多資金。
五角大廈已與澳洲和巴布亞紐幾內亞建立了更密切的軍事關係，擴大了抵禦中國軍隊可能試圖在「第二島鏈」上建立主導地位的美國防禦工事。
歐巴馬政府已把幾艘瀕海戰鬥艦移到了新加坡，並在澳洲北海岸的達爾文部署了海軍陸戰隊輪換部隊，為五角大廈根據亞太地區的需要做出反應提供了更多軍事資源。
2023年，拜登政府大幅提升了對澳洲的承諾，澳洲是美國最重要的非北約盟友之一。
澳洲、英國和美國已簽署了簡稱AUKUS的涉及數十億美元的新協議，將把美國海軍最新的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潛艇中的幾艘永久轉交給堪培拉。雖然尚未公佈這些潛艇的新基地位置，但將在這些潛艇上工作的第一批澳洲水手已於2024年1月在美國完成了核動力訓練。
這些能發射魚雷和戰斧飛彈的隱形潛艇將在發生區域戰爭時增加中國面臨的威脅。
位於澳洲以北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已在2023年8月與美國達成協議，允許美軍在執行人道主義任務時使用更多當地資源，並承諾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對當地的軍事設施進行更新。 」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沒有細說美國在印太地區建構的形式多樣的意在圍堵中國甚至和中國戰爭的「同盟」。實際上，對戰爭而言，這些「同盟」遠較武器重要。
迄今，美國至少在印太區域建構7個「小多邊」：
- 美日菲三邊聯盟；
- 美日韓三邊聯盟（JAROKUS）；
- 美英澳三邊聯盟（AUKUS）；
- 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
- 五眼聯盟（美英澳加新）；
- 美日越三邊聯盟（尚處於醞釀階段）；
- 美越印三邊聯盟。
韓國與美國、英國和澳洲討論加入AUKUS 條約的部分內容。圖為5月1日韓國國防部長申元植在會議上講話（圖源：路透社）
其中大多數已經成形，也有些例如美越印三邊聯盟還處於醞釀階段，也不排除將來會有更多的「小多邊」出現。
▍戰爭的可能：意願、能力與外交方法
針對這些「同盟」的目的，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2023年說，「我們已深化了我們在海外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深化的方式是幾年前無法想像的。」美國的一位海軍上將說，「我的確認為，美國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們正在打出更有力的一手牌，我們將在西太平洋發生的任何戰鬥中獲勝」。
根據美國與印太地區的盟友簽訂的雙邊共同防禦協議，如果一個國家的資產受到攻擊，其他國家就會做出反應。
美國在進行戰爭準備。
中國自然也不會天真到相信戰爭不會發生，和平自然會到來。正如許多觀察家所看到的，如果說美國在公然準備戰爭，那麼中國也在靜悄悄地準備如何應付各種可能的戰爭。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全方位的軍事現代化正在加速。儘管整體而言，中國的軍費僅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美國要維持的是全球霸權，而中國的戰略只是保護國家。尤其在亞太地區，中國各方面的武器數量已經超越美國，品質也不亞於美國。
如果中美兩國都在準備戰爭，那麼和平有無希望呢？
就中美關係來說，無論是戰爭或和平，都涉及這兩個大國的三大要素，即意願、能力和外交方法。
美國強硬派具有高強度的圍堵甚至擊敗中國的意願。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國家會低估美國的意願。美國是一個行動導向的國家，一旦美國認為自己能獲勝，就必然發動戰爭。儘管拜登執政以來，美國和中國進行著一場“軟戰爭”，但人們大都在準備如果川普再次執政，美國可能發動的對華“硬戰爭”。人們不會忽視這個團隊捲土重來的可能性及其對華政策的急轉直下般的衝擊。
問題在於今天美國的能力已經遠遠不如意願那麼強大了。無論在先前的阿富汗戰爭、還是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和哈以衝突，美國的實力和世界影響力大不如從前。世界各國對美國也不那麼言從計聽了，美國甚至已經指揮不動其傳統盟友了。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連區域性衝突都解決不了的美國能夠圍堵和擊敗世界上第二強國。
在外交方式上，儘管拜登恢復了美國傳統的聯盟關係，但美國結盟的外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聯盟的外在條件即存在著一個大家公認的“敵人”，但今天這個公認的“敵人”並不存在。儘管多年來，美國一直在把中國塑造成其“敵人”，也在勸說其他國家相信中國是他們的“敵人”，然而但美國的努力很難說是成功的。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想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
再者，美國和其「聯盟」之間充滿矛盾。如果說「聯盟」意味著一種聯盟成員國的公共品，那麼作為盟主的美國必須提供這個公共品。但是，今天美國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品。這方面，川普的判斷其實是對的：鑑於美國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品，美國沒有能力為盟友提供安全保護，除非盟友能夠向美國提供足夠的「保護費」。拜登政府所設計和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因為美國不能向其他成員國開放市場而對這些成員國沒有多大的吸引力，而川普已經宣稱，他如果重新執政，那麼他就會退出「印太經濟框架」。
5月3日，美國前總統川普在曼哈頓最高法院的刑事審判程序中接受媒體採訪（圖片來源：路透社）
▍和平的希望：中國的包容性多邊主義
那麼，中國的意願、能力與外交方法又是如何呢？
當今世上，中國希望和平與追求和平的願望是其他所有大國所不能比擬的，因為近代以來其他大國大都扮演了征服者或戰爭發動者的角色，而中國則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受害者。在這方面，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和中國的自我認知剛好相反。美國把中國定義為有意志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美國的國家，但中國的自我認知則是在全球範圍內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也具有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和平。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是對聯合國維和部隊貢獻最大份額的國家。在中東，中國促成了兩個世代仇敵即伊朗和沙特之間的和平；在哈以衝突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法塔赫與哈馬斯在北京進行磋商，中國為兩個派別的和解創造積極的環境。
中國更有能力維護週邊和平的能力。美國這些年利用中國週邊複雜的情況為中國塑造一個「敵對」的周邊環境，但美國並沒有能夠實現其意圖。在早期，美國強硬派一直在叫嚷“中日必有一戰”，但這“一戰”並沒有發生。儘管中日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儘管日本「躺平」在美國的懷抱來對付中國，但中國在處理與日本的關係上顯現出自己的定力。中國和韓國的關係亦然。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外交方法。當美國實踐排他性的多邊主義、搞「團夥」時，中國實踐的是包容開放性多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包容性多邊主義正在重塑世界秩序。這在經貿上表現得很清楚。許多西方觀察家早已經觀察到，雖然美國一直在對華進行「脫鉤斷鍊」的貿易保護主義甚至經濟冷戰，但中國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政策正在重塑世界經貿秩序。
包容性多邊主義在策略上的影響力更不容小覷。包容性多邊主義為東協提供了一個先決戰略條件，即不用在美國壓力之下「選邊站」。當美國要求東協國家「選邊站」的時候，中國並沒有這樣做，中國容許（一些）東協國家繼續維持和發展與美國的安全關係的同時維持和發展對中國的經貿關係。
包容性多邊主義也對歐洲國家發揮作用。儘管歐盟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是美國的盟友，但中國並沒有把這些國家視為中國的敵人；相反，中國對歐盟採取包容的政策。德國和法國承擔俄烏戰爭的最大損失，他們也希望歐洲的和平。在這方面，中國和歐洲有著共同的利益。繼德國總理最近訪華之後，中國訪問法國、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三國。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強調：「我傾向於自己選擇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而不是由兩方各自強加給法國。」儘管馬克宏坦言，法國與中美的關係並不是“等距”，“法國是美國的盟友”“我們也與中國有貿易關係”，並表示，法國和中國之間的討論不僅涉及經貿議題，還會涉及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等重大戰略事項，但這已經足夠了，因為一個獨立判斷的法國有助於歐洲和世界的和平。人們相信，中國和歐洲的來往不只是經貿關係，而是關乎世界和平。
很顯然，中美之間的博弈並非簡單的兩國博弈，而是多國捲入的複合博弈。對東協和歐盟來說，如果中美和平，那麼他們可以同時追求和中美兩國的利益，這樣可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如果中美發生衝突，那麼他們便不得不選邊站，他們只能追求一邊的利益，這樣他們的利益就是最小化。
因此，如果東協和歐盟都在和美國、中國交往中獲得了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們的最大利益便是中美的和平（不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便會站在和平這一邊。概括而言，中國對東協和歐盟實踐包容性多邊主義至少可以發揮三個功能。第一，東協和歐盟成為中美互動的「第三者平台」。儘管中美之間的直接交往減少，但中美在第三方平台的互動反而會增加。第二，拓展中國的戰略空間，打破美國圍堵中國的企圖。第三，如這裡所分析的，正是因為中國和東協、歐盟的利益互相嵌入，東協和歐盟成為中國的利害關係人，就會有很大的動機去追求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東協和歐盟已經呈現出這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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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希望也來自美國本身。正如最近席捲全美的學生運動所顯示的，追求和平的美國人大有人在。美國的外交在於其內部各種矛盾的激化，包括貧富懸殊、社會高度分化和族群矛盾等，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國社會層面對的統治階層失去了信心。但美國的世代變化則傾向指向和平的希望。現在美國的統治者都是冷戰的產物，當中國貧窮的時候，他們看不起中國；當中國快速崛起的時候，他們就恐懼中國。但Z世代並沒有這樣的背景，他們出生和成長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是一個大國了，他們能夠理性地平視中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看到中國像美國那樣一直在進行各種各樣的戰爭，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和平的中國。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這種認知有利於美國形成理性的對華政策。
戰爭的機率不小，但和平的希望仍然存在。人們既不能對戰爭麻痺大意，更不能放棄追求和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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