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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看中國金融業的改革」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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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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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2024年10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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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當前,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劇。在動盪多變的時局下,金融作為國家經濟的血脈,更凸顯其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的​​意義。在金融領域的一系列改革中,黨和國家系統規劃了建立金融強國的藍圖,並在金融監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等方面做出了改革部署。

本文探討了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必要性,並嘗試提出了「社會主義資本」的概念。作者認為,中國金融業改革正處於一個關鍵階段,類似於中國共產黨當年在古田鎮召開的“古田會議”,需要重新理解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

作者指出,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發展生產力的經驗,因此需要從理論創新的角度尋找新的說明,而資本在中國的角色就應該成為理論創新的對象。「社會主義資本」是一種社會主義價值引導的經濟動能,是資本主義之後資本的高階發展。社會主義資本不會改變資本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地位,但強調資本累積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以及政府在資本治理中的關鍵角色。中國金融業改革應基於社會主義資本理論的創新,為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提供強力支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原題為《中國的金融業改革與社會主義資本》,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的金融業改革與社會主義資本

近年來,中國經濟崩潰論的聲音甚囂塵上。西方輿論對中國的經濟狀況大肆渲染,不論是房地產業、地方債務,還是就業問題,整個中國社會往往被描述為諸多問題纏身的形象。中國應積極總結經驗,發展解釋新事物的新理論,從自身的實踐出發才能講好「中國故事」。

面對經濟結構轉型的挑戰,金融業改革是成功的關鍵。近年來,從科學發展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新發展理念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國家一直在理論建構上呼籲創新與轉型。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更大程度上清理多產業與金融業的不健康聯繫,為經濟結構轉型構築堤防。

今天,人們以為用社會主義理想和初級階段成就能輕鬆解構資本主義,這無疑是一種想像,更是輕視了發展階段之間有序轉換可能帶來的挑戰。儘管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類似曾經的亞洲金融風暴和美國金融危機仍有可能帶來嚴峻的危害和影響,在此背景下,推動金融體系改革也勢在必行。

金融業的「古田階段」與改革的必然性

1929年,中國共產黨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了極具意義的黨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會議將軍隊的使命徹底與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有人認為當代中國的金融改革是金融業進入了“古田階段”,這一比喻形像地指出了當下金融業的境遇。金融業進入了“古田階段”,就是要求我們從“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來理解金融業改革,為“資本”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建立科學理論。金融業衍生於資本運動,離開了資本,金融業和現代經濟無從說起。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發展生產力的經驗,為此要從理論創新的角度尋找新的說明,資本在中國的角色也應成為理論創新的對象。

如何理解“社會主義資本”

工業革命後,生產力迅速發展,同時在資本動能的強大加持下,科技和工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資本追求持續的積累,並將各種生產資料結合。在此過程中,資本扮演著引擎、潤滑劑和車輪子等多重屬性的角色。要徹底認識其多重屬性,就要檢視資本的全貌。

資本是對財富在特殊狀態下的獨特稱謂,其有著自身的運動規律,但價值屬性取決於使用方式與目的。在將資本和資本主義區別對待時,資本所處的客觀環境和資本治理責任的承擔者決定了資本的屬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透過對資本的積極治理使其消極作用受到約束,包括轉移支付、提升生產效率、強化人才投資、優化產業體制機制、淘汰落後產能、無間斷補短板、主動影響分配等。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政策就是對資本的回應,而消滅絕對貧窮是資本治理的正面成果。我們可以藉此觀察「社會主義資本」的成長軌跡。

「社會主義資本」是社會主義價值引導的經濟動能,是資本主義之後資本的高階發展。社會主義資本不會改變資本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地位,而是旨在透過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機制,使其生產力繼續發展,進而為經濟再循環保證永續性。必須承認,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獲得成功發展,必須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必須面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方法。資本內部發生的變化是其適應中國發展的積極條件,讓中國在全球資本持續擴張的同時靜悄悄地揚棄求新。

應從三個方面認識資本內部所發生的變化。首先,資本在全球快速擴展的過程中不斷分裂,控制資本的群體在數目、地理分佈、存在形態、價值追求上都變得碎​​片化和多樣化。各種新型資本主體的崛起,無論是新興國家(如印尼、沙烏地阿拉伯、南非等),或是區域經濟聯盟(如東協、海合會、南方共同市場、歐盟等),或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全球性經濟組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金磚國家等),都為傳統資本的擴張製造了結構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和區域的新興資本動搖了歐美資本作為單一壟斷力量的全球資本結構。中國是最突出的案例,其擁有的資本規模龐大,既是社會主義的,又積極參與資本全球運作,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其次,資本擁有者群體之間的緊密聯繫逐漸瓦解。資本的主要形態從家族資本轉變為金融資本,以職業經理人為代表的資本代理人隊伍迅速崛起。由各種小型資本組成的巨型私募基金、退休群體共同發起的大型退休基金、國家主權基金、投機為主的對沖基金成為全球資本的主力,它們之間相互競爭。競爭迫使資本響應來自主權、產業和社會的要求,近年的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就是資本回應社會期待的新事物。

再者,資本主義內部反對資本的聲音不斷構成軟約束。作為被剝削對象的階級群體日益擴大,包括傳統從事農業勞動和工廠裡的工人,加上逐步適應新型工業和服務業的城市勞動者、站在中產階級邊緣搖搖欲墜可能重返草根的群體、新興起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他們積極進行各種維權。以美國為例,年輕人對制度批評越激烈,對社會不公採取強勢對抗。他們收入相對穩定,卻承受住房、教育、醫療的壓力,一部分成為丁克族,對退休生活充滿焦慮。他們不一定是革命群體,但必然是改革者。

社會主義資本的多元化

資本服從資本主義源自於對資本的發展有利,但當資本發覺其他社會制度同樣有利於自身發展時,便趨之若鷯。中國不只是在生產力的發展中利用和發展了資本,更開始輸出資本。被輸出的資本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而是被賦予了全新的屬性。社會主義資本同樣強調資本積累,但不會讓資本的利益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在接受合理回報之餘,政府為資本提供了參與經濟有序循環的條件,包括龐大的發展機會、法治的營商環境、高端人才供應,具競爭力且可持續的產業結構等。社會主義資本正在建立這樣一種邏輯: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並更好地引導它成為社會主義資本

「社會主義資本」理論破除了人為將國有資本、民營資本或外國資本簡單對立的迷思。只要在社會主義環境下各自增進公共福祉,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都應該是社會主義資本。各種資本在靜止狀態都具備同等價值,在生產力發展中扮演類似角色。但在不同意識形態引領下,不同的資本必將走上不同的道路。

要發展社會主義資本,首先就要去除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簡單分類,而這種分類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重新對資本進行分類是建構社會主義資本市場和資本理論的有效方法。

首先是定義“規模資本”,包括國家背景的資本,金融機構發行的大型投資基金,國內逐步形成或國際大型投資企業持有的資本。國有背景的資本會投資於較長和戰略型項目,如大飛機製造、全國電網、核能、大型鐵路網、船舶重工、基礎設施等。作為大型投資基金,無論是國內、國外,國有的、混合的,都是以多種背景資本組合構成,目標在於尋求中長期回報。這一類基金的有序運作對發展社會主義資本市場非常重要,其既可以提供持久性,也提供了可預測性。中國的社保基金、保險基金、大型私募基金以及逐步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主流的主權基金都屬於這一類資本。

其次是以產業為導向的資本,它們大多是針對某個產業或產業鏈,為特定產業或產品或消費領域所設定的資本。中國要強化社會主義資本,必須認真鼓勵市場化的產業資本,包括設計有針對性的保障制度,吸引更多非國有資本的參與。這種資本對個別產業發展具有領導作用,透過它們的組織,可以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經營品質、推動科技進步並培養相關人才。產業資本不僅限於製造業,它的積極發展將鞏固實體經濟在經濟結構中的堅實地位。經驗表明,產業導向是資本轉型的根本。對於金融、電信、能源等關鍵領域,國有資本掌握所有權和經營權,但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早已透過資本市場或合資方式介入其中。

再者是民營資本。作為社會總資本中源頭最為廣泛、流動性最大的資本,必須將民營資本作為金融業改革優先考慮的重點,因為它最終將成為規模最巨大以及最能夠發展為社會主義資本的類別。這一類資本散佈在社會各領域及階層,透過開放市場參與各種資本形態。儘管民營資本在金融危機中扮演投機角色,但不可否認大多數民營資本的保守傾向。著重對民營資本的治理,要避免其遭受金融投機的戕害,宣傳培育正確的金融理念,並透過制度設計和引導為其發展提供法治環境和文化。

民營資本和外資轉化為社會主義資本不能只靠政府政策或限制措施,也不可只依賴其自覺性。為資本獲得回報提供機會,節制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傾向,提供寬鬆、有序、可持續的法治營商環境,才是根本策略。資本改革的經驗表明,應對不同資本一視同仁,承認資本獲利的權利,資本合理、有序獲利本身就是累積過程。

最後,應對國有資本提出更高要求。由國營資本引領建立“社會主義資本”,凸顯資本合理獲利和兼容社會主義價值的雙重性,形成示範效應。

社會主義資本鼓勵生產要素的結構轉型

資本集合了現有的生產力,作為中介將其他要素組織起來,透過現實存在的資金對其他要素發生作用,進而成為再生產的主導者和參與者。社會主義資本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物質生產提供動能,同時與勞動、土地、科技、數據等生產要素一起,服務生產力的發展,並致力於建立公平、積極的生產要素間協作關係。

在社會主義制度中,資本必須作為生產要素的一員而服從於社會的整體利益。在改革開放初期,資本扮演著關鍵角色,隨著時代和生產力的發展,資本要逐漸回歸到生產要素的常規序列中,這是引導社會主義資本發展的重大線索。資本市場的變化讓重構生產要素之間的主從關係成為可能,開始形成相對的均衡性,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主導地位不再牢不可破。

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生產要素至少包括勞動、土地和資本。部分經濟學家也將科技、管理、知識和企業家精神等內容加入其中。 2020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這一應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崛起而提出的創新概念,豐富了傳統以土地和資本為引領的要素體系。伴隨著其他要素的崛起與新要素的加入,過去以資本為主導的要素結構開始有了均衡化發展的充分條件。近年來,不少經濟學理論將科技、人才、土地視為資本,提出科技資本、人才資本、土地資本等觀點,這些觀點或許正在提示我們,資本的傳統形式已經開始墮落。

「社會主義資本」的提出是基於對資本結構轉型的認識,社會主義資本不只是繼承了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積極內容,而且還鼓勵多種形態資本的發展,社會主義資本堅持各種要素之間的公平性和均衡性,為推進生產力水準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國家與社會主義資本的關係

在過去幾十年,國外對要求中國借鏡西方模式的聲音不絕於耳。改革開放初期,資本與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結合,使得前者在全世界的擴張愈快速。隨著勞動力優勢的逐步消減,龐大的消費市場接替了前者的位置。中國勞動力品質不斷優化,為提升生產效率創造了條件,結合科技水準的發展和市場規模擴張,中國對資本的吸引力不降反升。今天,外資參與中國經濟更著重於其整體競爭力,這超越了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分野。如果社會主義曾經是資本的顧慮,如今這顧慮顯然已經過去;如果中國曾經是世界經濟的偶然,它今天已牢牢地站在全球經濟的中央。

顯然,政府與資本的關係在兩種社會制度中是截然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壟斷國家治理議程,政治服務資本的利益。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領導資本服務社會,資本是國家發展生產力的要素之一。中國政府「約束」資本並非以教條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標準,而是以追求社會主義價值為要旨,為資本修築“護欄”,避免資本放任而造成惡果,讓資本專注於發展生產力。

政府是資本治理成功的關鍵

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資本有各種形態,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不能簡單隨意歸類。有人認為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誤解為國家資本主義,這個錯誤認知的原因在於將佔有重要地位的國有資本與國家資本主義等同起來。

資本主義制度中有市場,社會主義制度同樣也有市場。在社會主義生產的各種要素中,資本只是其中之一。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成功利用資本和發展資本,是對資本性質的片面理解。對資本進行引導,並不是要將其沒收或國有化,而是使其自願以社會主義資本的身份參與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資本不是唯一發展和利用資本的方式。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相互促進已經證明,資本與社會主義並不矛盾,甚至是理論自洽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源自於政府在市場治理中的積極有為,我們應該相信「社會主義資本」理論將會順應時代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支撐生產力的持續發展。

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擁有一定的主導權,因其為資本提供了合理及永續發展環境,無論是國有資本、民營資本或外國資本,都能夠在中國經濟中擴展的機會。中國歡迎能帶來社會進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積極提供有效經濟動能的資本。資本必須願意投入實體經濟,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對於金融資本,它要同樣堅持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無論是作為金融中介還是創設各種金融產品,包括投融資業務,只要遠離虛擬化、泡沫化,不以投機為發展資本的手段,都是受到歡迎的。

中國已經走出資本匱乏期,不應再以量化指標來衡量資本,而是要根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經濟發展規劃有序發展高品質資本,要發展結合了科技、企業治理、人才培育的社會主義資本。用資本的視角看經濟,經濟就是資本的循環;以社會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為視角來看,資本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要素,資本的循環速度只能建基於社會對發展的要求。金融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並不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資本是它唯一的服務對象,在實體經濟之外,金融業為資本創造了另一個自有的循環,不在社會掌控之內,一旦資本循環出現危機,社會要承擔相應代價。

目前,中國的金融業改革處在極為關鍵的階段,應基於「社會主義資本」理論的創新,為中國和世界的金融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方案。

「社會主義資本」的提出,是要為金融業的改革提供理論創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不斷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儘管經濟金融化的步伐還不小,各種危機依然存在,金融領域不規範操作時有發生,影子銀行的破壞性作用難以約束。這些問題均源自於金融業沒有系統性地探討「資本」的角色,社會對金融業和資本的關係缺乏正確認知。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立業之本,必須從理論根源、規章制度上對金融業、資本進行整全性認識和解讀。

金融業改革的手段之一是建立更開放的資本市場,全面整合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鼓勵各種資本協同發展。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對外開放的幅度越來越大,資本既要引進來,也要走出去。將金融業改革聚焦於資本的認定與管理,改變資本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陌生關係,發展社會主義資本,重構資本在社會主義生產的角色,強化資本的積極性,讓資本卸下原罪的包袱。從根本上破解社會主義和資本之間的曖昧關係,消除非國有資本對被國有化的擔憂和疑慮。

「社會主義資本」不是用來篩選資本,它是對當下經濟發展階段各種生產要素如何相互作用的創新認識,這種認識使得制定金融政策有據可依。同時,這種認知也要求各種「社會主義資本」並進,力求實現資本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協同合作,搭建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它是用來設計金融業操作規則的指導準則,確保資本以社會主義規則運作,承認其合法回報的權利。

「社會主義資本」理論應確立鼓勵實體經濟發展的原則,著重包容非國有資本,避免將社會主義資本與國有資本等同起來,否則將適得其反。鼓勵企業家擔任社會主義資本的管理者,同時推動國有資本管理者轉型為企業家。

金融業的系統設計與金融產品設計,必須建立在對「社會主義資本」的正確認知之上,才能確保改革成功。中國金融業是服務社會主義資本、幫助社會主義資本流通和運作、為投融資對象確立標準的主導者。金融業的所有行為構成社會主義資本市場,它體現了「社會主義資本」的具體形態和運作規律,是社會主義資本的治理場域。透過金融市場尋求回報的民營資本相對盲動,而且易形成羊群效應,社會對民營資本野蠻生長的破壞力深有體會。金融政策部門承擔社會主義資本的治理責任,而且不只是金融業的監管責任,透過科學搭建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才能讓社會主義資本合理合法積極運作。

社會主義生產力應是先進的、包容的,為資本提供社會主義理論支撐和法律框架,是對先進包容性的保障。權力要關進制度籠子,資本同樣要受邊界限制。社會需要發展生產力,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都是公平參與者,厚此薄彼就難以為繼。人為地將資本分類在某個階段或許無法避免,只要宏觀環境成熟,資本市場與社會的共同價值將逐步銜接,資本的動能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互促進,各取所長,屆時社會主義資本自然就發展起來,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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