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歷史由來及階段性

「戰略相持階段」概念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創造的。他提出，抗日戰爭包括日本的戰略攻擊、中國與日本的戰略相持、中國的戰略反攻這三個階段。本文借用此概念來表達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

與抗戰時期相比，今日的中美戰略相持，主要有三個差異。其一，最根本的差異是，中美戰略競爭並非處於戰爭狀態，而抗日戰爭的戰略相持則完全是戰爭狀態。其二，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下一個階段並不是戰略反攻階段，也不存在戰略反攻階段。中國並沒有將美國徹底打敗的戰略目標。其三，經過較長時期的戰略相持，中美關係將進入一個共存共治的狀態。所謂新型大國關係，須經過戰略相持的長期競爭狀態才能形成。

從學理上來說，「戰略相持」應包含三個特徵：一是戰略相持的雙方力量相對均衡。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壓倒性優勢，才能保持「戰略相持」狀態。二是在較長時期內，任何一方都難以打垮對方，沒有戰勝和戰敗之分。三是雙方都有強烈的製度自信，才能維持策略相持的韌性。美國確信將維持世界霸權50年以上，中國確信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即第二個百年目標。

戰略相持階段將有多長？大約是2021~2050年的30年時間。這不僅取決於中國實現現代化強國目標的條件，也取決於美國與中國力量對比的變化。由於中國提出「兩個百年」的目標，美國智庫針對中國的長期戰略方案也把時間座標界定在2050年。美國戰略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2020年戰略報告，將中美戰略競爭的時間定為2020~2050年。另一個重要智庫「2049中心」也將中美策略競爭的時間定為2020~2050年。 「2049中心」的智庫名稱就是以中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作為其假想對象。可見，2050年是雙方的策略預期目標，這個目標定位決定了相持階段的時間向度。在這30年內，只要雙方力量對比沒有逆轉，戰略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就會始終存在。

▍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三個特徵

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特徵之一是中美力量結構的兩重性。中美兩國各自的兩重性結構是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特徵。美國在其漫長的衰落過程中保持著相對強大的力量，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始終存在著薄弱之處。雙方的這種兩重性是貫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軸，將隨著時間推移而轉變。

美國的兩重性體現在其霸權力量和目標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70~80年代，美國與蘇聯並列為兩個超級大國，美國的世界霸權並不完整。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霸權構成「一超多強」的「單極世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後美國霸權呈現衰落的軌跡，阿富汗撤軍和烏克蘭危機更展現這條軌跡的存在。

美國霸權衰落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仍然保持著國力最強國家的地位。美國在世界上仍然擁有最強的金融控制能力、科技創新能力、軍事打擊能力和輿論塑造能力。霸權衰落並不等於美國綜合國力的衰弱。目前的國際體系，包括聯合國體系、西方盟國體系和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現在美國仍具有決定性影響力。國際規則，特別是國際經濟規則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創造的。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實質上就是「以美國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

霸權衰落是指美國領導國際事務的地位和能力不斷下降，包括國際體系的塑造權、國際規則的創制權、國際話語的主導權、國際安全的保障權以及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鑄幣權都在逐步削弱。在國際體系的維護、改革、創新和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美國越來越展現出能力嚴重不足。川普時期美國破壞規則和「退群」的行為不斷。拜登上台後，美國開始恢復規則並要重新主導規則。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霸權，服務美國戰略，控制他國的經濟命脈，對他國任意實施經濟制裁。立足於具有世界貨幣功能的「美元霸權」越來越服務其本國利益，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和信用正在削弱。美元霸權的衰退是美國霸權衰退的重要表現之一。

國力升降是相對不同國家之間的力量呈現出來的。相對於中國21世紀以來的快速崛起，美國的力量生長呈現相對衰落狀態。但是相對於歐洲和日本，美國的力量上昇明顯快於它們。美、歐、日之間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美國在西方盟國中仍然擁有主導能力，甚至出現美國對西方盟國的控制權有所加強的傾向。如果把美國及其盟國的綜合實力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還是相當大的，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歷史慣性還將保持很長時間。

在策略相持階段，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和權力轉移產生結構性矛盾，但是這種矛盾可以有對抗和合作的兩種發展趨向。這裡需要考慮幾個問題：

一是在大國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是否必然產生對抗。守成國向崛起國權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是否會導致或避免二者的全面對抗，這種權力轉移是否會逆轉而導致崛起國的失敗；或者導致守成國的加速衰落？

二是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力量差距縮小是否會產生極限並導致戰略攤牌。中美兩國分別為分量極大、規模相當的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經濟體。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總量差距正快速縮小。在2001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的10%，到2022年已是美國的77%。歷史上，美國可接受的第二位大國經濟總量極限為美國60%的「鐵律」已被打破。中國經濟總量占美國比例從70%上升到100%的過程大為縮短。如果美國不能阻止中國達到或超過美國總量規模，那麼美國可以接受的中國上升極限是多少，超過這個極限是否會導致二者的戰略攤牌。

第三是中美結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化為對抗性關係，在另一種條件下也可能轉化為合作性關係。中國與美國存在著較大的相互依存度與利益相關性，沒有一方可以完全放棄與對方的互補關係，實行所謂的「脫鉤」。無論是全球性的、地區性的或雙邊性的各種問題，都需要中美之間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才能得到緩解或解決。中美關係將長期處於在準對抗性和準合作性之間擺動的狀態。

中美結構性矛盾體現在全球市場、兩個制度和地緣政治這三大領域的戰略競爭，具有對抗性、妥協性和合作性並存的特質。隨著中國保持上升勢頭並達到與美國相平衡的狀態，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對抗度就會下降，對抗性就會轉向妥協性和合作性。

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特徵之二是國際體系轉型的長期性。當代國際體系面臨的轉型與歷史上的體系轉型都不相同，過去的體系轉型大多以戰爭方式改變國際體系，冷戰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兩個軍事集團之間的對抗性決定的。當代國際體系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戰爭轉型（不排除突發危機引發的戰爭轉型），其特徵是漸進性和長期性。這個特質與中美策略相持階段的長期性基本上保持平行。

首先，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陷入困境。很長時期內西方在世界經濟總量佔80%~90%的絕對優勢，現在已降至50%~60%的微弱優勢。西方主導財富分配和國際事務的統治地位正在削弱，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限制西方經濟的升降盛衰。中國佔世界經濟增量的1/3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1/3，對西方經濟影響力的權重也不斷提高。

其次，由於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具有慣性，西方經濟即使降至全球經濟的50%以下，它仍長期處於國際體系中的中心。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即「西方治理」體系既不能反映新興力量的崛起，又不能給予新興力量足夠的上升空間。西方難以接受新興力量的理念、力量結構並與之共存，但全球化經濟又不容西方與非西方切割為兩個市場體系。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相互調適過程。

再者，西方國家（包括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習慣性地接受美國領導，難以接納一個由新興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種「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心理狀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改變。新興大國也難以另起爐灶創造新的國際體系。只有在霸權國本身難以支撐舊有的國際體系時，新的國際體系才有可能取而代之。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從1980年至今的40多年，中國始終處在融入西方主導國際體系的過程中。未來30年中國將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排斥中國的情況，不得不從融入為主轉變為塑造和改變現有國際格局與體系的進程。這需要強大的全球治理能力和先進的全球治理理念，而這種能力和理念需要幾代人的培養和推廣才能確立。例如，「一帶一路」建設遇到的能力不足問題，並不是投資建構能力不足，而是中國在世界體系內說服他國接受「一帶一路」的塑造能力不足。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的位置互換，需要長期反覆的過程才能發生質變。

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特徵之三是中美對抗的有限性。中美在戰略相持階段的對抗是有限的。中國本身並沒有與美國全面對抗的意願，這不符合中國到2050年發展戰略目標的要求。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與意誌也是有限的，因為這種對抗需要美國幾倍於自己的國力消耗且未必能達到目的。中美雙方都存在的對抗有限性是戰略相持階段得以相對穩定的基本條件。

在川普執政的四年中，美國曾經試圖對中國實行無底線對抗的戰略。曾經聚集所有資源對中國採取「全政府、全要素、全方位」的攻勢，包括經濟上、技術上、輿論上、部分軍事上以及透過盟國、中國內部等途徑的極限施壓。事實證明，美國無法打垮中國，反而讓美國付出過高的成本。以中美貿易戰為例，川普對價值5,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增收高額進口關稅，其中92%關稅負擔轉移到美國國內消費者和生產者身上，導緻美國國內價格大幅上升，引發通貨膨脹。

美國對華技術戰的後果也將是如此。美國在技術上打擊中國的負面後果將逐步顯示出來。美國高科技公司將失去中國市場這項最大利潤來源，進而減少研發資金投入，降低其發展潛力，卻刺激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如果美國對中國發動全面的金融戰，將使美元體係受到空前動搖甚至崩潰，世界經濟全面停擺，其後果遠大於貿易戰和技術戰。

美國與中國進行全面的軍事戰爭極為冒險。美國財力難以支持同中國打局部戰爭，遑論核武大戰。當下聯邦債務已經高達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150%以上。如果美國與中國展開軍事戰，至少需將現有軍事開支提高一倍以上，達到約1.5兆美元。如果戰爭持續數年，即使不發生核武大戰，美元信用、美國財政和美國股市將全面崩潰，軍事上也難以獲勝。美國要戰勝中國，至少需要兩倍於中國的國力、財力和軍力。顯然，美國沒有可能動員如此龐大資源來打垮中國。

基於上述基本估計，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的製度，不尋求與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透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儘管這裡存在著美國說一套做一套的問題，但是畢竟是美國最高層對中美戰略對抗有限性的官方認定和表述，全面對抗中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只有兩種可能性才能改變中美對抗的有限性：一是中國出現顛覆性的戰略錯誤，中斷其和平崛起的進程，這種可能性概率很低；二是美國反華力量絕對主導其決策層，不計後果地對中國發動全面冷戰甚至熱戰，這種可能性的機率也比較低。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力量將全面追趕美國，美國在無法對抗中國，只能面對現實與中國妥協時，中美戰略對抗才會從有限性轉變成非對抗性。

▍戰略相持階段的三個10年：力量對比持續變化

策略相持階段的時間長度取決於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快慢。這種力量指的是包含經濟、軍事、外交、政治和輿論等所有因素的綜合競爭力。當前中國與美國差距最大的是科技領域，科技領域決定製造業的先進性，也關係到文化和製度競爭力。科技競爭力是當代綜合國力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科技發展的速度決定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長度。在科技、軍事、金融和軟實力這四個領域，美國目前仍佔優勢，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但仍明顯。中國在個別領域取得突破，如華為領先的5G技術。華為在通訊技術領域達到的先進水平，未來10年左右中國企業在其他領域也能做到。最近兩年中國高科技產業被美國緊逼，反而促使中國加速科技自主創新的速度。到了2035年，中國的基​​本技術領域接近美國水準是有可能的；再到2050年在科學領域與美國並駕齊驅就有基礎。

202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2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總量將達到美國的90%左右，2027~2028年可與美國持平。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預計，202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總量將趕上美國。這些國際機構的評估比中國自己的評估還要樂觀。從匯率計算來看，2030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與美國並列是比較適中的預測。未來10年如果美國維持平均2%的年成長率，中國維持5%的成長率，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趕上美國，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總量在25兆至28兆美元之間，這是一個比較適中的預期目標。儘管中國正在跨越美國打擊第二位大國的警戒線，2021年至2030年的10年間仍然是中美戰略競爭最激烈最危險的時期，所有矛盾的衝突點最可能在此時期集中爆發。

如果在2020~2030年第一個10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趕上美國，2030~2040年第二個1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趕上美國，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力量對比將發生決定性轉變。 2040~2050年的第三個10年，中國將在主要領域包括主要科技領域趕上美國。到2020年，中國的企業專利數和自然科學核心刊物的論文發表數這兩項重要指標已經超過美國。更高端指標如諾貝爾獎獲得數，中國仍處於明顯落後狀態。以已有大量的創新成果和基礎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中國在第三個10年在科技領域追趕美國是有希望的。

中國與美國差距最大的是軟實力領域，包括各種文化載體和傳播能力的「廣義軟實力」和「制度彈性」。美國意識形態和製度模式對他國的滲透顛覆能力幾乎無所不在。促使世界各國廣泛接受中國資訊與文化的難度係數非常大。在今後30年的戰略相持階段中，美國將更多地利用其軟實力優勢，其成本與收益的性價比遠遠超過硬實力對抗，因此中美軟實力競爭的激烈程度將超過硬實力競爭。這是一個長期趨勢，美國硬實力下降得越迅速，就越會運用軟實力優勢與中國對抗。

中美力量對比既有顯性因素，也有隱性因素。顯性因素包括軍事力量、科技力量和美元力量等「看得見」因素。隱性因素主要指與軟實力有關的「不容易看見」、難以用數據統計的因素，例如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培養與美國同等數量和同等質量的科技人才。隱性因素方面，中國的劣勢也是明顯的。中美文化教育差距明顯。世界大學排名前10名中，有8所都是美國大學，前100名中有50所是美國​​大學。北大、清華目前排到世界前30位，縮短與美國頂尖大學的差距還需要較長時間。美國運用輿論戰扭曲中國形像是中美隱形力量差距的關鍵。

要辯證地認識中美間力量差距，實現中美力量優勢與劣勢的轉換。把數量增長型轉變為品質增強型，即實現高品質發展。在戰略相持階段的30年實現中國經濟和國內治理的品質型轉變，是中國今後30年的核心任務，這個國內發展戰略問題，放在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框架裡就是國際戰略問題。它決定了在戰略相持階段中能否把我們的劣勢轉化為優勢，把戰略資源轉變為戰略能力。

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容量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優勢，對戰略相持階段的中美力量對比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目前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是1萬美元，如果國內生產毛額翻一倍，就變成28兆，人均2萬美元。這是2030年大機率可以達成的目標。如果美國上升至28兆美元，需要在2030年實現人均9萬美元，其難度相當大。中國的市場潛力非常巨大，吸收外國商品的進口能力可以轉化為國際經濟合作能力，商品出口能力可以轉化為對外投資能力和基礎建設能力。「一帶一路」其實就是中國國內市場潛力轉化為海外市場投射能力。市場容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傳播能力，可以轉化為國際體系規則的創作能力。市場規模將決定市場規則的創制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實施西方規則、聯合國規則、中國規則和當地國家規則的「四合一」全新的國際規則，而不是單一的美國規則。規則之爭將是中美市場競爭與策略競爭結合的體現。

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美國力量也有其限制。美國力量的限製本質上反映了美國的潛在危機。最明顯的就是聯邦財政危機，2022年第一季美國聯邦債務已經達到30兆美元，是美國GDP的140%；光是聯邦債務利息就要佔用聯邦年度預算的1/3。美國聯邦債務以及美國聯邦財政的巨大虧空，迫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大量“賴賬”和“打劫”，造成美國信用和形象的嚴重損害。美國財政幾乎破產與中美戰略競爭所需的龐大支出，二者之間的差距就是美國力量的最大限制。基辛格曾經判斷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聯邦債務，聯邦債務越大，美國就越危險。這個警告一語中的。

目前美國經濟處於三個巨大的泡沫之中：一是美國債務泡沫，二是通膨泡沫，三是美國股市泡沫。美國的通膨率已經達到8%，是近40年來最高的。烏克蘭危機之後通膨率將持續上升。在2011年以來連續10年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下，美國股市從2020年初時處於1萬多點漲到3萬多點。在新冠疫情嚴重並面臨經濟衰退風險的情況下，股市呈現虛假繁榮的亢奮狀態。無限發行美元的後果必然是美元價值下降，Fed又大量發行貨幣用來購買國債。高處不勝寒的債務、股市、通膨三者疊加，一損俱損。美國當權者濫用美元的世界貨幣功能，試圖將美國通膨在世界各地溢出並加以消化，將美國危機轉移給世界各國。在這次烏克蘭危機中，美國既用SWIFT系統打擊俄羅斯，也用能源漲價打擊歐元，在歐、俄都被削弱後，濫用美元霸權對中國實施打擊就是下一步選擇。但是中國具備歐盟和俄羅斯都不擁有的超強的抗打擊能力，將使美元遇到前所未有的反制，各國都將對美元霸權濫用的後果謹慎。因此，美元霸權危機是美國最大的戰略限制。

美國國內的離心傾向愈發嚴重，將牽制美國遏制中國的能量。最近兩年，美國國內各種分裂傾向達到20世紀以來的最高點，其複雜性超過美國內戰時期。嚴重的種族分裂和深刻的貧富分化交織在一起，凸現1%和99%的對立關係。共和黨的「紅州」與民主黨的「藍州」形成地區分裂，由疫情引發聯邦與各州政府的央地分裂。這些問題疊在一起，美國的優勢是存量，它面對的問題是增量。存量越來越小，增量也越來越大，這是美國在戰略相持階段中不可克服的限制。

▍抓住戰役緩衝期，延後中美戰略攤牌

「戰略相持階段」概念有利於對中美關係趨勢的整體把握，有利於維持戰略定力，不會因為美國總統更替的政策調整而使我們追隨擺動。利用階段性的周期變化，有助於我們取得策略主動權。緩衝期的特徵是美國的戰略目標和方向沒有改變，中美對抗的激烈程度下降，雙方對話、妥協和合作也得到部分恢復。

假定戰略相持階段分成三個10年，每個10年至少有兩任總統要換屆，每一任總統上台或下台，美國政策都會有所調整甚至是轉折。在這個調整轉折過程中就會出現戰役階段性的激化和緩衝，可稱之為「戰役激化期」和「戰役緩衝期」。戰略相持階段就是在激化和緩衝的交替過程中完成的。

戰略相持期的中美關係表現為較長時間的戰役激化期（3~5年）和較短時間的戰役緩衝期（2~3年）交替的進程。抓住戰役緩衝期，是在戰略相持階段避免中美全面對抗的關鍵步驟。如果我們要在20~30年的時間裡避免中美戰略攤牌，就要抓住其中的若干個緩衝期，消化前一個激化期留下的後遺症，準備應對下一個激化期可能出現的危機。在激化期我們要針鋒相對痛擊來犯之敵，在緩衝期則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保持和擴大合作內容，盡量延長緩衝期，推遲中美戰略攤牌的爆發點。這就是戰略相持和戰役緩衝之間的辨證關係。時間在我們這邊，力量轉移方向對我有利。利用好緩衝期，是我們把戰略相持階段轉化為戰略機會期的重要條件。

拜登上台引發第一個戰役緩衝期。第一個戰役激化和戰役緩衝的交替週期，出現在川普執政和拜登上台之間的更替。 2019~2020年間，拜登外交政策團隊的主要成員布林肯、沙利文和坎貝爾等人在《外交事務》《外交政策》以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上發表多篇有關對華政策的文章，闡述他們執政後準備調整對華政策的基本策略。 2020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的激烈衝突，共和黨與民主黨展開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這些都預示拜登上台後將出現一個戰役緩衝期。

拜登團隊的主要成員和川普團隊的蓬佩奧、博爾頓和班農等極右翼是有區別的，可以視為「理性打壓」和「非理性反華」的區別，由此產生了「緩衝期」和「激化期」的更替。如果蓬佩奧等人在2021年後繼續執政，中美關係將懸崖式下跌，可能出現戰略攤牌的危險前景。相比較而言，出現一段或幾段「戰役緩衝期」避免持續激化、出現懸崖式下跌，客觀上有利於戰略相持階段的穩定性。

然而，我們看到拜登上台後半年沒有明顯緩衝，或是緩衝程度也小於預期。原因有三：一是川普設置的障礙非常之大，短期內難以消除政策慣性，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仍是「反華政治正確」。二是美國兩黨已經形成共識，把中國定位為頭號戰略對手，無論哪個黨上台，即使在緩衝期也不會改變這個戰略定位。三是拜登團隊的對華政策意識形態因素十分強烈，其精確打擊的「小院高牆」策略比川普團隊的強勢反華姿態更有迷惑力和號召力。

拜登對華政策調整中增加的新策略主要有兩條，一條是以規則鎖定中國（即「規鎖」），盡可能地把中國的國際行為鎖定在「不合規」甚至是「不合法”的範圍內。另一條是設立新的多邊機制（即所謂「假多邊」），其實質就是美國領導的、以反對中國為目標的「統一戰線」。美國把多邊機制的目標對準中國，是拜登上台後對華政策調整的特色之一。這與川普以單邊主義的方式打擊中國只是形式的不同。

到2025年新政府上台，中美將進入新的戰役激化期，無論是共和黨極右派或民主黨建制派上台，都必然對中國展開猛烈攻擊。因為距離2030年的第一個10年已經很近了，美國在總量上被中國超越的心理壓力已經難以承受。

第一輪戰役激化期和戰役緩衝期的週期更替，為我們提供了中美關係時而激化時而緩衝的典型模板。仔細分析這個週期的內在邏輯，有助於我們揭示戰略相持階段的規律性，更有助於我們推動中美關係向健康的方向轉變，並有助中美兩國共同承擔維護和平與發展的責任。

本文原載《國際關係研究》2022年第2期，原題為《中美戰略相持階段與戰役緩衝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