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辰（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山長）

——山西書院聯盟線上微課發言稿

山西書院聯盟的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謝書院聯盟的組織者張晉寶老師、孟永華老師、劉萬中老師的默默付出，讓我們有機會通過這樣的方式相聚相識。我是張辰，山西晉城人，晉城知行書院山長。張晉寶老師邀請我找個主題在書院聯盟群裡做個分享。我覺得我們既然形成這樣一個團體，首先需要相互認識一下，熟悉一下，成為朋友、道友，因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有著「吾道不孤」的溫暖。今天我就自己的一些學習心得與個人成長的心路歷程，與我為什麼學習傳統文化，為什麼要開辦書院以及目前知行書院在做什麼事情，同大家做個分享。讓我們通過微信的直播，對彼此有個直觀的認識與瞭解。 

圖一、張辰山長創辦的知行書院 

我二十幾歲之前，人生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家庭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還算比較殷實。自己的頭腦也比較聰明，對於社會上的事情也都可以知進知退、應對自如，所以，不論是工作還是婚姻都比較順利。年輕的時候，對於傳統文化其實有著一種反感，尤其是反感儒家。這應該是上學的時候學習魯迅（1881－1936）的文章產生的效應，覺得儒家是「吃人的禮教」，刻板教條，不近人情。本來我的日子就這樣上班下班、結婚生子、買車買房、養魚遛狗就過下去了。但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得了一場「怪病」——呼吸猝然停頓，剛開始的時候以為是哮喘，趕緊到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卻不是哮喘。這種怪病反復發作，突然不能呼吸的那種驚恐，實在太可怕了！每一次發作都讓我經歷瀕死的過程，我在這個過程中，非常的痛苦與絕望，導致我長達四年的失眠與抑鬱，免疫力下降使得全身佈滿皮膚病。後來，我就開始四處求醫，不論到哪兒，醫生都不知道這是什麼病。最後，只能去北京301醫院，這在我們這兒被公認為是中國最好的醫院。滿懷希望到了北京301，那裡的醫生見的病例比較多，給我確診為——呼吸道痙攣，醫生說，這種病例很少也很危險，並說有突發死亡的病例，目前並沒有治療的辦法。這種病其實也不是什麼病，就是痙攣，可是痙攣的地方不對。發作起來的時候，就像被人突然掐住脖子，瞬間窒息，在窒息的狀態下，不知道會不會緩過來。這種死亡隨時都可能降臨的感覺，讓我在平常的生活中充滿了壓力與不安，真是「我命由天不由我」。我在想，首都最好的醫院都確診了，且這個病治不了，有死亡的危險，從心裡上，我也就接受了自己可能活不長的一個現實。但是，我怕死，死亡太恐怖了，怎麼能夠讓自己不怕死呢？那個時候，我特別想讓自己相信死後有一個祥和的世界，像基督教描述的天堂或者佛教裡描述的極樂世界一樣。但是，作為從小受唯物論影響的人，覺得這都是迷信。一方面，心理上渴望通過相信有另一個世界而緩解對死亡的恐懼；另一方面，我自己又無法說服自己相信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因為從小接受老師的教育就是要愛科學。

圖二、張辰山長 

這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傳統文化，我開始願意去瞭解以前有修為的人，他們是如何面對死亡的。後來瞭解到明朝大儒王陽明（1472－1529）在臨終前說：「我心光明，亦複何言。」這句話讓當時的我產生了非常震撼的感覺，居然有的人臨死的時候說自己很安心，很光明，沒有什麼想說的，這對當時的我而言，如同救命的稻草。為了探究清楚王陽明如何能死得如此康莊坦然，我開始了研習陽明心學的歷程。通過學習陽明心學才知道，儒家的學問原來不是吃人的禮教，而是非常活潑靈動的學問。但是，因為既有的成長環境，形成了很多刻板的認知與偏見，以至於在心學的學習過程中，累積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我只能通過QQ、論壇開始四處求教，當時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知名的大師。我就通過QQ、論壇與這些大師請教，有的說要放下，有的說不要執著，有的用邏輯分析，有的用至理名言，還有的模仿禪宗像打啞謎一樣。聽起來都挺有道理，但對於當時的我，卻有著蒼白無力的感覺，根本不能解決我心中的疑惑。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了一篇《陽明心學涵養實記》（2018年陳復教授更名為《王子精靈法則•陽明心學智慧記》，聯經出版社出版），對我觸動非常深，我一度以為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清末民初的古人。後來才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臺灣學者陳復教授，當時陳復教授並未有如現在一般的名氣，而且與我年齡相距不遠。可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名氣、年齡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解答我心中的疑問——我怕死，怎麼辦？我需要生命的學問，不是知識的複製。陳復教授是來自臺灣的人，那時候並沒有微信這樣便利的通訊軟體，所以一直並未與陳復教授取得聯絡，而真正取得聯絡已是兩年後的事情了。第一次取得聯絡後，我和陳復教授彼此都為找到同道而感到喜悅，當時陳復教授傳播心學已經十四年，為能找到我這樣探求學問的人而高興，我也為找到能為我解惑的老師樂不可言，於是我就正式拜陳復教授為自己的老師，並跟隨陳復教授研習心學，逐漸開始一一解決我心中累積多年的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傳統文化本身並沒有問題，是我自己理解與學習傳統文化的方式出現了問題。通過不斷的深入瞭解，我才知道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首先是認識自己、探索自己，是反求諸已的學問。但是，現代人學習傳統文化的方式呈現出兩種態度：一種是把經典奉為圭臬，視做真理，通過不斷的自責與自我懲罰，維護自己道德上的潔癖；另一種是受成功學的影響，將傳統文化當做美化自己欲望的手段，既可以安心爭奪利益，還能為自己加冕道德的美名。

圖三、王陽明先生像 

其實，我在拜師前，已經產生一些自我偏差的問題。當時的我，本來研習心學是為了解決自己恐懼死亡的問題，但隨著知識的增加，也慢慢累積出一些知識的驕傲，幻想自己能夠大段大段的引用經典，獲得他人的讚賞，自覺很有面子。就像紀伯倫（Gibran Kahlil Gibran，1883－1931）的詩：「我們走的太遠，以至於忘記為什麼而出發。」所以，老師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六祖慧能（638－713）在《六祖壇經》中所說：「迷時師度，悟時自渡。」所以，儒家有三寶，聖、經、師，缺一不可，聖就是古聖先賢、經就是聖賢踐行自己覺悟的實踐報告，如同《論語》就是孔子（551B.C.－479B.C.）對自己的覺悟「仁」的實習報告，師就是能夠引領你精神蛻變與成長的精神導師。跟隨教授學習的過程中，我不經意中發現，自己呼吸道痙攣的發病次數越來越少，從2012年以後就沒有病發過。但當時，我並沒有對身邊的人說起過這些，因為容易引發誤會。那時，我們國家還沒有開始高度提倡傳統文化，大多數人並沒有聽說過「陽明心學」。如果我說「心學」能治病，聽起來很像邪教一樣，太可怕了，而且，我學習心學的初衷本來也沒有奢望治病的。 

2012年的時候，我的身心基本恢復，這時候，我的老師就對我說：「你從這樣的的絕境裡走出來，這些走出來的經驗可以幫助更多的人。」我還與他開玩笑說：「您是要我到澤州公園門口擺塊紅布算命嗎？」後來，我的老師說：「現代社會幫助人，就應該有一種社會可以接受與認可的管道，這就是職業化。」所以，在老師的建議下，我於2012年考取了國家註冊的心理諮詢師資格證，2013年在晉城與道友范晨東共同發起「新民讀書會」來傳播陽明心學，同年組建晉城市心理諮詢專業指導委員會。2014年又裝修自家的一套院子開辦知行書院，並且在書院裡恢復古時書院的論學與講會傳統，並同時面向社會開展個體心理諮詢、團體心理諮詢等活動。那時候，我的老師陳復教授正在思考如何運用陽明心學進入心理諮詢領域來治療人心，並且與臺灣大學心理系黃光國教授在探討建構華人本土心理學的體系。對於心理學，我其實一直有些基礎，曾經在19歲的時候就已經閱讀過經典精神分析的一些書籍，在不斷接觸現行心理學領域後發現，這個領域的主流都是西方的內容，如精神分析、理情認知、行為療法、完型療法等，尤其是精神分析如今非常火熱。在陳復教授的影響下，我自己在做心理諮詢的時候，逐漸掙脫西方心理學的束縛，開始思考如何運用陽明心學內蘊的能量來療愈人心，通過個案的實踐證明，其療愈人心的效果十分顯著，但卻一直無法形成知識系統。這時候，我的老師陳復教授又把這些問題細化探討，陽明心學與現代心理學應該有怎樣的關係與對話？陽明心學內蘊的靈性能量如何能發展出知識系統，與目前的學術環境接軌？陽明心學的諮詢方式要避免走中醫「人亡而道衰」的老路，就要整合西方心理學，形成內蘊中華文化的華人本土心理學。在陳復教授與黃光國教授的論文辯論中，我看見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中國人擺脫了政治殖民、經濟殖民，但是沒有擺脫文化殖民。也許很多人會說：「我們這不是正在恢復中國文化嗎？我們在背誦經典，我們在穿漢服，我們在辦書院？」雖然經典還是原來的經典，可是我們學習經典的方式、理解的角度是否不自覺間已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產生扭曲？漢服還是漢服，卻成了COSPLAY，漢服有沒有呈現出康莊飽滿的人文風貌？書院還是書院，很多機構或主動配合學校與家長提高成績的欲望來運作，或是從數理化的知識訓練變成了國學的知識訓練，對於孩子的心性、靈性、智慧的養成究竟是否有益？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圖四、陳復教授 

現如今，世界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認知，影響力最大的，還是出自那位並沒有來過中國的馬克思‧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書寫的《儒教與道教》一書，這本書以基督教的視角解讀中國文化，把中國歷史上不同階段的人文現象拼湊出西方人想當然的對中國文化的認知，這種偏激的解讀，對我們國人認識自己的文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馮友蘭(1895－1990)寫給西方人看的《中國哲學簡史》對我們又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成長過程中的體制內教育，本身就來源於普魯士軍事化的模式，在這種教育體制中長大，對理解傳統文化又有怎樣的影響？有沒有對我們的視野產生窄化？有沒有對我們的思維模式產生固化？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思的。而心理學領域的流派，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西方心理學，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理學果真能解釋中國人的心理嗎？這些西方心理學果真是雷打不動、不可懷疑的真理嗎？為什麼西方人如此自信，自信擁有可以解釋我們中國人心理的權利，這背後，有沒有西方人認為西方文化具有啟蒙的意義，如同上帝一樣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意識呢？這些其實只是西方人以一種強勢文化的姿態解讀、認知我們傳統文化的方式。菲律賓的一位學者斐瑞（Berry）稱之為「強加式客位」，舉例來說就是把西方的漢堡包作為標準來衡量、評判中國的包子。如果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語言來詮釋、理解自己的文化，這叫做「主位式」研究，我們的包子就是包子，我們心裡都知道包子是什麼，不需要通過與漢堡包比較來形成認知包子的方式。就像中醫的穴位，通過西醫的解剖學證明沒有這樣的存在，但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穴位是毋庸置疑的存在。可是，漢堡包（代表的西方學術語言、學術規範、論文格式、研究方法）已經形成了公共知識，形成了國際標準，不與漢堡包做比較，我們如何能夠讓包子（我們的傳統文化）與國際學術接軌，中國文化會不會走入閉門造車的困境？中國文化的民間傳播者有沒有各說各話的問題，把各吹各的調說成是百家爭鳴，而忽略整個時代的背景，忽略既有的公共知識系統的現實，這是我自己常常反思自己的問題。而且「關起門來做皇帝」，這本來也不是傳統文化的風格，孟子（372B.C.－289B.C.）評價孔子是「聖之時者也」。陳復教授認為傳統文化具有與時更化的特質，意即面對不同的時空，核心不變，卻需要翻轉出不同的觀念與做法。從周公的制禮作樂到孔子的仁、再到孟子的至善、周敦頤的誠體、王陽明的良知，雖然每位聖賢所講的核心觀念是不一樣的，但所針對的議題，以及詮釋的角度，都是在針砭時弊後開出的藥方。那麼我該怎麼辦？這是我常常自問的問題，這或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圖五、孔子像 

前段時間，我看過關於江西一個書院的視頻，是關於國學教學的跟蹤研究，發現一些孩子早期參加國學教育，通過威逼利誘的方式背誦經典後，不但沒有給予這些孩子良好的成長，反倒令孩子產生難以消弭的成長陰影，甚至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曾參加過該國學教育的一個孩子長大後，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最不喜歡的就是背誦經典，因此現在基本聽到傳統文化就會升起厭煩的心理，這些現象真的令人痛心與警覺，傳播傳統文化究竟意味著什麼？相比之下，我個人更喜歡臺灣曾俊國老師創辦的道禾書院教育、史代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創辦的華德福(Waldorf)教育，這些教育體系的著重點是呵護人的靈性。我覺得呵護人的靈性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就像王陽明（1472－1529）在〈王陽明家訓〉中教育他的孩子王正憲時說：「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至於在很多實驗教育過程中有沒有用到經典，都不影響這些實驗教育的做法裡有著中國文化的內核。〈諭泰和楊茂〉中記載，王陽明在引導聾啞人楊茂的時候用筆談的方式問他：「你耳不能聽，口不能言，你可知是非嗎？」楊茂連連點頭，這就是心性的教育。如果用心性、靈性的角度詮釋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就接近它本來的意義，如果用成功學的角度來詮釋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就只是在迎合現代人的欲望，所以，傳統文化的根本不是有沒有講四書五經，而是在用何種角度來詮釋四書五經。而現代人的時代與四書五經形成的時代有巨大的差異，四書五經只有落實于現代生活，與社會生活接軌，轉化出解決生活問題的智慧，才不至於落入教條的困境。畢竟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與古代所面臨的問題有巨大的差異，例如：養老問題、拆遷中財產爭奪的問題、大齡剩女的問題、婚外戀的問題、家庭內性侵的問題、孩子自殺的問題、非婚生子女的教育問題。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化能給出怎樣的解決辦法？例如：因為工商業社會的來臨，很多青年，尤其是男孩子駐留大城市完成創業，導致很多城市男女比例失調，女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家裡催婚，甚至打罵，用孝道逼迫女兒快速結婚，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成為倫理霸淩的工具。這些問題都是古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在傳統文化中怎麼能轉換出解決問題的能量，而不是壓制、控制與道德綁架。如果傳統文化只是一種倫理的要求、邏輯的分析，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它與西方哲學、西方心理學有什麼區別？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與邊界是什麼？或者，他真的可以比西方心理學更值得學習嗎？如果我們不能抱著真誠的態度來面對這樣的問題，傳統文化就會發展成表面振振有詞，背後無力回天的局面。 

「心理學」這個名詞來源於日本，日本一位叫做西周（日語平假名：にしあまね，1829－1897）的人把英文「Psychology」翻譯成心理學，為什麼要翻譯成心理學呢？因為找不到和這個英文單詞對應的詞彙，於是把宋明理學家常談的「心」與「理」組合在一起，就成了「心理學」。當時，林徽因（1904－1955）就反對這樣的翻譯，說這種「Psychology」根本就不談心，只是談思維、談邏輯，所以實際上應該叫「腦理學」。「心理諮詢」（Psychological Counseling）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氛圍，學習西方成為「時代進步」的潮流。有關於心理諮詢的理論知識，則全部來源於西方心理學的輸入，以一種「普世性」的態度進入到中國知識份子的認知裡。西方心理學移植到非西方國家運用的過程中，遭遇越來越多的「異例」，在非西方國家產生了不適用、不恰當、不能解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所以，從90年代初，非西方國家都對於心理學不服水土的問題有著高度的重視，都認為心理學不能脫離本土的文化、價值、信念。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助理院長岳曉東曾表示，接受過心理諮詢培訓的人員有180萬，真正能從業的人員大概10萬左右，也就是說只有5%的人在從事心理諮詢工作。這樣的資料，不難反應出，西方心理學在中國大陸所遭遇的適應困難。西方心理學不但在非西方國家水土不服，就連在西方國家也出現問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Henrich、Heine&Noren-zayan(2010a,b,c)發表過一份報告，指出「從2003至2007年間，全世界頂尖期刊中所發表的心理學研究樣本，96%是取自西方（West）、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及民主（Democratic）的社會，這些人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2%。他們因此稱之為『怪異』（WIERD）樣本，這些人的心理特性其實是非常獨特的。」他們認為，他們自身的心理學對於整個歐洲都不具備普遍適用性，更別說全世界了，所以現在，在美國抗抑鬱藥物已經成為醫生開具的常用藥。西方心理學不能解決中國人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又沒有發展出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能量，或者說，雖然有一些效果，卻沒有形成完備的知識體系，不具備推廣性。

圖六、知行書院心學研習活動 

那中國文化到底有沒有這種能量，敢於在人心問題的第一線真槍實彈的來實戰？我覺得中國人不能只懷有愛國主義熱忱，只作中國文化的衛道士，而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實踐者與探索者。明朝由王艮（1483－1541）發展出的「泰州學派」就是直接對接真實的社會生活，與士農工商平民百姓展開深入的互動，從而產生對社會層面的深刻影響（百姓日用即道）。由此，當時出現如樵夫朱恕、吏胥李珠、瓦匠韓貞、農夫夏廷美、賣油翁陳真晟、網巾匠朱蘊奇等一批民間的學者，形成心學的民間學術團體，「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儒學從官學回歸平民生活。 

我們還看到，王陽明的弟子歐陽南野（1496－1554）說：「為官為學本非二事。」可以說，心學又有著「事上磨練」的特徵。在現代，我們看到美國心理學家卡巴金（Jon Kabat-Zinn，PhD）汲取中國的佛學文化，發展出正念療法（Mindfulness），並經由臨床實踐和文獻報告，驗證其對於精神官能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恐慌症、憂鬱症、強迫症、重大創傷後症候群和慢性疼痛的療愈作用。不僅如此，醫學研究還顯示，堅持某些類型的正念練習在改善心血管系統問題、提升免疫力、緩解疼痛（如神經性頭痛、腰痛等）等方面也有助益。這是西方心理學吸納佛學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德國心理學家海靈格（Hellinger，1924－2019）汲取中國道家的智慧，發展出家庭系統排列的療愈方法，風靡世界。2018年海靈格受邀在廣州開課，三天的學費一萬六千八，場場爆滿。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在生命的低谷期，通過閱讀呂洞賓（798－？）的《太乙金華宗旨》使得自己視野大開，發展出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而榮格的學生卡爾夫（D.Kaoff）受到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太極圖說的影響，發展出基於分析心理學意義的箱庭療法（沙盤療法，Sandspiel,sand play technique）。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證實了中國文化內蘊著巨大的療愈資源與能量。但是，這種西方人用刀叉吃中餐的方式，顯然與真正的中國文化還是有區別。那麼，如何發展我們中國文化脈絡下的心理學？這個發展要不要參照西方心理學的概念與框架？書院歷來是解決人心問題的場域，其靈魂在於開展涵養身心意義的論學與講會。我們傳承的經典本來就是論學記錄，《論語》、《朱子語類》、《陸九淵集》、《傳習錄》等類似這樣的古代典籍中，呈現出幾乎相當於現代心理諮詢對話的過程與內容。自孔子宣導私人講學以降，老師與學生綿密的討論生活現象、內心感受、學理思辨，由此所形成的論學團體，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恒常存在的人文現象。所以，「心理學」的概念無法含攝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學」並非西方學科劃分意義下的產物，而是內化在我們的傳統中，這種傳統本自具足心理學的資源與能量。西方的心理諮詢來自於天主教，通過「告解」或「懺悔」的過程，人內心的「原罪」被上帝寬恕與赦免，通過傾訴，人的壓力減輕，內疚和不安消退。在天主教中，告解室獨立空間的設置、神父對告解內容的保密、無條件專注的聆聽、神父與信徒一對一告解的關係以及一週一次的「告解」頻率，無不透露著天主教文化與西方現代心理諮詢之間的衍生關係。按德國哲學家奧斯維德·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提出的「文化衍生學」的觀點來看，西方的現代心理諮詢正是天主教的文化衍生。

圖七、榮格 

心理學是研究人的心理、解決人心問題的學問。在每一種文化體系裡，都有豐富巨量的關於研究人心的傳統與歷史，在沒有「心理學」的概念前，「如何解決人心問題」的學問就蘊涵在其文化系統裡。因此，文化先於「心理學」的概念而存在，「心理學」是文化的派生物，不同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心理學」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生活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們的生活結構是家族，現在我們的生活結構是家庭。以前家族所形成的成長環境，不論教育問題、就業、婚姻都有長輩、同族的陪伴與關心，還有在家族裡幾代人累積的家風，也許是家和萬事興、也許是謙虛、有禮貌、勤勞等，都會在家族內部形成一種向心力，彼此有著默契與同理心。但是，現在工商業社會、城鎮化發展，家庭為單位已經形成一種常態。在家庭內部發生的事情，不論是孩子的教育、還是夫妻情感、或是職業規劃都只是在封閉的三人空間裡消化。以前，孩子與父母發生矛盾，孩子可以跑到奶奶家裡，形成父母與孩子情緒上的緩衝，給予彼此反省與化解的時間與空間。現在家庭發生衝突與矛盾，孩子從家裡跑出來，能跑到哪裡去呢？大多數孩子只能去網吧。當孩子們長大後，出去上學，畢業後一個人在外地上班，藉由經濟的獨立完成個人的自由，與自己的家庭也開始脫鉤，這樣下去會醞釀孤立的心境。而現代老年人真正的問題不再是吃不飽，穿不暖，而是當孩子們長大後離開他們，他們就會出現生命意義的危機，就會產生為什麼而活的問題。所以，老年癡呆症的逐年攀升，背後的一個背景就是生命意義的危機，這都是這個時空裡的問題，是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實，也非常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意義治療學的大師傅朗克（Viktor Emil Frankl，1905－1997）曾經歷過納粹集中營三年囚禁的殘酷生活，並產生深刻而豐富的生命體驗。在集中營的生活中，他感受到即便是在極端的環境下生存，人也必須要有精神上的超越，也就是說人活著需要有活著的理由，需要有活著的信念，這是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生命課題。傅朗克對於苦難的體驗與王陽明在貴州龍場的經歷有著相似性，傅朗克的苦難經驗讓他體會到，人類存在的特質是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實現，人的特徵是「追求意義」不是「追求自己」。這種對待生命的態度與儒家文化裡的「天命觀」有很深的交集，傅朗克認為人需要為自己的良知負責，這種負責使得自己獲得自由，因此人也有責任活出自己生命的獨特意義。所以，傅朗克有句名言說：「即便在地獄裡，我也要開出小花。」

圖八、傅朗克 

陳復教授認為傅朗克的意義治療學與心學的核心議題有著高度關聯性，因為心學最根本的焦點就是關注著良知的有無。現代工商業社會機械與瑣碎的生活節奏，讓人們的生命處於無意義的危機下，呈現出普遍的焦慮情緒。傅朗克說：「現在的文明人常對靈性領域感到極為厭倦與不耐，不願意靜下來瞭解滋養自己的生命，這種內在荒涼的感覺正呈現著虛無主義（nihilism）的本質。如果討論到意識議題，就無法繞開良知，且良知就意味著責任。」傅朗克所追求的意義無法繞開良知，這使得傅朗克對於生命意義的理解既不局限於社會給出的主流價值，也不局限於一神論的宗教價值。意義治療學與陽明心學的共識就是要把握住良知（意即心體或自性），才能實現自己生命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天命）。2015年陳復教授正式提出「心學心理學」的概念，並認為分析心理學、意義治療學與心學心理學的核心地帶是交集的，這也是心理學可以真正跨越文化的出口。「心學心理學」同樣注重身心的修養，如何拔高自己的精神狀態，是一個有著中華傳統文化素養的心理諮詢師關注的重點。只有先做自己的心理諮詢師，才能接著做他人的心理諮詢師，這與心學所宣導的「內聖」與「外王」是相契合的。如何做自己的心理諮詢師，陳復教授認為這需要將儒家本來就有的工夫論作為心理諮詢師精神鍛煉的修養工夫，做修養工夫就是在涵養「心體」。《傳習錄》中記載王陽明說：「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諮詢師只有修養「心體」如明鏡，對於自身的情結觀看得細緻明晰，就不會埋設既有的成見與認知的盲點來預判案主，使得案主的問題能夠真實還原。 

2016年陳復教授組成發展與實踐「心學心理學」的團隊，並以晉城知行書院為試點，開展「華人心學智慧諮詢師培訓」，培養有學術和實操能力的諮詢師。經過三年多的努力，目前已經發展出一個三十人左右的團體。在心理諮詢實操的過程中，智慧諮詢不僅展開對西方心理學的過濾、梳理與吸收，而且把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療愈身心的辦法也納入其中，形成如書法治療、曼陀羅繪畫、心學夢境解析、良知導引術等療法。比如書法療愈，對於這個領域研究比較深的人是香港大學的高尚仁教授，他與上海第一醫院、北京回龍觀醫院將書法療愈進行臨床實踐，用現代的科技方法對療愈效果進行實證檢驗，從血壓、血糖、心臟、兒童行為矯正等等方面提供出資料的力證。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發現，書法家大多都長壽，這也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但是，書法療愈和練習書法還有不同之處，這裡面會有「心法」，如《二程遺書》中記載程顥（1032－1085）說：「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王陽明年譜》中則記載王陽明對這句話的感言：「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至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意即練字不是練字，而是練心。所以從療愈身心的角度，陳教授會鼓勵大家練習行書，而不是楷書或草書。楷書其實是一種官方正式文書，太過剛硬，而草書又是完全無視章法，在高度自我情緒的潑灑下才能寫出。所以只有行書是既不壓抑也不放縱，適合收攝身心的練習方式。 

根據我個人的諮詢工作經驗，很多當事人都有著長期服用精神類藥物、自殺、被診斷抑鬱的狀況，但都通過我的諮詢獲得療愈，其中有很多真實的個案。曾經有個高三的孩子，長期失眠，一進考場就暈倒，還割腕自殺一次，不得已休學，吃抗抑鬱藥半年。我給他做諮詢，四次後基本恢復正常，並且停藥，正常參加了高考。經過一次次的個案的實踐，一次次的確認，證明傳統文化內蘊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對於人心的療愈。周公時代，儒家面對商朝的鬼神觀展開回應與融合；孔孟時代，儒家面對道家的宇宙觀、人生觀展開回應與融合；到宋朝，儒家又面對佛教展開回應與融合，發展出理學；明朝的時候，王陽明面對被官方意識形態化的理學進行改革，闡發出心學。儒學長期以來，就是在面對社會與各種文化的衝擊，並翻轉出新的面貌，所以儒學是具有現代性的學問，是充滿活潑與創新的力量。到我們這個時代，五四運動後的全盤西化與全面反傳統形成「矯枉過正」的問題，使得西方文化深刻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已經一個多世紀，形成各種藏在經濟繁榮、軍事強大背後觸目驚心的倫理、道德問題，這都是我們作為一個儒者需要直接面對且不可回避的現實。這個群裡的每一位夥伴都令人珍惜，各位辛苦了！我今天的分享就暫時到這裡。目前，知行書院正在開展第三期的培訓工作，如果大家對心學心理學的議題感興趣，我可以推薦各位夥伴關注心學復興公眾號（nousology），大家可以關注與見證智慧諮詢的發展。 

圖九、陳復教授與智慧諮詢師課程學員合影

編輯|曲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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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辰   晉城知行書院院長，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兼執行長，晉城心理學會理事，晉城心理諮詢專業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心學特約專欄作家，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常年致力於心學的修習與心學教育，舉辦傳統文化與心理學講座數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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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學義理到現代整合

從傳統到當代  從東亞到歐美

從生命教育到心理諮詢

在觀念與實務探索中  展示生命完整性

呈現新世紀最精湛的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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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系經由臺灣心學知名學者陳復教授的宣導，由心學支持者共同設立，首任院長為劉莞博士，並由晉城知行書院山長張辰擔任副院長兼執行長。陳復教授在海峽兩岸推動心學教育二十餘年，無數青年學子因此受益，後由心學發展出心學心理學，並由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主辦智慧諮詢師系列演講課，著重邀請臺灣思源學派學者群擔任師資，由晉城知行書院承辦與晉城孔莊書院協辦。歡迎認同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的同仁關注公眾號和網站，加入我們的微信群，並惠賜相關議題稿件，我們將擇優發佈，來稿請寄郵箱该 Email 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