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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7/5
猶記得以前一句相當流行的話，「工人階級無祖國」，但只要聽到《國際歌》就能夠找到祖國，這讓我想起蘇東坡的「吾心安處是故鄉」，給你安全感的「祖國」是「吾心安處」，而「吾心安處」就是現在時髦理論裡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
不止問「我們是誰」，也問「誰是我們」？
“我們是誰？”
這本是撒母耳·亨廷頓一本書的書名，也是這次雜誌編輯的命題作文。 從我這個研究歷史的人聽來，這大概是要討論中國人的「來源」，我們的祖先是「誰」，我們身上流淌的是誰的血脈？ 不過，如果把這一問反過來說「誰是我們？ “也許意思就反轉過來，成了追問中國人的”認同“，就是什麼人可以成為”我們“，什麼人能夠被我們承認為同一文化傳統中人？
我曾經多次提到日本加藤週一的《雜種文化》，在普遍相信“萬世一系”的純粹歷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語言一致、文化一致的東瀛，他居然敢說，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過是“雜種”，很讓人肅然起敬。 倒是如今的中國人，對“雜種”似乎依然忌諱，儘管當年“古史辨”已經為重建歷史，瓦解了傳說時代的種種神話，但為了“崛起”時代的重拾自信，還是要證明自己文化“源遠流長”和民族“淵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害得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黃帝陵，一個“建立民族自豪感”，還得要級別夠高的官員出來，向原本子虛烏有的“先祖”焚香祭拜。
現在不止是炎帝、黃帝，還有女媧，也許將來這份越來越長的祭祀名單上，還得加上顓頊或者蚩尤。
從上游到下游：「我們」這個文化與族群的混融性儘管「起源傳說」很重要，每個傳統都會為新人講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訴他們“過去的故事”，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和誰“血濃於水”，我們會有哪些“同祖同宗”的夥伴。 但是，實際的傳統卻常常就像一條河，上游匯入百川，中游攜泥帶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養整個流域，甚或沖積成洲擴大疆土。 你在長江下游取一瓢飲，這一瓢水可能已匯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 前段時間，我曾應一家報紙的邀請，寫文章討論思想傳統，我就說，就算孔子韋編三絕學富五車，單靠儒家一脈單傳支撐不起文化中國這片天。 南朝人宗炳就說，周公、孔子兩位老人家沒出過國，沒有見過獨目三首、馬閑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沒有見過不灰之木、不熱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沒有見過西羌、鮮卑、林邑、庸蜀的異俗，“周孔之述，蓋於蠻觸之域”，怎麼可以說儒家就一家獨大地代表了中國傳統，它就是一脈單傳地來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經窮盡知識世界，後人只需要吃“現成飯”呢？
所以中國傳統裡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國的一個道教。 文化如此，族群亦如此。 現在的人對漢、唐有無限自豪，恰恰在漢、唐之間胡漢大混融。 “三十六國九十九姓”，隨著北魏南遷便成了“河南之民”，隨北周入關中便成了“京兆人”。 隋唐兩代的首都長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種」，據說城裡賣珠寶、耍雜藝、傳異教的波斯人就好幾十萬口。 說來也無奈，古代經典裏面雖然一再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 可事實上「中國」仍不免是「雜種」天下。 就說唐代罷，不要說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就連劉禹錫也是匈奴人種，元稹也是鮮卑後裔，更不要說當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來混沌，就算他們“僅就男系 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但經過通婚血緣已經雜糅胡漢，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他們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陳寅恪先生說得是。 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樣，經歷了種種異族藩鎮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錯從橫，經歷了各色民族首領先後執政的五代，宋代再強調華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統和風俗也還是草蛇灰線地潛入漢族中國，就連大書法家米芾，據說前世便是來自西域的外國人，偏偏他玩兒的是最中國的書法藝術。 和陳寅恪並稱二陳的另一歷史學家陳垣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說的是蒙元時期好多西域人漸漸融入中國，學了漢家文化，不過，那時也有好多漢人經過通婚與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國人的血脈。 反過來，蒙元並不長的一朝里，好多漢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們不光“辮髮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髻”穿了胡服，也不 “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可是，明朝之後是清朝，又一個不是漢族人的天下。
歷史還需加上現實：對於“我們”的認同與歸屬從何而來無法查遍每個人的血統，也無法檢驗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確知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樓蘭美人的基因，有沒有匈奴、鮮卑、高麗甚至羅馬（想想甘肅那個羅馬軍團的傳說）的血緣。 也許，當我們追問“誰是我們”的時候，倒可以不必過度追尋血緣，“認同”的基礎在文化，錢穆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更是一個文化。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話看上去突兀，細細想卻有趣，或許這一方面是夫子對諸夏過於自信，或許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把國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 其實就是儒家也承認，如果禮樂遵從中國，那個地方就是中國，如果風俗全是蠻夷，那麼即使地方在中國，也只是蠻夷而已。 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猶記得以前一句相當流行的話，「工人階級無祖國」，但只要聽到《國際歌》就能夠找到祖國，這讓我想起蘇東坡的「吾心安處是故鄉」，給你安全感的「祖國」是「吾心安處」，而「吾心安處」就是現在時髦理論裡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
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有三個要素，首先，你得承認這些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 其次，你要承認這些人現在與「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種差異，更重要的是文化差異; 最後，這些人相信彼此共用一些價值，相信將來要走一個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這條道路上會同舟共濟。 這裡說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三個面向，所以僅僅靠共同的歷史淵源以及共同的膚色、語言、風俗，並不能簡單地提供認同與歸屬，正如駱家輝效忠美利堅，蓮舫服務於日本，而同樣說漢語的海峽兩岸，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樣，“認同”並不僅僅依賴於外在的族群特徵，而依賴於什麼可以是他們共同信賴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 這種文化與制度是否能夠使他們安心，恐怕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種讓他們安心的東西，一方面是歷史，通過無數時代，糾糾纏纏地湊到一起，形成深入內心的文化，一方面是現實，經由種種觀察，反覆比較后成為共識，鑄成普遍依賴的制度。 可麻煩的是，除了漢語、孔子之外，僅僅依賴炎帝或者黃帝祭祀？ 僅僅靠春節的舞獅和聯歡？ 僅僅憑著念誦兩句「學而時習之」或供上「天地君親師」？ “黃皮膚黑頭髮”的人們就自然歸屬到“炎黃子孫”來了嗎？ 我深感如今我們內心中那些“共同的”、“信賴的”基礎並不堅固。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姓社和姓資的兩大陣營冷戰結束後，曾看到“文明的衝突”，而“文明的衝突”的核心就是“宗教”。 也許，他有西方立場或者什麼別的意圖，也許他是後冷戰時期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嘴”，不過他讓我們注意到，引起衝突的絕對信念和唯一信仰來自宗教，給人認同的巨大安慰與群體歸屬也來自宗教。 儘管他沿襲湯因比（Arnold J.Toynbee）把中國也看成是人類七大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強烈宗教性內核的中國文明，怎樣才能像具有強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蘭信仰內核的“西方文明”與“穆斯林文明”那樣，把各種各樣、分佈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個文化和制度的基礎上，使“他們”形成“我們”的親切感？
除了提供歷史上「我們」的「共同起源」，誰來提供「現實」中的安全感與親切感，讓我們覺得是「我們」，並且讓更多的人覺得，應當認同和歸屬「我們」？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這是一首曾經很流行的歌，裡面有一種漂泊感。 現在，有人用「離散」來形容這種悲涼，那麼什麼才能使人感到「歸來」的溫暖？ 古代中國常說“歸”，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園田居，少小離家老大歸，那個“歸”字裡，有說不完的意義，並不只是秋風鱸魚莼菜，要有“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那種溫暖的家，才能喚來“風雪夜歸人”，讓他們成為“我們”，所以“認同”換個說法可以叫“歸屬”。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需要問的倒是，什麼讓人安心，什麼讓這塊土地成為“家園”，什麼使人“歸來”，最終“他們”成為“我們”。
本文原載於《信睿》（2011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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