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要以史為鑑，怎麼以史為鑑呢？這其實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告訴大家的。不光是我們講給大家聽，使大家受教育，我們更應該為這個社會的發展提供史學動力。一個學科、一項學術工作從確定一個課題開始，進行複雜的長時間的研究，最後總要把它寫成文章、寫成書。任何一項學術研究工作都不能說課題研究結束以後就算結束，應該把出版這個環節納入進來。如果我們的學術成果不能跟公眾見面，也就是學術工作沒有盡到義務和責任。
具體到歷史研究如何走向大眾，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解答：一是歷史研究要“面向大眾”；二是歷史著作要力求“通俗化”。先說歷史研究要“面向大眾”。我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麼職業，處於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應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在西南聯大講授《國史大綱》，所撰講義開宗明義：“當相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歷史學者的工作任務，不應只限於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廣大的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再談歷史著作要力求“通俗化”。“面向大眾”與“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說起“通俗化”，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然而他撰著歷史還是在通俗化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他本人也曾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於古奧費解的字詞，都採用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敘述情節化，使之活現於讀者眼前，無愧于歷史家的大手筆，這些都是後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並不意味著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準。相反，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是對作者設立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我們的前輩學者在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顧頡剛，他在歷史學的通俗化方面所做的成績是眾所周知的。中國科學院有一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他們從成立以來，最早的所長和最有學問的專家，沒有一個人沒寫過小冊子，他們寫過很通俗的東西，看起來就是給中學生這個程度的讀者來讀的。
在這裡，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麼？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提升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後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來源：《人民日報》2015年06月09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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