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邵明（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副院長）  

《生死學十四講》的作者是余德慧（1951－2012）教授在慈濟大學開設生死學課程的上課記錄。本書開篇即通過三個概念，讓我們看盡了普羅大眾的一生。這三個概念是「常人」、「常理」、「心智」。「常人」就是按照我們常見的生活方式度過一生的人。「常理」是指把生命建立在「常人」的生活形態時，發展出的一套理解事情的方法。「常人」通過「心智」也就是人的意念、思維獲得「常理」。這就像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城裡來的記者到鄉下採訪一位元正在放羊的牧童，問他放羊做什麼？牧童回答說賣錢。記者又問他賣錢做什麼？牧童回答說娶老婆。記者接著問娶老婆做什麼？牧童回答說生孩子。記者再問生孩子做什麼？牧童最後回答說：放羊！「常人」就活在這種未經反思的人生中周而復始。《周易》說：「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就是在指每個人本來都有成為聖賢的潛能，但因為沒有反省的意識，導致大部分人實際上處在智慧未開的狀態。這裡的「反省」並不只是指思維的層面，而是對全身心的覺察，對自己的生命處境真誠無隱的全然觀照。  

慈濟功德會靜思堂  圖 / 來源於網路

余教授將「常人」的這種生命狀態比喻做盆栽的花朵，花盆就是心智自我，在對個體提供保護的同時，也限制著生命的發展。死亡就像是花盆破碎了，裡面的植株終於有機會接觸大地，它的根須因此可以伸展得更深、更遠。「常人」通常只是知道有死亡這回事，卻很難對死亡感同身受。因為心智自我有一個「向外推」的動作，將個體與生命的本真分離開來，使得人不斷活在面向未來的計畫與掌控中。所以人通常理智上知道自己終究會死，可是他絕對不會認為死亡是離自己很近的事情。心智自我只渴望積極向上、奮鬥不息，因此需要不斷遮罩掉關於死亡的訊息。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有某種宿命的力量在主宰著人的一生。然而孔子（551B.C.－479B.C.）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學向我們揭露出，瀕死的過程就是心智自我消融的過程，這並不是生命的終點，反而是生命的開始，萬物一體的真相開始在這個時刻逐漸揭露出來，使得人對於死亡的恐懼也跟著消融。可以說，死亡本身就是克服死亡的藥方，大死才能大生。

余教授在本書中講到，在很多臨終案例中，當事人的一生會像放電影般一幕幕的呈現在眼前。而這些畫面通常都是對當事人有著重要意義的情感記憶，而並非日常瑣事或知識性的內容。另外還有一些臨終病人會開始不認識身邊的親人，或感官變得極為敏感，只能接受某些極細微的聲音。這些現象並不代表病人的精神發生錯亂，而是他開始進入「森羅萬象」的世界，意即世界並不是只有心智自我封存起來的那個單一的世界，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世界同樣真實存在著。當「花盆」破裂，這些世界的訊息就通過「裂縫」流入進這些臨終病人的生命裡。被納粹關進集中營三年之久的傅朗克（Viktor Emil Frankl ，1905－1997），在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中，描述過集中營的囚犯經常會被大自然或藝術的美所感染。一名囚犯在欣賞晚霞的時候甚至由衷讚歎世界的美好。筆者讀來頗感諷刺，我們活在物質豐富甚至過剩的現代社會，每天都活得不快樂，朝不保夕的囚徒卻能發現世界的美好。或許傅朗克所在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因為地處偏僻，自然環境確實優美，但從生死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猶太囚犯原本處在生活優渥的社會階層，而這一切卻突然間被剝奪，連自己肉身的存活都難以保障，這種突然的變化，使個體被猛然「撞出」心智自我編織出的世界，個體的心境因此可以與萬物交融在一起，並從中體會到美感。

傅朗克  圖 / 來源於網路

所以，如果我們太把眼前的世界當真，往往就會被其所困。其實稍加瞭解即會知道，不同文化裡的人對於「什麼是真實」的認知是不同的，因此形成迥然相異的世界。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在《榮格自傳》中提到他夢裡的一個長著翅膀和牛角的老人。這位老人經常在榮格的幻覺中給予榮格智慧的啟迪。直到十五年後，榮格與一位印度大師交流後，才知道這個老人是印度吠檀多哲學家商羯羅（Sankara，788－820）的象徵。榮格的可貴之處就是沒有把自己的精神封鎖在心智自我中，而是對於東洋文化有著一般西洋人望塵莫及的謙卑，對於一般西洋人嗤之以鼻的內在世界，榮格卻拿自己的生命體驗與東洋文化開展對話，形成他心靈的豐富性和對多種真實的認知。對於活在主流西洋文化中的人來說，這個老人不過就是個幻覺，而對於榮格來說，卻有如生命導師般的地位。所以我們何必執著於一種生活方式呢？這並不是說人要任性去活。畢竟從榮格「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的概念出發，我們會發現，如果人類不能與自身的文化背景形成良性的對話，勢必造成個人生命的不圓滿甚至嚴重的精神問題。筆者曾經就很迷惑於，難道人活著就是為通過考試，拿到學歷，找一個待遇比較好的工作，然後業餘時間都拿來吃喝玩樂，就了卻此生了嗎？這種一切事情都在圍繞著物質旋轉的生活方式，千百年來的人類歷史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筆者當年思考這類問題時，就如同打開了某種封印，如潮水般的思緒開始止不住的湧現。這在一些流行的心理學裡，或許會被定義為「強迫症」，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強迫」只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則是生命意義的問題無法獲得回應，卻又沒辦法憑空消失，於是就不斷藉由痛苦來「提醒」當事人解決它。筆者起初用對立性的態度面對自己質疑的這個世界，覺得身心都是我的，既然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統一的價值觀，那麼只要我不去傷害他人，想怎樣不可以呢？然而這樣的心態並沒有讓筆者解脫，卻反而將自己攪合進更大的精神危機中，就像黏在蛛網上的獵物，越掙扎就被纏縛得越緊。痛定思痛後，筆者決定不再依循自我的路橫衝直撞，希望能通過瞭解更多的人文知識來解答心中的疑惑。此時的讀書就不再是為拿學歷，而是回歸至讀書本來的意義。接著筆者就驚喜的發現，原本那麼討厭的古文，現在變得活靈活現，如同知己般坐在你面前跟你交流。筆者還清晰的記得，那段時間經常去公園散心，卻赫然發現自己看到了樹。這句話你聽到一定感覺奇怪，難道筆者以前沒有見過樹嗎？可是此樹非彼樹，當筆者站在這棵巨大的松樹（或柏樹，已忘記）面前，分明感覺到它在召喚筆者，那不是具體的聲音，而就像是為見證生命的奇跡般為彼此駐留。在現象上樹仍是樹，我仍是我，可在實際感受上卻是「我進入了樹，而樹也進入了我。」刹那間筆者的眼淚就湧現出來，喃喃自語道：「我見到樹了，我見到樹了……。」

 斐爾蒙   圖 /  來源於網路 

人沒辦法徹底脫離心智自我，因為人畢竟要生存，要養家糊口，就必須積極的投入到這個所謂的「紅塵俗世」中，那麼我們該怎麼回歸生命的本真呢？余教授一方面提出「遊戲三昧」的在世修行辦法，另一方面鼓勵人要有一個靈性的空間來平衡生命。前者的重點在於人要時時保有一種「認真的不認真」，意即人生如戲這樣講沒錯，但如果不認真對待，遊戲也沒辦法玩得下去。所以對待人事的當下要認真，但事情過去了，因緣結束了，就應該在心中放下而不要有所滯留。人要時時警覺自己只是維繫這件事情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這世間有太多不可測、不可控的變化存在，有時來自人複雜的心念，有時來自其它事情的變動所產生的連帶效應。作為渺小的一個人，除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內事，順勢而為的去抓時機，其實不必再有其它太多的奢求。後者余教授以慈濟的義工團體為例，說明如果人能親身加入一個團體，彼此沒有身份地位的負擔，大家都是真心誠意的付出和相待，就可更有機會觸碰到生命的本真。接著帶著這份領悟再回到原本的生活中，面對高速運轉的現代生活，內心就多了一份清醒與明白。筆者覺得這就很像我們的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大家一起共同協作，不計報酬的經營相關的公眾號、網站，各自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支持著這個團體。 

筆者很慶倖在這樣的一個團體裡，但一開始的探索歷程卻是孤獨的。因為尋找生命的意義，本質上只能是自己自發自覺的行為。他人的探索歷程可以借鑒，但沒辦法複製。可是在前行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越來越多跟你有同樣困惑的人也在孤獨的探索。在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的這個團體裡，凝聚大家的內在核心是「誠意」，外顯行為是「研究」，而不是遵循教條和意識形態。這是基於對學問的信仰使然。團體裡的每個人因為個性不同、探索的興趣不同，因此有著獨立性，可是又因為在根本的層面有著共識，於是又是一個緊密連結的整體。《中庸》所講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在這個團體裡獲得淋漓盡致的展現。

陳復教授于知行書院授課 /  圖片來源於知行書院 

筆者安住于這個團體，現在回過頭來想，痛苦也不儘然是壞事，就像肉體的痛苦提醒人哪裡受傷、得病，於是需要趕快去治療，精神的痛苦同樣是在提醒人有一些生命的課題需要去正視。玄奘西行印度取經，一去就是十九年，這看似辛苦的歷程，一定有他的幸福在（儘管不是肉體的快樂），否則是什麼力量能支撐他這樣堅持下來？孔子周遊列國，王陽明落難龍場備受折磨，卻能「死」而複生成為心學的開山鼻祖。這些真的是所謂「落後的封建文化」能給出的精神感召力嗎？或者，是單純靠個人的野心能完成的嗎？筆者認為，這其中必有超越個體的力量，卻與個體產生連結，使得個人的命衝破心智自我的束縛，與更大的存有融合為一。在這個大存有的感召下，該人「不得不」在人世間完成一些事情。所以筆者想，在靈性的領域裡，應該不會只有道家的「遊戲」，而應還有儒家的「天命」才顯完整。前者是休養生息應持有的心態或方法，後者則揭露出個體這一生的生命密碼。「修身」不僅僅是為養生，更為「俟命」，也就是等待天命的降臨！

編輯|劉倩

參考文獻： 

• [1]. 榮格(Carl Gustav Jung ，2012)。《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2]. 餘德慧（2011）。《生死學十四講》。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

• [3]. 傅朗克（2015）。《活出生命的意義》。北京：華夏出版社。

• [4]. 張彩梅、舒琴（責任編輯）（2015）。《四書五經》。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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