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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3
對基督教和西方歷史瞭解的越多,我就越覺得,現代科學在西歐誕生和大發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僥倖。可以說,當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導社會,只要沒有戰爭或瘟疫等大的困擾,現代科學就一定會產生。因為基督教教導人們追求真相與真理,並無止境地深入思考。現代科學,實質就是基督教精神被用在處理有關自然世界的問題上,只此而已,並無特別。
羅馬帝國時代,皇權是社會主導,基督教還較弱小,不能主導社會。羅馬帝國滅亡後,野蠻人橫行西歐,又經歷了近千年的戰亂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沒有基本的發展條件。中世紀後期,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從來沒有直接掌握政治或軍事權力、也沒有覬覦過這些權力的基督教,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當時的西歐百廢待興,卻讓基督教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圖,在一張文明的白紙上畫出新圖畫。以此為起點,在基督教精神的帶領下,西歐爆炸式發展,把人類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見證了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工業革命、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為己任的現代科學,就是這場大發展的一部分。
《聖經》寫到,“神是愛”,“愛...只喜歡真理”。耶穌和他的門徒們,早在兩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相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歡愉地”共存[1]。中世紀的羅馬教廷繼承了這套思想,所以在面對被重新發現的古典理性主義時,明知它將在很多具體事務上挑戰教廷原來的觀點,還是非常自信地全面接受它,從此奠定了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根本合作關係。本質上講,那時的教廷維護了耶穌的精神,主動把對物質世界的解釋權,讓給了基督教科學家們。而後來歷代教廷和西歐教會,都堅持了這種原則性安排。於是,西歐的科學家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按科學的內在要求探索真理。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關係,教廷認為,“在信仰與理性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因為給予我們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個神,…神不會否認神,而真理也不能違反真理…因此,每項科學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學方法和倫理,就不會與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講,現代科學是基督教的孩子。科學的靈魂是一方面嚴格地要求與事實相符,另一方面永無窮盡地探求事實背後的規律、以及規律背後更深刻的規律。科學從基督教繼承了這樣的靈魂。類似地,科學也從基督教繼承了其他關鍵要素,比如對自然世界和人體的重視、機構組織原則等。從中世紀中後期到文藝復興後期,在大約五百年的時間裡,西歐科學處於嬰幼兒期,教會系統為科學界培養了幾乎所有重要人才,從羅吉爾·培根到牛頓。基督教也是科學的唯一“顧客”,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題目,比如,為了在正確的日期裡慶祝耶穌復活而探究曆法、因為《聖經》重點提及而研究天體如何運轉,等等。那時的絕大部分科學發現,就是為了回答《聖經》引發的問題,沒有其他用處。教會也是科學的唯一資助人,長期、穩定地在財務和物資上支援了這些科學家們的工作。教會還是科學的指導老師,為科學研究做品質把關,比如對“地心說”與“日心說”的仲裁。總之,基督教如父親一般的全面照管,使得新生的現代科學迅速成長。
就像所有的父子關係,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學快速成長、即將從基督教中獨立出來的時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各持己見。生活中,一個不知就裡的外人,看到父子之間的爭執和矛盾,可能誤以為他們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間的血濃於水。同理,我們在中國受教育的知識份子,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科學,卻被刻意遮罩了有關基督教的核心知識。大家只聽說過幾百年來一些西方人對宗教的片面評價,比如馬克思對基督教的抨擊,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對科學的養育和引領,所以很多人誤以為基督教與科學水火不容,那是大錯特錯了。科學與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現在科學成熟了、獨立了,但它們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科學發現、以及最前沿的科學家,依然集中在基督教文化圈。未來科學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學家們也面臨政治壓力或財富誘惑。為了保證科學精神得到貫徹,科學不被這些壓力和誘惑引向歧途,科學界的決策人,內心需要堅信科學精神。而他們的這種對原則的堅信,源頭還是神。
反觀中國,有些社會經驗的人都懂,“不要較真”、“不要想太多”。因為這樣做,在現實中行不通,做的人也會倒楣。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和奧妙,雖然說起來很複雜,其實生活中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細緻,所以我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整個國家層面的情況也類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話和真實沒有地位。兩千多年前,中國“大一統”格局的頂層設計者們,頭腦非常清晰和聰明,早就預測到這樣的制度結果。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戰亂不斷。孔子和他的追隨者們,厭惡眼前的亂世,急於探求出路,於是設計出了這套儒家社會藍圖。它的最高社會目標就是“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了要求天下人忠於一人一姓。儒家大師們那時就懂,這個制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結黨、或大膽思考。因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話,對一人一姓的“忠”就不會長久,社會也就沒有“治”,這個系統就會瓦解。之後的歷朝歷代,對此心領神會,所以從來沒有允許人們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也從來不承認“真實”的崇高地位。而沒有了思想和交流的自由、不崇尚真實,怎麼可能有現代科學?看清了中國文化的總體設計,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了。
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知道“李約瑟難題”,所以本文需要回應。在1930年代,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提出了學術問題,“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數量很少的一些西方漢學家,看中國的眼光與李約瑟相似,也認為這是個問題。他們的著作傳入中國後,這個原本極小範圍內的學術問題,在中國知識份子裡變得廣為人知。很多人跟風,也認為這是個沒有答案的“難題”。其實,如果丟掉對西方學人的盲目崇拜,很容易理解這件事的實質。
打個虛擬的比方,如果一位同情北朝鮮政權的西方學者疑問,“北朝鮮農民特別勤勞、能吃苦,在農業戰線上又有那麼多緊跟偉大領袖金主席的勞動模範,為什麼朝鮮還沒有成為農業強國呢?” 如果這個“西方學者的問題”傳到北朝鮮,它可能也會變成被社會矚目的“重大問題”。朝鮮大眾會覺得,“是啊!你看媒體裡美國農民多麼自私、懶散、目無領袖。我們朝鮮農民起早貪黑,鬥志昂揚,充滿奉獻精神。我們的農業怎麼還鬥不過美國!?”但在朝鮮以外,大多數人會覺得答案直截了當,“金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糧食,雖然農民們表面上極端積極,但是沒有動力真的好好幹活,所以朝鮮農業敗壞。朝鮮的媒體充斥謊言,造成老百姓集體性地無知、心態扭曲”。類似地,李約瑟、和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漢學家們,在西方社會裡屬於人數極少的極端派。中國的媒體和大眾心態,和朝鮮的大同小異。在這些人眼裡,李約瑟難題是個難題。但在看穿了儒家反真實、反思想自由本質的人眼裡,它的答案直截了當,根本就不是一個難題。
二零一八年九月於美國家中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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